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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所有的哲学问题其实也就是难题，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没有哪一种事物能够真的成为可以永远捍卫的。除此之外，我们甚至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哲学问题之间是会循环的。一个问题貌似解决了，但是转了一圈之后它又重新回来，仿佛有一个咒语在讲述这个问题的命运似的。最早发现这一点的应该是柏拉图。“柏拉图建立了一个政治退化的分析模型，其基本理由是：一种政治制度总有其缺点和弊病，除非遇到有如神助的特别幸运，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够对付得了它的先天缺陷，那些缺陷总有一天会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而导致政治改变。”
在柏拉图看来，假定人类有幸，政治从一个最好的政体开始，我们把它叫作贵族政体（实际上就是贤能政治，因为“贵族”这个词在当时指的是出身好、有智慧的人）。贵族政体是贤能政治，它的德性（virtue）是智慧，但即便如此，这个政体或制度也一定挡不住腐败、堕落的命运，再好的东西也会因为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点而堕落。于是，贵族政体堕落为荣誉政体。荣誉政体的德性是荣誉，大家都看重并追求荣誉。不过，荣誉政体也会进一步堕落，于是就变成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追求的是财富，而且它还会进一步堕落，于是就堕落为民主制。民主制在古希腊时期名声不太好，尤其是在苏格拉底被民主制处死以后，不像今天，民主制好像是一座灯塔。其实，民主制成为灯塔的历史很短，准确地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变成一个完全正面的词汇。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民主通常是个贬义词，意味着平庸和暴民。柏拉图说民主制的德性叫自由，不过古希腊时期的自由与今天的自由不太一样，那时的自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平等。民主制再进一步堕落，就变成了僭主制，也就是暴君制度，即专制。所以，不管怎么说，柏拉图还是认为民主好过专制，专制是最坏的。到了专制的时候，社会就退化到底了，就可能崩溃，陷入彻底的混乱和失序，而在天下大乱的时候，英雄就很可能再次出现，所谓“乱极必治”，于是社会就会回到贤能政治。当然，柏拉图的理由和论证或许并不充分，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柏拉图关于政治退化的分析包含着某种深刻的道理：当精神性的追求（比如荣誉）减弱了，物质性的追求（财富）就会被加强；而财富的追求往往促进对自由的追求。这似乎已经天才地预告了现代社会的产生逻辑”
。
所以，哲学问题之间会循环。我们不能固执地认为，某一个问题就是永恒的、最好的问题，或者说某一个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因为好的东西是需要条件的，而且是会堕落的。中国古话中也有类似的洞察，比如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这似乎是一个神秘的人类命运。事实上人类所有值得思考的问题都和这种堕落倾向有关，人类总是忍不住地由一个好的东西向次的东西堕落，等堕落到底的时候再力挽狂澜，然后再堕落，如此往复。
现代哲学在当代的表现其实离柏拉图所说的问题相差不远，尽管并不完全一样。在当代，自由、公正、平等、专制这几样东西，其实也是在循环的。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幸见证了这种实际的变化。我们说，现代西方一开始追求的最核心价值是自由，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宣传的依旧是自由，这一点通过一些好莱坞电影能够被反映出来。晚近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气候的变迁，美国才把自己引以为傲的自由世界改成民主世界。由此可见，这些问题都是在变化的。至于民主和平等，实际上，这二者是非常协调的一对政治哲学范畴。民主的核心观念就是平等，而非自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的主流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走向平等的社会，除了美国以外。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欧洲逐渐衰落而美国依然非常强劲。因为美国没有像欧洲那样施行需要承担巨大财政赤字的福利制度，所以它保持了强劲的生命力，而欧洲却老年化了。在不久前，平等仍然是最光辉的词汇，但是当欧洲的福利制度爆发危机后，人们突然发现，平等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因此现在的欧洲对平等乃至民主的质疑开始多起来。总之，我们会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是在循环的，不能简单而草率地判定哪样东西是好的、哪样东西是坏的，所有的好和坏都是相对于所要处理的问题和条件的，给定了问题和条件，才可能做出判断乃至解决问题。
针对哲学问题的这种循环性演变，维特根斯坦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问题不是被解决了；一些所谓的解决，不是说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而是说问题本身消失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问题实际上是由于语言的误用而造成的误解，哲学推理的目标就是消除这种误解，从而达到“一种完全的清晰性”，而一旦误解得到消除，也就意味着“哲学的问题应当完全地消失”
。也就是说，很多哲学问题最后不是找到了答案，而是问题本身消失了，哲学问题的消失就是对哲学问题的解决。我们虽然不必完全接纳维特根斯坦的看法，但它至少可以说明，有些问题是会消失的，杀死一个问题就是使一个问题消失，而这是需要有大天才的。如果借用刘慈欣小说《三体》中的词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杀死哲学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法就是对问题进行“降维攻击”。所谓“降维攻击”，就是用低维世界（比如二维世界）生物的生存方式向高维世界（比如三维世界）的生物发起攻击，由于高维世界的生物（比如人）无法在低维世界（比如蚂蚁生活的二维世界）里生存，所以就能够达到打击对方的目的。在商业领域有时就会发生降维攻击。比如在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去掉了传统商业模式的地域维度限制，从而导致大量的传统线下商企消失，这种打击就是降维攻击。那么，在哲学领域，降维攻击的高手是谁？我们说一个高手是尼采，因为尼采说“上帝死了”，从而对中世纪以来的宗教哲学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降维攻击。另外一个能够对哲学问题进行降维攻击的高手是福柯。尼采说“上帝死了”，福柯则证明“人也死了”，也就是“主体死了”。像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降维攻击。但还有些时候，某个哲学问题的消失不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杀死了，而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被废弃了。要想废弃一个问题，就需要超越这个问题，此时我们也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相反的“升维攻击”。所谓“升维攻击”，就是超越这个问题的循环而进入一个更高的维度，从而将原有问题废弃在低维世界里。这样的机会不多，而且一般也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够主动去做的。“降维攻击”可以是主动的，像尼采这种天才哲学家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想对哲学问题进行升维攻击，就一定需要世界的帮忙。也就是说，必须等到世界发生巨变，世界本身的存在论条件发生变化时，才有机会和可能进行升维攻击。所谓存在论上的变化，就是我们“存在”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存在”本身的改变。这样的改变绝不是社会学、政治学或伦理学上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只能算是移风易俗，虽然移风易俗的变化常常会遭到批判，人们往往会以遗老遗少的心情来反对这些变化，但是人们很快就会习惯于这些变化。所以，移风易俗的变化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变化。只有存在论上的变化才真正超越了这种移风易俗，超越了革命和变革，也超越了进度。只有世界的存在论条件的改变，才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才是真正的“大问题”。如今的我们正在经历这场变革。我们的历史正发生着巨大的断裂，我们的世界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转折和巨变，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世界的存在论条件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所有这些都表明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说，在人类五千多年的文明中，这样的历史性断裂总共就发生过两次，一次是人类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一次是人类从古代走向现代。而今，我们遇到的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历史性断裂。这既是我们之幸，也是我们之命。
那么，未来世界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真正的哲学前沿问题有哪些？在此，我们不妨进行大胆的预测。我们说，这些问题将可能分属于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政治哲学领域，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应如何处理政治的问题。既然随着人类的生存处境和世界的存在论条件的改变，人类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且在这样的时代里政治存在的单位由国家变成了世界，那么此时人类的政治应当怎么办，应当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人类所进入的时代还将是一个智能的时代，在智能的时代里，人类每天所能接触到的很可能只是机器人。人类当然会得到很多非常优质的服务，但同时也会失去很多原本美好的事物，比如爱情、友谊、家庭乃至希望，因为人不再需要与他人交往，机器产品已经满足了人的所有愿望，希望也就成为空无。人类或许真的能够由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即便人类会因此而变得绝对孤独。那么，在这样的智能社会里，政治会是什么样的，人类将如何面对政治问题？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会包含很多新问题的领域。另一个领域是科技哲学领域，它包含许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问题，比如科技伦理等问题。实际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现在已经在面对这些问题了，比如“克隆人”问题。当然，说未来世界的哲学问题将可能分属于这两个领域，并不等于说其他领域的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其他领域的问题很可能成为这两个领域的分支，比如说伦理学，伦理学的焦点将会随着政治哲学问题、科技哲学问题的发展而转变。因为只有时代和科技会提出真正的挑战，而其他挑战，比如同性恋等，实际上并不构成真正的挑战。因此，与未来兼容的前沿哲学问题也许会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大体可以进行如下总结：哲学问题不同于一般问题的关键之处在于，哲学问题往往与人类的生存处境相关，是由“生”而生出来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难题。“生”的主体当然是人，但当主体被遮蔽或被消解之后，哲学便需要对主体加以营救，“生”的主体便不再单纯地指人，而是指“生生不息”之人，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在”。《周易》之所以成为中国哲学中的“群经之首”，就是因为它是对“此在”之“在”的总体性关照，所谓“生生之谓易”即是。哲学问题既然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难题，那么就必然隐藏在生活中，是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我们如果放宽视野，在人类的总体性历史中考察这些哲学问题，那么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问题只有两种，或者说两大类：一种是那些永远在场的问题，即与人类的生存始终同在的问题；另一种是那些会在人类未来的生存中产生或出现的问题。只有这两种问题才真正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命运。哲学问题既然是与人的生存相关的难题，那么首先就需要每个人独自面对那巨大的存在，因为生存和生活本就是通过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展开的。人的生存当然是同他人共在的，因而需要和他人一起分享生活，但终究没有人能代替他人去生活。生活最终需要人们自己完成，哲学问题最终也由人们自己回答。这就决定了，哲学问题常常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哲学是没有一个普遍正确的答案的。每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哲学难题，也要根据自己的生活做出相应的回答。人们可以参照他人的生活，但最终需要由人们自己做出抉择。所以，存在主义才悲壮地指出，人在本质上就是自由的，选择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每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生活仍在继续，问题也仍将被思考。哲学问题的继承方式多种多样，但对人们的生活和哲学思想更有益的，还是继承问题以便继续思考问题，而非继承理论转而皓首穷经。哲学问题既然与人的生存相关，那么便会不断循环和再现，一个问题在这个时代消退了，会在另一个时代卷土重来。或者，卷土重来的与其说是哲学问题，不如说是生存境遇。人们常常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故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又云“读史使人明智”，但事实上，人类走不出历史，或许也走不出这种循环的命运。哲学问题是循环的，这就意味着真正解决一个哲学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哲学问题的归宿不是解决而是消失。人类只能在生活和生存中，要么废黜一个哲学问题，要么超越一个哲学问题，除此之外，很难对哲学问题有更多的解决办法。但无论是废黜还是超越，实际上都意味着生存的变革，都意味着把哲学问题留给“过去的时代”，进而把生活推向广阔的未来。
当然，以上对元哲学问题的考察并不意味着元哲学问题的全部，而只是就一些比较重要的且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元哲学问题做出的一般性考察。这种考察带有一丝方法论的意味，即在进行哲学探索之前，首先要对反思的前提进行批判和审查，这也是康德所谓的“清扫地基”的工作。总之，虽然这里开启的工作仍旧是初步的、试探性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有了对哲学问题的基本把握，而接下来的工作才是更具实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