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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怒江东岸钵卷山后的我军重炮开始向松山试射，炮弹直落日军西山阵地的前沿，射程逐次延伸，炮弹呼啸着掠过松山落在了勐梅河谷地。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郎听到爆炸声，判断是我军的“十五榴”重炮，随让传令兵竹内上等兵去通讯班战壕传令各阵地注意隐蔽。
担负松山主攻任务的，是第71军新编第28师。据该师副师长王治熙回忆：“6月1日晨，在炮火猛烈轰击掩护下，第82团（团长黄文徽）、第83团（团长董惠）及师直属部队在攀枝花和惠通桥附近两个渡河点，第84团（团长鲁岂愚）在三江口渡河点一举渡过怒江。”
新28师司令部参谋盛兆记得：新28师前锋第82团进至攀枝花渡口时，曾对部队作了战前动员。此时，惠通桥附近我东岸高地上的炮兵，开始对松山一线炮击。我进攻松山的兵力虽少，却有两个榴弹炮团
和第71军山炮营的支援。在百门火炮的震天响声中，大军开始渡江。十多条橡皮船来回运载，营长翁秀山率领第1营先过江，在对岸掩护后续部队。天上，第14航空队9架中型轰炸机轰鸣助战。虽然是6月天气，怒江的水依然寒冷彻骨。骡马全是泅水渡江，幸而未发生事故。至12时，第82团渡江完毕，随即向北面的松山方向攻击前进。
在以上两位亲历者的记述中，新28师是在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江的。但在师部参谋处任人事少尉附员的刘俊贤的记忆中，部队在前日（31日）下午五六点即在江边待渡，是乘着夜暗悄悄渡江的。次日（1日）拂晓，突袭日军西岸前沿据点滥坝寨，俘获了不少日军。副师长王治熙因曾留学日本会说日语
，遂亲自审问这些战俘，才发现这些人没有一个纯粹的日本人，基本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
第11集团军突然发动的左翼攻势，令日军立刻陷入被动。据日军战史：“此时，第56师团正几乎倾尽全力在腾冲方面与第20集团军激战。在龙陵以南，仅有安部大队（第146联队第1大队）在平戛附近与第76师之一部（前度担任策应攻击的加强团）交战。因此，第11集团军的攻势完全形成攻击第56师团防备之虚，战局骤然紧迫。”
据第71军军长钟彬记述：当军部率军预备队第84团渡过怒江推进至厥坝，以便指挥龙陵会战时，“有感于对松山方面作战通讯不灵，指挥不便，遂将松山之围攻，由新28师刘师长（刘又军）负其全责……”
副师长王治熙的回忆是，师部渡过怒江后驻白泥潭，师长刘又军即征得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的允许留在后方，而指令自己代理师长，全权指挥作战。王治熙随即组成前进指挥所，并到距松山南面的竹子坡约四五百米处视察地形和敌情。
据载，师长刘又军经批准留在后方，而指派王治熙代理指挥，是因为身体不佳请了病假。
仅从这一细节上，也令人感到第11集团军对松山日军表现出一种相当轻慢的态度。
较多的著述在谈到这一点时，都说是这与远征军对松山敌情缺乏了解有关。即，最初远征军估计松山仅有日军三四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炮一二门。“以为小小松山无足轻重，不攻亦能困死日军”。
因此，“第11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是避免对松山作正面的攻坚战，仅以两个团（第82团、第83团）的兵力，配以东岸强大的炮火，对松山作牵制性进攻。集团军主力（两个多军）则自左翼攀枝花、打黑渡等渡口过江，首先攻占平戛（今平达）、象达、镇安街，进而收复龙陵、芒市，截断松山敌军的补给线，欲迫使敌军主动撤出松山”。新28师参谋盛兆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盛兆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作战计划对松山敌军的主客观条件，都作了过低的估计”
。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人方知今（其父为第79军军长方靖中将）在其《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印纪实》一书中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56师团隔江对峙的两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宋希濂率第11集团军进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二阶段是陈诚任期内，主要是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无其他作为；第三阶段为卫立煌上任后，已经迫近反攻，只能积极加强战前准备。三个阶段的领导人各行其是，却有两个共同的疏漏：
第一，眼睁睁看着松山日军进行阵地工事建设，没有进行干扰；第二，对日军松山的防御措施没有进行充分的侦察。
在反攻准备阶段，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开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及一年后在昆明成立的“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均开设有谍报工作班，选拔当地青年，培养了一些情报骨干。后来，组成谍报小组，派遣到敌后搜集情报。然而，由于滇西群众长期以来对滇军龙云部队胡作非为印象恶劣，对远征军缺乏了解和信任，处于对立状态，工作很难开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事有如下几件：
1943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属谍报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腾冲以北的江苴街活动时，得到一位自称是教书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动帮助，提供了一个练习簿，详细记载着腾冲沦陷以来的详情，包括日军部队番号、兵力、装备及城内外工事位置、强度等重要内容。这是对腾冲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报，提供者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未留下姓名。
此外，时任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的李嘉祜，于远征军反攻前20天，向保山第六区行政公署呈报了一份《腾冲敌情报告书》，较详细地反映了日军在腾冲的军事、政治等情况，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龙陵县镇安街，一位原从事滇缅公路养护工作的爱国青年余在海，主动参加了第71军情报队，并发展几位好友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后来，还配合日军建立了镇安区公所，以这一合法身份掩护远征军情报组活动，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1943年端午节前后的一个深夜，根据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报，远征军第87师第259团第2营第6连杜伯章、屠伯豪游击组，在镇安街东北雷家寨附近伏击了日军一辆汽车，击毙日军7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及部分弹药、文件，在日军中引起很大震动。
1943年11月18日，由于叛徒张五九、汉奸张岁春等告密，余在海、张德周、赵金开、张小贵4人被日军龙陵行政班和宪兵队诱捕，在严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况下，以缴获到的一封密信为依据将4人杀害，割下人头用盐腌过，悬挂在镇安小学门口的照壁上示众。同时，还秘密杀害了他们的8位亲属。此事在当地影响较大，此后远征军利用当地群众搜集情报日益困难。
这件事在日方资料中也有披露。据品野实著述，在这次行动前，日军镇安街宪兵队和行政班曾捕获赵常国等5名远征军谍报员，其中2名为女谍报员。在严刑拷打下，两位19岁的姑娘始终没有招供，但日军宪兵军曹在其中一位姑娘的头发里搜到了装在竹节中密写的情报，内容为镇安街日军火炮、机枪、速射炮阵地部署及兵力、通讯设备等情况。后来，日军从汉奸口中得知，这两位姑娘曾进入昆明的远征军谍报培训班，经受过严格的训练，于是将她们送到了仰光的缅甸方面军宪兵司令部，在严刑拷打后枪杀。因为这2名外来的女谍报员的“良民证”，是由镇安区公所区长张德周、秘书余在海等所办，由此事先已产生怀疑。
另外，由滇西籍国民党军官朱嘉锡、常绍群领导的“龙潞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也获取了一些关于滇西日军的情报。
但总体而言，远征军对滇西日军情报工作是不尽如人意的。正如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对此期间敌我情报工作所作的比较：“我主敌客，理应我灵敌滞。事实上，我军战斗序列、军队部署、师长以上主官之姓名及性格等，敌人都调查得非常详尽，且又相当正确，我们对之不得不惊奇而敬佩。反观我军情报，且多为推测判断之词，良堪痛惜。”
笔者检索史料，未发现有关远征军对松山日军掌握情况的记述。据新28师参谋盛兆回忆，第11集团军曾对松山敌情多方进行侦察，但因松山日军戒备森严，只探知一些粗略迹象，而不了解其详细情况。
其实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当获取敌方情报不力时，那么就应该特别加强反情报能力，即保密工作。而远征军反攻两个月前被日军缴获密码本，却一直未更换；渡江前5天又被日军通过无线电侦听破译，完全摸清了作战部署，实在令人遗憾。与此可以作比较的是，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在正太路全线数百公里地域内，20多个团同时出击破袭日军交通线和重要据点，事先日军却毫无防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投入巨款方能恢复。”
第71军军长钟彬在战后所作的《龙陵会战史》总结中，道出了当时搞情报之难：“第71军驻保山，为了腾龙以至腊戍之情报，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赏征求不为功。虽两年余来，对敌军装备、工事位置、强度及敌军动态，尚能熟悉预知，但已至感运筹此种经费之苦。尤以谍报工作本身，因知识过低及技术未精，每为敌间所利用而不自知。”钟彬在这里道出了国军搞情报的最大特点和难处：得靠重金赎买，这笔经费很难筹措；同时，还免不了被“双料间谍”利用。他举了一个例子：据战后调查，龙陵北部三十多公里有个小勐柳乡，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师级情报单位，在那里布置了5部电台。但远征军想不到的是，日军在那里也秘密安置了一个情报组，同受那个乡的保长保护，简直就是敌我双方的一个情报交换所！这个保长两头得好处，自在地当起了“双料间谍”。钟彬为此感叹：“故敌对我远征军之行动及国军内容，颇为熟悉，此乃无可讳言之事实。”
方诚归纳远征军情报工作不利的原因，认为“敌军威迫我生活无依、缺乏爱国思想的同胞，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者，予以训练，给予优待，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我军情报。我军对情报，虽也重视，因待遇太低，通讯联络困难，实在难能如愿”
。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家最不了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价的地方。无论是钟彬、宋希濂还是卫立煌，他们在滇西战役中最不能释怀的战场，必然是他们在开战时才开始熟悉的松山。
依常理，第11集团军指挥3个军实施大兵团作战，只要区分出各军的作战区域即可。松山、龙陵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均为第71军担负的攻击区域。对两地的兵力部署，必定是由第71军最先拿出方案的，第11集团军不会越俎代庖。
果然，第71军军长钟彬后来在著述《龙陵会战史》曾披露了这个情况。当时第71军确实曾就两种方案进行过比较：
方案一：主力攻击松山，一部攻击龙陵。
有利因素是：交通较便利，补给容易；炮兵火力充分；与第20集团军可齐头并进；渡口准备容易，开始攻击时间可早；
不利因素是：企图容易暴露；必须先攻占高黎贡方向的红木树，才能保右翼安全；由南北夹攻松山，指挥不易，难收歼灭之效果。
方案二：主力攻击龙陵，一部攻击松山。
有利因素是：敌感受之痛苦大；可收歼灭战之效；可吸引腾冲方面之兵力，协助右翼第20集团军之攻击，成功胜算最大；有出敌不意之效果；
不利因素是：变更渡河地点，准备时间延长；补给绝对困难；围攻松山之部队，不能受军统一指挥；间隙突击，不利久战。
虽然比较了两种方案，但第71军并不能单独决定实施，因为其行动与其左翼第2军的作战还存在连锁性关系，即：如第2军先攻击平戛，再进攻象达、芒市，第71军就应先攻松山，再攻龙陵；如第71军先攻龙陵，则第2军宜先攻象达、芒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作战区域的紧密衔接。因为有这种关系，第71军将上述两种方案呈请第11集团军核定，最终宋希濂确定了先攻龙陵的方案。
这样，第71军在兵力部署上就做了如此安排：
以军主力第87师、第88师攻取龙陵，以新28师主力攻取松山；为了加强龙陵兵力，还把新28师的第84团拨给了第88师指挥。本来，第11集团军主力第71军中，战斗力较强的是87师和88师，也是宋希濂任第71军军长时的老部队，但被用在了龙陵方向；投入松山的部队，是战斗力较弱的新28师的两个团。
新28师是由原新29师合并而成的，这两师原来都属于原第66军。说起来又要扯出一段旧事：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新28师在腊戍与日军一触即溃；新29师奉命前往增援阻敌，以确保远征军的补给线，但是未站稳脚跟也被日军打垮，两师分散溃退回怒江东岸。战后，第11集团军宋希濂召开缅甸战役检讨会议，最后建议军委会，将第66军军长张轸、新28师师长刘伯龙撤职，将新29师师长马维骥撤职查办，同时撤销第66军和新29师番号，将两师残部合成一个新28师，划归第71军指挥。宋希濂也以这一正当理由扩充了个人实力。
新28师虽然划归了第71军建制，毕竟是一个收养的“孤儿”，再加上“败军”的名声，难免处处受歧视。反攻一开始，就被分散使用，后来也是在各师“打补丁”。
对第71军的这些情况，就连日军情报部门都摸得很清楚。第36师曾在战场上缴获到一份日军第56师团文件
，内中对第71军各师有如此评价：“第88师为第71军著名部队，在兵团正面敌人中堪与第9师（属第2军）比肩”；“第87师与第88师略有同等战力”；“新28师在缅甸作战时，在第66军几受歼灭的大打击而败走”，言外之意自然是轻视。
“死去”的原第66军，唯有一事值得欣慰：其所属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在仁安羌击退日军，解了被围困的英军之危，尔后基本全身而退撤到了印度。在这颗“种子”上生长出的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如今在军长孙立人指挥下正在缅北孟拱河谷势如破竹地扫荡日军第18师团残部。
部队不可无荣誉感，败军尤其需要机会洗刷耻辱。此刻，担负松山攻击任务的新28师官兵摩拳擦掌，决心誓报当年缅甸战场的一箭之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