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

那个不幸的“意外事件”，终于让中国远征军感到了痛苦。

这天上午，在保山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大发雷霆。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后来这样回忆：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了10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8点多钟，美军G2部（情报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担任策应性攻击。但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56师团主力近万人 全部集中在了腾冲方向的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泄密事件在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卫立煌甚至怀疑重庆统帅部打入了日军高级间谍。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团直到1969年才被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撰的公刊战史揭开：

北方的腾越方面和南方的龙陵方面，两个方面的中国远征军究竟是同时进攻而来，还是以不同的反攻时机攻来？这直接影响着师团的作战指导。因此，对企图各个击破绝对优势之敌的第56师团来说，必须先彻底掌握敌情。

当时，第56师团根据芒市机关（监听破译中方通讯的机构）的积极活动，努力监听云南方面中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特别是从其通讯系统的增减、移动或通讯联络次数的变化，通讯量的增减等，判断中国军队的动向。但能够破译出的电文仅占大约三分之一。然而，1944年2月中旬，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因浓雾迷航，在腾冲迫降。当时捕获中国少校军官一名，并缴获了新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人员编制表。

据日军战史记，“此后，破译密码颇为容易，对作战指导亦大有裨益。收报范围已远达昆明、重庆”。“第56师团之所以能出色地进行内线作战，固然与师团官兵对战场地形了如指掌有关，但从破译密码上亦获益匪浅”。

反攻作战时，远征军老兵林峰被分配在第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协助参谋长成刚少将工作。林峰虽然只是个上尉书记官，但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军印都由他保管着，“总司令的军印叫做关防，参谋长的叫钦记。我负责起草文书，由参谋长审阅后，我再盖章，交给收发处发往各军、师部”。第11集团军收发的文件，大多都要经由林峰的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

林峰记得，反攻开始后，电令骤然多了起来，无线电密码本频繁更换，谨防通讯被日军破译。尽管这样，中国远征军的无线电通讯还是被设在芒市的日军电台截获、破译，日军准确判断出中国军队的部署，集中近万名兵力防守高黎贡山，给第20集团军造成巨大伤亡，开战仅一周就伤亡数千人。

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的作战方案必须改变，原本助攻的第11集团军必须真正出击了。

令人欣慰的是，重庆统帅部此时也提出了发动左翼攻势的想法。当然，他们尚不知道日军已掌握我反攻计划的事，而是根据滇西、缅北战事进展所作出的判断。当日，军令部长徐永昌致参谋总长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电报称：

“我远征军出击部队（第53军、第54军及第76师、第88师、新39师之各一加强团）自本月11日开始强渡怒江以来，进展顺利，已先后攻占马面关、桥头、红木树、平戛等据点，并围攻斋公房、大塘子等地。又我驻印军一部（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配合美军支队复于18日迂回至密支那，占领密支那机场，并随即以运输机、滑翔机运输增援部队在该机场降落。此际我远征军主力似应乘机渡河，扩张战果，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处置：令第71军（欠1个师）向龙陵攻击；第2军（欠新33师又1个团）以主力向芒市攻击，截断后方联络线，一部协力第71军攻击龙陵”。

蒋介石批示：“照办。” qy2XHns4OYvWR2O8SDQaf1xxOp8cwcQfNWcZMGo3t5bN50YY6pr2HvjzfEksCTV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