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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
这个类似商业合同的文件，是为了让中华民国政府履行自己的承诺：反攻滇西。
今天看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还要与别人签一纸协议来约束自己践诺，对当时领导全国抗战的民国政府来说，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然而，对于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参战前曾独立抗击日军侵略长达4年的中国来说，这个协议确实事出有因。
如前所述，自从日军夺占松山控制滇西后，滇缅公路被切断，失去外援的中国抗战形势面临严重困境，而东南亚局势也日趋恶化。1942年7月19日，为打通中印陆路交通线，确保中国战场，获得向日本本土发动最后攻势所需要的基地，史迪威中将拟订了一个代号“安纳吉姆”（Anakim）的反攻缅甸作战计划，中国统帅部补充后予以批准。这个计划包括两个规模宏大的战略构想：即在印度组建X军（中国驻印军），以收复缅北为目的；在云南组建Y军（中国远征军），以收复滇西为目的，战争同时进行，最终X军与Y军会师，贯通中印公路，全面收复缅甸。同时，计划还规定英军应承担登陆仰光、从南路夹击日军的配合作战任务。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X军与Y军相继组建整训，着手反攻准备。美国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希望Y军——中国远征军尽早渡过怒江，向怒江以西日军发起反攻，尽快打通滇缅公路。但直到1944年初，蒋介石一直按兵不动。
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自有他的考虑。自美英参战后，蒋介石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已经抗击日本7年多，消耗了大量国力，现在该保存一些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消耗性的硬仗，还是由你们美英为主来打。具体到反攻滇缅战事，还有几个现实因素影响到其决心：首先是英国方面对反攻缅甸计划态度冷淡，一直不履行其应承担的配合作战义务，最后干脆拒绝了从海路进攻的任务。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被日军占领，英国人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染指其势力范围的；即便不得已请中国参战，也是处处提防、百般掣肘。“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于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
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之所以惨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英国方面延误战机和战场不合作所致。有此前车之鉴，蒋介石对英国缺乏信任感，怕重蹈覆辙。其次，美国承诺的“租借法案”
物资每月1万吨空运量（并提供500架战斗机）一直不能按计划兑现，
缺乏物资保障的“穷仗”，蒋介石实在是打怕了。再次，蒋介石已经通过陈纳德第14航空队的空中侦察等渠道获得了一些情报，日军可能正酝酿在华中、华南发起大规模进攻，
此刻全力投入反攻滇缅有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基于以上考虑，他一再犹豫，把反攻的时间拖了又拖。
作为对美方的妥协手段，蒋介石给了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行动的全权。因反攻计划迟迟无法落实而焦躁的史迪威，早在1943年10月，即指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军长郑洞国，辖孙立人新38师及廖耀湘新22师）及美军5307支队（一支由3000名曾参加太平洋诸岛作战的美国志愿军人组成的暂编团，美方战史以其任务代号称之“加拉哈特”，因指挥官为梅利尔准将亦称“梅利尔劫掠者”）率先从印度雷多向缅北新平洋日军发起反攻，经过一连串艰苦卓绝的丛林作战，已打通胡康河谷并继续挺进孟拱河谷。
1944年3月8日，为牵制中国驻印军的反攻，日本缅甸方面军第15军以3个师团的重兵突然发动对印度东部英帕尔（Imphal，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首府）、科希马（Kohima）地区的进攻，企图进袭印度的加尔各答，控制恒河河口。
英军措手不及，几天内被日军击溃了3个师。他们调集部队增援的同时，紧急向中国方面求援，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反攻滇西日军以减轻印缅战场压力。英军知道，若让日军得手，就有可能进而破坏美国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空军基地，彻底切断对中国的空中运输线（即“驼峰航线”）。
面对日军在印度的进攻，史迪威决心尽快解决缅北的日军第18师团，故在孟拱河谷激战正酣之际，又指挥“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由从中国驻印军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与美军5307支队混编而成）于5月17日飞兵奇袭缅北重镇密支那。倘若攻占了密支那，不但能有效牵制日军对印度的攻势，且能将输油管延伸到该地，从印度飞来的美军飞机就可以避开危险的“驼峰航线”，大大降低飞行高度，在密支那临时着陆加油后再飞昆明。在中印公路尚未贯通的情况下，这将大大增加战争物资的空运量。
史迪威将军要攻取密支那，也必须得到中国远征军从滇西方向的配合，不然滇西日军就有可能被抽调到缅北增援——事实上，正因为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的反攻牵制，致使5月18日日军第56师团将第33军的命令打了折扣，仅让第56步兵团长（日军三单位制师团设置的指挥三个步兵联队的指挥官，军衔为少将，相当于旅团长级）水上源藏
少将（陆士23期）带了象征性的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从而使驻印军取得密支那作战的胜利，绝望的水上源藏在伊洛瓦底江边农他隆东岸一棵树下用手枪自杀。
这位水上少将，1940年9月至1943年6月期间，曾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10师团第110联队任联队长。“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中国人几乎妇孺皆知。1941年9月，他指挥第110联队包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杨成武部，在狼牙山指挥战斗、最后逼迫葛振林等5人跳崖的正是此人。
此外，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他所指挥的第110联队也是主力。
到了异国仍死在中国人手里，也算是一份“天缘”。
在密支那，史迪威将军一面指挥部队进攻，一面迭次电告美国陆军部，请求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施加“来自最高一级的压力”，敦促他马上行动。
1944年4月4日，蒋介石终于接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
……当激战正在缅甸西部和阿拉干（Arakan，又译作若开）海岸进行时，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怒江流入缅甸后的名称，西方人亦泛指整个怒江）前线仍然平静无事，结果是日军得以转用第56师团的一部分来对付史迪威向孟拱河谷的突击和远程突击部队在缅甸北部的威胁。我不能想象阁下获得美国装备的Y部队不能前进以抗击实力业已空虚的日军第56师团。在我看来，阁下的第71军不再延迟立即进军占领腾冲、龙陵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萨尔温江上与阁下对峙的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师团。阁下向西进军必然成功。
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阁下的Y部队。如果不使用他们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最勤奋和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我希望阁下立刻采取行动。
面对这个“最后通牒”，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潜台词：如果再不出动中国远征军，美国将停止运送援华物资。而史迪威曾给他的暗示是，美国有可能提供援助给愿意反攻的共产党八路军，
甚至龙云的云南地方武装。
这时候，有一位中国女性也跟美国人一样为此焦急郁闷，这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远征军美军顾问团团长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准将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披露：1944年春，中国的军事首脑，包括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其他军委会委员们，因不了解出动滇西远征军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好处，仍然拒绝出击，坐看有利时机流逝，急坏了了解军事、比她的“老学究”丈夫（Confucian Minded Husband）高明多了的夫人。她答应尽力帮助史迪威，在一次会议上她甚至说如果她给她的“达令”生一个儿子，她就能对他无限地施以压力。她说很多事并非自己不做，而是自己只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在天天开中美联席会议期间，宋美龄习惯于不分昼夜，随时把多恩将军叫到官邸去。有一次凌晨两点钟又叫他去，多恩以为要告诉他蒋准备出动的好消息，但宋美龄只是诉苦……宋平常不喝酒，有一次她竟然在一小时内喝了5大份。
4月10日，罗斯福总统的威胁有了实质性的动作。这天，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少将奉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指示，告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建议将分配给中国远征军4个月份的空运分配额734吨物资，转移给美军第14航空队。”再者，已拟定计划“取消向中国航空公司贷给飞机的合同，并收回迄今已交付的飞机”。
这无疑是美国对不肯开始反攻的蒋介石采取的最强硬的手段。
此时，除了中缅印战场的角逐外，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各个战区都捷报频传：在太平洋上，美军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进攻，正逐步实施“越岛作战”战略；在苏联，红军已对德军全面反攻，正大踏步向前推进；在欧洲，意大利已经投降，盟军正计划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已经秘密制订了诺曼底登陆计划——“霸王行动”。原来的登陆计划也是准备在1944年5月11日实施，只是后来由于海上气候过于恶劣，才推迟到了那个著名的“D日”——6月6日。
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情况却格外沉闷。在各战场遭受挫折的日本军队，此时急需打一场胜仗来挽回低迷的士气，他们选中了蒋介石这个“软柿子”。4月17日夜，以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9月后冈村宁次大将继任）的“中国派遣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在东线战场的进攻，作战企图为打通整个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为此，日本动员了“中国派遣军”、朝鲜军和关东军可调用的约51万兵力
，发动了这次被认为是“赌上国家命运”的大战。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面对日军的进攻，河南战场上蒋鼎文、汤恩伯指挥的第一战区国军几乎一触即溃，至4、5月间，日军已夺取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这个时候，作为“大国统帅”的蒋介石面临着抗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发生的战事蒋介石并不太关心，他所知道的是，接下来的东线战事必须硬着头皮继续打，而反攻滇西也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不但要失去美国的一切援助，还将面临着政治上的孤立，甚至被西方大国抛弃。倘若因此让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借机成了气候，那将是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来最彻底的失败。
无奈之下，蒋介石立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4月14日
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19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向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达了作战指导方案。
于是，1944年的中国分别被敌军日本人和盟军美国人“逼”着投入了两线作战，有了东线（豫湘桂）、西线（滇西）两个战场。东线战场一如既往地在抵抗和败退中“消耗”日军，而西线战场则是持续的进攻作战，虽说艰苦卓绝，但毕竟开了收复失地之先河。战后，国民党方面对此的评价是“得不偿失”——西线之胜利，远远不抵东线之损失；而这都是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马歇尔——造的孽。
但是，这个说法显然建立在一个未经历史检验的假设性前提之上：西线不打，东线就一定能胜吗？毕竟，西线之胜是“现货”，而东线的前途是“期货”。
如今，当那段历史渐行渐远，我们审视的目光里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判断呢？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转折点”的战役。如果硬要找个“近似的转折点”的话，1944年的滇西反攻作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在松山战役中，中国军队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日军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歼灭成建制日军联队的纪录。自攻克松山后，国军在西线的攻击作战连连得手；3个月后，东线国军也开始转入反攻，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
笔者以为，假如没有西线战场的胜利，抗战后期的中国正面战场不但乏善可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言的全民族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也将无从算起。若是如此，当日本投降的那一刻，我们是否有底气认为，在这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仅靠“苦撑”和把日军“拖住”就赢得了战胜国地位？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年生人，安徽合肥人氏，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农家，1912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兵营入伍，1917年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任警卫。以行伍出身，凭着战场业绩递升为国民党军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
之一。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这位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卫立煌，是一个不多见的“异数”，被人称做“嫡系中的杂牌”，意思是部队属中央军系统，但个人出身没有什么优势。长期以来，他形成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和处世方式：中央实力派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
1937年10月，卫立煌奉蒋介石命令率基本部队第14集团军驰援山西。“山西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卫立煌能打仗，将指挥作战的全权交给了他，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与担负后方袭扰任务的八路军紧密配合，打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大会战，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留下深刻印象。此期间，周恩来多次与其会面谈话，对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38年2月，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团结抗战甚力。1938年4月，卫立煌还借到洛阳开会之际绕道访问了延安，受到高规格的隆重欢迎，毛泽东对其坚持抗战给予褒奖，朱德称其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到西安后，卫立煌马上予以回报，让手下拨付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牛肉罐头180箱。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就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八路军办事处。
1939年1月，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兼任河南省主席，次年又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虽然权高位重，仍与共产党、八路军私下往来密切。1941年3月，蒋介石电召卫立煌赴重庆述职，对其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立煌对此不服，一气之下，请长假到峨眉山休息。不久，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自指挥的战事一败涂地，令蒋介石大为愤怒。
1942年1月，因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兼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军统掌握了卫立煌通共的证据
，蒋介石以追究中条山战役失利之责为由免去其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这一虚职。在此期间，我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准备入缅作战。蒋原有意改任卫立煌为司令长官，也因此事影响而未能到任。后由第5军军长杜聿明代理，罗卓英继任（杜聿明兼任副司令长官）；而卫立煌则被幽禁在四川成都。
中国远征军重组之初，史迪威接受了宋子文的举荐，向蒋介石建议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来任司令长官。
史迪威在合作中感到，陈诚是个强有力的“能人”，对其评价颇高。此前担负怒江防务之责的第11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心里很抵触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认为给自己这个集团军充实装备、加强炮兵和空军支援就能担负反攻任务，上面再设一层指挥机构就意味着自己的地位被降格，因此对陈诚把手从湖北伸到云南，在两地兼任战区司令的揽权之举一肚子意见。他说，陈诚是看中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想借以充实个人的“土木系”
实力，并非真心想来打仗。
到任不久，陈诚就对远征军中蒋介石嫡系军官的指挥颇感掣肘。以宋希濂为代表的这些“黄马褂”（黄埔系）和“陆帽子”（陆大毕业者），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遇事常越级上奏，颇难指挥。不久，陈诚因在人事迁调问题处理不周，被担负滇越边境对日防务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顶撞，气得胃病发作吐了血，仅就任半年就辞职回重庆养病了。
但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陈诚去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跟史迪威关系过于密切，使蒋介石产生了戒心。
另据载，在获知史迪威的用人意向时，何应钦不愿看到后起的实力派陈诚再占风光，曾提议由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担任，立刻遭到蒋介石斥责：“什么！你拿严峻的局势开玩笑？在这种危机里你还要玩政治？”刘峙在国军高级将领中素有“长腿将军”之喻，抗战初期京汉线的全线溃败而逃就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此君之杰作；而其能一贯保持位高权重的秘诀，蒋介石私下里曾对宋美龄讲过——“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
可见，蒋介石是深知临阵点将与平日封官的区别的，遗憾的是，往常晃动在眼前的一片金星关键时刻掰着手指也数不出闪光的几个。作为“中国通”的史迪威看得出来，远征军司令长官这副担子，是“必须取得成功的职务”，否则这个人此前建立的地位也就完了。
思量再三，蒋介石仍决心重新起用卫立煌。主要考虑是：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责任重大，一时难觅合适人选；加之监视卫立煌已近两年，对其言行表现尚感满意，在滇缅与美英军合作，不会再接触共产党，似可放心。
卫立煌对这些情形心知肚明，但能为国家民族出力、建立个人功业，自是卫立煌这样的传统军人无法拒绝的。重获机会后的卫立煌，为避嫌而屏退原先追随其左右的旧幕僚，轻车简从走马赴任。
卫立煌为将的性格特点是大义为重、敢作敢为、宽宏大量、不拘小节。宣誓就任后，他首先和蒋介石一贯监视着的云南省地方实力派龙云（云南省主席兼军委会昆明行营主任）接洽，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取得龙的谅解，应允对其远征军大力支援接济。来到保山，他又注意密切联系地方各族群众，并逐一拜访了怒江东岸的少数民族土司。当地共有土司十几个，在当地势力很大，握有地方上人力、物力和经济力量，对粮食供应的潜力尤其大，对搜集情报也有优势。到任后，卫立煌首先将司令长官部从楚雄前推到保山，并在离怒江前线70公里的马王屯设立前敌指挥部。同时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卫立煌召集远征军师以上军官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多年以来，卫立煌一直善于团结不同系统的队伍，对下谦和宽厚，气量大，能容人。针对军中的派系矛盾问题，再三向将领们申明：他是来打仗的，以消灭日寇为当前唯一的中心工作，没有任何扩张个人势力的意图，绝不介入不利于抗日的任何活动；希望将领们以救国大义为重，捐弃私见，积极投入反攻作战准备。
反攻前，卫立煌所有的工作都围绕三件大事进行：一是继续与龙云保持友谊，用实际行动说明他是来打日寇的，使十几万军队有足够的粮秣；二是密切与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军顾问组的关系，取得美国充足武器弹药的供应和其他军事配合；三是整训部队，激励士气。
在作战准备上，卫立煌最为重视军事训练和教育。
远征军的教育是以昆明的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含大理分团——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开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和印度蓝姆伽（Ramgarh）训练营的教育为基础的，前者训练远征军部队副团长以下营、连、排级干部，后者训练军、师、团级干部，训练时间均为6周。训练方法根据各个兵种的情况决定。占主要地位的步兵训练班，都是以两周为兵器训练，使受训者熟悉兵器性能并善于分解结合；以两周为射击训练，使受训者能使用各种兵器发扬火力；以两周为战术训练，通过沙盘教育和班排连的实兵指挥，使受训者了解如何确实掌握运用兵力以发挥战斗效能。这两个训练机构的教官多数是美国军官。在此基础上，卫立煌又进一步令各军部都成立了干训团，师部成立军士训练班，毕业后为师团营连的教育骨干，使远征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实现一元化。卫立煌时常亲自到各部队视察教育进度，去时轻车简从，常常亲自驾车，将所属6个军的16个师都巡视过一遍。
蒋介石让卫立煌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史迪威表示赞同。这个自20世纪30年代即在北京担任美国武官的“中国通”，对中国所有的重要将领的历史事迹都作了记录并作评语，卫立煌指挥的忻口会战曾给当时担任美军观察员的他留下深刻印象。史迪威当时对卫立煌的作战能力很是信任，将其称为“常胜将军”，美国的《时代》杂志1937年11月即以这一评价对卫立煌做了隆重报道。
而在美军顾问组长多恩准将眼里，卫立煌这位中国“虎将”是老牌资历、新派作风，的确显示出不同于其他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素质，令他深感敬佩。如，卫立煌到任后不久就请求美军提供由航拍照片拼接的怒江战区地图，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地图测绘精度很差，用于指挥作战经常出问题。多恩没想到一个行伍出身的中国高级将领居然了解这一先进技术，马上欣然允诺，两个星期后就把拍摄制作好的地图送了过来。另外，卫立煌还请美军顾问在远征军行动路线上严格把握制空权，要特别注意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攻击，并提出了在我反攻后美军出动轰炸机群对缅甸境内的日军机场进行预先破坏的设想，这些都令多恩深感惊奇，答应遵办。
这一切，都奠定了滇西反攻胜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