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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军在战争中开设随军“慰安所”的行径，为全世界所谴责。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他当时负责在上海开设了最早的日军慰安所，后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被广泛推广。据他辩解，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为减少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暴行。 但事实证明，强征占领区妇女充当日军泄欲工具的做法，使得这一丑恶行径合法化，不但没有减少日军的强奸犯罪，反倒纵容整个日本军队都成了无耻的野兽。

日军实施慰安所制度，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秘密推行的。使这一罪恶为全世界公众所了解的，正是松山战役结束时美军照相兵拍摄的俘获日军慰安妇的新闻照片。当时，在松山共有14名慰安妇幸存，朝鲜籍妇女为9人。其中一名叫朴永心（花名“若春”）的朝鲜慰安妇，2000年曾在关于“二战”日本政府性奴隶制度罪行的国际民间法庭活动中作证，并于2003年重访松山在日军慰安所现场指证。

1942年5月，日军进占松山不久，就曾从缅甸悄悄带来了三四个女人，骗她们说是当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3个女人有丈夫，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慰安券）。日军强迫这几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当时日军拉孟守备队达3000多人，三四名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1942年阴历八月，日军乘腊勐街赶集的机会，包围了街子，把十几个当地年轻妇女捉住进行强奸，然后拉进了慰安所成为慰安妇。在这些妇女中，有一个叫李连春的姑娘，是当地白泥塘村人，直到2003年还健在。她后来成为滇西地区敢于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唯一的慰安妇。1998年，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等人曾对时年76岁的李连春进行详细的采访。

李连春说：“我原名叫李要弟，属鼠。我原是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下海箩寨人。1942年，我18岁，日军占领了我的家乡。8月的一天，我背了一篮蔬菜到腊勐街去卖，想买点盐巴回家。刚到街上，就看见来了一队日军在街头街尾架起了机枪，将街子包围了。日本人见人就打，男人被拉去当夫，女人就在街上光天化日下被糟蹋了。最后，我和十几个年轻妇女，统统被拉到了日本兵营（松山大垭口）前面的慰安所里。

“初到慰安所，换上了日本和服，天天挨打挨骂，强迫我们进行‘实习’练习，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别人的面，让日本人肆意地侮辱。日本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禽兽不如。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一次，一名日军士兵在奸污她时，疯狂地咬伤了她的左肩，当时鲜血直流，后来化脓，留下了伤疤。

在拉孟日军慰安所一年半的时间里，性格倔强的李连春天天都在盘算着逃跑的事。后来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在一个放牛人的帮助下，她化装逃出了松山，时间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半年。

1942年8月20日，日军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朝鲜慰安妇到达仰光，共703人（另有约100名日本女人）。她们每20～30人被分为一组，分属不同的慰安所，以抽签的方式被派往日军在滇缅各驻屯地。

在1942年6月日军第113联队占领松山之初，“（第56）师团在电话中询问这里是否需要慰安妇”，但是被联队本部参谋吉原正俊独断地拒绝，说他们“绝不接受任何妇女”。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最初也很支持这一原则，他对士兵训示“生命中最大的慰安来自于完成职责的喜悦”。起初，军官们决定“不在拉孟建造，是因为拉孟是前线，如果盟军使用远程炮，这些慰安所就会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据点之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建造慰安所”。因此，士兵可以被允许去步兵第1大队驻扎的松山西南十多公里的镇安街，那里有一个“从本地居民中招募的慰安所”，是由军队的“合作者”建造的。

据松井秀治1957年在其回忆录《波乱回顾》中记述：

……接下来必须要为年轻士兵们考虑的，就是慰安所的事情。上司们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末就说过这样的话，将士们也提出过请求。拉孟是最前沿的阵地，若敌人有远程大炮的话，此地将处于射程范围之内，且阵地以外没有开设所需的场地，所以最初决定不进行设置，允许士兵们到镇安街去。但这样不方便，故未能持续很长时间。其间，士兵们强烈请求在拉孟开设慰安所。选址，只能无奈地在纪念碑高地和里山之间开辟出一方平地来，由各部队分派作业人员承担建筑两栋房子的任务。作业人员非常努力，仅用数日时间就建成了拉孟最气派的建筑。

品野实在著述中披露，日军在松山大垭口建起的慰安所为两栋房子，位置在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与里山阵地之间的空地上。 据资料，日军在构筑松山阵地时，战壕的支柱和顶棚所用的松木是从滚龙坡阵地南面的山谷里运上山来的，建慰安所时应该是同样的情况。建成的慰安所是两座狭长平房，里面以苇席（草帘）分成十几个小隔间，每间内放置一张矮床。

1942年底，10个朝鲜姑娘被送至松山，这是松山日军慰安所的第一批正式慰安妇。日军骗她们是招来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以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尽管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流尽了眼泪，还是被强迫着进行“实习”训练后送来了。1943年初，又送来5名被称为“邦人”的日本妇女和5名朝鲜姑娘。最早送来的10个朝鲜姑娘，则换去了龙陵，与由第3大队驻扎地的慰安妇互换，换来的仍是10个朝鲜姑娘，共计20名。 换到龙陵的朝鲜慰安妇中，有一名叫雅子的在松山生了小孩，由第2大队军医大尉池田文字雄接生，并取名“猛雄”。 当时，松山、龙陵、腾冲各处的慰安妇经常互相交换，据说是应日本士兵要求，为了让他们保持“新鲜感”。

据西野琉美子叙述：

一名叫尹庆爱的朝鲜慰安妇被带到这里时被威胁道：“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要忘了这是为天皇陛下尽忠，谁不听话，就砍她的头！”

而另一名朝鲜慰安妇朴永心被带到腊勐是在中国军队反攻开始之前。到了休息日，戴着表示休假之红臂章的日本兵，是以一个慰安妇要应付二三十名士兵的比例前来的。朴永心被逼做“慰安妇”已有4年，但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自己所处的境遇，羞辱和自暴自弃混杂的感情在她内心深处碰撞。想活下去，除了放弃感情，忍受此种生活，别无选择。

松山大漆树村老人杨家运，当年曾被日军抓去干杂活。2001年8月25日，曾向历史学者、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教授介绍说：

……腊勐乡这边的慰安所，有两座房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妇女，周围有篱笆围着，屋子用石灰刷过，是这一带比较好的房子。每个妇女一小间，一张铺，一间房屋不超过6平方米；床是木床，由日本士兵做的，战后我们进去瞧过。我看过3个朝鲜慰安妇去赶街，穿着短袖短裙，很漂亮的。慰安所里也有满洲姑娘。她们都穿着高跟鞋，一般年龄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之间。这里3个月换“警兵”，即抓当地民夫，用来站岗放哨做杂活。

在日本方面的官私记录中，通常会提到从朝鲜和日本本土招募的慰安妇，却很少提及松山日军在当地强迫本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关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当时的日本军方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最初，日军认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激发反抗意识，对实施占领统治不利，因此尽量以征召朝鲜、中国台湾这些殖民地及本国慰安妇为主；后来，这个看法开始改变。

在战后远东审判案的备用资料中，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能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唤起士兵的必胜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够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份文件产生于日本战力走向低落之际，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军部曾下达命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1997年4月13日，龙陵县白塔村一位叫张芹□（略去一字）的老人向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证实：1942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7月6日）被日军第113联队抓入龙陵慰安所，那一天日军同时轮奸了她和她的母亲，并残忍地杀死了她的奶奶和其他两个被轮奸的姑娘。她说，她在慰安所里曾听到日军行政班要龙陵县“维持会”交600个“花姑娘”慰劳皇军。当时“维持会”的人找日军台湾籍翻译白炳璜求情，说：“龙陵县小，没有这么多姑娘，而且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到哪里找人啊。”但不久，慰安所里就陆续抓来了十几个姑娘，听口音都是本地人。

但是，与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不同的是，被强抓来沦为军妓的当地妇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当日军厌倦后，就剃光她们的头发后释放，表示以后不必再来。这些妇女顶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回家后，村里的人甚至家里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从此无脸见人。当地人称之她们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这种深深的耻辱感让这些女性终生保持沉默。松山战后曾参与战场调查工作的老兵洪绍坤，曾告诫经常去松山做战地田野调查的戈叔亚：到松山，凡是看到60岁左右的老妇，千万不要向她们询问战争的事。“就是问，她们也不会说的。”

当时，日军拉孟慰安所有两个男主管，有领班、门卫、役夫。慰安妇分为两组。平日日军凭票进入慰安所。由师团卫生队的高桥实军医中尉、户田寅彦军医少尉，联队部的清岛长典军医少尉和卫生兵鸟饲久一等兵、吉武伊三郎伍长等人每星期来给慰安妇检查身体，为患有淋病的慰安妇注射针剂治疗，让日军放心奸淫。 /7ICysw6a5NszNoVkPvLKvyqUIs/Wy3Pw4c55Vhj6482CuzhoPBXTB4yb1vCaH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