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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提出发动左翼反攻的设想后，却遭到美军方面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后勤方面无力支援中国远征军5个军（12个师）的全面攻势。自19日开始，何应钦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部函来电往，何迭次恳请史迪威尽快拨发至少20架运输机到位，而美军总部副参谋长本杰明·费理斯（Benjamin Ferris）准将一面答复正在办理，一面敦促左翼远征军9个师迅速行动，此时美方“讨价还价”味道极浓。
其实，远征军最初仅从右翼反攻的作战计划，很大程度也是在征求了美军联络部的意见后决定的。据美军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军事顾问团》的解释，“放弃拟定始终以小规模、保持高度机动性的诸多部队进行作战的设想，而逐渐改为力攻日军阵地的设想，被认为这是从过于加重后勤负担而考虑的”。当时，保障远征军作战补给的第27空运中队仅有13架C—47运输机，在不能指望第14航空队出动大批飞机的情况下，空军部队认为支援远在100英里前方的庞大远征军困难重重，出现了不满情绪。
然而，史迪威中将却坚决支持卫立煌的方案。
在任驻华武官时期，史迪威曾称赞指挥过忻口战役的卫立煌是中国最能干的战区司令，性格积极进取。几年不见，他对卫立煌接替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起初有点疑虑：“Y军需要一个有冲劲的推动者”
，言外之意是怀疑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人，此印象可能来自卫立煌被幽闭四川时的一度消沉。如今卫立煌左右两路出击的计划，显然打消了他的疑虑。
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被分在驻菲律宾美军部队服役，任陆军中尉。1911年11月首次途经中国，逗留17天，目睹了中国的辛亥革命。1920年至1923年，史迪威作为语言军官被美国陆军部派到中国学习中文。其间，他以志愿者身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担任总工程师帮助中国修建山西汾阳至军渡段公路，以解除该地区的严重饥荒，这仿佛是在为他后来领导修建中印公路作铺垫。1926年至1929年担任根据庚子议定书驻扎在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少校营长（当时马歇尔为该团中校团附），对当时中国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有深刻观察。1935年至1939年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武官，见证了日本分离华北及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情形。在此期间他到中国各处游历观察，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军队状况的了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作为职业军人的史迪威，是美国陆军杰出的指挥军官和步兵战术家，与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等人一样，他渴望在为美国利益的服务中成就个人功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他提供了机会，在赏识他的老朋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
的举荐下，1942年他被美国陆军部任命为中缅印战区（CBI）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3年又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总司令。正如艾森豪威尔之于欧洲战场、麦克阿瑟之于太平洋战场，史迪威将建功立业的平台定位于中缅印战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让美国意识到这个战场的重要性：首先将中国军队装备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用这支军队切断日军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最后，再整训一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收复中国大陆，加入太平洋联盟，以中国大陆为跳板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他坚信，他要打通的中印公路最终将通向东京。这个宏大的计划，被称为“史迪威梦想”。
最初，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是相信这一点的，因此全力支持他的构想和努力，给了他巨大的权力，尤其是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的管理权；只是无法给他派出最紧缺的美军部队。史迪威欲实现理想，只能从中国要兵力和指挥权，同时与英国谋求战场合作。然而，这个最需要政治斡旋能力的工作，恰恰是他不擅长的。他憎恨英国这个老殖民帝国主义的自私自利，更痛恨蒋介石一味索要美国援助却保存实力、无所作为。而蒋介石和英国人则反感他的粗鲁跋扈和政治上的幼稚，他两头不讨好。以才能和个性而论，史迪威最适合做一员带兵打仗的战将，蒋介石却希望他安心待在重庆做一个纸上谈兵的幕僚长，最好一门心思去跟美国催要租借法案物资，其他不必操心。对此，洞若观火而使命感极强的史迪威岂愿任人摆布。于是，这个曾任美国陆军战术教官和步兵第7师师长的三星中将，几乎将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消耗在吵架和扯皮上，在作战方面只投入了百分之十。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这个瘦削单薄、左眼失明、年届六旬的老头扛着卡宾枪，率领一百多名部属和医护人员，14天里徒步行军140英里逃到了印度。
几乎是到达印度的那一刻，他就开始谋划洗雪败战之耻的反攻计划。1942年日军悍然进攻菲律宾，麦克阿瑟指挥美菲部队抵抗失败，奉命撤离的时候曾留下豪言：“我还要回来！”史迪威的个人意志和胜利信念毫不亚于他。到达印度后，史迪威在新德里向记者坦言：“我们挨了一顿狠揍。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在蒋介石迟迟不愿意下令远征军反攻时，他率领驻印军先干了起来，其推进速度、战斗效能曾让蒋介石惊讶不已。
与史迪威曾有矛盾、素以忠厚著称的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对史迪威作中肯评价：“……应当承认，他（史迪威）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
给远征军和驻印军新装备的是他，监督将军饷发到每个士兵手中的是他，
蓝姆伽训练营也是他组织领导的，干这些真正的军事工作，他比任何一个中国将军都强。虽然因为对中国军队战斗效能冀望过高，指挥方面有时被一些中国将领指责为鲁莽和冒险，但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大错。
美国人打仗讲的是实力，在雄厚物质基础上用技术和训练解决问题，所谓兵法谋略放在其次。中国和英国的不少高官都批评他作为一个中将司令官却在长达半年时间里钻在丛林里指挥战斗，嘲笑他是“美国陆军最佳三星级连长”、他在缅甸打的是“排级战”，
但这正是他有意而为——蒋介石曾以其经验反复告诫史迪威：中国军队只有三倍兵力于日军，才能打防御；五倍兵力于日军，才能勉强进攻。
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待在那里无所作为——好了，既然你们都不相信一支由壮丁拼凑起来的杂牌部队能打败日军精锐师团，那么就请见识一下建立在科学治军训练与充足物资保障基础上的美式中国“新军”，到底能发挥出何种效能。在他看来，把中国的营、连、排投入战斗并使之获胜，要比在其他地方的会议上争论他们的价值重要得多。
正是这种深入基层的实干作风，使得史迪威这个“老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及立足现实推进变革的热情，赢得了不少国人的惊奇和感动。他对于中国军队指挥将领和底层官兵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他认为，出身贫苦农家的中国青年天生就具备成为全世界最优秀士兵的潜质，所需要的只是英明军官的正确指导和激励；而混到将领的高级军官们，则大多蜕变为精于盘算的“投资商”。
当时中国军队的普遍现实是：如果一仗打下来一个师的兵员减少到一个团而不能马上获得补充，那么这个师长就成了团长。这种“亏本”的仗谁还会冒险去打？但是，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保存实力会导致丢官，这些将领又会以粗劣的指挥驱使大量兵员做无谓牺牲。“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会仅仅因为最称职而升官，他还必须要有后台。”对此他的结论是：“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打得粉碎。”
在很多人看来，他这种想法无疑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在美国史迪威素有“醋乔”（意为脾气大、别扭）的绰号，他对中国高级将领惯有的患得患失、敷衍推诿、厚此薄彼、“吃空额”
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直言批评，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以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更是让很多中国士兵惊奇。他对吃苦耐劳、知恩图报、服从上级的中国士兵评价很高，将他们称作“我的孩子们”，而士兵们则亲昵地称他为“乔大叔”。在缅北反攻战场，每当战事处于紧张时刻，只要“乔大叔”瘦削精悍的身影出现在阵地上，就会引起士兵们热烈的欢呼，部队的士气就会更加高涨起来，再艰难的任务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完成。
正是在缅北战场上一个接一个的胜仗中，中国官兵渐渐获得了令自己也惊讶的信心：抗战以来的中国战场上何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这是让史迪威最欣慰而自豪的事。
但史迪威最终被罗斯福总统召回了，因为他触碰到了蒋介石容忍他的心理底线。他发现“不理想”中国的总根源都来自蒋介石，出于对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的绝望，他认为要使中国对美国战略有用的话，就必须将这个“花生米”
换掉，或者让其靠边站。
从一个军人的职责而言，史迪威显然是严重“越位”了；但他发现，唯有如此自己才能真正实现来中国的“使命”。就直觉、秉性和信念来说，他本无心、无力于政治，事实上他连反对他的不少美国人都摆不平
，却深深地蹚进了中国政治的浑水。
一度，罗斯福站在了史迪威一边，帮着他向蒋介石索要指挥中国全部陆军的兵权，因为有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胜利业绩证明，史迪威确实有能力将中国军队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在松山战役结束10天后的9月19日，在马歇尔运作下，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居高临下、措辞强烈的电报，要求蒋不要借口东线战局吃紧欲将远征军从滇西调回；
同时委派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罗斯福要求史迪威将此电报亲呈蒋介石。此前，在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已在研究罗斯福的要求，考虑给史迪威安一个“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的名头。但史迪威这时以其急躁、刻薄的性格弱点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不顾美国总统的政治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少将建议由自己向蒋介石意译电文的劝阻，直接把电报原文当着蒋介石的面交给了中方翻译。
这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撕碎了一个大国元首应有的“体面”。蒋介石被深深的羞辱感激怒了，他认为罗斯福的电报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史迪威要是拿到这个权力，就意味着自己将失掉江山，这次他铁了心：史迪威必须走人，哪怕因此会失去美国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是成全一个美国将军的理想，还是稳住一个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尚有重要作用的国家？罗斯福是政治家，在蒋介石毫不妥协的坚持下，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一次连一贯支持史迪威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爱莫能助。加之此时美军已在太平洋上夺占了战略据点塞班岛、提尼安、关岛，从那里起飞的B—29远程轰炸机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
；一年前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也允诺苏联打败德国后6个月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利用中国大陆做反攻基地的“史迪威梦想”价值似乎不大了。于是，一个军人被出卖了。“两年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
1946年11月13日，回国仅两年，这个拥有“钢铁意志”的军人即郁郁而终，死于肝癌。也许当他扛着步枪行进在缅北丛林时癌细胞已在肆虐，但真正能放倒他的却是政治，癌细胞不过是落井下石。虽然1944年8月罗斯福授予了其四星上将的最高军衔，但当权力和责任落空后，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安慰，真正的军人是以结结实实的功绩而满足的，这种安慰反倒像是讽刺。离开重庆前，他拒绝了蒋介石授予他的青天白日勋章
，仅带走了在战场上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和用以锻炼身体的哑铃。当听到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时，他通过多恩将军向卫立煌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而当蒋介石将新开通的中印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消息传来，远在太平洋那边的他对这份荣誉感到“悲欣交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评说诸葛亮的诗句似乎对史迪威也是合适的。他当得起“鞠躬尽瘁”这个词。他为了谁？主观上当然是为了美国利益，为了他个人的勋业，但只要是了解这段历史、并讲良心的中国人，得承认他的努力客观上帮助了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帮中国人找到了作为胜利者的尊严。
就在松山战役期间，史迪威经过与蒋介石反复交涉后，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联手，于7月、8月两度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实现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接触，积极谋求合作的可能。倘若他实现了那个曾经的闪念：用美式武器装备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打击日军，也许中国后来的历史乃至世界格局都会改写。但当时的现实证明，那个闪念连个梦想都算不上。前来延安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及外交情报官员中，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的不少，但是他们都改变不了美国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在离开中国时写给朱德的告别信中，史迪威表示由于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而“非常失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几个月，病体沉重的史迪威拜访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恳求他不要为了蒋介石而干预中国的事务，他说“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闻听已卸任的老朋友马歇尔将奉命去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他在1946年4月6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评论说“马歇尔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甚至在信中提及国共在东北的纷争时率性直言：“我心里痒痒地想丢下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并肩扛枪。”
——当然，这只是出于对蒋介石不满而作的情绪化表达，也不能当作史迪威真实的政治态度。
对美国而言，以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为肇始，此后的“多米诺效应”是继续错误扶持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所信任”的“垂死的反民主的政府”
，最终失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招致几年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格局中的强大对手。而此前被很多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史迪威，终于被发现是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先知者。
1971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访问新中国的“破冰之旅”之际，台湾国民党当局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史迪威事件》
一书，本是发泄对美国“背信弃义”的不满，却再次给这个已死去25载的老兵大泼污水。至今，台湾国民党方面提起这个美国老兵仍没有什么好话。而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门努力下，重庆市政府将当年嘉陵江边的史迪威寓所老房子修葺一新，建立了一所“史迪威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这位老兵的生平事迹。虽然中国共产党昔日并没有得到过这个美国老兵“现实”的好处，但情感道义上的理解支持也应该铭记——这似乎是新时代中国应有的胸怀和气度。
事实上，在国共两党与美国关系几十载恩怨情仇这个大背景下，基于某种被放大了民族自尊心，两岸的中国人都很难对史迪威在中国所作出的努力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人们容易把他看作美国对华政治的某种符号，而忽略其作为一个个体的内心情怀。习惯于在历史进程中将个人作用置于“螺丝钉”地位的国人，对于西方人普遍看重的“英雄史观”，必定有不理解之处。
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20集团军继续向高黎贡山纵深攻击，第11集团军所属部队则沿怒江东岸向预定渡河点秘密运动。为迷惑日军，我军还实施了佯动，使敌难以摸清我主攻方向。在松山至怒江坝新成一线，我军不断实施大张旗鼓的渡江动作，金光惠次郎派刚刚进驻松山才一个多月的野炮第7中队，以30匹马牵引一门“十榴”火炮离开横股阵地北进出击，在松山北面临时修筑的简易道路上折腾得疲惫不堪而无所收获。25日，隶属第71军的新28师一部约二三百人，携迫击炮出现在松山北部10公里处，金光又派出小股兵力在勐梅河与怒江汇流处的红土山（日军称高桥山）阻击，我军稍与敌接战即撤回江东。上述行动在我军战史中未见记述，但战后活下来的日军野炮第7中队小队长木下昌巳、步兵机枪第1中队上等兵早见正则均留下了回忆。
据日军战史，日军第56师团已料到远征军不久将由滇缅公路方面发起新的攻势，其芒市机关也在尽力监听着远征军通讯。后来，芒市机关根据远征军通讯量增大，判断远征军即将自拉孟（含）以南地区发动新的攻势，但师团未及时采取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