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5月中旬，正值雨季到来直前。
一进雨季，怒江随即展宽，喜马拉雅山的洪水汇成怒涛，浊水注满大峡谷，卷动着旋涡直泻而下。因而此时开始大战役，的确困难重重，怒江即是一大障碍。怒江流经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穿开一条深谷，江面虽不甚宽（旱季约80米，雨季300～400米），但水深流急，水温极低。两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撤退过怒江时，主动破坏了江上原有的两座桥（惠通桥和惠人桥），两年来怒江上再无桥梁。
即日，期待已久的滇西大反攻，终于开始了。
这是个月明之夜。深邃的怒江峡谷景色在月光映照下颇为壮观，伫立东岸高台，极目俯视如银练般深水静流的怒江，令人不由为之惊叹。
中国远征军各反攻部队自东岸悄然下至深谷，来到奔腾的怒江边。午夜时分，在17名美国工兵顾问监导下，远征军工兵部队利用帆布船、竹筏和小木船，在怒江旋滚的激流中，开始渡送首批渡江部队。
在当时的西方媒体上，报道中国开始反攻的标志性新闻图片，就是远征军士兵操桨划着船筏渡越怒江的情景。中国远征军欲实施反攻，第一要务是渡越怒江。
早在1943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就命令成立怒江渡河工程处。以长官部交通指挥官傅克军兼任处长，以独立工兵第35营为基干（该营营长为张祖武，就是在1942年5月4日及时爆破惠通桥的执行者），并雇用民工，专门负责制造渡河器材。到1944年5月反攻前，共造好可运载一个排兵力的大木船和运载一个班兵力的竹筏子数百只。这些船筏都停放在怒江东岸各个渡口，每一船筏都雇有当地船工操桨。
1944年3月间，经过中美双方协调，决定改用美制渡河器材来装备远征军工兵部队。为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特地在下关成立了一个工兵集训处，以傅克军兼任处长，下辖教育、器材、总务3个组。当时，教育组副组长为从陆军工兵学校调来的渡河教官周鑫。据他回忆，这个处成立后，并没有真正负起训练工兵的责任，只是负责调集部队、协调车辆运送到怒江各渡口，由美军负责进行训练。
美军的渡河器材是一种前圆后方的帆布船，由十二个隔离的尼龙气囊组成（部分气囊破损船仍能保持一定浮力，不致沉没），用一块长方形的胶合板作底部垫板，一次能运载武装战士一个班（12人）。其优点是轻便，使用时吹起胀开即可，不用时放气后折叠装入背囊，一个人可以背走。但是垫板太大，长1.8米，宽1.1米，不能折叠，搬运时要占用一个人。共发给393个帆布船，每个军工兵营平均27个，可一次渡越9个排的兵力。
训练是在大理漾濞江进行的，由美军顾问亲自训练战士充气（可以用气筒打气，也可以用嘴吹气）、折装、搬运、上下船、漕行等基本动作，最后演习一次夜间渡河。每次集训一个工兵营，每期训练一周。第一批集训的是陆军工兵第2团第一营。训练后，这些帆布船即装备受训部队。一共训练了3批，后来因为反攻期近，到4月底集训就停止了。
参加强渡怒江工程准备和渡河保障的工兵部队，计有陆军工兵第2团的3个营及独立工兵第35营，共4个营。另外，还有各军师建制的工兵营、连，总兵力约4000人左右。1944年5月11日，在由栗柴坝至双虹桥间50公里渡河地段上，共集中了帆布船393艘。上述工兵部队保障了第20集团军几个师同时渡过怒江，从战术、技术上看，准备工作是很成功的。
渡江进展颇为顺利，其间仅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溺死。
在中、日、美三方的战史资料中，均记录有如此一笔。有幸的是，笔者无意间查到了这位不幸士兵的名字。据当时输送部队从勐古渡口过江的第54军第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回忆：这位士兵叫邓超，湖南人，为第592团的中士班长，为人很好。当时，工兵连预先在江面上拉了一道钢索，邓超所在的班乘船从钢索上游渡江时，在水流推动下船行线渐渐下斜，将要从钢索下穿过，邓超担心钢索垂得太低会刮到士兵们，起身推扶了一把，不料因江水流速太快，小船疾速掠过了钢缆，邓超抓着钢索吊在了江面上。此后，排长派了几个空船想把他救下来，但船一到那里就一闪而过，最终邓超因体力不支坠落江面，转瞬之间被急流卷走。已92岁高龄的原工兵连连长董嗣勋说，这个反攻中牺牲的第一位士兵是因为自己没尽到责任，这一辈子经常会想起他。
每一个牺牲都有其价值，他的名字同样应该留存史册。
关于渡江，还有一个小插曲：
1944年5月，渡河工程准备完毕，部队集结怒江沿岸各渡河点。正待命出发之际，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方天向交通指挥部提出了一个要求：部队渡到对岸后，如遭日军顽强抵抗，不能占领登陆场地时，工兵部队要负责把部队再接运回来。
当时，周鑫和傅克军一听这个要求，头就大了。因为在50多公里宽的江面上，几个师同时渡河，如果部队在西岸站不住退回来，兵败如山倒，哪里有纪律可言。若溃兵争先恐后地拥向最近的渡河点，在那样的混乱状态下，工兵部队哪能保证完成接运返回的任务！
周鑫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部分高级将领的“恐日症”又犯了。两年来为反攻虽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到这一刻，一些高级将领对敌情的了解并不十分清楚，对反攻还缺乏信心和决心。所以还没有渡过江去，就先考虑怎样回来的问题了。而且，方天此时将皮球踢到工兵部队，显而易见有预先推卸责任的意味。
由于事关重大，周鑫向傅克军建议这样回应：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必须保证由哪个渡河点过去的部队，仍然由哪个渡河点回来，否则工兵部队不能负责。
方天一听就火了，在他影响下不少军师长都嚷嚷起来，一时上层军心浮动。据说争议很快就传到卫立煌那里，他为此愤怒地申斥各将领：“昔日韩信背水而战、项羽破釜沉舟，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因为有此决心，才战必胜、攻必克，无坚不摧。我中国远征军养精蓄锐两年之久，又有先进装备，却在未进攻之前就想着后退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反攻安得成功？”随即传达命令：“大军渡江后，所有渡江船只返回东岸集结待命。我将邀请江东父老在岸旁守候，倒要看看有哪一位能厚着脸皮泅渡回来！”
众将领均深为震动。
董嗣勋说：“当时战略计划就没有退回来的考虑。我们当兵的人，作为攻击部队来讲，只有往前走，后退只有死路一条。与其跳到江里死，不如往前冲着死！”
1944年5月11日夜，中国远征军攻击集团军各部如期渡江。兵法云，对渡河之敌最佳的进攻时机为“半渡而击之”。但日军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设防，而把拦击阵地设在高黎贡山顶的各隘口，这对远征军来说无疑是幸事。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远征军是“强渡怒江”，实际上应该称为“巧渡怒江”。当远征军攻击部队士兵踏上怒江西岸，没有听到枪声时，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当他们抬起头来时，黑黢黢高不见顶的高黎贡山，猛然压迫在他们眼前。他们尚不知，日军第56师团的精锐部队正以邀击态势，扼守着各个山头和隘口。
按远征军制定的作战方案，为顾虑我一旦攻击开始，缅甸方面之日军沿滇缅公路增援向我怒江正面攻击，则可能危及我军侧背，甚至动摇我后方，因此决定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集团军，攻取腾冲；而以第11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军，沿江固守，仅以4个加强团的少量兵力渡江攻击，以策应第20集团军的作战。
形象地说，这个攻势计划只是一记“右勾拳”，显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建立在对于敌情的不了解上。其实，以日军当时的兵力，是很难从容应付缅北、滇西的两面作战的。
据日军战史载：第56师团的防卫地区北起片马以南的中缅边境，南至滚弄以南，约达400公里的广阔正面。而且其中预料远征军有9条作战路线，即：指向腾冲方向的4条，指向龙陵和芒市地区的4条，由滚弄（kunlong）通向新维（hsenwi）
的1条。“倘若中国军队在上述作战路线分别部署一两个师，然后全线同时发起攻势，是师团最大的痛苦。”
因此，“对师团来说，唯有以一部预先扼守前述各作战路线，阻滞敌军进入，并在此期间指导主力进行果断的内线作战，将敌各个击破，此外别无良策”
。
现在可以假设，如果中国远征军的两个集团军从两个方向同时出击，来个“双风贯耳”，必能使日军各据点兵力困在原地无法机动，难以实行内线作战的企图，则后来高黎贡山不会那样难打，龙陵也不会久战不下；松山、腾冲之敌守备兵力固然有所增强，仍不过是深井中的困兽而已。
更进一步假设，在采取全线进攻时，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之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迫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入缅支援驻印军的作战……
上述方案，是战史专家郭汝瑰
、黄玉章在其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总结滇西反攻作战时的假设，无论如何有道理，也是“事后诸葛亮”了。
遗憾的是，战争过程中从来没有“假设”二字。
据日军战史，日军第56师团当时判断，中国远征军作战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首先在北方占领腾越及其以北一带地区，在南方首先攻占平戛周围，然后由南北向滇缅公路包围夹击日军。在此之前，一直在滇缅公路沿线地区避免力攻而待机的兵团，此时与上述南北两兵团的夹击相呼应，由拉孟方面西攻。由南、北、东三方面钳击日军，将其逐出滇西地区。
应该说，在“知己知彼”这一点上，日军确实是完全做到了。对中国远征军来说，这是个极大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