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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部队都是所谓“乡土部队”，每支部队的兵员均来自一地，凭借浓重的乡土观念形成特殊凝聚力。侵占滇西的第56师团，系根据日本裕仁天皇“军令陆甲第85号”令，以第12师团留守部队为基干，于1940年7月在久留米编成，以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为征兵区。
在日本，素有“九州男儿”之说，极言九州岛民风强悍、勇武、豪爽、热情。战国时代，这里曾据有筑紫、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九大藩国，几百年争战不休，从而熏染出精兵尚武“九州第一”之名。在南京大屠杀中罪孽深重的破城“首功”熊本第6师团，及在缅北横行一时的久留米第18师团均属九州部队。作为编成地同为北九州久留米的“同乡”部队，第56师团与第18师团在滇西、缅北战场遥相呼应，作战配合上有天然优势。第56师团属于“新常设师团”，基干力量为3个步兵联队，配属搜索、野炮、工兵、辎重诸特种兵联队，为战争后期战斗力较强的“一类师团”。
曾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在战后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夸耀，“第56师团自1942年5月进占怒西以来，在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陆士22期）统率之下，富有必胜之自信，认为本战场为师团之练兵场。故能对十倍之敌，善战异常”。
但稍稍翻翻账本，就知道这个牛吹得有点大——至少在第56师团中序列第一的第113联队，就曾经有过暗淡的“前史”。
第113联队是1938年5月在熊本首次编成的，随后纳入第106师团序列参加了武汉会战，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镇和万家岭，两次几乎被国军全歼，其首任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被击毙；在一年后的南昌会战中，继任联队长饭野贤十大佐又被打死。
1940年3月该联队撤编，兵员解散，军旗收回皇宫。半年后，第113联队又在福冈重新编成，1941年10月纳入第56师团序列。
第113联队现任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陆士26期），即为拉孟守备队队长。中国远征军反攻开始后，松井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方向作战，将守备队长之职委任于野炮第3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又让自己的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从高黎贡山返回松山协助金光指挥。指挥日军拉孟守备队后来葬身于松山的就是此二人。
金光惠次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生人，日本冈山县和气郡人，出身贫寒农家，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大正五年（1916年）20岁时应征入伍，服志愿兵役10年后，才以军曹资格考入士官学校进入军官行列（少尉候补生第7期），1944年已经48岁。
按日军制度，少尉候补生出身的军官，平时很难升到大尉，能晋升到少佐是因战时军官缺乏而实行的特例了。服部卓四郎曾评价说，“金光责任感颇重，沉勇有为，深得部下爱戴，及上司之绝对信任”。
日军陆军军官的正路出身，是从陆军幼年学校或旧制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士官学校，毕业后晋升到少佐大队长这一级，一般不超过40岁。金光惠次郎这个年龄无疑是超大了，被戏称为“老少佐”。大概因为出身不正的原因，这个“老少佐”不像一般少壮军官那样狂傲，显得比较内敛。据野炮第56联队本部的山口末吉中尉回忆：“金光是一个很会写报告、写文章的人。他即使来到比他年轻的山崎联队长这里，也像一个新兵，稍站片刻，回头就走，很有礼貌。”
以金光这样的出身和个性，虽然担任着守备队长，但实权无疑旁落于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手里。真锅邦人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出生，日本福冈县筑紫野市人。也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军官，先后毕业于日本熊本下士官教导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少尉候补生第12期），时年34岁，正值少壮。
据活下来的日军士兵石田富夫、鸟饲久等回忆，在松山战役期间，真锅邦人一直担任前沿阵地指挥。他对松山阵地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并能够合理指挥，发布命令时喜欢大喊大叫，非常严厉。“正是由于有真锅大尉，那样的战斗才能坚持下来。”
这个在日本士兵眼中有“威信”、“比较善良”的人，其实是一个残忍之徒。真锅邦人曾任第113联队第1中队长，其中队的上等兵高桥公曾供述：在隔江对峙时期的一次遭遇战中，在概玛瓢附近，一名赶着拉米的牛车的日军士兵被7名中国士兵包围。当时日军跪在地上求饶，7名中国兵没有杀他。但押着他回去的路上，碰上真锅邦人的中队，于是7名中国士兵反被日军俘虏。一名中国士兵逃跑时被击中，另一名逃脱。当时第1中队长真锅邦人下令，让上等兵高桥用刺刀将跪地求饶的其他5人全部捅死。
而这个提供证言的上等兵高桥公，入伍前竟然做过新闻记者，曾用第56师团奖励的一台“美能达”相机，为松山日军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擅长柔道，时常将战俘捆在木桩上练习拳击，打出一身汗水后，再用刺刀捅死。战后，此人易名为佐藤公，一度混迹越南，回国后担任了“全缅战联协”九州地区的事务局长，为后来在缅甸搜集阵亡日军遗骨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