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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的故事无疑是最惊心动魄的，这是聚光灯攒射的舞台中央。
尽管当日的事件场景宏大、头绪杂乱，但爆破“零时”却可以作为经纬坐标。虽然关于这一时刻的记述也是众说纷纭，但笔者相信日军的“表”比较准——因为至少截至爆桥的那一刻，日军是如猎犬般头脑清晰的追击者，而逃难的中国人无论军人、难民均处于惶恐不安状态。
据日军记录，其前卫部队抵达腊勐老车站的时间为上午10时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日军战时以日本时间为基准，那么当地时间应为上午9时左右。
从4日夜开始，自缅甸逃出的公私车辆即沿滇缅公路向惠通桥衔接而行，源源不绝。但以惠通桥的承载量，每次仅能单向放行一辆，速度甚缓。虽然炸药及电气引爆装置已在桥上敷设完毕，但工兵营长张祖武仍忐忑不安，因为他接受的命令极难操作：应尽量放过更多车辆，又恐日本军车到来，爆破时机很难拿捏。马崇六曾特别提示张祖武，日军前锋可能化装潜械混迹难民车队，畹町失守即因此所致，需高度警惕。
5日清晨，工兵营决定派两人化装成乞食的难民，对桥西车辆进行侦察。一名广东籍军官队长和一名四川籍班长接受了任务，两人换上旧衣服，拿着钞票，以买食物为由，从桥西第一辆车开始排查。
在距西桥头大约500米处，两人发现一辆卡车上正副驾驶均为着便装的年轻人，车厢内乘客五六人也是年轻人。对于逃难人群来说，这种人员构成显得不同寻常。他们伸手递钱表示要买吃的，对方只摇手不作答。由于前面的几辆车均未发现这种情况，两人又靠近邻近类似的一辆车，发现驾驶室内同样是两个年轻人，车厢内却坐着四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太婆。按中国人的思维，既然是一家人逃难，为何忍心让老人坐货厢？两人心生怀疑。又递上大把钞票，求他们卖点吃的，并动手翻他们的行李。车上的年轻人见状，忙手推脚踢予以阻止，只是如哑巴样不吭声。在翻行李的过程中，广东籍队长触到了像是枪支和钢盔形状的东西。这时车上的人面色大变，一齐动手要将其掀下车来。就在拉扯之中，队长看到了行李包内的枪支、钢盔和军装。
队长下车后拉着班长疾步走向西桥头。就在此时，桥头却传来两声枪响！
此处，不得不按说书人的“俗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当日早晨，龙陵商人何树鹏驾车从保山回家，车过惠通桥，闻龙陵已被日军占领，遂在桥西头掉头欲返回保山。有一辆车等得不耐烦，从其旁边冲过，因刹车过猛机械损坏，抛锚在路中，使后继车辆不能通过。见此情景，一名宪兵从东岸召集十多名桥工，各带一根大铁撬来到西桥头。宪兵问抛锚车司机欲何为，答曰车坏了。问何时修好，司机傲慢答不知道。宪兵遂左手示意司机站在路边，右手拔枪连开两枪，将其打死。随后摆手示意桥工，用铁撬将抛锚车撬翻，滚入江中。
但这意外的枪响，却让已接近桥头500米处的日军便衣队产生错觉，立刻打开行李包，将机枪架在车厢上向前后的中国军车和难民车辆疯狂扫射。此时，已侦清敌情的工兵队长和班长冲到西桥头高喊，桥东的工兵见状立即准备爆破。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刻！但这一刻竟然有两位通过惠通桥的亲历者留下了口述。
稍早些通过的是一个叫杨世雄的保山小伙子，此前在芒市做小买卖，闻听日军入境，赶紧处理掉货物东逃。
5日早晨7点离开腊勐街，约8点到了惠通桥。这时，日军已经向东岸的山坡打炮，公路上的车辆已堵塞成一条不能流动的河。有个守桥的宪兵催促说：“人员赶快过，要炸桥了！”我拎着包下了车就向大桥跑过去。与我并行跑过桥的还有两口子，男的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女的抱着一个盒子，想必是金银细软之类，相信那是他们随身的全部家当。刚跑了十多米，听女人哭喊“我跑不动了！”男人唬了她一句：“不带着今后咯吃饭？”脚步并没有慢下来，边说边跑。
这时有日本飞机飞临上空，机枪对着人群扫射。只听一声惨叫，抱盒子的女人被射中，栽倒在桥面上，盒子也掉在一边。女人的血像水枪似的喷着。男人在飞机机枪扫射声中，虽然迟疑了一下，终还是抱紧孩子，一脸悲恸地跑过桥去。
听着西面半坡传来日军的炮声，跑过桥后，我也不敢沿着公路往上跑，而是顺着江边往下游跑。跑了二十多分钟，只听得几声巨响，大桥方向一片烟雾腾腾，大桥没了。
脱险后不久，杨世雄报名投考宋希濂在大理举办的“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毕业后进入远征军第71军军部当了参谋，参加了两年后的反攻作战。
另一位亲历者叫高熺奎，当时在中国运输公司龙陵保养场当助理员。据他回忆，自己一家人是最后通过惠通桥的。
5日天刚亮，我们爬上一辆车子，开到惠通桥边。当时车子一辆一辆过，非常缓慢。大约在上午8点左右，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腊勐，开炮将东岸老鲁田的车子打翻并燃烧起来，把路堵死了。这时，又有汉奸的车子在我们前面横着，车上挂起了白色布单，司机持小枪威吓群众：“不准跑！不准跑！这是我们中国飞机，不要怕！”后面的人见此，即同声大喊：“捉汉奸！”这个司机才溜了。我们一家跳下车子，徒步上惠通桥，即见炸桥的两个中国兵，已将炸药摆在桥板上，绞动手摇发电机，一个正在接线。另一个站在桥面的兵，见我们全家七人已经上桥四五公尺，赶忙上前一步把接线兵的后领子一把揪住，向后拖倒仰卧桥上，一面招呼我们：“快跑！”当我们刚离桥四五步时，轰隆一声，整座桥面沉入江中，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空中……
这里也提到了混迹车队中的“汉奸”。高熺奎还特别说到，5月3日深夜在龙陵时，两名从畹町下来的溃兵在其兄开的“聚友食堂”吃饭，谈及日军追击部队除了沿公路攻击前进的主力，还有一路以汉奸为向导，从走私小道直插惠通桥。
虽然在日方史料中，未见使用便衣队、汉奸为前驱的记述，但是这类事情一直被大量中方史料证明存在，在缅境战斗中也曾有大量穿黄色袈裟的和尚为日军充当爪牙。笔者推测，日方的刻意回避可能基于国际法因素——战时使用便衣人员参与军事行动，是不受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
保护的。
这里，要再次提及那两位担负化装侦察任务的广东籍队长和四川籍班长。关于侦察发现日军便衣的故事出自此二人之口，但转述者却是惠通桥上游怒江坝土司署的总务主任李济洲。当时的土司（潞江安抚司）为线光天，抗战极为积极。
据李济洲回忆，5月6日下午，土司署的自卫队在怒江坝附近抓到了两个自称“缅甸难民”的可疑之人。李济洲亲自接待并打消其顾虑，经讯知是实施爆破惠通桥的中国工兵，一人为队长，一人为班长。
但两人向李的供述，却与前述爆破决策、实施过程有所不同。据其中的队长讲，他是4日在保山工兵总指挥部接受马崇六的命令担任爆破惠通桥任务的。马崇六特别叮嘱其把握炸桥时机，即，应尽量让人和车过江，但不准一个敌人混过来；一旦发现敌人应及时炸桥，不要让畹町失守的“旧戏重演”。
当时，该队长向马崇六提出了4条要求：一是执行任务人数不宜多，由其在所带工兵中挑一个排长和两个班长同行即可；二是时间紧迫，请马派专车送至惠通桥；三是请马给一纸手写命令，以免和守桥人发生误会；四是经济上予以支持以防万一。
马崇六同意了这4条要求，4日下午用吉普车将他们4人送至惠通桥。即，执行任务的仅此4人。
与守桥部队接洽后，当晚，4人即布设好了炸药。5日黎明，队长令带去的排长和一名班长留在桥东操作爆破装置，自己带一名班长化装到桥西侦察敌情——这是贯彻马崇六关于“把握炸桥时机”的指示所想的办法。当两人在距桥头500米处发现日军便衣队后，迅速冲向桥边高喊发出命令，桥东的排长与班长启动爆破装置炸桥——这与高熺奎回忆自己一家人最后过桥时看到桥上炸桥兵为两人相吻合——队长与班长则被隔在了桥西。此后，二人趁乱溜下河谷，溯江而上约25公里逃至怒江坝附近，与土司署自卫队士兵遭遇而被捉。
难得的是，李济洲派土司兵带二人在怒江边一棵大树的树洞里找出了藏匿的马崇六手令、枪弹和钞票。确认了两人的身份后，土司署以贵宾相待，7天后派人护送二人到保山。一年后，李济洲在保山与广东籍队长重逢，他已荣升处长，并邀其一起住在第71军军部，次日清早请李济洲吃了广东名菜“火烧狗崽”。很遗憾的是，李济洲在75岁回忆往事时已忘记了这位队长的名字。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证伪的亲历者回忆。那么，前述那则军委会驻滇参谋团的将军们在惠通桥边向工兵营长授命的故事，就显出几分暧昧色彩。实际上，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参谋团长林蔚亲自写下炸桥手令给张祖武的。此说出自台湾王思露《爆破惠通桥纪要》一文，文中记自己时任工兵第24营连长，炸桥是自己亲为；关于林蔚下炸桥手令系林蔚驾驶员汪某所告。
那么，那位真正建立功勋的广东籍“队长”是谁？是营长张祖武（张为湖南人）本人，还是连长王思露？但工兵第24营给养军需长李国屏提到了该营的三位连长姓名，并没有王思露。按马崇六致龙云的电报，他是令一个连留在桥头为“破桥组”，另两个连撤上东岸占领阵地掩护车辆过江的。李国屏所述3个连在桥上分段安装炸药，在爆破技术层面上确有小题大做之感。在美国飞虎队员事后绘制的一幅惠通桥战事的油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惠通桥东端折断坠入江中，桥体中部没有断裂，西端仍与桥墩相连。这说明，工兵当时仅在桥面东端安放了炸药，而不是设置了3处炸点。
在爆桥前侥幸过江的中国溃军中，有第5军装甲兵团一部，少尉排副刘家茂是又一个亲历者。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在缅甸的表现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因整个战局崩溃，使得仅存的坦克被裹入难民车队东逃。刘家茂所在的是一个14人的车组，由3辆美式载重汽车拉着3辆轻型坦克撤退，刘是一辆汽车的驾驶员。刘的记忆力相当好，他记述的行动时间相对准确可靠，在混乱的资料中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刘家茂说：4日凌晨5时许，他们在畹町遇到装甲兵团团长胡献群，命令他们立即东撤，并限晚上12点以前通过惠通桥。此前，他们的任务是在畹町附近山上阻敌，掩护军民沿公路撤退，此时任务突然变更了。
4日晚6时，车组到达腊勐街，拥塞在松山至惠通桥段公路的车辆水泄不通，很多人在传言“晚上12点要炸桥”，惶恐不安。
但迟至5日拂晓，刘家茂的车才挨到桥边，这时他看到桥面上已布好炸药雷管，爆破准备就绪。过桥后，江东路段也是拥堵不堪，待爬行至距惠通桥10公里的老鲁田时，已是上午10时许。刘家茂记述，炸桥就是在他的车爬坡期间实施的，因为当时车行至山背后，他未能直接目击。
但刘家茂事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曾这样写道：“后来听说负责炸桥的某营长（一说是连长——原注）机智勇敢，他并不死死地遵守命令时间，而是发觉了敌人后才拉线，这样，至少多放过来了一百多辆汽车，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写到此处，笔者眼前又晃动着那位广东籍“队长”的影子，而且对于爆破桥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在时间记述上的模糊性，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显然，这是一个由“人心”把握的事件，而不仅仅基于精确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