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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锡携李犹龙返回昆明后，龙潞游击支队即由副司令常绍群全权负责，同时兼管着龙、潞两地民政。此时，除政治部主任王任之，政工人员方南天、赖风、胡涤几人同在敌后外，敌后司令部没有秘书和参谋长、副官主任等，忙得常绍群不可开交，但仍努力振奋而为。

6月25日，常绍群指挥第一、四、五大队袭击猛板蛮牛坝。 战后，以朱嘉锡、常绍群联署名义，分别致电昆明行营和保山专署，为大队长刘叔良和王振武请功，云：“6月下旬，遮放之敌数百向猛板前进，职部第一大队长刘叔良率领第一、四、五大队及潞西自卫队，向蛮牛坝之敌攻击。该大队长于6月25日于暴风雨中，不顾艰险，已将敌人扫荡我军之阴谋粉碎，建功殊伟。 30日（另电记7月1日），蚌渺之敌经蕨叶坝围袭我支队部，职部第二大队长王振武率队堵截于菜籽地、落水塘一带，阻击进犯之敌。该大队长勇敢善战，屡建奇功”。

在此期间，常绍群此时极为重视策反、瓦解奸伪工作。

猛戛是芒市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常驻的一个敌军分队，有时在有时不在，主要由伪维持会石镇长及大汉奸吕英主持一切。据常绍群敌情旬报：“敌于7月2日侵占猛戛后，我积极派员秘密工作，鼓动伪军反正，除一部龙陵象达汉人伪军死心投敌冥顽不悟外，其摆夷（傣族）伪军方武亭部表示悔悟，采取消极行动，故意与敌发生龃龉纷纷逃逸，敌甚感苦闷云。猛戛民众自敌人走后稍有动摇，局长潜入该乡宣传，民心始定”。

虽然如此，但几天后常绍群还是决定要施以武力，主要是想敲打一下吕英。此前，通过“草船借箭”已经震慑住了猛戛伪维持会的石镇长，但吕英仍很嚣张。且吕英是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的秘书，与日军往来密切，若抓到吕英，对深入掌握敌情极为有利。于是，“7月11日午前1时，我游击队与潞西自卫队由职亲率围攻猛戛，冲入街子，曾将敌军指挥部占领。该处系汉奸吕英住宅，故令烧毁，以免有所凭借。至驻大庙之敌，凭墙固守，屡攻不克，乃施行佯退，敌仍不出。至天明，敌由芒市增援数百，职恐成胶着状态，始转移至猛旺附近，相机再举”。

据载，这次行动虽未抓获吕英，但游击队将吕英10岁、8岁的两个儿子带走做了人质。马仲义记述，吕的大儿子于一年后在象达玩枪走火被打死，二儿子则被送到昆明入学校读书。“当时这样做了以后，也迫使吕英在敌营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

朱嘉锡在时，曾叫人送密信给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希望他暗中与游击支队合作，从各方面予以支援；将来收复失地时，可要求上级免予对其追究。但方克光素来行事反复无常、首鼠两端，此时依仗日军保护如虎负隅，认为区区游击队奈何不了他，因此对朱的密信不理不复，给朱难堪。因之，常绍群拟采取杀鸡儆猴的方法，拿方克光开刀。

于是，7月下旬，常绍群派第一大队中队长郭钧挑选精干队员十余人，身带短枪，化装成商人潜入芒市附近，伺机刺杀方克光的红人“方管爷”，敲山震虎。半夜里，郭钧一行潜入“方管爷”住家的寨子，在其家中抓到他，拖出村外杀掉，并把头割下带回。当晚鸡鸣时，方克光就接到了消息，吓得魂不附体，随后，利用为母亲办丧事的机会，暗托猛戛的石镇长派人送来讣告一份、白布一匹、私信一封，恳求常绍群为他母亲题铭旌，与常拉关系，并派亲信李济宽来和常洽谈，达成合作协议：负责向游击队提供芒市敌军情报，由秘书吕英负责派人送来；负责游击队的部分经费开支；将来收复失地后，不追究其投敌之罪。

经此定点打击，铁杆汉奸受到震慑，沦陷区人心发生了很大变化。龙陵的绅士和乡保长们，原本就比较听话，现在潞西的很多附敌土司也开始暗中归顺。

常绍群因为兼任潞西设治局长，并分工主管龙、潞两地民政，鉴于政治形势好转，他向龙陵的一些区乡长和潞西芒、遮、猛各土司提出：由龙、潞两地控制区组织“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负责供应游击队粮秣和必要的经费，以减轻民众的负担。此建议得到了潞西各土司的响应，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派李济宽、黄世铭两人为代表；遮放土司多英培派杨春焯、刘盛景两人为代表；猛戛土司蒋家俊派晏必祥、明方长（即明正荣，小平河乡人）两人为代表；龙陵由绅士杨秉衡为代表，一起来平戛司令部开会。各方经协商后，形成如下决议：

龙陵因仅有平安乡是我控制区，游击队经常出入，而敌人亦常来“扫荡”，民众的负担已重，对经济负担一项请予免议。

潞西三司负责游击队的粮秣（包括副食）供应，随到哪司都保证供应不误；对游击队官兵的零用经费，三司亦按规定平均负担，按月实报实给。

游击队官兵的零用开支标准，暂行规定：队员每人零用钱半开银币两元，菜金一元五角，班长同；分队长每人零钱三元，菜金与队员同；中队长零用钱四元，菜金二元；大队长零钱五元，菜金三元，大队部公费三元；支队司令零钱六元，菜金四元，支队部公费五元（支队副司令、参谋长零钱、菜金与支队司令同，支队部各处主任零钱、菜金与大队长同，各处干部待遇与中队长同，勤杂人员待遇与班长或队员同）。

宣传费、情报费、招待费，准许实报实销。

朱嘉锡走后，省民政厅要求龙潞游击支队按旬具报情况。

7月底，常绍群发出最后一次旬报，记述要事为：“7月21日，象达之敌百余向我搜索前进。据报后，一面派队阻击，一面派突击队乘虚深入象达敌部，烧毁其营舍2所，并夺获大小枪6支。踅至小寨河地方与敌遭遇，激战数小时。因众寡悬殊致遭损失，被俘去队员3名，击伤组长张尚德等2名，损失大小枪4支。此种演变，系小寨河民众甘心投敌，为敌前驱所致。”

但此后整整一个多月，没有上报任何情况。直到9月1日，才电告省民政厅：

“龙潞之敌于未（8）月江（3）日，分路扫荡龙芒公路以南地区，职当即指挥各大队迎战。左突右击，前仆后继，两旬以来均在混战之中，直至下旬马（21）日敌始窜回。故是月之一切工作报告，未克按旬具报，罪戾实深，谨电呈明，恳请鉴宥为祷。”

电文中“罪戾实深”一句，显得有些突兀。既然是率部迎敌，即便耽误了例行报告，又有何必要如此自责？

关于此战的基本情况，常绍群事后所发战报如下：

一、敌于本月3日，分三路窜扰平戛：一由象达出发约七百余，经尖山、胡家寨向平戛前进，于江（3）日午抵达胡家寨、冈房附近，被我第五大队及第9师余连伏击，敌人伤三十余名，亡2名，我方负伤1名；一由黄草坝出发向大厂及天灵寺前进，经我二大队击退于坡头、大水河一带；一由猛戛向小平河前进之敌约四百余，经我一、四大队击退，敌伤三十余，我无损伤。

二、我于微（5）日侦知敌有撤退之模样，乃令一、四两大队埋伏于象达、三练一带，二大队埋伏于红木树附近，三大队埋伏于蕨叶坝附近。虞（7）日平戛之敌一部约二百余，由原路退回象达；一部由三练、小平河向芒市退却，被我预伏之一、四两大队于猛蚌、小平河两处分段伏击，敌伤亡惨重，残敌向芒市溃退；又大厂、大水河之敌，亦于虞（7）日向蕨叶坝撤退，被我二、三两大队伏击，分向镇安所、黄草坝逃窜。职当命各队施行战地之追击，并令第一大队负责攻击象达，二大队攻蚌渺，三大队攻黄草坝、邓家寨，四大队攻蛮牛坝，五大队为预备队，统于元（13）日午前2时开始总攻。

但陈述至此，对13日的正式战斗却含糊其辞、一笔带过。

多年以后，常绍群在撰写回忆录时才披露，当日发生了严重事件：

8月上旬，象达敌人来平戛一带扫荡我军扑空。回到象达的次日，我部按照《西行漫记》中“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立即派第一、二两个大队进攻象达之敌，统归第二大队王大队长（ 王振武 ）指挥战斗。支队部指挥所设在天宁寺内。

我于该组去后的第三天上午，接到王大队长报告略称：“×月×日（ 参战斗详报 ， 应为 8 月 13 日 ）下午9时许，我队和第一大队向象达之敌进攻。刚开进时，第一大队突然听到枪声，但只响了一枪。我立即命令全部停止前进，查明原因，始悉是第一大队前进时，不知是谁向刘叔良大队长的后脑打了一枪，刘大队长当即毙命，云云。我当即去现场清查，捡得套筒子弹一颗，别无其他证物，并把队伍撤退到小米地待命，请示今后行动……”

据报后，我立即命王大队长把第一、二两队全部带回平戛，并命对第一大队官兵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擅自离开，等我回部处理。

我回平戛后，第一，集合第一大队官兵，检查该队抬套筒枪的有几人，然后检查套筒里有无弹药痕迹，是否打过。一检查套筒，就发现第一大队机枪队中士班长王玖川的套筒枪有打过的弹药痕迹，别的套筒枪完全没有打过痕迹，于是我叫把王玖川抓了起来。第二，把第一大队留守在平戛没有上前线的官兵统统监督在司令部听候审查。第三，组织军法会审，指定王大队长为主审官，司令部的军法官车陪审员，即在当天下午开庭审讯。

对王玖川反复讯问后，他承认是他刺杀刘大队长的。问他为什么要刺杀，他始终不讲，王大队长就叫人用香火烙他的脊背。王犯就大声叫喊：“颜小队长救命啦！”王大队长就追问王玖川：为什么你不喊中队长和其他的人救命，独独喊颜小队长救命，究竟是什么原因？王玖川又不答应。王大队长又叫人动刑，王玖川终于招认：“是颜成分队长叫他刺杀的，一点也不假。”随即把借病留守在平戛的颜成分队长带来审讯。该犯承认是他叫王玖川刺杀的；为了避嫌，他才装病留守在后方，没同队伍上前线。问他为什么要叫人刺杀刘大队长，颜成供认说：刘大队长对军纪太严格，几次追究过他赌钱；最近他同上坝的一个妇女开玩笑，也被他严厉追究过，让他很难堪。因而对刘大队长怀恨在心，打算有机会把他搞掉。于是乘去打象达的机会，暗暗地和王玖川（是四川同乡）商量，由其刺杀刘大队长；自己因防避别人的猜疑，才请病假留守后方，等语。王大队长叫他在口供上盖了手印，宣布把颜成、王玖川两人关押起来，向我请示处理。我们几人开会后，决定对颜、王两犯公开宣布枪决。

次日上午8时，集合全部队伍讲话。我讲话后，即把颜、王两犯解到队伍外面执行枪决。接着，我考虑重机枪队的纪律不好，以致发生刺杀大队长的严重事件，主要责任是重机枪队队长张仕聪本人就吊儿郎当，随随便便，对颜成违犯的纪律，丝毫不追究，让大队长来直接干涉，种下了祸根。像这样的人留来何用？于是叫人从队列里把重机枪队队长张仕聪拉出队伍枪毙掉。

然而，8月20日常绍群发给省民政厅的电报，却虚构了事实，云：

“我方第一大队长刘叔良攻击象达时，率队冲锋，壮烈牺牲；重机枪队长张仕聪生死未明……”25日，又罕见地补发了更为细致的另一份战报，且是与已返昆明、不在支队的朱嘉锡联署。电报中更是极力渲染战况，且仍称“大队长刘叔良竟壮烈牺牲，其他官兵伤30余名”。

此次战斗发生前，马仲义留在江东天王庙后方。14日，即出事后次日，常绍群派专人到施甸给马仲义送来一封信，告知刘叔良在象达战斗中被害，盼其速回象达议事，暗示要让其接替第一大队长之职；将来游击队升格为纵队后，升任第一支队长，但马仲义没有答应。马仲义是朱嘉锡初建游击支队时的老骨干，与朱关系密切。他感到常绍群一直有拉自己的愿望，但因不喜欢常的行事作风，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

“打黑枪”叛乱事件似乎被遮掩了过去，游击支队又恢复了常态。

9月份，常绍群做了好几件事：按省府要求宣传禁烟令，督导民众实行禁种烟籽；成立地方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保管地方公有款产；缮发日文、印文及摆夷文各宣传品，深入敌穴散布，并设立敌伪军投降招待站，促进日军、伪军反正。

日军偶尔仍来实施小规模袭扰。9月25日，敌二百多人，由蚌渺窜入邦功，企图窜扰平戛，并与防守邦功大桥的第二大队激战。经反复冲锋十余次，我方将窜入之敌击退。毙伤敌四十余人，我无损伤。9月27日，敌七百余人由芒市出发，企图袭扰我河头村第六大队，被该大队四面包围。激战2小时，毙敌甚众，我无损伤。残敌即退回芒市。

转眼，194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双十节”）快到了。

一周之前，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调查室的情报参谋万华之等人，陪同美军联络参谋牛顿少校、陈镜达上尉、卡特尔中士、翻译余伯机等来到龙潞游击支队联络，并随队行动。常绍群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展示机会，就想利用国庆节举办一次热闹的庆祝活动，让他们看一看敌后军民抗战的士气和军民团结的感情。于是，就叫政治部主任王任之派人，在猛堆（距平戛一天路程）用松柏枝叶扎了一个台子，上挂“庆祝国庆”的横幅红布标，左右两边挂一副对联，上联是“维护民族尊严，坚决抗战到底”；下联是“保卫祖国领土，力争还我河山”，形式庄严雄壮。他还让人通知附近的老百姓前来参加庆祝活动。

为了给庆祝活动加点“佐料”，常绍群忽然想到：潞西猛戛的敌人，平时只有一班人常驻伪维持会，有情况时才用电话通知芒市敌人前来增援。同时，驻猛戛的日军军曹认为游击队远在龙陵平戛，因而麻痹大意，每晚十点钟前后，都单独到猛戛街上的酒馆里吃宵夜。因此，常绍群决心抓一个日俘来为国庆献祭。

10月7日，常绍群从潞西自卫大队挑选了4名队员，身带十响手枪潜入猛戛附近。当晚10时许，4人躲在日军军曹必经的小巷子里面，待其吃完宵夜回到小巷子时，队员们出其不意将其抓获，用绳子捆绑起来。日军军曹拼命地挣扎，难以带走，4人即将其拖到街子外的田边，用刀杀死，并把有络腮胡的耳朵割了带回——常绍群事先交代，日本人有络腮胡，割耳朵时必须割到下巴，把络腮胡割下来，才能证明是真的，杀了假的要惩处。“双十节”正午，4名队员带着日军军曹的耳朵到会上献礼，全体军民纷纷前来观看，全场欢声雷动，美军联络人员更是竖起大拇指称赞不已。

但日军素来报复心极重。10月11日，芒市之敌就来猛堆、猛蚌围攻游击支队，但常绍群已率部转移到平安山一带，日军就把猛堆、猛戛两个寨子烧光而去。

龙陵县平安乡的平戛街，是平安乡唯一的集市。它位于怒江西岸海拔两千多米的平安山西山脚，周围都是丘陵地带。坝子长约十里、宽约三里，可种稻谷，平戛附近的民众世世代代以此为生；平戛周围山上的老百姓，则靠种洋芋、苦荞糊口。沦陷后，因游击支队以平戛为根据地，因而平戛街子被日军在几次“扫荡”时烧光。老百姓躲在山上的窝铺里生活，但仍然要下山来种这块稻田才有饭吃，游击队也要靠它才能生存。因此，敌我双方都很重视这块田地。每当老百姓耕种或收获时，敌人都要来捣乱。游击支队因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春耕时，给本地的队员全部放假，带着枪弹回家种田；支队亦派队伍在平戛附近保护抢种；秋收时，就派队伍保护抢收。

10月上旬末，平戛的稻子快要收了。常绍群立即召集各队队长，并联络第87师加强连来开会商议，一致同意坚决保卫平戛民众的秋收，采取攻势防御的阵地战和游击战相配合的战术，阻击敌人进入平戛抢粮，争取让老百姓在三天时间内抢收完稻谷，并运上山藏好。

因此决定：由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前往胡家寨（距平戛30多里，是龙陵敌人来平戛必经之地）构筑防御工事，负责防守，阻止敌军进入平戛。两队统一归第二大队长王振武指挥；第87师渡江加强连（此时为第87师第259团第3营第9连，连长符化民）活动于胡家寨左翼，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活动于胡家寨右翼，展开游击战，力求阻敌由翼侧冲进平戛；第四大队在陈家寨附近构筑工事，作为预备阵地。司令部位于平戛右前方的安洞地方。各队受命后，均立下军令状，谁放进敌人，谁负责任。

各队进入阵地，刚把工事构筑完毕，象达之敌约三四百人即向胡家寨进犯，即被我防守部队迎头痛击。敌反复向我进攻，均不得逞，我左右两翼的游击队伍立即夹击敌人，敌人无法前进一步。战斗到第二天下午，敌不支退去，游击支队与第87师加强连协力完成了保护秋收的任务。

10月中旬，常绍群继续派人深入敌穴散发宣传品，并召集当地民众进行宣传；同时协助美军联络组和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宣抚组，亲到敌后据点附近侦察地形，还督饬各乡镇长筹组军民联合站（所）。17日，常派第五大队长杨伯舜率队攻袭象达。敌据工事顽抗，激战3小时许。此战，将伪军司令蒋三元打成重伤，另毙伤敌伪十余人。20日，令第五、六大队派人深入芒市暗杀敌伪，将伪维持会总务科长方克旺之父方正业斩首。24日，伪军中队长番儒贤、情报员赵金安、士兵饶金禄等相继反正，前来投降，并携七九步枪、左轮手枪各1支，手榴弹2枚。27日，常绍群又派潞西自卫大队攻袭猛戛，占据猛戛之敌于28日连夜逃往芒市。

在此期间，美军联络组牛顿少校等提出要返回昆明，请常绍群派人护送他们过江。常绍群就让政治部主任王任之带2名武装队员和1名勤务兵，护送美军联络组到七道河渡，并交代武装队员要回来，其他人员可以与美军同到保山催朱嘉锡归队。因朱嘉锡于6月份过江前让收的公烟尚有两千多两未收齐，正好副官何许人又交来一千多两，常绍群就交由王任之带过江去交给朱嘉锡。

不料，王任之等人陪同美军联络组刚渡过七道河渡，就被江防部队第2军第9师第25团 检查出大烟来。王即把真实情况告知江防部队的负责人。对方就要王任之分给他们一半才予返还，王不答应，双方就闹僵了。于是，江防部队就把烟土交到团部，团部考虑“吃”不下来，就层层上报交到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此时是陈诚任司令长官 ，纪律很严，因此认定是常绍群贩大烟，就通令沿江守军缉拿常。但因消息阻隔，在怒江西岸的常绍群并不知道。

而且，朱嘉锡自6月份过江回昆明活动，预期一个多月归队，但时近半年竟仍不回来，而且信息全无，令常绍群颇为焦灼——事后才知道，朱嘉锡返回昆明后因办事不顺，逗留了很久，被龙云查觉追究，斥责其“在昆明打游击”，把他的本兼各职撤掉，命令由常绍群代理（此时尚未出烟案，故令常代理），并将龙潞区游击支队拨归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指挥。

并且，据马仲义撰述：烟土被查出时，朱嘉锡刚从昆明返抵保山。“上级追查责任，他一推了之，全部卸到常绍群身上。那时，我因公来到保山，朱就放出空气要枪毙常”。 故而，陈诚才下令通缉常绍群一人。但这些情况，常绍群也不知道。

仅时隔一年多，两位最早一起筹备组建游击武装的密友，关系竟破裂至此，其后龙潞游击支队的前景，已可以想见了。

进入11月上旬，常绍群发给省民政厅的敌情旬报上，似乎仍没有什么重大情况：

“11月3日，敌五百余窜邦功桥扰平戛，与我五大队萧、姚两中队在邦功、胡家寨一带激战至4日下午5时，我因弹罄，转移上小田坝补充弹药，待机而攻。是役，敌伤亡在邦功桥至胡家寨沿途百余名，用马五十余匹运尸到象达焚化。我萧中队伤班长廖忠会1名、士兵2名；伤亡队附吴少云1员、士兵杨永相等4名。我因敌窜平戛，故派第一大队及潞西自卫队围攻象达。至上午9时，敌由芒市增援数百，我遂转移小米地一带，待机阻击象、平大道之敌。是役，敌伤亡二十余名，工事被毁，我无损失。6日午后2时，我特务队与敌二百余在小河（青木林附近）遭遇，激战3小时，当场击毙敌十余名；我伤班长1员、士兵1名。后敌增援包围我特务队，遂转移茨竹凹，待机而攻。”

从这些看似常态的零散情况中，常绍群并未察觉出什么异样。

朱嘉锡偕李犹龙去昆明如泥牛入海，王任之去保山后也毫无音讯，此时常绍群已深感自己独木难支。敌情一天比一天吃紧，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以往，猛堆、猛蚌小平河一带的老百姓，常挖山上的苤菜（野菜）驮下芒市去换米，此时芒市之敌知道是给游击队筹粮，禁止换米上山。即使已成立了“经济委员会”，对粮秣亦没有多大办法。因此，常绍群打算也过江去保山，向保山公署专员李国清请示，允许自己率队越过滇缅公路到腾冲南部活动，至少先解决军需问题；否则，兵无粮自散，坚持到底就成了空话。同时，常绍群也想打听朱嘉锡、李犹龙的消息。于是，发电向李国清请示，李复电准许常去保山述职。

常绍群即召集各队长开会，提出要去保山述职的决定。众人均赞成常前往，希望能解决眼前的困境。常绍群交代，自己走后支队交由杨伯舜大队长负责，希望众人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同时承诺说自己一定会归队。

11月上旬 ，常绍群将印信公文移交给杨伯舜，带传令兵两名，“二十响”手枪两支，骑骡1匹，随同长官部少校情报参谋万华之，由天宁寺出发，自火石地渡口过江。一过江，江防部队一位叫黄秉权的连长便笑容可掬地来迎接，请常绍群一行去驻在半山腰的连部，很客气地招待他们吃饭。但是，每当常绍群去厕所时，就见一个兵在远处盯梢，顿时起了疑心。晚餐后，常绍群将此事告诉万华之参谋，万就找黄连长探问究竟。黄就将此前王任之运大烟出事的情况详细告万，并说要奉命将常缉拿送交团部，转送保山远征军长官部。万华之闻听大惊，就向黄连长解释，大烟是常绍群代朱嘉锡收的公烟，并告之常在游击区认真维持纪律，从不乱来；若将常扣留，江西一千多人的游击队将不堪收拾。因此，建议黄将常放回，权当不知他曾来过。黄顾虑手下人已知常过江之事，怕走漏风声后自己担责任。万承诺说，如果上面查问，自己可在长官部为其申辩。黄连长考虑很久，直到晚上11点钟，才向万表示，同意放常过江。次日晨，万华之和常绍群分手回保山，黄连长则亲自送常到江边。常深感黄连长明事理，讲义气，很难得，临别时，将带来的两支“二十响”送给黄以示感谢。

常绍群过江后，在潞西木城坡才找到队伍，即向杨、王等大队长叙说了被扣留又得脱险之事，并告朱嘉锡已遭龙云解职，龙潞游击支队已拨归远征军长官部指挥。众人听后均感惊愕，随即怒气冲天，认为中央军不敢过江来打敌人，反把打敌人的游击队栽以贩运烟毒的罪名，一致表示绝不接受长官部指挥。于是常绍群下决心独立，宣布取消原“龙潞区游击支队”的番号，自称“腾龙民众自卫联合游击总队”，并通电沿江各军、师、长官部及保山专员一律知明。

就在此期间，日军方面却在酝酿一个重大军事行动。

此前，日军第56师团据所获情报判断：云南远征军预定以1943年10月底为期，完成以保山为根据地的反攻准备；在筹划逐次集中后方兵团的同时，正加紧整备补给道路和补给设施以及军需物资的输送；其兵力多达十数个师，反攻的重点，仍似指向腾冲北方地区。

为干扰远征军的反攻准备，第56师团决定主动出击，于10月中旬向在腾北游击的我第36师发起攻势，实施了所谓“甲号讨伐”，至10月底，基本将第36师击溃。（该方面作战，可参《1944：腾冲之围》第8章、第9章）

转而，又决定在怒江下游的平戛地区对我实施渡江攻击。其作战构想为：

首先先遣一部分兵力，控制怒江各渡河点，然后以松井讨伐队（步兵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指挥的混成部队）攻击扫荡平戛地区的龙潞游击队。尔后，宣传日军将由该方面横渡怒江进攻。为使当面之第20集团军（此时应为第11集团军）长期处于守势，由各渡河点进行短暂的佯攻。

师团长松山祐三 中将给松井大佐的任务是，指挥步兵第113联队第3大队的主力（大队长萩原勇少佐）与联队直辖部队的主力，以及平戛守备队步兵第14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安部和信少佐），炮兵一个中队，救护班之一部等，在平戛附近渡过怒江急袭敌军。并特别指示渡河后不得长期滞留在对岸，一两夜后立即返回。师团长指定，松井部队主力自打黑渡，一部自七道河渡（亦称章赛坝渡）渡江攻击。

11月7日黄昏，松井部队由芒市出发，9日晨到达平戛，在掌握部分先遣部队的同时，加快以后的渡河准备。师团长松山更派永井清雄参谋前往平戛，负责指导渡河作战。

此时，驻防打黑渡口至满口人拉一线的，是第71军第87师。第259团第3营营长廖蜀峰率营部驻酒房西南鸡肠水寨子；第9连前哨排驻打黑渡口，一个排驻营盘山，第9连连长符化民率连部及一个排驻三家村，构成三角形防御支撑点。其中，制高点营盘山紧邻怒江东岸，左（南）边是郭家寨，右（北）边是三家村，上与酒房街以层峦迭嶂相隔，下即为打黑渡渡口；隔着怒江，与西岸的勐糯乡青木岭（即桤木林）遥遥相望。第87师到打黑渡口接防时，当地民众配合部队在渡口和营盘山、三家村等险要处，修筑了碉堡、战壕、哨所等工事。

11月16日午夜，在汉奸蒋三元、万××、杨××向导下，松井部队主力乘竹筏、橡皮艇十余只，自打黑渡渡江。过江后，他们先埋伏在江岸边，派汉奸潜入哨所侦察，发现守渡口的前哨排周排长正带官兵玩牌。探明虚实后，日军一拥而上冲向哨所，顿时枪声大作。慌乱中，周排长令士兵赶快进入工事反击，并向连部报告情况。因寡不敌众，周排长和二十余名士兵在激战中牺牲，仅两人向营盘山撤退；另有一人向三家村第9连连部报告。深夜11时，第9连连长符化民接到日军袭占渡口急报，顿觉如五雷轰顶，急令三家村、营盘山两处守军进入阵地，坚决堵截日军。同时，以电话向驻酒房营部报告敌情。营长廖蜀峰急命驻防酒房的机动连，赶紧增援三家村和营盘山阵地。接着，又通过电话向驻施甸杨赵村的第259团团长聂率淮报告情况，请求火速派兵增援。

一个多小时后，日军进犯我怒江东岸，轻取我前哨排阵地后继续进犯的紧急军情，传到了大理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宋希濂马上命令驻保山的第2军第76师师长夏得贵，率部乘车至由旺，再徒步急行军前往增援。第87师师长张绍勋急命第259团指挥所进驻酒房并指挥前方战斗，同时命团长聂率淮率驻万兴街的机动第2营立即起程前往增援。张绍勋又亲自打电话给第3营营长廖蜀峰，说：“务必阻止日军前进，如果你廖蜀峰将日军放过黑山门，就把你的头砍了提着来见我！”

日军从渡江伏击到占领前哨排江防阵地，不到一个小时。而后一路由汉奸万××带路直扑营盘山阵地，另一路由汉奸杨××带路直扑三家村阵地。敌在酸橙洼下面的青树脚设立指挥所，向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我第9连依托阵地居高临下、地势险峻的有利地形，以步枪、机枪、手榴弹向进犯之敌猛烈射击。日军几次发起冲锋，都被我守军打退，锐气大减，只好退守酸橙洼和三家村旁的干沟里，等待次日拂晓再发起攻击。

17日凌晨，驻酒房的第3营机动连赶到营盘山。天微亮时，驻万兴街的机动第2营也到达阵地，稍事休整后，准备待天明时联合反击日军。

17日早晨，日军从酸橙洼与干沟几次进攻，向我守军阵地冲锋，失败后又退下来等待援军。此时，在章赛坝渡的日军一部偷渡得手，正向我急袭中。因控制了渡口，日军也在设法调兵力增援，西岸日军炮火不断向我东岸阵地轰击。

上午9时许，美军第14航空队奉命出动飞机，飞到打黑渡口上空盘旋，密切监视日军动向，并扫射江面日军，配合东岸我军作战。战斗中，第9连连长符化民受重伤，三家村和营盘山寨子被日军占领，敌我在村外山坡地带交战。

11时，第76师先头增援部队赶到酒房黑山门垭口，守军闻讯欢喜，立即调整部署准备反击。12时，我军开始全面反击，全部炮火射向酸橙洼和干沟，在敌人阵地中间开花；战士们冲出战壕，手持刀枪冲向敌阵，呼喊厮杀声响成一片；空军飞机亦不断在江面轮番轰炸扫射。至午后3时，日军被迫退至打黑渡口、章赛坝渡口，于夜幕降临后撤回怒江西岸。

据当地史志资料记：此次反击战，共击毙日军一百余人，死尸全部丢入江中；我方牺牲官兵三十多人。士兵遗体在阵地附近安葬，5位排长、班长的尸体运到酒房街安葬；连长符化民负伤后转到由旺野战医院治疗，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牺牲。

战后，因第3营防范不力予敌偷渡得逞，上峰对负有重大责任的第3营营长廖蜀峰给予撤职处分，以吕联民接任营长之职。为吸取教训加强防卫，令第259团团部由施甸杨赵村移驻姚关街。

日军公刊战史中，对此战概略记述为：“在七道河渡方面，偷渡成功，并急袭了对岸敌军，予敌以大的打击。打黑渡方面，由于被对岸敌军发觉，遂转向强行渡江，依靠先渡河的部分兵力的攻击和配属炮兵的炮击，逐次攻取了对岸的阵地。在这两方面的战斗中，击毙大量敌军（遗弃尸体27具）并破坏了军事设施，达到了预期目的。松井大佐根据日出后未发现敌军有反攻的动向，加以师团长曾预先有所指示，17日夜便撤退到西岸”。

日军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在其回忆录《波乱回顾》中，也曾扼要提及此战：“我们炸毁了敌人的阵地，烧毁了兵营以及附近所有的建筑。撤退时将渡河使用的小舟也全都炸毁了。石田大尉（第8中队长石田德二郎）等两名军官和几名士兵负伤，战死3人，整个作战如预期一样，进行得非常顺利。” 其关于自身伤亡情况的记述，与我方记述简直差若天渊。

据载，在日军偷袭打黑渡前两天的11月14日，昆明行营曾向第11集团军提供过一份情报：“戌灰（11月10日）以来，由龙芒增援平戛敌八百余人，连前驻敌共两千余。日军蠢动，有犯东岸之图。” 这份情报是否由龙潞游击支队提供给昆明行营？至少从常绍群11月上旬的敌情旬报上，看不出与该部有关。

作为深入敌后、以搜取敌情为主责的游击武装，居然会对发生在其活动核心区域的重大敌情毫无察觉，这如何都是不可思议的。但若联系到此时常绍群闹独立，自行撤销“龙潞游击支队”番号并打算离开龙潞区域的背景，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一事件，基本宣告了“龙潞游击支队”使命的结束。此后常绍群所操心的，已经主要是自己掌握的这支武装的生存问题了。 nhO6auHym4akc/0+3nQgfpbI2X4W+kG0l74NGI5p101xiZG27bvhR4Z6tqHT+P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