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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锡来到昆明述职，昆明行营对其并不满意。

在司令部参谋处第一课9月28日的呈签件上，认为“该支队长于近两月时间，未能将支队行动部署及所得敌情随时具报；身负重任，未经奉召，擅自离职来省请训，殊有未合”。并在审核了其8月初的战斗详报后，大为挑剔：

一、游击队战斗原理，不仅避实击虚，特应注意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应在不断与敌人战斗中获取经验教训，别无整训一辞；游击根据地在平戛不甚适当。

二、战斗详报应记载：①战斗前敌我形势概要；②战地之状态；③交战敌兵之部队番号及指挥官姓名；④部署及主要理由，并关于战斗所下之命令；⑤战斗经过及邻近部队之动作；⑥战斗成绩及战斗后彼我行动详报。所载过于忽略，至可供参考之事项甚少。

三、调制要图应依其目的，现示必要事项，如“龙陵附近敌军配备略图”，至少应标示敌番号、各驻地兵力，尽可能示阵地位置与警戒位置；“游击区详图”应具有兵要地志之价值，不仅标示道路里程。

——朱嘉锡出身中央军校军官高级教育班，竟不掌握战斗详报的基本格式，算是犯了低级错误。

但是，此时云贵监察使李根源却给予了朱嘉锡很大的理解和支持。

早在6月份朱嘉锡刚从昆明起程时，就曾偕金完人、郑作舟、甘襄庭等数十人先到下关，向驻节大理的李根源请示机宜。李根源的故乡就在沦陷区腾冲，对家乡子弟的义勇之举颇为感动并大加赞许。8月24日，他在致电蒋介石报告抚慰滇西土司情形时，特意介绍了这支地方游击武装，云：

……龙陵陷后，县政混乱，军队奉命撤至潞江东岸。故中将朱旭之子嘉锡，请缨游击。龙主席委以游击支队长名义，宋总司令派加强连一连同行，并给子弹等件。嘉锡率金学全（ 即金完人 ）等百十人，冒险渡江，深入平戛、象达等地，组织民众，从事游击。唯枪支仅三四十杆，将来恐不能支，然嘉锡等之义勇，诚非易得矣。

9月份，朱嘉锡的母亲朱梅氏在赴邓川招安“小霸王”王振武之前，先到大理拜访了李根源，请求其帮忙恳请昆明行营主任龙云，为龙潞游击支队派援兵、发军械，以使其子克尽厥职。李根源于10月8日致电龙云，转呈了朱梅氏的陈情：

今夏滇西战局转紧，腾龙沦陷，小子嘉锡受命为龙潞区游击支队长职，卫国保家，义无容辞。唯组织之初，械弹缺乏，曾向行营请领俯赐，俱未蒙俯准。格于时机紧迫，仓促赴任。适值县长来居保山下村，地方行政亟待整理。就职月余，积极于组训工作，在大厂、平戛一带成立两个大队之兵力，械弹缺乏，工作碍难进展。（8）月初复遭敌袭，刻困战于平安山一带，消息阻隔，急待援兵到达。故特来榆恳请吾公（ 指李根源 ）转请行营主任龙，速拨派步兵三营以增援，并请发给小炮6门，轻重机枪25挺，步枪500支。俾得加强实力，使小子嘉锡克尽厥职，将来侧击敌人，收复失地，使龙潞同胞重见天日。

据此，李根源评价说“该支队长及金学全等此次奉命前往，努力奋斗，殊属可嘉。唯是枪弹两缺，进展困难，乞俯赐准如该母所请，俾该支队得以完成任务。余由该支队长之母及金学全、林连荣赴省面陈”。

10月14日，龙云对此电作了一个不置可否的批示：“此案关于请领枪械，照抄来文，候另案核饬。至请派兵增援一层，应检原文送请参谋处核办。” 但看在李根源的面子上，想必对于朱嘉锡当下的困境，还是多了几分谅解；何况龙潞游击支队本来就是自己批准组建的。

真正令朱嘉锡暖心的是，此次回昆明与常绍群再见面后，常终于同意随其前往滇西打游击，做他的副手。于是，朱嘉锡即上报告龙云，请委任常绍群为龙潞区游击支队副司令兼潞西设治局局长。龙云全部批准。朱嘉锡即催常绍群先到下关、邓川，去解决招安“小霸王”王振武的问题，尽快营救其母亲。因此，常绍群于10月初随带一名传令兵，偕同朱嘉锡的胞弟朱嘉品，乘车前往下关。

10月初，日军驱使民夫扩修的腾龙公路竣工，开始通车。援华美国空军（即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频频飞来投弹扫射，常予敌以重创。一天，敌运输卡车四十余辆开往腾冲，被我机一部扫射，敌车损伤殆尽。芒市之敌于是在机场及公路旁伪装草人、木炮，意在诱惑我空军误作轰炸目标，以消耗弹药。

但是，这些来自空中的打击，似乎并未产生多大的震慑效果。大约是因为龙潞游击队一时销声匿迹，反倒让很多汉奸壮了胆。据杨立声10月12日的报告，在此期间龙陵的伪政府宣告成立，由龙山镇前镇长赵鲲（即赵鹏程）出任伪县长。杨立声评说赵鲲“出身鄙劣，意识低微，今之沐猴而冠，实为一不足耻之荒伧”，并请求省府对其“明令惩罚，以肃纲纪，而儆奸邪”。 此外，出任伪职的其他人员还有：张朝品任伪秘书，刘宏仁任伪内务局长，钟镜秋任伪警察局长，张安臣任伪财政科长，李雨田任伪司法科长，赵锡禄任伪教育科长，赵善弱任伪管狱员，赵世镛任伪收发员。

扶植伪机构，系由田岛寿嗣大尉领导的日军行政班所为。据曾为行政班成员的日军士兵高锅铁雄撰述：行政班工作的目的，在于开展宣抚工作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在行政班，需要做的工作，大概为维持与云南省居民的亲密交往，以争取他们支持日军的活动，购买中国当地所产马匹粮食等；或者进行情报收集工作。行政班以田岛队长为首，属下有8名士兵。

在日军行政班操作下，一度停办的小学也恢复了，由刘向东任伪校长，姜廷燮、王贞淑任教师。为了实行奴化教育，军政班修改了小学的国语教材，凡是抗日的词句都删去，改成“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并派通译员常来监视。 高锅铁雄是一年后才从第113联队之联队炮中队抽调到行政班的，那时的奴化教育已不仅局限于以学生为对象了：

“我首先帮助当地开展日语教育活动。我们集中了当地三十余名居民教日语。他们的学历都相对较高，在日本的话应该算是中学水平。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地学会日语，帮我军做翻译。在空闲的时候，我会换上便衣（中国人的衣服），到居民家里串门，跟居民们相互教学日本的流行歌曲以及中国的歌曲和舞蹈等，这是很愉快的经历。龙陵县长以及警察局长也会参加我们的指导教育活动，我跟他们见过几面。之后他们便积极地支持日军的活动。”

龙陵沦陷后，一般老百姓赶街子交易只用滇造“半开”银元，不要国币和日本军票。田岛为了替日本军票找出路，向难民村发了财的伪员聚资组织了“兴华”公司，由吴隲生、李少卿任正副经理，大做生意。首先，田岛把“茂恒”存储的“杉月派”棉纱拿出一些来，交给“兴华”公司售卖，限定要用日本军票，卖得的钱作为资金。李少卿购买了七八十股“杉月牌”棉纱屯集着，后来纱价猛涨时售出，获了厚利。田岛又向坂口请示，拨给公司一辆专用汽车，发给长期通行证，前往缅甸腊戍一带购买海盐干鱼等海味来龙陵售卖，也限定要用军票，每月终结账分红，股东都获了厚利。

据李春彩后来供述：伪“兴华”公司资本为日本军票六百万元，作六百股，股东多是龙陵的人。公司从缅甸买布匹、油盐、饮食之类运回来，卖出以后再买柴米卖给日军。至于其子李少卿的棉纱，干脆就是日军准许其在公路上搬回的。“行政班长稻田对我很好；以后又换了田岛，对我还是很好……”

此外，日军行政班还收聚了一些残存的药品器材，设立了“宏济”医院，由张五聚任伪院长，余召卷任医生。原来五板桥的碗厂，也由姚老三和姚希忠投资雇工恢复生产。

这些机构的组成，起了宣扬伪化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在筹办这些事时，田岛主要抓住了三个汉奸骨干：要民夫修腾龙公路，就找赵鹏程、刘宏仁下命令分派；要游击队的情报，就找钟镜秋派人探听。为了讨好好色的田岛，钟镜秋为其拉皮条，介绍李姓母女二人给他。田岛每月供应二人两袋米、两袋食盐。从此，田岛对钟镜秋大加赏识，引为知己，凡事找钟商量，对赵鹏程则很冷淡。

伪县长赵鹏程的“施政”方针，主要是两手：

一是“黑吃黑”。找借口先后将黄召基、周炳多、李开元等人拘押，抄家洗劫了他们攫取的横财，又借机索贿再捞一笔。沦陷初期，日军奸淫妇女无数。难民村居住的杨从顺先后被两日兵奸污，后因争风吃醋，一天早晨被敌人枪杀在街子上。猛冒街子上居住的尹姓某女子，身怀7个月身孕，一次冷街天，被二十多个敌人轮奸到下身流血，胎儿坠地才停止。黄召基为了献媚敌人，答应带领日军去各山寨搜索一百个女人来玩乐，后被马通译（原“复兴”公司经理，曾留日8年，在怒江西岸被俘，被胁迫做翻译）暗中将黄大骂一顿，才打消了此事。赵鹏程整治黄召基这些人，一时还起到了平民愤之效。

二是实行毒化，开放烟禁。让各山乡民众大种鸦片，照亩积缴纳烟税各五两，供应他日夜躺在床上吸食。其他伪员也分到余润，刘启仁、李雨田、廖子猷、张朝品也得以吸食。为了扩大财富，赵鹏程送给妻弟杨积厚和烟商余良知、余存臧父子大批半开银元，在猛外坝那木桥（即楠木桥）一带做大烟生意，收购屯集，高价出售。后来因为名声狼藉，杨积厚赶紧躲回难民村，余良知父子在那木桥被游击队枪毙。

在沦陷后的龙陵，混迹于奸伪窝子里的人，也显示出极为复杂的人性，比如赵押凤（亦记赵亚凤）就是一个被人称颂的传奇人物。据说，她是黄草坝周家寨周学昌的妻子，年过四十，性格泼辣，为人机智，“以女性关系容易接近敌伪，能随机应变，蒙混敌人，曾经救过不少同胞的生命”。赵押凤的主要事迹是护送我便衣人员通过黄草坝公路封锁线。通过时，她常把便衣队员的手枪、文件装在自己怀里，叫他们大大方方地去温泉澡塘洗澡，然后慢慢穿衣扣纽扣，溜达着过公路，使敌不起怀疑。她护送过的人很多，如第11集团军的戴国贤，游击队员杨增善、赵国梁、张文富等三人。当时，杨增善等三人因事路过猛冒至蚌渺中途的大桥，碰上去蚌渺换防的一队敌人。杨因身带武器和文件，不敢逗留，飞步逃脱，敌人开枪射击未中；赵、张二人吓得躲入桥下，被敌人捕获，捆绑起来带走。途中，碰上赵押凤由蚌渺来，她一看二人有些面熟，而敌人正是黄草坝据点小队，就毫不犹豫地抢上前去对敌人说：“这是我表弟，那个是我堂侄，都是好人，放了吧！”边说边替二人解开绳索，将二人释放。敌人因素来和她玩惯了，很相信她，便不加怀疑，听任释放。另外，她虽是小脚妇女，但行走甚快，经常到城区内找廖子猷打探军情，回来向我军侦察员报告。

据游击队员梅有辉撰述：

10月19日，我在龙河中寨找董子押带路，前往猛冒廖家寨会见曾任龙山镇长的廖炳兴，从他处筹到一些毯子给游击队用。在他家住了一夜。20日一早准备返回象达，刚走到吴家寨脚，不幸被敌发现捕获。敌人把我们二人捆绑，押送黄草坝，在邓家寨水磨房关押。第二天提审，由日本人主审，两个中国人做翻译，男的是李开源、女的是赵押凤。日本人见我没说实话，就折磨我。我被关押14天，提审3次，灌过2次水。而后，又转移到黄草坝洗澡塘交宪兵队管制。这里驻着宪兵一个小队，每天要我们赤脚帮他们上山干活，晚上关进牢房。牢房很坚固，周围都用铁丝围着，晚上还用棕绳把我们都捆起来再背靠着树棒又捆上。在这里又关了15天。关到这里后，我看情形不好，有可能会被折磨很长时间，甚至杀害，于是盘算着要逃出去。连续三个晚上，我在凌晨2点钟左右，趁大家熟睡后，把捆在手上的绳子轻轻地在背上的木棒上摩擦，使之逐渐松开，再用手去折断铁丝，很艰难地把铁丝折断三股，才跑了出来。被关押着的四十多人，只有我和董子押死里逃生跑了出来。

梅有辉，即前述朱梅氏（即梅莲娣）的弟弟，论辈分是朱嘉锡的舅舅，在游击队负责情报工作。他在回忆中提到，赵押凤在帮日军做翻译，但似乎并未帮助过他。而据当时的知情者野明撰述，在梅有辉被关押期间，“赵押凤向敌人屡次解说，准许请保释放”。就在这期间，二人因日伪放松管理，趁机逃跑。但“带累保人周得才、廖希文、廖诗甫被敌人逮捕，关押数日。后又得赵押凤奔走，向敌人和汉奸周炳昌活动，才得释放”。

关于赵押凤的传说，有一些无疑是过于传奇了，比如说她曾是被远征军委任的“便衣队长”。在沦陷区的险恶环境中，很多人释放出了潜藏的人性之恶。在坏人遍地的世界里忽然有一个好人，自然会被人们在传颂中涂抹上理想化的色彩。

如前所述，当龙潞游击队刚挺进敌后时，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令担任江防的第87师派加强连过江，与游击队互相配合策应。6月份，是第87师第261团第9连（连长陆季平），自火石地渡江；10月份，由该团第7连（连长王玉白）接替，由三江口渡江。

据第7连一排长赵雨林回忆：渡江的连队，同时担任着全团江防正面游动性的警戒连。官兵全部更换便衣，带足弹药，轻装渡江。为减小目标，在西岸基本以排为单位，分散活动于龙陵及芒市外围的群山之中。连长则率连部及斥候向各乡镇进行广面侦察，与地方组织和老百姓接触，建立起联络网线，以备警戒或遭遇战斗时之回旋余地。为便于行动，各排将多余的弹药贮存在各个不同村落里，委托当地保甲保存备用。

在龙潞游击支队8月份的战报中，曾提到该部与第87师渡江加强连联络协同作战。10月初，当朱嘉锡返昆述职离队，游击支队内部发生哗变之后，仅存的少数力量基本处于蛰伏状态。仅是在10月末的一天，仲义队分队长刘忠亮率5名队员化装潜入芒市附近公路侦察敌情，活捉敌伪中尉监工员一名后，立即转移到龙陵、象达中间的坝竹。马仲义判断敌伪军有可能向我夜袭，抢救被活捉的监工员，因此于当夜12点埋伏在由龙陵坝竹通往芒市的小水井地方，等候敌人。次日凌晨3时半左右，敌军约二十余人进入我伏击圈内，马仲义立即命令射击，打死敌伪两名，其余狼狈逃窜；缴获“中正式”步枪两支，子弹七十余发。次日，将活捉的监工员押送平头寨司令部处理。

马仲义后来在撰述中，多次提到此期间另一次战果较大的伏击战，谓之“猛冒洋烟河战斗”，其概貌如下：

1942年11月5日，龙陵黄草坝的敌人约两百余人，附迫击炮两门、轻机枪十余挺，向猛冒洋烟河出发，企图向我军“扫荡”。司令部据报后，即令仲义队配合第87师加强连，附轻机枪6挺，以急行军的速度抢在敌人未到之前，迅速埋伏在洋烟河夹槽内。下午1时左右，敌军大队人马进入我伏击圈时，我一声喊打，我方的机关枪、手榴弹向敌人猛烈射击。敌军遭到突然袭击，首尾不能相顾。敌伤亡五十余人，我伤亡两人。我们目的已达到，立即向咬郎转移。下午6时，日军由黄草坝增派三百余人，到洋烟河收尸后返回。

黄草坝日军因屡遭我游击队的袭击，认为猛冒大桥隐藏着游击队，出动兵力数百人前来搜索，在蚌渺一带共烧毁民房101家共二百五十多间。其中11月5日烧毁民房（湾塘村民房）13家；6日敌分两路搜索雪山到大烂地、洋烟河，又烧了十多家；7日上午到茄子山烧了45家。

马仲义撰述中提到了司令部“令仲义队配合第87师加强连”，却对该加强连的行动只字未提，似乎战斗是游击队独立担负的。这无论如何显得有些蹊跷，因为很难想像仅存六十余人枪的游击队，会有如此的战斗力。

所幸的是，笔者又找到了第87师261团第7连一排长赵雨林的撰述。经与马仲义撰述仔细比对后，判断这场伏击战完全是赵雨林指挥所部打的，龙潞游击队的人只是远远地观战，后来却先打扫了战场。

据赵雨林撰述，战斗发生地是在“咬郎山、茄子山和另一无名大山衔接处的大路上”。战斗前一天夜间，赵雨林率一排游动至无名大山，从村民处获悉，当天下午此山背后的蕨叶坝村开到几百名日军。赵雨林本想乘敌不备实施夜袭，但因找不到能带路的向导，环境陌生，未敢贸然行动，全排抱着枪过了一夜。

次日（参马仲义撰述，应为11月5日）天微亮，设在山顶的三名哨兵跑来报告，日军已从蕨叶坝向咬郎山方向行军。赵雨林判断战机已到，率全排跑步下山，迅速占领了山脚小高地，并对三个班作如下部署：

一班在小高地右侧，机枪位置在小路附近，步兵散在两侧。除担负正面火网外，更重要的是要封锁右侧方咬郎和无名大山的山口，以火力切断敌之来路，使后续之敌不能冲来；

三班占领小高地左脚，火力直指路面，并封锁通往咬郎村的大路，防敌逃跑；

二班占领小高地顶部，火力指向正面咬郎山脚的大路，与一、三班火力构成严密火网。

赵雨林本人的指挥位置在二班阵地。另外，还留两名哨兵在山顶，命令他们：在山下阵地打响前，不准开枪，以免惊动敌人；听到山下战斗打响，两人要跑动变换位置向敌不停地射击，给后面未进入火网的敌人造成假象，使其误以为山顶上还有几十人，不敢冒险往上爬抄后路。待山下枪声减弱，方可自行撤退到与无名大山同一平面山头的玉米地处集中。

约在几分钟后，敌人开始进入这道死亡线了，在最前面的是敌兵和骡马的驮子，继之而来的是一匹白马和一匹红马，上面骑着两名军官（当然后边还有官兵和骡马等），手上拿着树枝条摇着，神态悠闲自得，十分得意。估计前面敌人快要接近去茄子山终口，机不可失，我命令机枪瞄准骑白马的射击。扣扳机后，却“瞎火”了，我给射手一巴掌，斥道：“怎么搞的！”又令班长用步枪打，枪响后，敌军官应声翻下马。这一枪即是命令，全排开始拼命地猛射，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彻山谷，声震旷野。重伤待毙的敌人绝望巨痛的哀嚎声，使后边还未进入火网的敌人立即后撤。拼命地逃脱吼叫声，骡马惊恐乱窜嘶鸣声，靠近路边与个别敌人进行肉搏的喊杀声（一个姓杨的战斗兵，抢未死之敌的手中枪，与另一敌兵肉搏，此兵战死，是河南人），这一切骤然爆发，令人惊心丧胆……

战斗正激烈时，赵雨林发现左侧三班的机枪不响了，急速跃进过去，发现是机枪出了故障，遂命令立即排除。再返回到二班时，一班也来报告说枪弹将要打完，并且已阵亡两名士兵。赵雨林立即命令开始撤退，由二班掩护，一、三班都向平山顶的玉米地集结。而后，赵雨林也率二班迅速撤离。

从战斗开始到撤出战场，最多不超过半小时。当全排到达玉米地时，立即查检人数，共阵亡3名士兵，手榴弹都投光，枪弹也所剩无几。赵雨林命令副班长侯俊德、龚守卿二人潜回战场周围，伺机清扫战场，并寻找3名阵亡战士尸体。而后，率全排迅速向另一大山急进，走入密林山岭的峰顶班公村（即邦功村）。到达后，立即叫保长派两个人，随同副班长叶志海（广西人）去取存在某地的预备弹药，连夜运来。又令保长，凡是接连班公村的通路和邻接的村庄，都要派人监视来路，以防敌人为报复追踪而来。整休时，令士兵检查和擦拭武器，等待补充弹药，抓紧整理衣物和草鞋，随时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第二天上午，侯俊德、龚守卿两人拎着一个袋子返回，说他俩探窥战场敢于进入时，战场已被龙潞游击队的人清扫。他俩只找到三名阵亡战士的尸体，由民众协助焚烧，带了点骨灰回来。对此，赵雨林做了如下评说：

龙潞游击队是龙云属下的空头组织，虽称游击队，实则无武器，人员不多，都三五一群，散潜在当地各处的民众中，敌来则躲，不过消息灵通。当我在咬郎山下与敌激战时，他们远听枪声，已潜隐在茄子山、咬郎村附近的山边窥探和监视中，敌人的伤亡（即战场内的实况）以及后面敌人的窜逃远去和我的撤退，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见敌我皆去，就邀集他们的人和民众，慌忙地进入战场缴获和清扫战场，又立即脱离战场，所以侯、龚两人去时，战场已被清扫。龙潞游击队的潜伏监视战场，对敌我的情况，比我这战斗的指挥者，还清楚得多，所谓“旁观者清”。

那么，马仲义是否以“旁观者”的观察而做了那样的撰述呢？不得而知了。多年以后，龙潞游击支队健在的人中，常绍群和马仲义的地位最高，关于那段历史也以两人的撰述为权威（据查，马仲义最早的回忆文章，系由曾任远征军第8军103师307团副团长的陈一匡整理代笔），不深入研究是难以质疑的。“历史由活得最长的人书写”，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现实。

当日中午前后，龙潞游击队派9个人赶来18匹骡马带驮来到班公村，向赵雨林交战利品。计有步枪37支，子弹××颗，骡马18匹，钢盔四十余顶，军用单呢大衣35件，浅草绿色军上装二十余件，太阳旗十几面，黑色纹皮大公文包一个（内装上等毛质品西装料一套），其次为米、饭盒、罐头。点验后，赵雨林感觉有“漏洞”，认为战利品被游击队“隐吞”了一部分。赵雨林根据缴获的武器推测，此战毙敌最少在60名以上。

此外，赵雨林也记述了此后日军报复，焚烧咬郎山山腰处民居之事，与马仲义的记述大致吻合。 赵雨林排所在的第7连连长王玉白（内战后期赴台湾，与赵雨林再无联系），也在撰述中特别提到此战，只是细节上略有出入：

“在蚌渺西山脚一次设伏奇袭作战中，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发动附近居民清查战场的结果（因本连急袭日军后，怕日军另两个分遣队包围攻击，所以急速循高山小径撤离50里外，命令我便衣队动员附近村民清查战场），日军遗尸八十余具，我搜获日军骡马18匹，步机手枪九十余支，钢盔九十余顶、望远镜3个，其他弹药军品文件资料甚多。但我连只阵亡士兵2人”。

王玉白还认为，在后来缴获的日军第56师团文件“第14号龙陵情报纪录”中，所记之“（第87师）常以一加强连推进拉孟、汪夏（疑为平戛之误）附近，与龙潞游击支队联络，实施活泼之游击战，此外并实施情报收集及民众工作。最近逐渐增强其渡河部队，其行动遂愈趋活泼”，就是日军针对该连的这次伏击战而言。

因此战功绩突出，几个月后赵雨林升任第7连连长，王玉白则晋升为第3营副营长。

12月初，支队司令部得到各方情报，龙潞之敌集中千余人，准备向我游击队实施大“扫荡”。参谋长郑作舟自天王庙派人带信给马仲义，云：“……为保持你部力量，现已同七道河新39师防线联系，希速率队回部，立即转移至后方，待敌情缓和再行过江。”马仲义受命后，于12月4日由蚌渺出发，下午7时抵达平戛，于5日率部由七道河渡江。 当时新39师江防部队的李排长，对仲义队的人枪均作了详细登记。经一周行程，该部于12日到达镇康的文曲山，却被驻军新39师第116团第3营（营长徐德）缴械。该营出示命令称，闻龙潞游击支队大部分官兵叛国投敌，为敌前驱，上峰令江防部队剿杀。随后，马仲义等被该营拘押，5天后转移至第116团团部驻地猛蚌，4天后又转移至新39师师部驻地镇康。

12月22日午后4时，马仲义一行抵达镇康县城，突遇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甘襄庭。他走上前来握着马仲义的手说：“马队长，你们受委屈了。朱司令已从昆明回部，听说你们在文曲山受难，派我来师部交涉。因情报人员谎报军情造成误会，他们师长已表示歉意。”新39师随即派人给马仲义等人松绑，归还枪支弹药。随后，马仲义一行前往天王庙与朱嘉锡他们会合。

到了天王庙，马仲义不但见到了自昆明归来的朱嘉锡，还看到了一个陌生面孔——新任副司令常绍群。

在此，需要回溯一下常绍群从邓川招安“小霸王”王振武的过程。

“小霸王”王振武原是滇西巨匪“张结巴”的手下。1930年前后，“张结巴”被滇军第101师（师长张冲）剿灭，王振武即在老家邓川县金家镇山上安营扎寨，不时出没于鹤庆、剑川、兰坪、云龙、洱源等县，抢劫富户及行商，为害地方多年，抗战开始以后更加猖獗。云南省主席龙云曾令各县联合会剿，但此剿彼窜，收效不大。

前文说到，受朱嘉锡委派，常绍群偕朱嘉锡的胞弟朱嘉品，于10月初前往邓川招安“小霸王”王振武，并营救被王扣留的母亲朱梅氏。但当常绍群和朱嘉品到下关时，获知王振武已主动让朱母和金完人离开匪巢。朱嘉品即返回昆明，由常绍群独自完成招安王振武事宜。

常绍群感到，自己与土匪素昧平生，要把他们招去敌后打鬼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是苦想了一夜，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云贵监察使李根源现在驻节大理，向他汇报打算去招安“小霸王”过江杀敌的想法，请他支持，应可得到李根源的同情和赞许；其次，和驻在大理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报告，求得宋的同情；最后，和驻下关的滇黔绥靖公署特务大队商量。副大队长、常的同乡好友鲁昆池告常，目前特务大队已奉龙主席命令，偕同丽江公署保安营、云南工兵营、邓川保卫营，联合围剿“小霸王”山匪，统归丽江专员史华指挥，近日就要开动。若要招安“小霸王”，须向龙主席请示，让其收回成命；同时要告知史专员暂缓军事行动。闻此，常绍群立即电呈龙云及电告史华。而后，得到龙云复电，准许常招安“小霸王”，限一星期离境；史华亦来电称，已接到龙主席明令，招安后请电告起止日期。

随即，常绍群即电告家住邓川、曾是其任第184师军械主任时的部下张凤仪（少校军械官，请假在家），请他赶来下关相商。张接电后立即赶到下关，常绍群托其到邓川金家镇山上找王振武，代其转达招安他过江杀敌的意图，试探他的态度。张应命而去。张走后，常绍群立即赶去邓川县政府，找到县长赵际云（学名毓蛟），说明来招安“小霸王”的意图，请他协助办理。赵际云表示愿意帮忙，并把保卫营沙营长找来当面交待：万一常副司令发生不测，即须前往营救云云。次日，张凤仪前来邓川县衙复命说：王振武愿意招安，欢迎常上山谈判。常绍群即于当天下午由张凤仪带路，前往金家镇办理招安事宜。赵县长仍叫保卫营准备行动，并派人探听常上山后的消息。时将薄暮，常绍群一行将到山寨附近，王振武摆出百余人的武装列队迎接。两人一见如故，很是亲热。夜间摆出酒席招待，王振武在席上敬酒说：“今天我好像是一个姑娘，一心一意嫁给你了，以后一辈子都跟你了。”席间常绍群讲了抗战的重要意义和他们的光明前途；同时告之龙主席要其一星期离开邓川的命令，以他们目前的处境劝其尽早离开。王振武以调集鹤庆、剑川等地的“边棚”弟兄须十天才行，请求延期开拔。常绍群告之“边棚”调不齐就算了，最好你身边有多少就带多少，其他就不等了。至此，王振武答应按七天的限期出发。出发时，王振武只带走两百多人。

上山的第二天，常绍群叫张凤仪下山代买一坛酒、一头全猪，送上山来慰劳王部。常绍群和王振武足足呆了五天，然后出发。邓川县赵县长亲自到金家镇街上设酒送行。

王振武虽已归正，但仍害怕第11集团军和地方军队整他，不敢经过下关，要常绍群随他走大理苍山背后的花甸坝出永平。常绍群只好迁就于他。到永平当晚，永平县文县长设宴欢迎。到了保山，杜县长是邓川人，曾是第184师的老参谋长，又设宴欢迎，对常、王二人给足了面子。

11月下旬，常绍群和王振武部到达天王庙后方办事处，几天后朱嘉锡即由昆明归队。此次，朱嘉锡又从昆明带来一批干部，有拟任副司令的李犹龙（弥渡人），拟任参谋长的王叔湛（四川人），此二人都是朱、常在中央军校军官高教班第8期的同学，关系素来不错。另外，又请来一位政治部主任叫王任之（上海人，绰号王麻子）；还有几个军官，是李犹龙的同乡。朱嘉锡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还带来了一个话剧团，有女演员马沙和男演员赖凡、胡涤等十余人。

朱嘉锡既然另约来了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人，原来的参谋长郑作舟、政治部主任甘襄庭以及参谋司正培、摄影师王嘉和等，就借机请假回昆明，脱离了游击队。

在天王庙的十余天，常绍群等对王振武部和原有的六十多人进行教育训练，主要训练夜间行动、搜索、攻击、防御、伏击、奇袭等战术动作及爆破技术，并派萧光品充任王振武部的中尉副官，负责该队的军事训练工作。

朱嘉锡对现有力量进行整编，临时组建了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以原副官主任刘叔良充任，第二大队长由王振武充任。第一大队暂时成立一个中队，把以前的六十多人枪编组，由马仲义任大队副兼中队长；第二大队有人枪二百余，成立3个中队。第一大队所缺两个中队以及第二大队所缺人数，拟过江后再为补充。

在此期间，一直滞留在沦陷区的原龙陵县长杨立声，与朱嘉锡正式交接了县长职责。此前，虽然朱嘉锡已到龙陵，但因忙于军务，加之中途返昆述职，很多事务仍要杨立声协助处理。此时游击支队刷新了阵容，朱嘉锡也踌躇满志，交接即水到渠成。12月28日，杨立声向省府发出报告交卸情形的最后一封电报。大约是担心上峰仍要追究其弃城失土之责，杨立声对自己半年多来的遭际做了综述性的申辩：

……窃卸县长猥承任命，署事龙陵，在任两月余，遽遭剧变，有忝职责，无任惭惶！朔自县长莅龙之日，正我大军征缅之时，关于军需粮秣，夫马运输，纷至沓来，悉力以赴，嗣而伤病官兵，麇集县境，医药给养，急于火星，莫不竭虑殚精，实已焦头烂额。龙邑边鄙，适当要冲，汉夷杂处，地瘠民贫，县长职责所在，曷敢疏虞！正积极部署间，讵料倭寇抄袭腊戍，续以机械化部队高速度挺进，越畹町、遮放、芒市之较远距离，5月4日午后6时许，直薄龙城。县治偏于一隅，无城无郭，与芒市接壤，仅数公里之遥，敌军咫尺，炮火轰隆，驻龙数十机关，皆已先行撤退，地方绅民逃避一空，纷乱情形，不堪言状！县长则仍遵奉后方勤务部长俞（ 俞飞鹏 ）迭颁紧急手令，饬发动民力破坏公路，并筹交军粮五百大包。正加紧筹办之时，伏念守土有责，城亡与亡，县长渺渺之身，夫何足惜！无如敌军进城，势穷力竭，徒供牺牲，无裨实际，只得遵照通令，转移县属平安乡及思喇分乡一带，招徕绅庶，抚绥逃亡，激发同仇之心，推动抗敌之力，静候反攻，协谋规复。待罪山陬，予焉六月；凡诸实情，罔敢虚饰，事前曾以支（4 日 ）电二通拍呈，终因电台收而不发，即行撤走，以致下情迄未上达。唯时敌军骤至，以强烈火力，猛袭职县之际，情势万分紧张，对于案卷、票据、监狱、仓库、械款、公私器物，实已无法顾及。县长孑然一身，率领从人数名，于枪林弹雨中，冲过敌兵步哨线，徒步出险，仅能携带印信、关防及密码等较重要物品。现在县事遵令由新任县长朱嘉锡接收办理，新旧任均于12月1日分别离职、到任，业经分电呈报在案。所有卸职于此事出意外，变起非常之际，公私各项损失及交代离职各情，理合具文呈请钧府衡核备案。

——极为巧合的是，这期间日军龙陵行政班长田岛寿嗣也因“政绩”突出，由大尉晋升少佐，调往腾冲行政班（后升格为滇西日军行政班本部）。田岛到腾冲熟悉当地情况后，又折回龙陵，把钟镜秋带去当了腾冲的伪县长。龙陵日军宪兵队长小田国夫也因杀中国人有功，升了大尉，另调新职。“疤脸伍长”也升了班长。继任宪兵队长叫土屋木一，再后一任叫力本新四郎。

田岛寿嗣的继任者为江口一郎大尉，他的助手是大崎中尉 。江口到任后第一件事，用大力恢复了龙陵原有的制革厂，由李兖洲父子负责，厂址在月望寨他的家，大量硝制皮革，做成皮鞋，供应军需；第二件事，是找七区董光汉任了伪警察局长职。 gQneEuJMxa420zSRysA0JeoPmK4Am1xRkR161Q8jzWN+AnGwswxpz9Il3kGv3K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