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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由缅甸侵入滇西腾龙等八县区，令云南全省大为震动。
在昆明，有两位本省籍军人朱嘉锡和常绍群，谈论起滇西沦陷之事，义愤填膺。朱嘉锡为沦陷区龙陵县象达人，滇系第38军军官团出身，毕业于中央军校军官高等教育班第8期，充任过暂编第1团排长、中尉副官、第5旅旅部上尉副官，此时在军委会昆明行营任校级副官。
常绍群是昭通镇雄县人，与朱嘉锡在中央军校军官高教班时同学，此时供职于滇系第60军第184师。朱嘉锡对常绍群说，自己愿毁家纾难，深入敌后组织民众抗击日军。并告常，已向昆明行营主任龙云请愿并得到批准，颁给番号“昆明行营龙潞区游击支队”
，委任自己为游击支队司令兼龙陵县县长。朱嘉锡邀常绍群任自己的副司令兼潞西设治局局长，共同过江杀敌。由于常绍群时在第184师师部任副官主任，未便骤然答应。但因两人交情较深，常绍群仍在昆明协助朱嘉锡筹措一切。不料此事被第184师师长万保邦知道，大为恼怒，即派师部少校参谋李佑来昆明捆常回部。李虽敷衍了事未执行，但常绍群已决定辞去副官主任职务，另谋出路。于是打报告向万请求辞职，因有师参谋长罗展的关系，得到了批准，因而在昆明闲居下来，集中精力协助朱嘉锡处理事务。
朱嘉锡在昆明筹建游击支队的工作主要是：
昆明行营给朱嘉锡只发了一张委任状、一枚龙陵县官印、一枚游击司令关防及龙陵一带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在武器装备上，只发了10支云南兵工厂仿造的七九步枪，80枚地雷，一部电台，几万发步枪子弹，几十箱手榴弹。其余的，都是朱嘉锡把以前加入“茂恒”商号的股金全部取出来，自行向云南兵工厂购买仿造七九步枪30支，向私人购买俄造“捷格加廖夫式”转盘轻机枪3挺，黄色炸药和手榴弹若干，以及其他军需物品。
干部来源：一是由朱嘉锡聘请的，有云南陆军讲武堂第19期毕业的军官罗小池、郑作舟，云南大学外文讲师甘襄庭，由其堂兄朱家璧
介绍的中央军校第8期同学金完人，中央军校昆明第5分校第17期军官训练班毕业的王开秀等人；二是从第60军跑来投效的军官，有刘叔良、萧光品、梁国兴、马仲义等十余人；三是龙陵县旅昆初高中学生而请求回乡参加游击的，有方南天（原名番南天）、张健秋、钟品贵等十余人；另有知识青年自愿投效的司正培、王嘉和等数人。
领导分工：以金完人代理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长；罗小池任支队参谋长；甘襄庭任支队政治部主任；郑作舟任支队部副官主任；刘叔良任军械主任；钟品贵任军需主任；陈子章任军医主任；曹志诚任电台台长
；方南天、张健秋等青年学生均在政治部工作；王嘉和任摄影师。
临出发时罗小池未能成行，改由郑作舟代理参谋长，刘叔良改任副官主任。
训练方面：在昆明筹组期间，朱嘉锡把全部参加人员集中在昆明西郊海源寺自家的朱氏祠堂里施以训练教育，由罗小池、郑作舟、金完人等讲授一般的战术和战斗方法，亦初步试着讲解斯诺在《西行漫记》里介绍的红军游击战术以及谍报方法；由萧光品（一说马仲义、李家旺）讲爆破方法及投手榴弹方法；由甘襄庭讲授抗战形势和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以及政治宣传方法，等等。
大约在昆明筹组一个多月后，朱嘉锡即偕同金完人、郑作舟、甘襄庭等数十人奔赴滇西下关，向驻大理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驻节大理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请示机宜。同时朱嘉锡在下关拟写了告龙陵、潞西民众书，用石印印刷，拟带往怒江西岸散发。此外，还在当地收容了散兵游勇、汽车司机十多人。施甸西山村回族人马应才自愿请求参加，自动组织人枪三十余。朱嘉锡任命他为警卫队长。部队临走时，马应才因家务缠身未能成行，将人枪交给一姓段的担任此职。
逗留一星期后，他们即到保山姚关镇天王庙（今施甸县万兴乡），在该处成立了龙潞区游击支队暨龙陵县政府后方办事处，由杨谓廷（天王庙的富户）任主任（后由朱家祥接任）。
就地训练期间，由马仲义和李家旺负责工兵训练，讲授各种杀敌技术及武器使用。马仲义原系第60军第184师工兵连少尉排长，1942年该师从江西换防回云南后被编遣赋闲在家。经军校同学、友人李家旺（蒙自人）介绍，两人一起参加了游击支队。
此时，因惠通桥早已破坏，怒江大部分渡口被日军封锁，只有下游三江口、打黑渡、七道河三处可以偷渡。朱嘉锡派方南天、杨积刚等6人沿江察看地形，决定由打黑渡过江。
但因渡口无船，令杨谓廷负责赶造一只输送游击队过江。7月13日，朱嘉锡率队从打黑渡渡江，进入龙陵属地平戛（今平达）。此时担任该区域江防的是中央军第71军第87师。守江边渡口的是一个前哨步兵排，连部驻营盘，营部驻酒坊。
据朱嘉锡6月份在昆明拟定的《龙潞区游击支队工作大纲》，游击支队的职能为：“歼灭窜入滇西之敌，组织民众，协助正规军作战，破坏道路、桥梁，妨害敌人行动，袭击其侧背，使正规军达到歼敌之任务。”游击支队活动于龙陵、潞西沦陷区，具体任务是：袭击敌人侧背，伺机夜袭、伏击；破坏敌人交通及补给，扰乱敌人后方；侦察敌情，为我军作战提供向导；帮助我军之通信及联络；严防汉奸敌谍，并破坏敌伪组织；对于我军一切补给之运输；战区内对于我军伤病官兵之救护等。
当时，龙云给“龙潞游击支队”的政策是，只颁给番号不拨兵额，经费、粮秣自行就地筹办。
先头部队过江后，方南天调到司令部任军需，负责全队的经费收支和伙食管理。据方南天回忆，当时经费筹措十分困难，官兵不仅发不到被服和津贴，连伙食也难以保证。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大家恢复失地心切，士气仍很高，都无怨言。
朱嘉锡率部挺进至龙陵县象达镇甘寨村。象达是朱嘉锡的老家，其父朱旭（字晓东）曾任滇系第38军第99师师长、云南民政厅厅长，在当地声望很高，深得民心。因而龙潞区民众，特别是象达的老百姓，与朱嘉锡关系密切，对他所带去的游击武装都很欢迎。
朱嘉锡在象达驻定后，当地青年自动献出远征军新28师入缅作战失利溃败后沿途丢弃的枪械五十多支，爱国绅士捐献步枪、手枪三十余支，不少当地青年自愿参加了游击队。因此，支队司令部遂编组了两个中队和一个警卫队：一是克忠队，队长何克忠，人枪五十余；一是家旺队，队长李家旺，人枪四十余；一是警卫队，队长马仲义，人枪六十七。
此外，由王开秀率领队员十多人在打黑渡东岸的酒房设立了联络站，负责与第71军江防部队联络，进行转运及对伤员的临时救护等工作。
支队司令部各类人员虽多，但过江的只有参谋长郑作舟，参谋郭震卿（中央军校昆明第5分校第13期学生）、司正培，摄影师王嘉和，青年学生方南天、张健秋、钟品贵等人，其余人员全部留在天王庙后方办事处。
此后，除继续抓紧训练教育外，重点加强了谍报网的部署和敌情侦察工作。
对谍报工作，参谋长郑作舟作了如下部署：
设置情报网：在象达甘寨村周围50华里圆圈内——主要是龙陵第二、三两区（滇缅公路以南）的咬郎（即绕廊）、邦功、大厂、洋烟河，以及平戛、小平河、小米地一带设置21个情报网点，并由情报网点组织递步哨（传递情报者），要求在8月中旬完成。
加强保密工作：把龙陵、潞西两地军用地图上重要的地名或高地都用数字代替，如平戛标号为第1号，平安山标号为0.1，等等；部队番号第一大队用101队，中队用人名代替，如克忠队、家旺队、仲义队，等等；通信时采用代号，不写真名真姓，如写给朱司令的是“乌先生”。写信内容，表面上用毛笔写家常或经商行话，如：×月×日运达布匹××尺（敌军人数），大盐×筒（炮）、黄豆×箩（重机枪）、苏子×箩（轻机枪），等等；实际情况（敌情或本部重要命令）则用白矾写在信的字里行间。双方接到信后，把信纸漂在水盆里就可看清楚真的内容。
这些联络暗语经常更换；每更换一次，都先向有关单位秘密通报。
在摸清敌情方面，司令部除派出大批谍报人员向龙陵、潞西两地秘密侦察外，每天还派出携带手枪的谍报人员与刺探我军的敌探、汉奸作斗争。有一次，抓到一个敌探，经侦讯后知是保山姚关人，家住班弄（亦记邦弄），是驻潞西猛戛的敌伪派来刺探我军军情的。他说自己之所以昧着良心替敌人做事，主要是家里生活很困难；当了敌人的探子后，敌人就负责他家里的生活。同时此人供述了敌军的一些情况。他说，龙陵方面，沿公路的镇安所、黄草坝、杨梅田直到江边都驻有日军，约有一个联队的兵力。潞西方面，除敌军主力驻在芒市、畹町及公路上的三台山、八角岭外；另有两个小据点，一是猛戛（潞西设治局所在地），一是猛旺（乡公所所在地）。各据点只有一班日军，其余是芒市的伪军。有时日军完全撤掉，由伪军驻守；日军每周来巡查一次就回去。
随着胆子越来越大，游击支队开始主动出击，对敌进行侦察袭扰。在7月份的一次象达街期，马仲义佩带英造“拉八”（指弹匣容弹8发）手枪1支、子弹50发，率精干队员6人，携手榴弹10枚，借赶街之机向芒市方向侦察敌情。行抵扳梨园（今板栗树）附近，突然发现两人形迹可疑。马仲义观察对方手探入怀内，当即拔枪先开了一枪，对方转身逃跑。马仲义即跟踪追入森林内约100米，见其已倒入水中，中弹身亡。经检查，其人携带日式左轮手枪1支，子弹45发，日本手表一只，日本军票171元，半开银币20余元，日谍报证一本。
潞西设治局所在地猛戛，约有三百多户人家，相当热闹。原设治局局长龚正（南甸土司属官，日本留学生）弃职逃走后，日军派行政班组织了维持会和伪军，由原镇长石某当会长。猛戛伪军不多，日军并不常驻，时来时去的，但防守甚严，外围筑有堡垒和单人掩体。从象达到潞西猛戛要走一二百里，稍一不慎就会在途中遇到敌情，难以对付。于是，司令部决定只派少数人去偷袭，即从队员中挑选10人组成一个突击队，由艾振邦、万兴阶两人做向导，由普永达率领突击队，带着黄色炸药和轻机枪1挺、步枪6支，悄悄潜入猛戛。向伪军营地前进时，被伪军发现，双方发生战斗。因为伪军一时摸不清我方力量，惊慌失措，东奔西逃。突击队以密集火力向敌猛射，打死伪军4人，缴获步枪十几支，及食盐、行李、毡子等物品。还夺得大马一匹。他们立即把食盐驮在马上，其余的战利品由各人背扛着。撤退时，欲用炸药炸毁敌碉堡，但因药力不够，只炸个洞口。战斗前后持续十几分钟，附近的敌伪军听见枪声前来增援，猛戛被惊走的伪军也向我反扑，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此时普永达和另一名队员中弹牺牲，大家背着牺牲者的尸体拼命地突围而出，慌乱中把缴获的部分战利品遗失了，枪也摔断了几支。日宿夜行地在潞西境内绕了一星期，才回到龙陵象达。
朱嘉锡渴望能迅速扩大势力，于是在7月27日呈报昆明行营的报告中，宣称已成立了两个大队。实际上，第一大队即前述的克忠队、家旺队和警卫队等三个中队，而“第二大队计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配有弓弩40支，第二、三中队全属徒手，驻平达训练”，其实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这时，此前一直滞留在三江口附近的原龙陵县长杨立声，也赶来与朱嘉锡接洽。对此，朱嘉锡在给省府的报告中对杨做了褒奖：“龙陵沦陷，事起仓促。县长杨立声艰苦备尝，忧劳成疾。闻职奉命来龙，辄扶病来会，协商一切。因该县长之协助，故职部工作颇能顺利进行。”而在沦陷后被迫逃跑的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亦称方裕之）、潞西设治局长龚正，也潜来与朱嘉锡会面联络，表示愿在暗中协助游击支队破敌。
7月底，龙陵之敌约一个中队，进攻游击支队驻地象达。经一日激战，我军不支，向平戛平安山撤退。但几天后的8月上旬，龙潞日军开始分路向平戛进袭，游击支队遭遇组建以来的第一次严重考验。
关于此战，朱嘉锡事后给昆明行营呈报了一份较为细致的战斗详报，有助于读者了解此时游击支队实力，谨节录如下：
支队于8月3日得悉敌人分三路进攻平戛，支队之措置及战斗经过如下：
1．本队于8月3日据报，敌步兵三百余名，附炮2门、轻重机枪各数挺，是日晨由芒市出发，刻向象达前进中，有经囊洒（ 即赧洒 ）、茅草寨向平戛进袭之模样。
2．其一路敌步兵二百余名，于8月1日由龙属大坝出发，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蚌渺附近，其尖兵搜索队已到达小黑山脚，旋又回蚌渺宿营，似有等待芒市之敌到杨梅田、天灵寺（ 即天宁寺 ）、平戛之模样。
3．另一股约二百余人，由芒市出发，经葫芦口、大香树、勐蚌前进，有抄本部之后，袭击平戛之模样。
4．敌人节节搜索，徐徐前进，其目的似在搜索本队之根据地，扫荡我游击队为任务。
支队以保持根据地并以游击敌人为目的，故8月3日11时，将支队兵力部署于龙陵第三区平戛北面、西面之山地一带，以侧击、伏击并袭击敌人。
1．敌步兵三百余名，附步兵炮两门，轻重机枪各数挺，于今晨由芒市出发，刻向我前进中。其先头部队今晚可达象达宿营，有经囊洒、茅草寨袭击平戛之模样。又一路敌二百余名，由大坝出发，其先头部队已到达蚌渺，有经杨梅田、天灵寺袭击平戛之模样。
2．我军以袭击敌人为目的，决心沿象达到平戛及天灵寺，到平戛之通道上各要点配置兵力伏击敌人，消耗其实力，阻止其前进。
3．命第一中队长何克忠，率领该中队至马鹿塘附近之山地内，择要埋伏，袭击敌人，阻止其前进。达成任务后，即经吴家寨向岔河集中待命。
4．命第二中队长李涌，率该队至大、小麦寨西面一带高地，择要埋伏，截击敌人，并掩护第一中队之转移。达到任务时，即退入平戛街东西山地，诱敌追击，以掩护支队部之安全迁移；后即沿潞江南下，经三村、橄榄寨、茶叶寨向岔河集中待命。
5．命第三中队长蔡涌，率领该中队至平头后方高地内，择要埋伏，掩护支队部人员、器材之迁移及第一、二中队之撤退；任务达成时，即向岔河集中待命。
6．命工兵排长李家旺，率该排至苏帕河之崩戛桥附近埋伏。如敌人有渡江之企图，即破坏该桥，以妨碍敌人之前进；任务达成后，即向岔河集中待命。
7．各中队长接到命令后，即时出发。限今日18时以前到达目的地，配置完毕。
8．各中队均携带三日干粮，在埋伏期间内不得炊火，以期慎密。
9．大厂、范家寨、和尚水一带有87师之陆连（ 第 87 师第 261 团第 9 连 ， 连长陆季平 ），慎勿发生误会，并须与之切实联络。
10．支队部于13时迁往岔河。
11．余在平头支队部。
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朱嘉锡
1．8月3日18时以前，各中队均到达指定地埋伏，伺机袭击敌人。
2．8月4日敌情无变化，敌仅在象达、达洒（ 疑为囊洒之误 ， 下同 ）附近搜索我军，我军阵地亦无变化。
3．8月5日清晨，敌由象达、达洒出发，于午后1时到达马鹿塘，遭我军第一中队伏击，战斗至为激烈，我以手榴弹击毙敌多名，相持约达2小时之久。因敌人素以正规军为对象，而视游击区域为畏途，不敢大胆猛扑；而我军终以众寡悬殊，为不浪费弹药计，该队按指定路线撤退至大、小麦寨与第二中队相会台。于午后4时20分，敌人亦追至大、小麦寨我军阵地之前方，我军第一、二中队即以猛烈之阻击，复以手榴弹毙敌多名。第一中队为节省弹药，按照预定计划，先行转进至平安山据险埋伏，以掩护第二中队节节撤退后，仍向岔河转进集中待命；第二中队是夜即照指定转进至平戛东山内扼险宿营。敌人不敢入山搜索，即在沙河及大小麦地宿营。
4．8月6日拂晓，敌人继续向平戛东山推进，我第二中队发现目标时，仍予以伏击。敌人即以炮火及机枪向我阵地猛射，我二中队仍能节节支持，按指定路线转进至江边山林。敌继续跟追，当晚宿营小河附近山地。我二中队亦于林中宿营，次日拂晓转进至岔河集中。
5．8月7日，敌继续前进搜索，当晚宿营三村。
6．8月8日，敌窥探海关渡，遭我江防部队之扫射，不支，退回三村。当日复由三村退至芭蕉渡附近山地宿营。
7．8月9日，敌于三村复回平头搜索，企图扫荡。当时我第三中队已照计划化整为零，分伏于各险要地点，以乘敌疲。发现目标后，即此起彼伏施以阻击，当即毙敌数名。敌无法应付，乃集中火力扫射。我三中队见任务已达到，即转向岔河集中。敌复因我清乡工作、粮食缺乏，未敢实施追击。
8．第一大队在岔河集中完毕，检查人员、武器，仅有轻微损失。
9．敌人于11日始撤退，12日退尽，复返芒市。
10．大坝出发之敌，探知范家寨、和尚水、天灵寺有我友军陆连防守；又探知苏帕河一带有游击队之埋伏，未敢前进，即于8月9日仍退回大坝。
8月5日至8月9日平戛战役，敌人死约30人，伤约50人，病2人，染瘴毒约三四十人，共计死、伤、病约一百五十余人。而我军仅有第一中队士兵负轻伤2人。
我军共消耗弹药1936发，手榴弹164枚，枪支无损失。获得敌步枪2支，手榴弹5枚，无线电收报机2架，军毯81床，掷弹筒1个，军马2匹。
1．情势方面：制敌寇完全赖情报之灵通、精确。本队官兵多系来自当地，对于人民情感甚深，事前又密布情报网，故能随时预先得到敌况，未雨绸缪，做到坚壁清野之工作，且能从容不迫诱制敌人。
2．军事方面：敌人因曾受严格训练，且配备优良；我军以正在整训中，尚未达到健全之境，且仅靠手榴弹之灵活应用，步枪之突击，无机枪扫射，一切部署均按游击原理，避实击虚，故未能将敌歼灭，殊为憾事。
1．优点：
A、行军时纪律严整，寂然无声；B、宁露营不舍营；C、多准备食用干粮不炊火；D、如遇到劫获食物须炊火时，常在距离五六公里之处，且用炮火掩护。
2．缺点：
A、品类复杂；B、地形不熟；C、风纪败坏，奸淫抢掠；D、搜索简单；E、内线警戒疏忽；F、粮食恐慌，接济困难。
从这份战斗详报来看，此时龙潞游击支队的组织架构为：支队长兼第一大队长朱嘉锡，第一中队长何克忠，第二中队长李涌，第三中队长蔡涌，工兵排长李家旺。这与常绍群、马仲义撰述中所记克忠队、家旺队、警卫队（仲义队）不尽相同。李涌、蔡涌两位中队长，极少见诸史料，也许是被有意湮没了。
这次头绪较为复杂的战斗，在常绍群、马仲义、方南天的回忆中，均提到了“象达、囊洒间的伏击战”，即报告中8月5日的战斗，先是第一中队在马鹿塘伏击，其后是第一、二中队在大、小麦寨联合阻敌，主要以地雷、手榴弹炸敌。
综合常、马、方撰述如下：
（8月5日）日军约三百余人由芒市出发向平戛前进，企图“扫荡”我游击队。司令部接获情报后，命令仲义队和家旺队（战斗详报记为第一中队，即克忠队）以急行军速度进入象、囊之间夹槽内（方南天记为象达坝尾的石桥洼子），使用四号地雷埋在路旁，地雷上盖有5至10公斤石块，以增强杀伤力。我共率领精干战士12人，携7支步枪、24枚手榴弹，2支十响枪和3枚地雷，进入埋伏地带。相距20米，各埋地雷一枚，因为没有导火索，便使用拉发法。中午11时左右，敌刚从象达街出发，山顶上的瞭望哨便示意我们做好战斗准备。午后2时（战斗详报记为午后1时），敌大摇大摆进入伏击圈，我让敌先头部队过去；待大部队进入火网时，埋伏在夹槽上面松林里的队员立即用拉线引爆地雷，并向敌群投掷手榴弹。敌人惊魂甫定，使用步机枪疯狂乱射，游击队员已跑得无影无踪。敌人只好抬着10具死尸和17名伤兵撤退。我队负责埋地雷的队员彭继科（常绍群记为熊维科，昆明人）因埋伏地点离敌人较近，撤退时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7弹，虽然当地百姓抢救到囊洒就医，终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另据马仲义回忆：当日军向芒市撤退途经小平河时（战斗详报记8月11日以后），他曾率队员6人尾追敌后。中途发现两名掉队兵，即企图活捉，但敌顽强抵抗，被包围击毙。缴获三八式步枪两支，子弹八十余发，手榴弹两枚，日本双壳手表一只，日本饭盒一个，日本军票五十余元，皮鞋两双，三八式刺刀两把。后队员顺利返回驻地。
关于8月上旬这次战斗，原县长杨立声有一份观察记录，并于8月16日在龙陵思喇分乡之乌孟村（今施甸县等子乡乌木村）以快邮代电上报。据其记述，此次日军出动兵力约五六百人，计分三路包抄：“一由镇安镇向归顺乡之杨梅田推进；一由龙陵城向象达镇前进；一由芒市坝直趋平安乡”，但主要是“压迫第71军渡江游击的加强连”（即87师之陆连）；而“我朱游击支队方在组织期间，遭此威胁，只得暂时散伏各地，以待时机”。
此外，杨立声又上报了近期所获情报，大致为：
腾龙公路已修至龙川江边，正筑两岸石墩，不日将建铁桥，目前之车仅通至达那寨。修路工人多为腾、龙民工及摆夷等，人数渐渐增加；第四甲香山附近疏散外出之难民，被盗匪抢劫，无法生活，而下坝入敌人所设之难民区者渐多；龙陵充任敌人伪组织之人员，尚有黄召基、张朝品、姚宗黎等数人较为重要；黄草坝及大坝之敌约两千余人，根据地为大坝；芒市附近各寨，敌人施行鼠疫注射，违者烧杀；龙陵城西南山脚之石笕槽、下坪、姜家塘及云龙寺脚、界牌一带，敌人划为难民区，收容下坝难民。
8月末至9月上旬，龙陵日军仍分兵三路“扫荡”，直达龙陵、镇康交界之罕乖（即罕拐）渡口，后各返原地。在此情况下，游击队被迫化整为零，散伏各地，待机活动。
此时，因腾冲方向我预备第2师与第36师、第88师各一部深入敌后游击声势较大，龙陵、芒市日军大多北调腾冲，自9月13日起，实施了一个月左右的大“扫荡”（详参《1944：腾冲之围》第五章）。此期间，留驻龙、潞的日军人数不多，但龙潞游击支队也无力予以袭扰。杨立声获悉，此时在日军占领区内，甚至看到有德国、意大利军官前来考察或协助日军，“可见轴心强盗互相勾结之严密”——这倒是一件甚少见诸史料的奇事。
据李春彩战后的供述，龙陵伪维持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即成立了由赵鹏程任伪县长的伪龙陵县政府。但在杨立声9月9日于龙陵思喇寨（今施甸县等子乡思腊村）发出的报告中，仍记“龙陵伪县长现正幕后装扮中，将来粉墨登场者究竟是何傀儡，再为探报”。
龙陵自沦陷后情形混乱，在老百姓眼中一时黑白难分，杀人或被杀成了平常事。沦陷初期，城区居民刘天才、董元灿到蚌渺为游击队打探情报，被汉奸冷映和（原警察局长）枪杀。张元劫掠了王之瑞家铺子内的全部货物发了财，全家搬到猛冒西山脚寨子居住，一家人被不知来头的便衣队枪杀。张正育至倒淌水替敌人购买肥猪，则被游击队枪毙。
9月初，马仲义化装成日军便衣队长，带着分队长2名、班长4名，从邦功出发，晚8时抵达距猛冒（即勐冒）约6华里的大桥宿营。次日黎明前向黄草坝方向前进，绕了一个大圈，从黄草坝转到猛冒时，天已大亮。村口一个叫李应禄（保公所的人）的老头在挖地，他说：村长廖长发（亦记廖常发）在家。马仲义即带李应禄同进街中，约10分钟后，廖长发一听呼唤飞奔而来。当时马仲义身带“二十响”1支，站立在伪保公所门内。廖长发一进门，马仲义立即用“二十响”对准他，喝道：“不许动！”一把抓住他，连同李应禄一起捆绑带走。当晚驻在邦功，次日押往平戛的司令部，参谋长郑作舟把两人交由克忠队看管。
9月中旬，朱嘉锡决定以述职为名义回昆明，解决一直令其焦虑的心事。
游击队虽已组建起来，但成员成分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因环境恶劣，供给困难，缺乏武器，以及人员思想不纯等原因，屡屡发生人员叛逃等问题。
先是，原龙陵县自卫队长蒋三元率三十余人叛变投敌，被敌委任为“先驱司令”，为害不小。因蒋三元投敌后兵力匮乏，代副司令金完人又恭维朱嘉锡的母亲朱梅氏（本名梅莲娣）是“游击队之母”，
怂恿着陪同朱梅氏去邓川县（今洱源县邓川镇）招安巨匪张结巴残部“小霸王”王振武，反被“小霸王”扣留勒索财物，否则就要撕票。在此情况下，朱嘉锡决定回昆明，主要为恢复实力及解救其母亲。
朱嘉锡刚走不久，又发生了一件雪上加霜的严重事件，令游击队几乎濒临瓦解。
据马仲义回忆：10月初，龙潞地区敌情较为紧张，支队司令部即命克忠队向象达出发，以牵制敌人。由于该队平时对官兵思想掌握不够，对在押犯廖长发看管不严，队员在他的策反下开始动摇。一天晚上，全队中途宿营。深夜，叛变分子趁队长何克忠和队副杨绍坤熟睡之际，将二人杀害，把队伍拉走。司令部闻讯后，即令家旺队追歼叛军。追抵扳梨园附近时，分队长汪明德又将队长李家旺杀害，拖走人枪七十余，通过廖长发叛变投敌。
据载，为了报复泄愤，数日后游击队将廖长发的父母枪杀。
此时，朱嘉锡赴昆明已数日，消息全无。平戛的游击支队司令部内，除参谋长郑作舟、副官主任刘叔良、副官张天瑞3人外，其他均已各奔前程；战斗部队也仅剩仲义队的67人，步枪五十余支、手榴弹七十多枚、地雷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