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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称其写《我史》时间为：“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
九月十二日为1898年10月26日，三个月后即十二月十二日，即1899年1月23日，该年的除夕是1899年2月9日，如果以其十天的写作时间来计算的话，那么，似可推测在十二月初八日之后到除夕之间。
康有为写作之期也就是他将被迫离开日本之时。
在东京的三个月，并不是康人生的高峰而是其低谷，写《我史》时又恰处于谷底，他的心情之不快是容易想见的。
也因为如此，《我史》写了诸多在北京乃至在上海、香港的经历，惟独对长达三个月日本生活却不置一词。最能明显地表达他生活场景与心情状态的，是于此时写的一首诗，题《冬月夜坐》：
“门径萧条犬吠悲，
微茫淡月挂松枝。
纸屏板屋孤灯下，
白发逋臣独咏诗。”
夜晚的“门径”本应当是萧条的，而此处的“萧条”似不止是夜晚。犬声就是犬声，从犬声中听出悲哀的，是本心的悲哀。这个时候的他，是寂寥的，是惆怅的，是孤独的，而这种孤独的心情引发出来的，是一种孤芳自赏，是对自己往日英雄史诗般的历程，自我作一番英雄史诗般的抒展。在这种文字的书写中，康有为感到了自我的完美，自我的净化，自我的超然，没有了人人皆有的私念，没有了弥漫于政坛的种种阴谋，以力图表明自己“以救中国”，乃至于“以救地球，区区中国，杀身无益”的伟大抱负与高尚情怀。在这个冬月夜晚的“纸屏板屋孤灯下”，在这一个“白发逋臣”奋笔中，自我咏唱着已被理想化神圣化纯洁化美丽化的英雄史诗，其名称也起得十分了得非同凡响——《我史》！现实中的屈曲伸发出他意念中的张扬，何等样的高官，何等样的对手，都在他的笔下蜷伏着，而他自身，尽管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伤痕累累，却凌凌然于绝顶之上。在这样的场景下写出来的诗歌或可以千古流唱，写出来的散文或可以不朽，然写出来的历史却似不可能是完全可靠的信史，更何况康有为又是一个“万事纯任主观”的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
由此而形成了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第一定理：康是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是一个神秘政治图谱的发现者，发现了“伪经”，更发现了“改制”；是一个经历灾难而不死的人，仅从北京的逃亡途中“凡十一死”，而“曲线巧奇，曲曲生之”。康在《我史》的尾歌中，激情地唱道：“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就在这个“纸屏板屋孤灯下”的冬月夜。
由此而形成了康有为在《我史》中的第二定理：康虽然是失败者，但失败的原因是守旧者的阻碍，是当政者未能听从其谋。尽管康还是一个“布衣”、还是一个举人、还是一个进士、还是一个学习主事、还是一个未上任的总理衙门章京，实属微员；但他的对手一开始就地位很高：徐桐、孙毓汶、李联英、李文田、徐用仪、刚毅、许应骙、荣禄乃至于慈禧太后本人，与此高位重权人士相争而败，非为人算而只不过是形势使然；对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张荫桓、廖寿恒、孙家鼐，《我史》也采用了一种略高一等的口气，指责他们未能听从其意，尤其是翁同龢，经常使用下达命令的语气。
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康有为能够成就这一番大事业也属偶然。康的团体，即康党，是一个很小的团体，支持者也不多，力量应当说是很小的。
他能够登上政治舞台，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的国际形势，即德国、俄国、英国等国在租借地、借款等方面咄咄逼人的压迫，使清朝感到了极大的压力。在召见康有为的当天，光绪帝也召见了张元济，说了一番颇有感触的话。张在后来的私信中透露：
“玉音垂问，仅三十余言。大旨谓外患凭陵，宜筹保御，廷臣唯喏，不达时务（讲求西学人太少，言之者三）。旧党阻挠，部议拘执，帖括无用，铁路当兴。一一皆亲切言之。”
也正是光绪帝的这种认识，采用了康有为的一些主张，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色彩煊斓悲情催泪的一幕——戊戌变法；康有为及其党人由此乘风扬帆，激情浩荡。戊戌变法之失败，当然是由于慈禧太后的政变，但我仍然能够感到，根据康有为派的政治力量，按照康有为派的政改方案，若慈禧太后未在八月初六日发动政变，他们似乎也不可能走得很远……
我也由此找到了解读《我史》的方式：降低康有为的声调，查找他的私念，指出他的错误。这表面上似乎是将康有为“矮小化”，我却以为，这是力图将之还原为“真实”。
“真实”虽是历史学家难以企及的彼岸，但毕竟是他们心中不灭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