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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时，康有为恰从天津塘沽南下上海，为英人所救，随后英国派军舰护送其搭乘之船前往香港。而就在香港，康有为犯下了他一生中的一大失误。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1898年10月6日）晚，康有为接受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的采访。
在此次访谈中，康有为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她只是一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慈禧太后不是他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其如何信任，夸大其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最后，康还称光绪帝已给他密诏，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在采访中，康有为知道他的谈话将会被发表。
尽管康有为自以为是地认为，他在利用媒体向英国政府求救，但似乎没有想到光绪帝还在北京，正在慈禧太后的掌控中。他的这些内容并不属实的谈话，将会对光绪帝非常不利，恰恰向慈禧太后证明了光绪帝仇恨慈禧太后，且不惜于利用英国以能让慈禧太后下台。若想要真帮助光绪帝，康应该在公开的场合赞颂光绪帝对慈禧太后的忠诚，但他却正好是倒过头来走。这是他政治经验幼稚的又一次表现。
次日，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1898年10月7日），香港《德臣报》刊出了长篇报道，以英文公布了康有为的谈话。九月初一日（10月15日）上海《字林西报周刊》（North China Herald）刊登了这一篇英文报道，并加上了相关的消息。九月初二日（10月16日），上海的《申报》以中文发表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尽管《申报》予以声明“以上乃由西报摘译，其中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出光绪帝向康有为表白了其对慈禧太后的不满。九月初五日（19日），上海《新闻报》也刊出了康有为谈话的中文稿。九月初七、初八两日（21、22日），天津《国闻报》也简短报道了康有为谈话的内容。
此时，慈禧太后已有废光绪帝之心，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尽心竭力。若康有为的谈话内容为慈禧太后所知，将有大不测。
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了康有为的这一谈话，大为震怒。他于九月初十日（10月24日）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要求与该报馆及保护该报馆的外国领事“切商”，“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与此同时，张之洞即与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进行交涉，要求日本政府进行干预。此后，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到湖北，据他后来的报告称，他与张之洞有“五次会见”。在会见中，张之洞提到了日方所期盼的中日两国军事合作，条件是将康有为等人逐出日本。
康有为到达日本时，日本的政坛已出现震荡。1898年11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第二次山县有朋内阁成立。新任外相青木周藏认为，清朝的政治已从政变时的混乱转向稳定，主张与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合作。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康有为并没有见到大隈重信、山县有朋、青木周藏等实任的政府高层人士，与他打交道的是犬养毅、副岛种臣、品川弥二郎等非实任的政治家，经常交往者为日本外务省中下层官员与大陆浪人。康有为行前所设想的“申包胥秦庭七日之哭”，一无施展之机；反随着大隈的下台，由政府接待改为政党接待。日本陆军方面为了介入中国，也要求外务省答应张之洞的条件。
就在张之洞与小田切商议驱逐康有为的同时，清廷也得到了康有为在香港谈话内容的报告。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署理礼部侍郎、内阁学士准良看到天津《国闻报》转载的康有为谈话，上奏“报馆刊布邪说请饬查办折”。
清廷当日下旨直隶总督裕禄，称：《国闻报》“九月初七日述康逆问答之词，尤为肆逆不法”，“著裕禄派妥员密查明确，设法严禁。此等败类必应拿获惩办，毋得轻纵。”
十月初三日（11月16日），清廷下达了一道交片谕旨，暗令刘学询、庆宽赴日，刺杀康有为等人，此后又有一系列的密令。
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得到了密报，并向青木外相作了报告。
12月16日（十一月初四日），日本外务省翻译官楢原陈政背着大隈重信一派，以个人身份访问梁启超，劝康、梁等人离开日本。梁启超对此十分不解，表示拒绝。12月20日（十一月初八日），楢原再次访问梁启超，称李鸿章曾与伊藤博文会见时要求驱逐康有为等人，否则会在外交上产生不快，最好在此之前往美国或英国，旅费由其负责。梁启超对此再一次拒绝。此后，楢原还多次给梁启超写信，要求康、梁等人离开日本。
楢原陈政的工作虽被拒绝，但青木周藏外相则通过康、梁的保护人，实行迂回。他将此事委托伊藤博文，伊藤又将此事交给犬养毅，犬养毅对此提出折中方法，即康离境，梁不离境，另送康旅费。犬养让柏原文太郎去说服梁启超，而柏原正是照顾康、梁起居生活的人。
1899年1月19日（十二月初八日），近卫笃麿公爵也出面干预此事。他将梁启超叫到其住处，明确告诉：康有为逗留日本有碍日中两国保持邦交，即使逗留也不易实现他的目的，最好漫游到欧美去。
在此压力下，康有为只能同意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