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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康有为《我史》作注，本来是因为康在其中作伪，以能一一予以鉴别之。然而，当我的工作将要完成时，我却又发现，康在《我史》中所记录的事件是大体可靠的，其之所以为不可信，在于他用了张扬的语词，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夸大自己的作用，并尽可能地将自己凌驾于当时朝廷高官之上。如果用当时的政治术语，即为“粉饰”。对于这一判断，我大体上是有几分把握的。
当然，在一些历史的关键时刻，如“公车上书”、托人保荐、密谋政变等等，康有为确实在《我史》中作伪，且康党会将相关的记录系统化，以使之不相矛盾。我也一直怀疑，康对刘歆的指责，使之在作伪的手法上更具完善。但是，康在《我史》中作伪次数还不是很多，似还不至于影响到我的结论：《我史》是一部可以小心利用的史料。
康有为的这种张扬与自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性情与性格。其在《我史》光绪四年（1878）中自称：
“……然同学渐骇其不逊。至秋冬时，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以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先墓上。同门见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辞九江先生，决归静坐焉。”
这一段言论已是相当的惊世骇俗，若再查原稿本，则更让人惊心动魄！由于这一段话有多处多次修改，其最初的文字已无法完全复原，我推测此段最早之文字为：
“……然自是也，日有新思，咸同门（感）骇其不逊，时日有新思，
忽思孔子则自以为孔子焉
，忽思考据学感（无用）何用，因弃之。（先生尚躬行、恶禅学）
而私心好阳明
。忽绝学捐书，闭户（静坐养心），谢弃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忽思祖父则拟）
忽自以为孔子则（笑）欣（笑自）喜而笑
，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忽思有亲不事，何学为，则即束装归庐墓上，同门皆以为狂而有心疾矣。至冬，决归静坐矣。”
康的修改，抹去了他心中的大秘密，即他自以为是“孔子”之再世！再来看光绪五年中的记载：
“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者诸梦皆息，神明超胜，欣然自得。习五胜道，见身外有我，又令我入身中，视身如骸，视人如豕。”
由此再与手稿本核对，亦有多处之修改。
光绪四年时，康有为二十岁。前一年，他师从朱次琦，入礼山草堂，而终其生对朱次琦尊崇。也就在这学问精深之阶段，康亦处于人生的一个颠狂期。我在这里引用康有为的话，并不是为了探讨康在二十、二十一岁时的真实身体状况，而是为了说明，康在《我史》中使用如此的语言来描绘他人生的颠狂期，不正是可以清楚地看出康在写作期间即光绪二十四年岁暮时的性情与性格吗？康的大弟子梁启超称：
“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摇动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然人有短长，而短即在于长之中，长即在短之内。先生所以不畏疑难，刚健果决，以旋撼世界者，皆此自信力为之也。”
又称：
康“乃至谓《史记》、《楚辞》经刘歆羼入者数十条，出土之钟鼎彝器，皆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此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而有为必力持之。实则其主张之要点，并不必借重于此等枝词强辩而始成立，而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
前一段话，梁启超说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康已离日本，梁处处为其师回护，然也道出康为其“主义”而不顾“事物”的个性特点，即只顾其主观之认识，无视于客观之事实。后一段话写于1921年，康当时也健在，尽管师生之间有了一些缝隙，然大体尚还可过得去，一句“万事纯任主观”，将其师的性情与性格表露无遗。而康有为从上海到香港的逃亡途中，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Henry Cockburn）一路陪同，三天中与康有多次谈话，他在随后的私信中说：康“真是个可怜人——一个狂热的人和空想家”。
如果由此而解之，康有为在《我史》中的许多张扬与自夸，非其特意造作，似乎是在不自觉之中的天性流露；尽管也有证据表明，他在某些地方是有意为之，故意作伪。
人在顺利的时候，是不太会想到总结人生的；大多是在其经历了大风大雨后，才会回顾过去，做一点记录；而在世态炎凉的感慨之余，也很难指望作者还有保持客观性的自觉。这是人类本身的弱点所致。在一场大灾大难后，能够保持冷静与客观，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自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尊崇；而自我辩护、自我张扬甚至不惜于作伪，历史学家也无须予以太多的道德指责。由此而观，这些情况与康有为写作《我史》时的心情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