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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我史》最初刊行于1953年。中国史学会编辑、神州国光社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题，第一次发表了《我史》。（以下简称《戊戌变法》本）在该书的《书目解题》中称：
“《康有为自编年谱》，一册，康有为撰，钞本，赵丰田藏。”
又在该年谱前加编者按：
“此年谱系根据赵丰田所藏钞本录下，后经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原文至光绪二十四年为止。”
也就是说，《康南海自编年谱》是根据两个抄本互校发表的，其一是赵丰田所藏抄本，其二是康同璧所藏抄本。前已叙明，赵丰田所藏抄本即丁文江抄本，康同璧所藏抄本即顾颉刚抄本。赵丰田、康同璧似都未意识到《我史》手稿本的存在。
1966年，台北文海出版社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11卷辑入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康南海自订年谱》。
我对之进行了核对，《康南海自订年谱》的文字系录于《戊戌变法》本。1972年，文海出版社出《康南海自订年谱·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合订本一册，次年重印。其中《康南海自订年谱》为1966年版之影印。1976年，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北：宏业书局），其第22册中收录《康南海自编年谱》，仍系影印1966年文海版。1992年楼宇烈编：《康南海先生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6年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罗岗等编《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皆据《戊戌变法》本。可以说，现在刊行的版本，皆出自1953年神州国光社的《戊戌变法》本。
由此，我现在可以看到的，一共有五个版本，其一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手稿本，其二是《戊戌变法》本，其三是顾抄本，其四是何凤儒抄本，其五是康同璧油印本，后两个版本又是以顾抄本为母本。各版本之间除了文字转抄中略有异误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现行的刊本、抄本与手稿本并无原则性的差别，只是看不到康有为亲笔修改之处。
至少在1929年丁文江抄录时，书名已用“康南海自编年谱”。
顾颉刚抄本、何凤翰抄本皆用此名。1953年神州国光社刊行时，以《康南海自编年谱》为书名，也是很自然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书名是由后人名之而非康有为本人自题，康不可能自称为“康南海”。
然从手稿本来看，封面及内页并无题名。由于用的是年谱体，又是其亲写，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该件藏品命名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由此又可以解释，丁文江等抄本为何以此名之。
1958年，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在任启圣的帮助下完成《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其《序》起首便称：
“先君《自编年谱》，原名《我史》，止于戊戌，凡四十一年，后未续作。”
此语中道出，该书康有为最初命名为《我史》。
而更早提到该书书名的，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1932年，他刻其著《南海康先生传》，称言：民国初年，康有为住在上海，“时伯桢拟刻丛书，先生知之，将平生诸稿编定见授”，其中提到：“《我史》，即年谱。”
张的这一说法，称该书有两个书名。康虽然没有直接将《我史》之题名写在手稿本上，但康同璧、张伯桢必然听见康本人说过。
前引“更甡七十记”之眉批称：“此谱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
此中的“谱”字，当作为“年谱”解。康以“此谱”称此书，也有可能将之题名为《自编年谱》。这与张伯桢的说法是一致的。
1996年，朱维铮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将《康南海自编年谱》复名为《我史》，称言：
“《我史》在成稿后半个世纪才刊布，书题被刊布时编者改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自有某种不得已的考虑，但也大失原著论旨，由原著结语可明。因此我将他作为康有为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政见的自我总结收录本卷，并依据康同璧的佐证，恢复其原名。”
朱维铮关于《康南海自编年谱》名称的由来，稍有小误，但其中强调的主旨，我是很赞成的，《我史》这一名称是康有为的原意，也特别符合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康有为写作时的心情。
据此，本书亦恢复康有为原意中的题名《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