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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所撰《我史》，叙述了他从出生（咸丰八年，1858）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十年的个人历史。按当时人的记岁方式，为虚龄四十一岁。
《我史》的手稿本，由罗静宜、罗晓虹捐赠，196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转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该馆现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2006年10月，我有幸读之。
原来长期被我视为谜团的写作时间，一下子得以解开。
从手稿本所录11篇跋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我史》写于日本。而在手稿本末尾，也有康有为亲笔写的这段话：
“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救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义，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
康于此中明确说明，该书的写作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的“岁暮”；地点是东京的“早稻田”；而此时康已来日本三个多月，由于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正打算礼送其出境，前往美洲。康为此受到巨大压力，只能表示同意（后将详述）。
康称其写作此书的动机是“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即离开日本之际康的追随者要求留下他个人的记录，于是便写下了这本书。这一说法不那么确切。随康赴日的弟子叶湘南在手稿本末作跋语，称言：
“余年六十三得读先师手写年谱，如升其堂，如闻其语，悲喜交集……戊戌政变蒙难由香港东渡，同舟十日。弟子随行者，惟予一人，饮食起居，论学不辍，心境泰然。到日后，先师颜所居曰‘明夷阁’。此谱写定，予闻而未之见也。及游历欧美，不复能追随矣……”
叶湘南，字觉迈，号仲远，广东东莞人，举人，万木草堂学生。光绪二十三年曾随梁启超至湖南，为时务学堂分教习。
叶称此书“予闻而未之见”，与康说有着很大的差别。
《我史》的写作共用了多少天？康并没有说明，但《我史》近四万余字
，不是一挥而可就的。《我史》手稿本共计88页，其中78页是康有为的笔迹，另有10页为康有为口授，由其弟子韩文举笔录，约3600字。在该笔录最后一页的页末，有注文：
“戊戌政变，先师出亡日本，先后奔随者不乏其人，文举亦与焉。某日某夜，先师口授政变情事，命笔述之。是时夜深矣。感怀旧事，迄今已三十余载矣。孝高适自上海来，携此册，促予书后。年已七十矣。计当时笔述凡十页
癸酉十月望后二日 韩文举记于香港”
韩文举（1864—1944），字树园，号孔庵，笔名扪蚤谈虎客，广东番禺人，监生。光绪十六年（1890）入万木草堂，号称长兴里十大弟子之一。
该跋语称，其流亡日本时，某日晚上康有为命其为之作笔录。在其笔录的10页纸上，有韩修改笔迹，也有康修改笔迹。一晚上录3600余字，可见当时康的精神状态十分兴奋，也可见韩熟悉此道而能胜任。若以此来计算，康有为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十天左右。
从手稿本所录跋文可知，康有为离开日本时，并没有将手稿带走，而是交给其弟子罗普。罗普（1876—1949），原名文梯，字熙明，号孝高，麦孟华之妹婿。早年师从康有为，光绪二十三年（1897）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
罗普此后一直将之随身携带。当时在东京的梁启超，肯定看过手稿本，其作《戊戌政变记》多以《我史》之意旨而散发，甚至大段直接引用《我史》。当然，康后来也看到了这部手稿本，并且在手稿上进行了修改。
就此而论，《我史》的写作时间十分确定，并没有什么问题。
我在这里插入一段关于《我史》抄录与传播之情况，然后再谈该书写作时间之疑问产生。
康有为的《我史》，生前没有发表，可以看到者，很可能只有罗普等极少数人。然在康去世后不久，各种抄本开始流传。
20世纪40年代，芮玛丽（Mary Wright）曾在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家，将其所藏康有为资料拍成四个胶卷，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等处藏有复制本。其中即有《康南海自编年谱》，封面上并题“民国二十年六月付钞 颉刚记”。“颉刚”，即顾颉刚，字体为顾的亲笔。
此为顾颉刚1931年抄本（以下简称“顾抄本”）。
顾抄本非常完美，其最佳之处，就是将原注、眉批、眉注，都照其格式，原模原样地搬了过来。在该抄本的最后，还抄有一段跋文：
“此南海之自编年谱也。中缺丙申一年。乙未以前稿，据南海自跋，系抄没流落人间，为罗孝高所得。丁酉以后，乃戊戌岁暮在日本所作，亦归孝高。徐君善伯抄得副本。十八年，为任公作年谱，向之借录。此册中颇有误字，暇当借孝高原本为之一校也。
十八，五，十四，丁文江”
据此可以知道，顾抄本录自丁文江1929年抄本，丁文江抄本录自徐善伯抄本，徐善伯抄本录自罗普。徐善伯，名良，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徐勤（君勉）之子。
“丙申”，即光绪二十二年。
丁文江于1929年派人抄录《我史》，正是“为任公（梁启超）作年谱”作资料准备之用。
丁此项工作的主要助手是赵丰田。
赵丰田在1936年燕京大学《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发表《康长素先生年谱稿》，在引用及参考书目中称：
“《康南海自编年谱》，丁文江氏副钞本。（原钞本在罗孝高君手内）是谱起生年，止四十一岁（光绪廿四年）。乙未以前系旧作，丁、戊二年系戊戌十二月在日本补作，中缺丙申一年。”
可见赵所使用者，为丁文江抄本，并提出罗普处另有“原钞本”。顾抄本为何会在康同璧的文件中，尚不得知，由此却可知康同璧之所藏为顾抄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特藏室有20世纪50年代一油印本，题名为：“南海康先生自编年谱”。该版本很可能就是康同璧1958年或1959年在北京自费油印的。我将之与顾颉刚抄本一一相校，文字上基本相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另一抄本，其封面从右向左竖题：“戊寅年四月初八日/康南海自编年谱/何凤儒题”。
从文字校对来看，很有可能是抄自顾颉刚抄本。
由此可知，康有为《我史》至少有罗普抄本、徐良抄本、丁文江抄本、顾颉刚抄本、何凤儒抄本、康同璧油印本。康有为弟子张伯桢著有《南海康先生传》，内容与《我史》几乎相同，由此可知张伯桢也有一抄本。
问题出在前引丁文江跋文称：“此南海之自编年谱也。中缺丙申一年。乙未以前稿，据南海自跋，系抄没流落人间，为罗孝高所得。丁酉以后，乃戊戌岁暮在日本所作，亦归孝高。”这段跋语中包含着太多的问题。丁的依据是，徐良抄本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结尾处，录有康有为眉批：
“此谱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七十记。”
“更甡”是康有为晚年之号，“七十”当为虚岁七十，时为1927年（民国十六年）。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度过七十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寓所病逝。这一眉批应是康逝世前不久添加的。
康有为此处宣称，他曾于光绪二十一年写过自传，且被抄没后，又被罗普所获。丁据此认为，康在光绪二十一年写完其前半，到日本后又作其后半。“更甡七十记”这段眉批，我所见到的各抄本、刊本皆录之。
然而我查看《我史》的手稿本，不仅没有这一条眉批，而且也不缺丙申一年，也就是说，康有为在日本完整地写下了从出生到光绪二十四年的内容；由此似又可推论，康在光绪二十一年很可能就没有写过自传。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是，从手稿本所附11篇跋文中可知，1933年罗普先是在上海，后在广州与香港展示《我史》手稿本，请康有为弟子作跋语，如罗普真藏有光绪二十一年手稿本，定当同时展示，而所有的跋文都没有提到此事。
那么，康有为的这条眉批又写在何处？我以为，很可能是写在其中的一个抄本上的。就情理而言，不会写在徐良抄本上，最大的可能是写在罗普抄本上的。我可举出一条证据：即手稿本第64页眉左角，也就是韩文举笔录之起始，有康有为亲笔眉批：“可照抄。卷四。”“可照抄”三字，似为康给罗普下达的指示。
根据丁文江跋文可知，徐良的抄本有康有为的“更甡七十记”之眉批，同时缺“丙申”一年，张伯桢写《南海康先生传》也缺“丙申”一年，看来他们两人使用的是同一版本。丁不仅称“此册颇有误字”，还提出“暇当借孝高原本为之一校”，他是否又做到了呢？从顾颉刚抄本来看，顾氏是做到了。“丙申”年即光绪二十二年的内容，约二百余字，顾抄本是补抄在页眉上的。
至于丁氏所提到的“误字”，顾抄本共有眉注17条，以作为校注。
也正是康有为“更甡七十记”之眉批引出的歧意，使得《我史》的写作时间混乱不清。丁文江等人被康牵了鼻子走。我以为，丁文江、顾颉刚等人没有看到《我史》的手稿本，不然的话，以其才华识力，定会很快看出破绽。由此又可以推论，顾颉刚用于相校的不是手稿本而是罗普的抄本。我将顾抄本与手稿本相校对，发现只是个别文字上的差误，而没有内容上的差别，由此又可推知，罗抄本是忠实于手稿本的。
问题的要害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似未写其自传，罗普手中也没有光绪二十一年的手稿本，那么，康有为“更甡七十记”的用意究竟为何？从手稿本来看，康后来对《我史》有不小的修改和添加，大体改到光绪十八年；康已将手稿本分为五卷；康在手稿本有五处修改之贴条；据此似可以认为，康有为晚年打算较大规模地修改《我史》，并准备出版，但没有完成便去世了。而康写“更甡七十记”一段眉批，很可能意味着他打算进行诸如《戊戌奏稿》一般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