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1897）　四十岁

导读： 甲午战败后，清朝号称卧薪尝胆，一度振作，练兵、铁路、银行诸方面多有新政风貌。然于此年，一切皆复故相，似又再度入睡，看不到新政的前景与方向。《时务报》虽风头依旧，各地的学会与报刊亦渐生渐长渐灭，新思想尚未形成可以影响社会的声势。康有为的学说以其独特性，仅行于广东、广西少数学人中，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与同情。

德国占据胶澳（今青岛），似乎再度惊破迷梦，清朝政府在德、俄、法等国的压力下，一让再让，瓜分之说大行。

是年，康有为先在广西讲学近半年；六月回广州讲学；八月纳妾、建新屋；九月去上海、杭州。十月进京，为巴西移民事进行游说。在京恰遇胶澳等事件，再度上书，并为杨深秀、陈其璋等人代拟奏章，主张联英联日，以拒德、俄。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保举康参加弭兵会，由此为康展开了新局面。

（23·1）正月十日，到桂林，再寓风洞。拟筑桂林马路，以山路不合，未成；然用日本伊豆人力车则可行也。

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伸岐按察希 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借广仁善堂供孔子，行礼日，士夫云集，威仪甚盛。既而移之依仁坊彭公祠，设书藏、讲堂、义学，规模甚敞。日与学者论学，义学童幼尤彬彬焉。暇则游山，桂林山水既极胜，去城七里有中洞者，岩若一室，两面皆通，俯瞰诸岫，石笋巉然。吾欲于此结精庐焉。

四月，兴安会匪大作，陷灌阳，各县蠢动，劝史抚于桂林戒严，不顾也。与唐薇卿谋，请其归乡办团，以圣学会行之。唐薇卿慷慨自捐数千金募勇，吾乃夜叩蔡臬门，请其假军械焉。时五月杪也。

编《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成，撰《日本书目志》成。

据手稿本，“议开圣学会”的“议”字为添加；“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一段为添加，添在行间；“行礼日”三字为添加，补在行间；“义学”二字为添加，补在页脚；“义学童幼尤彬彬焉”为添加，补在行间；“去城七里”为添加，补在行间；“岩若一室”之“岩”字为添加；“俯瞰诸岫，石笋巉然”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结精庐焉”之“精”字为添加，后删“六月还粤讲学”六字，《戊戌变法》本“精庐”的“庐”字作“舍”字；“各县蠢动”之“蠢”字由“欲”字改；“劝史抚于”四字为添加，补在行间，“不顾也”前删“彼”字；“与唐薇卿谋”之“与”字为添加；“唐薇卿慷慨自捐数千金募勇，吾乃”一段为添加；“时五月杪也”之“杪”字以“中旬”改，其后又删“六月还粤”四字；“编《春秋考义》”之“考”字前删一字；“撰《日本书目志》成”一句为添加。“蔡伸岐按察希（ ）”诸刊本、抄本皆误作“蔡仲岐按察希绅”。

唐薇卿，名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任吏部主事。光绪八年，自请赴越，与刘永福黑旗军共同抗法，后自募四营，号“景字军”。中法战争后调台湾道员，迁台湾布政使。甲午战争时署理台湾巡抚。战后被推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二十一年五月，日军占领基隆后，内渡。

岑云阶，名春煊（1861—1933），广西西林人，字云阶，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光绪十一年举人，十四年以报效海军军费，补工部郎中。岑毓英死后，以五品京堂候补，任光禄寺少卿，迁太常寺少卿。甲午战争时请缨，无所建功。此时托病请假归里。戊戌变法期间再复起用，任广东按察使，后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等职。

史淳之，名念祖（1843—1910），字绳之，江苏江都人。吏部尚书史致俨之孙。捐纳通判，镇压捻军起家。同治八年晋山西按察使，后在直隶、甘肃、云南等处为官，与岑毓英关系甚密。光绪二十一年授广西巡抚。二十三年被革。后以副都统衔督办奉天财政及东三省盐务。

游子岱，名智开，字子代，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举人，湘系官员。曾任安徽、直隶、四川、广东等处地方官。光绪十六年，以老乞休。二十一年，起为广西布政使。他是当时著名的能吏。

蔡希邠（1834—？），字稼堂，号伸岐，江西新建人。“ ”为康有为笔误。增贡生。光绪二十二年六月，由广西太平思顺道迁广西按察使。据龚寿昌先生回忆：“蔡与康是旧交，人很开明，对康很推重，往来很密切。”

此次康有为赴广西讲学，与前次相比，情况大为不同。龚寿昌回忆称：

“康有为以部曹的身份第二次来桂，负有时名，又得臬台蔡希蔡希邠的支持，对于讲学各事，更容易顺利开展。当时从学的又增加了陈太龙、赵元杰、倪育万、万言、陈康侯、何化龙等。马君武（当时名马同）亦常来听康讲学，学术界思潮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讲学的同时，康有为组织了圣学会。《知新报》第18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版）以“圣学开会”为题，刊出消息：

“广西近日风气大开，皆由该省大吏士绅踊跃提倡，故一切善举，次第兴办。现大吏即于经古书院添设算学、时务之课，近又于省中广仁善堂，开设圣学会，崇奉孔子。史中丞先拨万金以为经费，会中拟购置书籍、刊刻报纸、广设学塾、翻译西书各事……定于三月七日开会，届期自臬道以下、首府首县及各候补人员、阖城士绅，皆集会场，崇祀孔子，鼓乐行礼，极一时之盛，可为中国第一美举。闻主是事者，中丞以下，按察使蔡、盐法道向尤为著力，巨绅则唐薇卿中丞捐赀最多云。又，会中拟先开报馆，名曰《广仁报》，两日一次，唐中丞为之叙其缘起……”

由此可见圣学会组织之大体情况。 以蔡希邠署名之《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序》，以唐景崧署名之《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后序》，以岑春煊署名之《圣学会后序》，先后发表于《时务报》、《知新报》。 康有为撰《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故》称“其要五事，条列于下”：

“一、庚子拜经。本善堂于壬辰年，立有庚子拜经之会，奉马中丞、赵学使批准，人士济济，惜久而渐湮……今宜大复厥规，每逢庚子日大会，会中士夫衿带陈经行礼，诵经一章，以昭尊敬。其每旬庚日，皆为小会，听人士举行，庶以维持圣教，正人心而绝未萌。

一、广购书器。辛卯之岁，马中丞奏开桂垣书局……惟善堂地处要冲，易于走集，广购图书，便于会讲。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之义，议院实谋及庶人，机器则开物利用……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今并购天球、地球、视远、显微镜，测量艺学各新器，皆博揽兼收，以为益智集思之助。

一、刊布报纸。乡先贤陈文恭公劝士阅邸报以知时务，林文忠公常译《澳门月报》以觇敌情。近日报馆林立，类皆取便雅俗，语涉繁芜，无关轻重，惟上海《时务报》、澳门《知新报》专录时务，兼译外国新闻……今之刊报，专讲明孔道，表彰实学，次及各省新闻、各国政学，而善堂美举、会中事务附焉。

一、设大义塾。前广西巡抚文简陈公在城坊设义学十一所，在东南西乡设义学二十所……兹设大义塾，特聘通人掌教，以育冠髦之士，课以经学为本，讲求义理经济，旁及词章与泰西各学。日有课程，月有考校，岁有甄别……

一、开三业学……三代之富美，由开农工商之学为之。后世日谈经义，而以其业听之小民……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今翻译其书，立学讲求，以开民智。

右五条，先在桂林开办。本善堂于广州、梧州皆有分局，当陆续办理，视集款多寡，次第推行于各府州县。凡义所当为之事，莫不竭力，如创讲堂以传孔教，立学堂以育人才，派游历以查地舆、风俗、矿务，设养贫院以收乞丐、教工艺……”

这一篇文献不仅说明了圣学会主旨，而且比较明显地透露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由此可以看出：一、圣学会是下设于广仁善堂之下的组织，康利用旧瓶以装新酒。二、圣学会欲办之事，与上海强学会大体相同。这也是此一时期的“学会”的特点，即办报、办学、设图书馆、展示天文望远镜、显微镜等仪器。三、康有为有立孔教的思想。他仿照西方的礼拜，每六十天（庚子）行一大会，诵经行礼，每十天（庚日）行一小会；并提出将来要“创讲堂以传孔教”。四、在学术思想上，有着明显的康学特征。如在办学中强调“特聘通人掌教，以育冠髦之士，课以经学为本，讲求义理经注，旁及词章与泰西各学”，这种教学方式明显以“万木草堂”为蓝本；又如在图书采购中主张“今拟合中国图书陆续购钞，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学及各种艺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这与《桂学问答》中的主旨相一致。五、康有为提出了开“农、工、商”三业学，先是翻译图书，然后是“立学讲求”，此处的“学”，似指学会。六、康准备以桂林为依托，向广州、梧州发展，最后能推行于各州县。 七、从手稿本来看，“义学”、“义学童幼尤彬彬焉”两处皆为添加，补在页脚与行间，也值得注意。其中第三、第四点，张之洞等官员必定会反对，广西官员很可能并没有识出康的用意。

圣学会所属之《广仁报》，于此后不久开办，唐景崧署名叙其缘起，康门弟子赵廷飏、曹硕、况仕任、龙应中、龙朝辅为主笔。该刊共办了一年多。圣学会因此迁往彭公祠。 圣学会所属之广仁学堂亦后来开办，商请桂山书院山长周璜主持，由康门弟子执教。康有为先后三信致周璜，称言：

“顷见仲岐廉访，已奉部文令拨万金购西书，而开西学，招学生四十人，与此事相应。此盖天时人事之所应，窃愿公开张心颜，以任大事，公救世心极热，似不必为此小故疑阻。管子云：小谨不大立。不必琐琐经营及此也。”

“……今早开行，而林生适来，义学新开，不能不少留两日，即嘱标贴招考。唐公外出，岑公有丧，乞公于明日（十五日）十二下钟必来考试，至要！送上课卷，乞察定。”

“今日义学诸生陆续来，明日十一下钟开学，公请必到主之，（切望勿辞！）带领诸生一行礼何如？（以此郑重其事。）”

讲学、开会、办报、办学之余，广西的风景也再度使康着迷，康称“暇则游山”，他此时的私信中也言及于此。 “精庐”，也称精舍，汉朝私人讲学的场所。后佛教传入，也将传经授徒之场所称为精庐。此处当指学舍。康称“吾欲于此结精庐”，即欲在桂林另设讲堂，如同广州的万木草堂。

康在桂林住了近半年。离桂前，于五月初八日向其门人交待圣学会之事：

“谨将圣学会应办各事录请酌行：

一、创办圣学会，为粤西开未有之风气，甚盛举也。必须详筹经久之法，可为南皮诸公愧，勿为南皮诸公笑。

一、会中报纸必须妥定条例，勿与《时务》、《知新》两报有重台之诮。

一、会中报（此公优为之，所以云然者，恐公视之太轻，以为粤西风气初开，须从浅近入也。《湖南学报》极佳），必须征引详博，议论闳通，匪特为粤西劝诫，且为天下观瞻耳。

一、会中报必须条理秩然，若棼乱无纪，则一二报后，读者将议拟之，讥诮之，不能行远矣。

一、会中报必须多请一二人相为助理，卓如、孺博、君勉诸君分布于沪、澳间，此外尚有何人邪？是为第一义，当速行。

以上共五条。”

虽说圣学会已办有多事，但康有为在此中最为看重的还是《广仁报》，他希望其能与《湘学报》相比，不仅影响广西，而且为“天下观瞻”。而信中所言的“南皮诸公”一语，即张之洞、梁鼎芬等人，可见时隔一年半，康内心尚未从上海强学会事件中解脱。

康称“拟筑桂林马路一事”，查梁启超是年三月初三日致函康有为，对康“在桂拟办四事，超惟于学堂一端以为然，其［它］三事皆有异议”。梁不同意的三事为：一、译日本书，二、办报，三、修马路。梁认为，以其在上海译书、办报的经验，请日本人来做翻译，或自办报纸，皆甚难，并非是康想像的那般容易。其中关于修马路一节，谓：

“兴筑马路为强国第一义，而粤西尤宜图也。超则以为此事尤万不可行也。马路之股需十万，若一旦桂中大吏果一切听受，立即举行，而以此权全委诸我，将何处得此巨股？所恃者，广东耳。我试细思广东之愿附股者谁耶？且即使有富商达于利病，而慨然肯信此，我犹不当任之，何也？其事必不成，徒失桂吏之望，而招股东之怨。曷何其事必不成？无办此事之人也。今试问彼，若即允办此，将委之何人乎？其委之候补官员也，则此辈未有不偾事者，不待言而决也；其委之吾党也，则吾党中无一人更事者，其偾事也有以异于候补官员之所为乎？……尤当速速引身而退，无稍干预，以免怨谤也。”

很可能是梁的劝阻，康没有在桂林马路一事上卷入过深。康又称“然用日本伊豆人力车则可行也”，自是其到日本之后的想法，非为当时的设计。

兴安、灌阳等地反叛一事，是当时广西的大事，延绵数年。清廷因先前广西太平天国之延及全国，而为之震动。广西巡抚史念祖因此遭弹劾，是年九月十九日被革职，另调云南巡抚、前广西布政使黄槐森为广西巡抚，主持剿办。然《我史》手稿本中关于此中康本人作用之言语，皆为添加之笔，若以其最初的文字，为：

“四月，兴安会匪大作，陷灌阳，各县蠢动，桂林戒严，彼不顾也。唐薇卿谋请其归乡办团，以圣学会行之。夜叩蔡臬门，请其假军械焉。时五月中旬也。”

我虽不能从字体中看出何时所改，但若为事后修改，则康于此处似有张扬。

康有为在桂林期间，还用力于撰述，即康称“编《春秋考义》、《春秋考文》成”。然《春秋考义》、《春秋考文》，今皆无存。康在《我史》光绪十八年中删去“□□春秋原文考”一语；《我史》光绪二十二年又有“编成《春秋学》”一语，可能皆与此有关。（ 参见20·6 、 22·1 ）康有为后来著有《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其自序称：

“……天未丧斯文，牖予小明，得悟笔削微言大义于二千载之下。既著《伪经考》而别其真赝，又著《改制考》而发明圣作。因推公、谷、董、何之口说，而知微言大义之所存，又考不修《春秋》之原文，而知笔削改本之所托，先圣太平之大道隐而复明，闇而复彰。撰始于广州之草堂，纂注于桂林之风洞。戊戌蒙难，遗稿略存，东走日本，抱以从事。己亥之春游日本，不能携带焉，存于《清议报》中。九月渡太平洋而东归，二十二日过横滨，而《清议报》火，稿从焚焉。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年，岁在庚子，康有为避地槟屿，刺客载途，拳贼大乱，蒙难晦明，幽居深念，谓然曰：昔孔子厄陈蔡，作《春秋》，今《春秋》灭于伪《左》，孔道晦于中国，太平绝于人望，岌岌殆哉。吾虽当厄，恐予身不存，先圣太平之大道不著。不揣孤陋，再写旧闻因旧传。凡得一十一卷。岂有所明，亦庶几孔子太平之仁术、大同之公理，不坠于地……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二十三日书成。康有为写于槟屿英督署之大庇阁。

“此书旧草于广州羊城之万木草堂及桂林之风洞。戊戌蒙难，东走日本，携以俱。后游欧美，留于日本。己亥九月二十二日《清议报》被焚，此稿遂烬。今乃补成之。自庚子十一月朔冬至始，凡阅七月有二十三日，共一百九十七日书成。”

按照这一说法，《春秋考文》、《春秋考义》以及《我史》光绪二十二年提及的《春秋学》，其稿在日本被焚，康再著《春秋微言大义考》，其内容与之大体相似。

《日本书目志》一书，康于《我史》光绪二十二年中已提及 （参见22·5） ，我将之放于后节（23·14）一并叙述。

康有为此次桂林之行，收入似为颇丰；此后与蔡希邠等官员依旧有书信、电报往来。

（23·2）六月，还粤讲学，时学者大集，乃昼夜会讲。八月，纳妾□氏。八月，筑室花埭，将终隐焉。乃室成而未归，已被抄没。人生原逆旅，我身非我有，而何一室哉？吾一生不用营谋，稍营谋辄败，益更可信天命也。月杪，携同薇至上海。九月，游西湖，十月，还上海。

据手稿本，“昼夜”后删“肄”字；第一个“八月”后删“杪，携同薇”四字；“纳妾”后为空一字位；“八月，筑室花埭，将终隐焉。乃室成而未归，已被抄没。人生原逆旅，我身非我有，而何一室哉？吾一生不用营谋，稍营谋辄败，益更可信天命也”一段，为添加，补在页眉上，康也没有标明该插入何处，现刊本的插入之处，是抄手所为，又从字体来看，似为后来的添加；“九月”二字为添加；“还上海”后删“入京师”。《戊戌变法》本“□氏”作“梁氏”；“稍营谋辄败，益……”，诸刊本、抄本作“稍营谋辄无益”。

康称“六月还粤讲学”，至“八月杪”赴上海，在万木草堂讲学达两个月。此时也是万木草堂最盛期。

“□氏”，□在手稿本上为一空位，当为梁氏，名随觉（1880—1969），字婉络，号乐隐，广东博罗人。后为康生二子二女（同吉、同篯、同复、同环）。戊戌政变后，长期随侍康有为。当康再次纳妾后，主理家务。

花埭位于广州河南（今芳村区花地），康有为叔祖等人于此处有房产。康于此年秋天写信给夫人张云珠，谈及筑室花埭及康同薇、梁随觉诸事：

“花埭屋不知办不？终以有一层地台板，虽贵些，亦少不得，但用老谭，粗粗可耳。现卓如处尚可挪款，此屋亦管放心为之。若伟奇迟迟，则亲过花埭，请伟奇或三伯父与老谭商定速办。日间与薇游地方园林，薇尚有细图回也。老母想已出城，少病不可，属婉络小心事亲。”

此时康有为与康同薇尚在上海、杭州，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梁表示能够提供经济支持。花埭筑室于光绪二十四年春天建成，规模不算小。

康称“吾一生不用营谋，稍营谋辄败，益更可信天命也”一语，似后来所加，也可证明其后来对《我史》有修改。光绪二十四年底其在日本撰《我史》时，似不太可能说出“一生”之语，更何况“花埭筑室”还是其一生中初次营谋，不可能发出“稍营谋辄败”的感叹，而康有为晚年更相信“天命”说。

康称“九月游西湖”一事，《汗漫舫诗集》中有《携女同薇游西湖天竺寺》，题记称：

“时同薇来沪开不缠足大会，幼博弟与经莲珊善士佐之，事毕同游杭州。”

此中说明康有为携康同薇来沪之目的。不缠足会由梁启超、吴樵、汪康年、麦孟华等人于是年春天在上海发起，初设在《时务报》馆，后移至大同译书局。 是年秋，经元善与严信厚、郑官应、陈季同、康广仁、梁启超等在上海发起中国女学堂，康同薇亦参与其事。

康在上海期间，曾与梁鼎芬相见，意甚不洽 ；康亦派徐勤等人赴横滨，组建大同学校。 （参见24·15）

（23·3）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而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当乙未，吾欲办此未成。与次亮别曰：“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乙未之归，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来至香港而东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数月，东事益剧，知不谐，乃归。吾港澳商咸乐任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于是，拟入京举此。

据手稿本，“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为添加，补在行间；“吾欲办此”四字删后又复原。

康有为《我史》光绪十五年（1889）中，称：

“……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既皆限于力，又有老母未能远游，遂还粤，将以教授著书以终焉。”

从手稿本来看，以上的这段话是修改过的。 《我史》中这两段记录说明，康有为似有在巴西建立殖民地的设想。

巴西招募华工之事，由来已久，此与奴隶解放运动及该国各大种植园缺乏劳动力有关。当时的巴西也有一些实际行动，以吸纳中国劳工，其数量约两千五百人。但是，这类劳工的处境并不妙，与前往古巴、秘鲁“苦力”的命运大体相同。 1879年（光绪五年），巴西总理派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来华，其目的在于招募华工。总理衙门、驻英（兼驻法）公使曾纪泽、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此十分警惕，商定了谈判的原则，即拒绝巴西招募华工。 1880年，喀拉多到达天津，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会谈的内容涉及到华工，而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却未涉及到华工。 由于巴西无招工之权益，此后未派出常驻公使前来北京 ，仅于1882年派马尔丹（Joao Antonio Rodrigues Martins）前往上海，任驻华总领事。马尔丹于1884年到达上海。到了1886年，该总领事馆被撤销。

1883年（光绪九年），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为开拓海外轮船航线，前往欧洲与美洲。他来到了巴西，并商谈用招商局船运送华工问题：

“溯查巴西一国，自从前与中国订立通商和约以来，因贾公使屡请本局放船到彼国通商，希冀鼓舞华工前往彼国，自愿津贴巨款。廷枢因念南洋生意，历年未能得手，极欲将‘致远’、‘图南’、‘美富’等船，改走西洋。故定出洋游历之行，特践贾公使之约。于九年三月间亲诣该国，面谈商务，连住两月，明查暗访，知彼国黑奴之例未删，疑待华人，不甚周妥，不敢承揽。”

唐廷枢未能达成协议，很可能与巴西政府拒绝每年10万美元补助金有关。

光绪十三年（1887），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被清朝派为游历使，前往日本与美洲。十五年，傅云龙在巴西考察近一个月。他致总理衙门报告称：“巴西矿与土多未开辟，是以招工意切。据华人言，其待华工尚宽，非古巴、秘鲁比。其茶种与制皆藉华人力居多，初有千余，余不及三之一，然闻近日又于香港、新嘉坡潜招三船矣。” 傅云龙的看法与清朝先前的态度，已有不小的变化，原因在于他的实地考察。

光绪八年（1882）美国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此后华人入境条件越来越苛刻。十一年，加拿大排华。十二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通过了排华法案。康称“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属实。光绪十八年（1892），前驻美公使郑藻如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递交条陈，要求清朝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巴西，谈判招工办法，以使广东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数万人。 他还附呈《查订巴西工商各务事宜》二十条，详细开明移民中注意事项。 李鸿章为此与已升任北洋机器局总办、候补道傅云龙商议。傅表示赞成。李由此将郑藻如条陈、傅云龙条陈抄送总理衙门，并称：

“自美国禁止华工，中国沿海穷民，少一出洋之路，生计日蹙。前出使美国郑大臣，关心时局，曾以巴西安置粤人，详议节略章程见示。兹据该道（傅云龙）禀，前曾游历巴西审察情形，应乘西工未得专利之时，与议招工约条，将来不致为彼排挤。并称该国现已在新加坡暗为招致华人，自须预为筹及，免致华工到彼，无官保护，受其凌辱，又蹈秘鲁、古巴覆辙，所论甚为有见……相应将抄本清折，咨送贵衙门，请烦查照，核酌办理施行。”

李鸿章、郑藻如、傅云龙的意见是，与巴西商定条件后，同意其招募华工。总理衙门对此并未主动采取行动。

光绪十四年（1888），巴西帝国废除奴隶制。次年，帝国政府被推翻。光绪十七年（1891），巴西国会通过宪法，成立巴西合众国。巴西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咖啡产量达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急切需要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决定派使驻华，谈判招工事项。

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五日（1892年10月2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a）照会清朝兼任驻法国公使薛福成，称奉到本国外交部电，巴西总统“深愿在京设馆，遣使驻扎，以表悃忱而敦睦谊”。 清朝驻巴黎参赞庆常与巴西驻法公使毕萨进行了会谈，内容涉及招工事项。 薛福成由此向总理衙门提出外交谈判的程序建议：对巴西的招工要求，先以秘鲁等国虐待为由，加以拒绝，等其再三吁求，再与之商定“专章”，以能保护华工，“彼此获益”。 薛的这一想法，与李鸿章、郑藻如、傅云龙等人是一致的。中巴双方此时很容易达成协议。

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93年2月7日），巴西驻法公使毕萨照会薛福成，称巴西总统委派现任驻奥地利公使华兰德（Jose Gurgel do Amaral Valente）、“水师提督”辣达略（Jose da Costa Azevedo，即Barao de Ladario）两人为“全权大臣”，“俟朝觐等事完毕，辣公使达略启行回国，华公使兰德常驻京师”。由此可见，华兰德是常驻公使，辣达略为谈判专使。该照会正式提出招工一事：“又因本国财用尽在农田，愿请中朝允准华民前来巴西务农力田，以开利源，应听华官稽查照料，以归委协。并请酌定办法优待保护，使其得获一切权利。” 然此后不久，华兰德病故，仅辣达略到达巴黎。清驻法参赞庆常与辣达略在巴黎进行了两次会谈，主题围绕招工。薛福成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给总理衙门的报告称：“大端已具，不难议商”。 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六日（1893年7月29日），辣达略奉本国之命，径由法国前往中国。七月初七日（8月18日），巴西驻法公使毕萨照会清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现在本国伯理玺天德拟派曾经出使阿让丁（阿根廷）之大臣阿喜巴吉（Joaquim Francisco de Assis Brazil）为驻京公使，随同议约大臣辣达略进京，一俟条约定妥，即留阿公使常驻，以重邦交。” 清朝由此已作好一切准备，与巴西新使辣达略、阿喜巴吉谈判华工之事。

总理衙门为接待巴西新使，咨会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通报辣达略、阿喜巴吉即将到达的消息。江海关道聂缉槼派人调查，为此报告：“辣大臣带有眷属及随员三人于九月二十四日（11月2日）抵申，现寓上海礼查洋行，候旨再行北上。” 不久后，清朝上海租界会审委员蔡汇沧禀报：“辣大臣及随员等抵沪后，因上海天寒，兼患喉症者多，是以于十月十八日（11月25日）乘法公司船喀勒同尼亚轮船，前赴香港，候该国政府示谕。”总理衙门得知此消息，已是十一月十七日。

在此之前，光绪十九年六月，澳门街头张贴“街招”，宣称巴西已与清朝达成协议，允许招工：

“大巴西国总统特谕大巴西国大议院知悉。照得本国属在南花旗之中，泉甘土沃，最宜耕种，惟查万国民人，惟华人最为勤力耐劳，安分守己，可以有为。况大清国与本国于光绪六年八月中，业已立有通商和约，此时可将该条约次第举行，妥当立章程，请华人到来耕种，并派大臣前去大清国京都驻扎，办理一切事宜，并请大清国大皇帝委派领事等官到来本国，保护华人，俾得均沾利益。钦此。可也。

“兹七月初五日，香港华字日报云：现葡京接有巴西国京都电报，道及中国已于西七月七号，批准允肯巴西国请华人前往该国耕种操工。此次请人，情真理确，非别处招摇者可比也。

“大巴西国京都大公司，特凑实本银八百万磅（镑），又买得膏腴之地二万余顷，特派卑拿威地士前来澳门请人，议定每人每月工银花旗金钱银十元，一号至三号出粮，伙食每人每日米二磅，或猪肉、或牛肉、或鲜鱼一磅。咖啡、茶叶、糖、住居房屋，一概公司供足。每日工人准期做十点钟工夫为额。每年每人公司均派衫裤四件，帽仔一顶，鞋一对。又先一个月粮银火钱，开身前一日出银五元，俾得应买什物……若公司水脚，去者公司每月扣回银二元，于五年为限。

“本公司所买之地，水土最好，俱照和约相待，并无苛刻等事。凡勤力之人，做满五年合同，便能回唐……若欲往者，自十八岁至四十岁强壮勤俭者，祈早日到澳门代理人处落名，然后即搭地打杜士轮船前往可也。

“光绪十九年六月吉日，大巴西国京都公司代理人谨具。”

从“街招”开出的条件来看，十分优厚，但绝不可信，这些与此前骗招秘鲁、古巴华工的条件是大体相同的。

驻在香山县前山的海防同知魏恒、前山营都司黎中配，闻讯即派人去澳门，抄录“街招”，并发现在澳门最为僻静之水手街，开设二间工所“华利栈”、“万生栈”，已招四百余名，多为新安县属客民。准备载运华工的德国船“地打杜士”号正往泰国运米，回澳门后“将招聚之人装运出洋”。魏恒、黎中配认为情况严重，八月二十一日（9月30日）向两广总督李瀚章报告：

“其‘街招’所叙合同工银、服食及做工相待各款，与历来诱骗办法，大略相同。但今七月至今，未及两月，被招之人，因受刻薄，闹事多次，现被监禁多人，并有数十名乘间逃逸，而该公司控于洋官，诬累无辜之人。尚未出境，业已如此，将来到彼，以后之害，不问可知。”

李瀚章随即于九月初一日（10月10日）照会澳门辅政司、护理总督罗（Alfredo Lello），称“岂可私自招集华人，类于贩卖猪仔，不特与条约不符，并为万国公法所禁”；要求“查明严禁”，“如该猪仔头等，仍复阳奉阴违，定饬税务司俟船开时扣留查办。”

李瀚章的照会，加快了澳门非法招募华工的行动速度。初八日，该船未等招工额满，装运私招华工493名，即行出港。 至此，澳门护理总督罗复照李瀚章，完全否认其指责，至于李瀚章声称将命税务司扣船一事，复照亦执非常强硬态度。

李瀚章为此咨文总理衙门，报告事情经过，并提议：“巴西国闻将特派使臣来华，会订招工条约，应请贵衙门俟该使到京议约时，与之严订招工章程，其未订章程之前，不准招雇华人前往该国承工。” 与此同时，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致函总理衙门，提议：“适值巴西变乱，中国并无使臣在彼驻扎，莫若由中国自订暂时不准华人于通商口岸出口，前往巴西为是。” 总理衙门于十二月十五日（1894年1月21日）咨文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

“前准两广总督咨称，澳门地方不准各国招工，久有明禁。本年（光绪十九年）八月内澳门有人张贴街招，称巴西国招人承工，由德国地打杜士轮船装运出口，请饬查禁等语。本衙门查巴西招工章程，本衙门未与开议，该国不应遽往澳门私招华工，即各国轮船亦未便遽行装运华工前往华西，本衙门当即电告巴西查禁，并照会德国绅公使请饬各口领事查禁。兹又准总税务司函称，现闻有一二船欲于澳门载运华工出洋等语。除由本衙门知照各国驻京大臣转饬各口领事查禁外，相应咨行贵大臣即希转饬各关道查照晓谕可也。”

由此，巴西非法招募华工的路，已经全部挡死了。

从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巴西的大种植园缺乏劳工，准备输入华工；二、清朝政府最初不同意巴西招工，后来的态度有所转变；三、光绪十九年巴西派辣达略、阿喜巴吉来华，其中辣达略即为谈判专使；四、在条约未达成前，巴西在澳门非法招工，清朝对此进行了严禁。此为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大背景。

康称：“乙未之归，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来至香港而东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数月，东事益剧，知不谐，乃归。”“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因在上海办《强学报》，使用孔子纪年等事，张之洞下令停办，并为母亲祝寿，回到广东，时约为冬季。康所说的“巴使”，当为辣达略。辣达略于光绪十九年底从上海赴香港后，一直在等待新任驻华公使阿喜巴吉。然阿喜巴吉到达欧洲后，听说上海发生了流行病，便留在欧洲等待。随后他得到的消息是当选了参议员，于是选择了参议员职位，放弃公使一职，没有来香港，而直接返回巴西。也就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辣达略对输入华工的兴趣下降，更有兴趣输入日本劳工，由此而赴日本。他在日本做了一番考察后，直接回到巴西。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1895年11月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与日本驻法国公使曾祢荒助在巴黎签订了《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内容涉及到日本向巴西移民。十一月初一日（12月16日），巴西政府批准了这一条约。 也就是说，当康有为是年冬回到广东时，辣达略早已离开香港，也离开日本；更重要的是，辣达略已改变了主意，放弃与清朝谈判招募华工的使命。巴西后来也未再派使节来华。

康称“吾港澳商咸乐任此”，然招工有着相当大的利润，咸丰、同治年间乃至光绪初年大量输往秘鲁、古巴的华工，使得当时的澳门成了贩运“苦力”的中心。 光绪十九年澳门非法运送475名华工去巴西，澳门经营者是谁，获利究竟多少？我还无法查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澳门经营者从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利润。

康称“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何君穗田”即何廷光 （参见22·2） 。他是澳门著名赌商，虽不能由此证明其参与了当时的贩运华工，但作为一个上层人物，对于巴西招工事当为知情者。辣达略在香港期间是否到过澳门，是否与何廷光有交往？限于史料而无法予以完全的证明。何廷光会讲葡萄牙语，巴西原属葡萄牙，亦使用葡萄牙语，两人在语言上是可以交流的。康有为的巴西招工消息很可能来源于何廷光。

康称“于是拟入京举此”一语，即入京的目的，其中的“举此”，似为撤销前引总理衙门于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下达给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禁止运送华工去巴西的命令；似为“港澳商”请康有为北上，与总理衙门疏通关系。

就在这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也宣传过移民巴西的计划。谭嗣同为悼念吴樵而作《吴铁樵传》，其中称言：

“……铁樵乃复大言农学。洞庭之南，有新洲焉，铁樵谋悉垦而辟之，以棲吾属同志之士。梁启超曰：巴西亦美洲大国也，土满而不治，召我中国之农农焉。苟群而往，将以中国之农塞其国……”

梁启超言及于此，约在光绪二十三年的春天。总理衙门章京、刑部候补主事张元济很可能是康有为等人的主要活动对象。张致汪康年的信中，对于巴西招工有着许多记录，可知当时的内情。其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的信中称：

“巴西招工，自是美事，前秘鲁领事许九香为弟言：巴西招工意甚迫，若不允，仍私自招去。所以不允者，恐其虐待也，私招而虐待，反无道以保护之矣。则何如辟此途径乎？此言甚确。惟译署办事总以清静寂灭为主，其奈之何哉。”

其八月十七日信中称：“前云巴西招工事，现在情形若何？乞示。”其十月二十一日信中称：“招工事俟晤西平再议，并拟先与子培一商。” 此信是对汪康年九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回复，而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皆在上海。其十一月十二日信中称：“招工事总为相机。” 即先不着急而待时机而动。值得注意的是，张元济使用的名词是“招工”而不是“移民”、“殖民”。

康有为晚年门人蒋贵麟于1984年发表《康南海先生轶事》一文，其第一节为《欲移民于巴西建立新中国》，称言：

“……康氏门人有新会谭姓者，曾游巴西，谒其国王，国王大喜，告以其国幅员广大，人民太寡，利用吾国民力，为之垦植辟道，拓展利源，愿中国人移往营生，并许谭某以地四百里，沃壤惟听选择。光绪二十一年，巴西国土（王）曾遣四使来请通商，四使臣到达香港，适中日战事起，时康氏在京师，四使留香港，待与康氏面议，居数月，康氏未至，而东事益烈，知一时不谐，即行回归。广西候补道何穗田为澳门之巨商，其于葡萄牙为男爵，熟于葡语，与四使极为熟稔，相与讲求通商之法。何穗田得知康氏早已留意于巴西国情，即请筹谋策划，拟结百万殖民公司，先租船四艘，往巴西，每艘运二千人，三月一期，每期可八千人，岁运三万二千人入巴西，种植甘蔗、咖啡、可可、烟草等物，若得利则岁增其船。巴西四使且许我之取地，以优厚特权。其时港澳商人咸乐往，已得数十万矣。何穗田为通商计，欲请准于外部，而苦于无识外部者。时李相鸿章主外部事，康氏乃赴京都，得礼部侍郎于式枚之介，而请于李相鸿章，李相对巴西通商事，深表赞同，惟须俟巴西使臣来求乃可。”

蒋氏对康有为著述十分熟悉，上引这一番言论，他的主要依据是康有为《我史》。文中也有一些史实有误：一、巴西于此时已改合众国，并无国王。二、“四使”当指辣达略和他的三位助理，非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来香港。三、“四使留香港，待与康氏面议”，是蒋对《我史》中“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中之“吾”字之误读；按康之原义，“吾”应理解为“中国”，即“巴西使节在香港等待中国战事结束”，不能理解为“康本人”。四、“外部”指“外务部”，设于1901年，而于此时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蒋贵麟此文与康有为《我史》互读，有了四点新内容：其一提到了康氏门人新会谭姓；其二称何廷光（穗田）与巴西“四使极为熟稔，相与讲求通商之法”，即有密切的交往；其三称何因“苦于无识”总理衙门官员，而请康进京疏通；其四称康能结交李鸿章，其中介是于式枚。 （详见23·5） 仔细地阅读蒋贵麟之文，虽然强调了康有为的主导作用，但也使人感到何廷光将以其雄厚财力而在此事中扮演主角；而且这一计划不似“移民计划”，而是“运民计划”，其对巴西当地的土地权、移民最初的生活，皆未进行实地考察与预先安排，却设计了每船2000人（以当时的船只情况，条件将会非常恶劣），每年32000人；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巴西政府已不可能提供大批免费土地，去巴西的华人将进入各种植园充当劳工。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巴西是招募华工，并非是帮助殖民；参与巴西招募华工计划，与康有为所称的“开辟新国”，有着极大的差距。其中的关键在于，康有为并无相应的财力，以能在巴西购买或租用土地，并自雇轮船，实行其“移民”计划，即“欲开巴西以存吾种”；康也未亲往或派人至巴西进行实地考察，以能事先做出种种安排。由此而仓猝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不管康本人持有多么美好的愿望，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能沦为巴西种植园主的工具。 至于康所称“吾港澳商咸乐于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事”，其中“招工”一词更使人感到此中的商业操作与巨大利润。

康有为约在十月中旬赴京。 在康北上的同时，梁启超也离开上海，应陈宝箴等人邀请，赴湖南就时务学堂中文教习一职。他因在《时务报》与汪康年等人旨趣不投，由黄遵宪之荐而去。

（23·4）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遐、高理臣上之。乃与曾刚甫约，同递察院，先与都宪徐寿蘅言之。寿蘅本守旧，而能待士，不以此折为然，而允为我代递也。李苾园侍郎激厉忠愤，欲连九卿上折，为草之，后无联名者。李公交司业诒谷上之。

据手稿本，“适胶州案起”之“适”字后删“德人犯”三字；“德人踞之”后删“京师震动”四字；“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遐、高理臣上之”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李苾园侍郎激厉忠愤，欲连九卿上折，为草之，后无联名者。李公交司业诒谷上之”一段为添加，补在页眉。

德国企图租借胶州湾（青岛）之事，由来已久。甲午战争期间，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便提出此建议。 德国参加“三国还辽”时，即准备向中国提出占有据点，胶州湾是其考虑的地点之一。 日本归还辽东后，德国海军部与外交部决定占据中国一据点，然对具体地点的选位进行了多次讨论。与此同时，在北京、柏林、圣彼堡，德国外交官非正式或正式地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海军加煤站的要求。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德皇威廉二世（Emperor Wilhelm II）决定占据胶州湾，并派出工程师进行实地调查。 十一月，德国公使海靖（Freiherr von Heyking）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军港50年，被拒；十二月，海靖再次提出租借军港，再被拒，威廉二世决定以武力取得之。 二十三年七月，威廉二世访俄，与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相会时，提出了胶州湾一事。俄方表示如果其获得新的不冻港，愿意将胶州湾让与德国。 八月，德国通知俄国，其远东舰队拟在胶州湾过冬，同时也将此决定通知总理衙门。 至此，德国的目标已锁定为胶州湾，只是还需要一个借口。

先是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96年11月28日），德国首相何伦洛熙（Prince von Honenlohe）为次日面见威廉二世，由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Klehmet）为其作一份记录，其中明确提出了占领中国据点的方法：

“即使只夺取一个三沙湾，在和平环境之下也必须等中国违犯了我们的权利，而给了我们一个理由或口实时才能进行。一个储煤站的取得，决不足以补偿我们政府因一个赤裸裸的违法行为而遭致的严重的政治损失。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惟一可循的途径，是等待中国人先给了我们一个报复的理由，然后再立刻占领三沙湾，扣留它作为一个抵押品，接着与中国人交涉割让该地——开始时先要求有期限的割让。根据一切展望，我们无需等待很久，就能找到口实。在最近两年内，我们也曾找到过行动的理由；例如在传教士及德国教官的情况方面，就可有不止一次的机会……”

何伦洛熙于此中指出了德国企图获得的口实，即在“传教士及德国教官”方面。他还指出：“帝国驻北京公使将立即受令，特别注意调查研究一个行动的合适机会，并当机会发生时，立刻电告此间。” 此中提到了“三沙湾”，位于福州以北的宁德，是天然良港，是德国曾经考虑占领的据点。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国天主教传教士韩理（Richard Henle）、能方济（Franz Nies）二人在山东曹州府钜野县张家庄为大刀会所杀。十二日（11月6日），德皇威廉二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后，未等德国驻华公使的报告，亲自下令外交部开始行动，准备军事占领。十三日（11月7日），德皇与俄皇互通电报，尼古拉二世表示“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威廉二世即令德国远东舰队进占。 二十日，德国远东舰队占领胶州湾，夺占青岛炮台，清军未加抵抗而后退。 在德国占领胶州湾的过程中，俄国曾一度表示反对，然未采取行动，而提出了新的要求。 （参见23·8）

康有为刚刚到达北京，恰遇胶州湾事件，他的此次上书即“外衅危迫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呈”，康党将之命名为“上清帝第五书”。（以下简称“上清帝第五书”）其中“恐偏安不可得”之语，在上书中称：

“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在上书中，康有为提出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

“伏愿皇上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气。集群材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纡尊降贵，延见臣庶，尽革旧俗，一意维新，大召天下才俊，议筹款变法之方。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大校天下官吏贤否，其疲老不才者，皆令冠带退休。分遣亲王大臣及俊才出洋，其未游历外国者，不得当官任政。统算地产人工，以筹岁计豫算。察万国得失，以求进步改良，罢去旧例，以济时宜。大借洋款，以举庶政……”

康还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为“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为“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则可以强，能行其中，则犹可以弱，仅行其下，则不至于尽亡，惟皇上择而行之。” 该上书大约写于十月底十一月初，十一月初即交工部。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当时亦有流传。刘光第在十一月初四日致刘举臣的私信中称：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兄有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其意痛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八字）”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语出《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其意是兼并弱小的诸侯国，攻击昧知的诸侯国，夺取乱政的诸侯国，轻侮将亡的诸侯国。“上清帝第五书”确实提到了“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并称：

“吾既自居于弱昧，安能禁人之兼攻？吾既日即于乱亡，安能怨人之取侮？不知病所，而方药杂投，不知变症，而旧方犹守，其加危笃，固也。”

刘光第在十一月初即看到了康的“上清帝第五书”，并为工部堂官能否为其代奏而担心。刘看到此折，有可能是通过其同乡杨锐。

松溎（1833—1907），伊尔根觉罗氏，字寿泉，满洲镶蓝旗人。“淞”为康有为笔误。咸丰十年翻译进士。曾任驻藏大臣，回京后任刑、吏、工等部堂官。他是光绪帝的满文老师。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由刑部尚书调工部尚书。后任西安将军、荆州将军等职。

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工部并未为其代奏。梁启超称该上书后由总理衙门代奏：

（第五书）“书上工部，工都（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正月初三日，遂命王大臣以宾礼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于是其书卒得达。皇上览之，肃然动容，指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而语军机大臣曰：‘非忠奸（肝）义胆、不顾死生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叹息者久之。康之此书以去年十一月上于工部，至今年正月始得达御览。”

然梁氏的这一说法，并不能得到档案的证明，查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皆无总理衙门代奏此书的记录。

曾刚甫，名习经（1867—1926），字刚父、刚甫，广东揭阳人，早年入广雅书院，师从梁鼎芬。光绪十五年举人，十六年进士，以主事分发户部。后任度支部左丞等职。有诗名。徐寿蘅，即徐树铭。康称约曾习经同去都察院投呈“上清帝第五书”，都御史徐树铭同意代奏，但康未述都察院是否为其代奏。查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也无都察院代奏此上书的记录。

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五书”，后乃自我刊行。

高理臣，名燮曾（1839—1917），号理臣，湖北孝感人。咸丰八年举人，同治十三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光绪十六年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十八年为掌江西道监察御史，二十一年为吏科给事中、巡视西城，二十二年为兵科掌印给事中，巡视北城。后任内阁侍读学士，顺天府丞、山西提学使、山西大学总教习等职。

康称“又草三疏，交杨叔峤分交王幼遐、高理臣上之”一事，分别考察于下。

杨锐时为内阁候补中书，后迁候补侍读，并无直接上奏权，其上书须经内阁代奏。而查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不见内阁为杨锐代奏之记录。

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掌山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上折，反对德国修建胶济路。 但从该折内容上，我还看不出是否由康有为代草。十二月十九日，王鹏运上有一折一片。正折为“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称言：

“中国环海万里，金瓯无缺。从前割香港，近日割台湾，已令广东、福建藩篱尽撤，然犹在边疆也。今则入我堂奥，据我腹心矣。况一国开端，各国必持利益均沾之说，争相效尤。德可借胶，英难保不借吴淞、借定海，法难保不借琼州、借南宁。而俄踞旅顺，倭占威海，皆为已成之局……至于联英一事，臣早夙夜图维，近复风闻日本陆军大佐宇都宫往汉口见张之洞，自言奉彼国密旨，为我联英拒德，确有把握，或助战，或排解。英亦无多甚奢望，不过购船雇将、借伊股债等事，即可力助。日本亦并不索谢，且言中国朝覆，日本夕亡，非但为中，亦且自为。现在鄂守候，急欲我派员讬为游历，到彼政府商议等语。此事想张之洞必已电陈。臣愚以为事至今日，即无出而为将伯之助者，亦应独立峻拒，况有此机，尤不可失。何也？日本与我同洲，固有唇亡齿寒之惧。近者俄、德、法三国联盟，即非朋谋中国，而与英为难，则确乎不易。英未尝不欲出而稍挫其锋，特我不干之，彼无所藉手耳。且今日即不联英，将来德事议定，英亦必有所要索，与其与于事定之后，于我无益而有损，何如与于临事之际，于我尚得失惟均。可否一面饬下翁同龢、张荫桓此时暂与德使故为往复，藉延时日；一面饬下张之洞速拣干员密往东洋与彼商定，但使英人慨许相助……我虽密结英盟，仍一面坚求俄助，如彼能许我，则英制其南，俄制其北，事固甚佳，否则彼亦何颜责我。波兰素倚俄国为政，卒为俄人所灭。土耳其介居英、俄之中，有英法之援，俄人至今不能吞并……”

附片为“结倭联英并缓偿倭款片”，称言：

“此时结倭联英，止可由外派员潜往，或借采办洋铜为名，前赴东洋，事成固善，不成亦不致声张，致涉痕迹。日本来使指言欲派人游历，往伊政府定议，即此意也。又明年三月即届归还偿款之期，可否并与婉商，中日既经联盟拒德，必将速修战备，将偿款一万万两缓期再还。彼既欲我合力捍御外侮，当可通融……”

该折片中提到了联英、日策，提到了波兰与土耳其的事例，提到了缓偿日本赔款，皆是康当时的主张；其一厢情愿缺乏国际知识的外交方式，也与当时康的思想逻辑相接近。（ 参见23·9 、 23·10 ）联系光绪二十一年王鹏运与康有为的关系（ 参见21·1 、 21·16 、 21·17 ），我以为，该折片很可能是由康有为起草的。

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奏“德人踞胶不宜允许折”，该折称：

“为今之计，惟有坚持定见，始终不将胶澳让给德人，一面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诘问该国公使，一面电饬使臣许景澄诘问该国外部大臣。如彼以德国教士在山东地面被窃盗戕害为词……如彼以俄人去冬泊船胶澳为词……如彼推诿该国水师提督置之不理，则是有意背盟，当明白宣布各国，示以衅端不自我开，或仿效西法，公请西洋一小国评论曲直。总之，我无一语以胶澳让给德人，在我者理直，诸国无从归曲，不至蜂起相争……”

从此折内容来看，还不能确定由康代拟，尽管其中“公请西洋一小国评论曲直”一语，与康有为当时的思想相接近。 十一月十九日，高又上有一折两片，其正折为“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以定大计折”，已从档案中检出。从内容来看，与康此期的思想似不完全相符，我将在后节集中叙述。 （参见23·5） 其附片一为“李秉衡不宜终于废弃片”，也看不出由康起草的痕迹。 其附片二为“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片”，与翁同龢、康有为大有关系，我也将在后节详细述之。 （参见23·5）

李苾园，名端棻（1833—1907），字信臣、苾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同治二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光绪十五年，为广东乡试正考官，选中梁启超，并以堂妹李惠仙妻之。后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二十三年任仓场侍郎，二十四年“罢免礼部六堂官”后，任礼部尚书。 （参见24·66） 他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在戊戌变法期间是康党的重要成员。戊戌政变后，被放逐。

诒谷，即贻谷（1856—1927），乌雅氏，原名吉昌，字蔼人，满洲镶黄旗人。“诒”为康有为笔误。光绪元年举人，以主事分发兵部，后晋为员外郎。十八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时任国子监司业。戊戌政变后，上奏要求立即处死关押人犯以防外人干涉，慈禧太后即杀“六君子”。 （参见24·89） 贻谷后任侍讲学士、兵部侍郎、绥远城将军等职。

康又称李端棻“欲联九卿上折”，似有夸张。按当时的官场习惯，不同衙门的堂官不应联衔出奏，除非是这些衙门的共同管理的事务，更何况他们皆有上奏权。 康又称“李公交司业诒谷上之”，贻谷是李的门人 ，贻谷作为国子监司业，有上奏权，然查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皆无贻谷的上奏记录。

（23·5）既谒常熟，投以书告归。与李合肥言巴西事，许办之，惟须巴西使来求乃可行。是时将冰河，于十八日决归，行李已上车矣，常熟来留行。翌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荐，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常熟在上前力称之，奉旨交总理衙门议。许应骙阻之于恭邸，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谓“待臣等见之乃奏闻”。奉旨令王大臣问话。

据手稿本，“既谒常熟”旁原添“常熟谬烘”四字，后又删去；“高燮曾奏荐”之“奏”字为添加；“请召见并加卿衔出洋”一语为添加，“并”字后删添加的“出洋”二字；“力称之”之“力”字为添加；“恭邸乃谓”后删添加的“主事”及“官□”；“待臣等见之”后删“察看”二字。

“李合肥”，即李鸿章。康有为有意于巴西招工一事，详见 23·3 ，此处称为此而见李鸿章，然未称其相见的方式。前引康的晚期门人蒋贵麟于1984年发表一文称：

“……其时港澳商人咸乐往，已得数十万矣。何穗田为通商计，欲请准于外部，而苦于无识外部者。时李相鸿章主外部事，康氏乃赴京都得礼部侍郎于式枚之介，而请于李相鸿章，李相对巴西通商事，深表赞同，惟须俟巴西使臣来求乃可。”

中介即为于式枚。于式枚（1853—1916），字晦若，广西贺县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以兵部主事用。李鸿章调其至北洋，为其文案。他是李鸿章的主要幕僚之一，随李十余年，奏稿多出其手。曾随李鸿章参加马关谈判和出使欧美等国。光绪二十二年授礼部主事，此时任礼部员外郎 ，未久迁御史。于式枚后任邮传部、礼部、吏部、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等职。其任礼部侍郎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至五月。蒋贵麟此中稍有误。又，此时外务部尚未设立，李鸿章时任总理衙门大臣，即相当于蒋所称“外部”。

通过于式枚而结交李鸿章，是一条捷径。康有为在《我史》亦言及与于式枚光绪二十四年交往。 （参见24·26） 。康《明夷阁诗集》中有《戊戌元旦朝贺，是日日食，上避正殿。散朝遇于晦若礼部，同游诸殿，口占》一首，诗云：“记得曾携于晦若，中和殿上望西山。” 康于1915年作《祭吏部左侍郎于晦若文》，言及两人于光绪二十三四年的交往：“丁酉戊戌，过泛密迩。相府抵掌，纵横大地。秘殿同朝，西山遥指……” 其中“相府”，即指李鸿章的住处。

康称李鸿章“许办之，惟须巴西使来求乃可”，即同意巴西华工之事；此与光绪十八年李鸿章向清廷提出的办法相符合，也是光绪十九年薛福成、李鸿章、总理衙门所商定的与巴西新使谈判的方案。 （参见23·3） 康此说可以确认。

“常熟”，即翁同龢。康称其谒见翁同龢并上书之事，翁日记未见记载，但从翁亲往康住处挽留，从情理分析，属应有其事。

翁同龢挽留康有为，是康一生的大转折。孔祥吉查看《翁同龢日记》手稿本，有重要的发现：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系重新改写的，其中有半页日记被剪去，而另外补贴了半页，有明显补贴痕迹。

“联系到翁氏后来重新抄缮这天日记的实情，翁氏此日的行踪可能是在朝见过光绪皇帝之后，并非像日记中所书‘往总署发罗使电’，而是前往位于宣南的南海会馆去拜访康有为，进行恳谈。”

再查该日《翁同龢日记》：

“早入，外折一，见起三刻……论胶事，上述慈谕：看照会稿甚屈，以责诸臣不能整饬，坐致此侮。臣愧悔无地，因陈各国合谋图我，德今日所允，后日即翻，此非口舌所能了也，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敢不倾吐也。散时尚早，小憩。出城，赴总署发罗使电……遣人告海靖，余等即往……”

我以为，孔祥吉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我在此还可以补充一条证据，“出城”，指由内城出往外城，而总理衙门在东单东堂子胡同，翁若去总理衙门根本不需要“出城”。这一天翁同龢在军机处散值后“出城”，去了宣武门南的南海会馆，然后再回到东单总理衙门，继续处理公事。康有为《明夷阁诗集》中有《怀常熟去国》，其题记称：

“胶变，上书不达，思万木草堂学者，于十一月十九晓，束装决归。是日朝常熟力荐于上，凌晨来南海馆，吾卧未起，排闼入汗漫舫，留行，遂不获归。”

康有为称“凌晨”，可能是其晚睡晚起，且北方冬天天亮甚晚，当时的早朝又甚早，军机处在卯时（5—7时）散值亦为常有之事，翁也言明“散时尚早”；至于“十九”日，可能一时记忆错误，两年后，他在诗中又称“十八日”。 然康称当日已定离京，恰翁同龢亲自来拜，高燮曾次日保举，此一时间关系，似为戏剧性。康诗题记称翁来时“吾卧未起”睡态，又与“行李已上车”场景，不相吻合。以《我史》的行文风格而论，对于这种过于戏剧性的场景，须慎重。光绪二十四年春，康因保国会被劾而准备离京时，《我史》中又有一幕戏剧性的一日之差。 （参见24·20）

翁同龢当日去见康有为原因为何？

据翁同龢日记及相关的史料，我以为，翁为与德胶州谈判一案遭非议而心情烦闷所致。

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决定：不与德国开战，进行外交谈判。十一月初三日，德国公使海靖提出与翁同龢、张荫桓进行谈判，光绪帝初四日批准，对德交涉由翁、张两人负责。

翁、张的对策是将教案与德国强占胶州湾分两案处理：对于教案，同意惩办官员、赔款、立碑，同意德国在山东有开办铁路、矿山的优先权，并用照会的方式而不用条约办理此事；对于强占胶州湾，要求德军撤出，同意将胶州湾开放为通商口岸，德国可于此设一小租界以作为储煤站，另可再租借一海岛。然翁情报不足，未谙德国外交之诡诈，未解海靖言词之闪烁；更兼德国最初并没有明确提出占据胶州湾的要求，翁以为德方很快会按其方案达成协议。 十一月十三日上朝时，光绪帝告诉翁，慈禧太后称其“办得甚好”。

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认为德国不可能撤出胶州，当德国刚占领时，便于十月二十二日与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商议，要求俄国帮助。十一月十五日李再与巴布罗福商议。 此时清朝虽未知俄国已决定占领旅顺、大连，但翁、张坚决反对俄国的介入。 （参见23·8） 他们认为，其与德国的谈判即将结束，俄国的加入，势必引起法国的反应，更兼听闻英国有意占领大连，很可能引发各国联合对付中国。由此，翁、张决意尽快与德国办结定约，以免造成更大的被动。 十一月十七日，翁、张上报其准备与海靖结案的“照会稿”，即翁、张欲办结此案的最后条款。 翁并不知道，胶州一案并不可能由此了结。

然而，到十一月十八日上朝时，光绪帝却告诉他，慈禧太后“看照会稿甚屈”。翁受此刺激，也不知此案如何办理下去；于是，便不顾礼仪，“词多愤激，同列讶之”，散值后去了宣南的南海会馆，见了康有为。而他此时去见康有为，有可能是看了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或康所称的联英、日以拒德的建议书。

次日，十一月十九日，兵科掌印给事中高燮曾上奏一折两片 （参见23·4） ，其正折为“请密与德国订立盟约以定大计折”：

“窃维德舰占胶澳以来，二十余日矣，大臣与德使议，迄未得要领。意者俯首乞怜之情多，而因势利导之计少乎？臣谓今日之事，不独不必遽言战，亦不必复言和。夫失好而后言和，我与德国二十余年之邦交如旧也。山东近有教案，其端甚细，我国办理迅速，且有他国成例在，了此案原自不难，岂遂得谓失好哉。则德舰之来，何为乎？欲与我订大计耳。德自普法战后，中立欧洲，陆军颇称精练。顾常内念法与彼国为不解之仇，且日尔曼列国联盟亦难持久，非洲、美洲局势粗定，故欲经营东方。如中国有可乘之隙，彼即以此举为瓜分之基；如中国有自立之谟，彼何难易虑为全交之策。其意不仅在教案也。臣愚伏愿皇上决意振兴，力祛偷安积弊始，自皇上一身，以及百官，兢兢业业，日夜为救亡计。其目难遍以疏举，最要则在皇上立志而已，志立而国定矣。有此规模，乃可论外交。拟请饬令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通筹天下大局，与德使言：勿但图目前要挟之便，而不顾久远无穷之利；勿但知中国用兵之艰，而不顾彼国用兵之害。既得要领，大计不需时而决，何事事俯首下心，数数会晤？为中国自马关议款财殚力竭，万国知之。然虽不可以战，苟迫而出于不能已，中国地广人众，但坚持定见，胜负之数，正未可料。兵连日久，深仇之法必起而乘其后；师兴赋重，联盟之国必涣而不可收，此皆彼此无庸隐讳者。何如密订盟约，两国推诚布公，患难相恤，利益相资，有秕政则互相规，有善政则互相劝。今日两国本未失好，割地、偿费两端均不必提及，惟择其与德国大有利益，而与中国无损伤者畀之，言明此系两国大计，与教案无涉，嗣后，永敦辑睦，俾世世子孙长守无忘。俄、德之交密而欧洲太平之局定，中德之交密而天下太平之局定，想德国君臣必深悉其中利害之实，然而不鄙弃我也。然非皇上立志厉精，奋然率作，则远人将不信之。徒以口舌争，何益之有？”

这一道奏折内容很散漫，称德国军舰之来，是与清朝“订大计”，正可乘机说服而结成盟国。此说虽为荒谬，但该折的主旨即尽快与德结约的思想，却与翁同龢相近。从内容来看，此折虽非由翁策划；但对因对德谈判而受到指责的翁，却是一种安慰。高燮曾的附片二是保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称言：

“臣闻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其大旨以排纷解难、修好息民为务，各国王公大臣及文士著有声望者，皆准入会，如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立意甚善。臣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学问淹长，才气豪迈，熟谙西法，具有肝胆，若令相机入弭兵会中，遇事维持，于将来中外交涉为难处，不无裨益，可否特予召对，观其所长，饬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厚给资斧，以游历为名，照会各国使臣，用示郑重。［现］在时事艰难，所谓请自隗始者，不必待其自荐也。”

高燮曾提出了：一、光绪帝召见；二、总理衙门“厚给资斧”，并照会各国；三、康有为的正式名义是“游历使”。“隗”指郭隗，战国时燕人，“请自隗始”典出于《史记》卷三四《燕召公世家》录郭隗语：“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 高燮曾以康有为比郭隗，其用意是让光绪帝高度重视。“游历使”为光绪十三年清朝所派访问各国的官员。 光绪帝没有完全听从高燮曾的提议，当日发下给总理衙门的交片谕旨：

“本日给事中高燮曾奏请令康有为相机入西洋弭兵会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

同日翁同龢日记称：“高御史燮曾保康有为入瑞典弭兵会，交总署酌核办理。”孔祥吉等人认为，高燮曾的这一附片，是翁同龢、康有为密谋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康有为买折。 梁启超又称，高燮曾之折，杨锐大有作用。 然我以为，除了翁同龢、杨锐的作用外，康似又直接活动于高。康、高两人之交，可能始于光绪二十一年 ；康此时又称其曾为高拟折 （参见23·4） ，两人已有交往。以下再补充两点证据：

一、就高燮曾的知识结构而言，“弭兵会”、“瑞士国”对其十分遥远；而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明确提到了“弭兵会”：

“……但各国兵机已动，会议已纷，宜急派才望重臣，文学辩士，分游各国，结其议员，自开新报之馆，入其弭兵之会，散布议论，耸动美英。职以为用此对付，或可缓兵……”

高燮曾称康有为“熟谙西法”，他的“弭兵会”消息，很有可能就是从康处得到的。

而康有为的消息又从何处而来？

在当时中国，最早提到“弭兵会”者，很可能是《万国公报》。该刊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发表《弭兵会记》，称言：

“查数十年前，有某某著名教士见各国整军经武，惟日孜孜，因设法创立一弭兵会，遍劝各国若君若大臣遇有与他国违言之处，宜先请局外之国剖决是非，不必遂以兵戈从事……查此会之兴，始于英之教士，今则不但为英国私会，且成为万国弭兵会。会中人每年定期会议一次，共商弭兵善策。计第一次会于法国巴黎都城，第二次会于英国伦敦都城，均未有达官赴会。去年第三次会于意大利国之罗马都城，竟有十七国之大僚先后来会，于是更成为万国官弭兵会……今年之会，订期本月，共聚于瑞士国，其预筹共商者，计有十二事。一、推广本会，曰欧洲一统太平会……”

此文发表于甲午战前，似未有大的影响。《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又刊文《地球弭兵会续纪》。该文称法、德因普法战争割二省，势同水火。“罗礼西门者，法之名臣也。年已八旬，优游林下，而眷怀时局，未之或忘顷者。亦著一论曰：……鄙意不若举二省全境，各视为欧脱之地，而别立一局外之小国……”该文然后提到了这位法国政治家的建议：

“今已届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矣，再阅六年，即为一千九百年第十九周结束之期，我法国巴黎京都，将设万国赛珍大会……鄙意莫若乘此会期，遍集各国君相，共订息兵条约……”

而其原先所介绍的弭兵会，却已无下文。《万国公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刊出了两篇文章《地球弭兵会议》上、《地球弭兵会议》下。前一文强调了弭兵的意义及弭兵会之用意；后一文强调了弭兵会对中国的意义，文中提到“前上大会时，歆动十七国之君及大臣”，似仍为第三次弭兵会。 以上四篇文章，广学会编《中东战纪本末》时收录为卷一，由此而流传甚广。李提摩太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新政策》，其中“安民之法”中提及：

“二曰万国太平会（亦曰弭兵会），有国有家者，各为其私人之情也，一二国家之私交，自必以威权相压，若附诸众大国之公论，则惟情与礼可以服人，如西国维也纳之约是已。中国应相助各国，维持大局，共保太平，始得与于公会公法之列。”

康有为是《万国公报》的读者（ 参见21·13 、 21·19 ），有可能因之而获知。康有为弟子王觉任于《知新报》第19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版）发表《论列国息争之理》，文中称：“世之通士，心知此义者众矣。故东方则有太平会焉，西土则有弭兵会焉。虽然，心则有余，术犹未至。英美，海内之雄国也，今季始订条约，将共恪守，化争为让，转祸为福……” 其中提到“弭兵会”，乃语焉不详。

与康、梁甚有关系的天津《国闻报》，于十二月初五日（即高燮曾上奏后的半个月）以“中国拟联泰西弭兵之会”为题，刊出消息，称言：

“自欧美诸国文治日进，又经俄土、普法、南北花旗数大战之后，各国讲求水陆军政不遗余力，而又以兵力愈厚则战端之起愈难，以其不幸而一战，则伤人必多。故泰西进化家乃有万国弭兵会之议。本年西历八、九月间，奥斯马加该会员已传檄至东亚洲诸国，约同入会。顷本馆接京友来函，高理臣给谏本此意以建言，于前月某日具折陈奏，请中国简派通知泰西诸国时事之人，赴欧洲联络各国同入此会，并密保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足膺此任，并闻总理衙门已奉旨议行。至其详细情形，容再探明登告。”

文中的“本馆”很可能是夏曾佑等人，“京友”即是康、梁及其党人，“奥斯马加”为奥地利之旧译，而“西历八、九月间”，康有为正在上海。“上清帝第五书”称“分游各国，结其议员，开新报之馆”，又称“入其弭兵之会，散布议论”，似属非正式、半官方的活动，属非正式的国际会议。高燮曾附片称“西洋有弭兵会，聚集之所，在瑞士国”，“两国因事争论，未经开战之先，可请会中人公断调处”，虽属有误（当时国际社会尚无此类权限之组织），又与《万国公报》所刊《弭兵会记》所叙内容相接近。由此推测，康有为可能在上海等处听到了一些弭兵会的消息，到北京后以其个人理解告诉高燮曾，高又错解康意，将当时人的设想错认为是已存在的事实。总理衙门收到交片谕旨，整整三个月后才复奏，对派康有为参加“弭兵会”一事予以否决：

“臣等查原奏所称，西洋弭兵会立意虽善，然当两国争论，将至开战，会中即有弭兵之论，并无弭兵之权。近日土希之战，不能先事弭兵，是其明证。该给事中所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会一节，应毋庸议。”

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很可能也不知“弭兵会”为何物，复奏中左顾右盼，言语均不着实地。张之洞后来作《劝学篇》，其外编第十四篇即为《非弭兵》，谓：

“今世智计之士，睹时势之日棘，慨战守之无策，于是创议入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奥国之立弭兵会有年矣，始则俄攻土耳其，未几而德攻阿洲，未几而英攻埃及，未几而英攻西藏，未几而法攻马达加斯加，未几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几而土耳其攻希腊，未闻奥会中有起而为鲁连子者也……”

《劝学篇》多为非康所作，其《非弭兵》亦是针对康的，其称“弭兵会”也设立在奥地利。看来张之洞及其幕僚重点是驳斥康论，也不清楚当时国际此类活动的情况。

顺带地说一句，国际上召开第一次“保和会”，恰于一年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由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提议并发出邀请，二十五年在荷兰海牙召开，共有26国参加，清朝派驻俄公使杨儒为代表参加。

二、张之洞的主要幕僚梁鼎芬《康有为事实》称：

“康有为好捏造谕旨。上年胶事初起，康有为创言愿入外国弭兵会，以保海口，其事已极可笑，康有为竟发电至粤至湘至沪，云已奉旨加五品卿衔前往西洋各国入弭兵会。闻者骇异，其实并无此事。”

其中提到了康有为“加五品卿衔”。而叶德辉、郑孝胥、张元济对此又有相同的说法。 由此可见，梁鼎芬之说非为逛语。高燮曾附片、光绪帝交片谕旨，均无“加五品卿衔”出洋之事，康为何有“加五品卿衔”之语？我以为，此中似有一种可能：即高燮曾附片是康本人或其党人起草的，原写有“加五品卿衔”一语，以能与当时清朝驻外公使地位大体相当 ，康由此也可跳过司官一级，直接由京卿候补；而高燮曾出奏时删去此语，康不知此中内情，当听说光绪帝交下总理衙门复议时，误认为此事已成，故有此发电之举。

许应骙（1830—1903），字筠庵，广东番禺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入翰林院。光绪四年以少詹事升内阁学士，五年迁兵部左侍郎，此后在户部、吏部、仓场侍郎上迁转。二十一年为左都御史，二十二年调工部尚书，二十三年二月为总理衙门大臣，七月改礼部尚书。戊戌变法时被罢免 （参见24·58） ，戊戌政变后任闽浙总督。

许应骙是康有为的同乡，对康有恶感。康称“许应骙阻之于恭邸”，我没有读到可靠的史料以作证明，但从许后来奏折可知，他不会赞成此事。（ 参见24·4 、 24·29 ）康又称：“常熟再持之，恭邸乃谓‘待臣等见之乃奏闻’，奉旨令王大臣问话”等语，则有曲笔。从文字上看，这一段话的意思是，翁同龢与恭亲王在御前发生了争论，翁主张光绪帝召见康，恭亲王称由其先见后再上奏，于是光绪帝旨命恭亲王等传康有为问话。查总理衙门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的复奏中称：“惟既据该给事中奏称，该员学问淹长，熟谙西法，臣等当经传令到署面询……” 按照当时的官规，若真有奉旨问话之事，须在奏折中予以说明。康称总理衙门奉旨问话，是其张扬。当然，康能到总理衙门应对问话，似也有翁同龢、张荫桓的暗箱操作。总理衙门各大臣与康有为谈话之事，参见24·1。

（23·6）御史杨漪川深秀博学高节，来谈，欲相奏荐，草稿有“大才槃槃，孤忠耿耿”之语，力辞之。

据手稿本，此段全为添加，补在页眉上；“力辞之”后删“为草请联英日折。又为御史陈其璋上请联英日折。又为张仲炘草请战折。又上书常熟请联英拒德，略言矣”一段。

杨深秀（1849—1898），本名毓秀，字漪邨，山西闻喜人。同治初年以举人报捐刑部员外郎。光绪八年，张之洞抚晋，以杨为会德堂书院院长。十五年中进士，分发刑部。二十三年冬，迁山东道监察御史。戊戌政变后被处死，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杨深秀很可能于此时方与康有为交，但很快成为康党最重要的成员。康为杨代草了许多重要的奏折。（ 参见23·10 、 24·17 、 24·18 、 24·28 、 24·29 、 24·53 、 24·69 、 24·78 ）“大才槃槃”，指大的才干。

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杨深秀上奏“时势艰危亟图要举谨贡刍议折”，对胶州湾危机提出三策：一、皇帝下罪己诏，以激烈人心；二、派大臣选西安或太原建立行宫，以备万一；三、“遣重望之使，布告各国以明曲直”，其第三项称言：

“臣闻日本邮报有云：各国同处太平之时，乃有忽遣军舰霸占友邦土地者，殊非有教化之国所应出此，德国此番举动，我等正毋须畏怯也等语。又闻英国邮报有云：中国官场每不愿亲近西人，朝廷多听信其言，故只知疏远而不知敦睦等语。可见各国初不以德人为然，特我不向明告，遂无代持公论者耳。夫吕相绝秦，兼述楚人之怨，汉高责项，明正义帝之仇。义声充沛，勇气倍增。皇上诚发一介之使，内识时务、外具办才者，剖是非以修辞令，不数日而遍达泰西，俾皆晓然于我之秉义，彼之寻衅，将必有发不平之鸣，责之无礼之尤者，我即借兵借馕，皆可必应，此所以扬敌人之恶也。”

杨深秀此折，基调是“能自立始能御侮，能自守始能议和”，内容与康有为此期思想相接近；派使出访各国，又与高燮曾提议派康参加“弭兵会” （参见23·5） ，似乎有一点联系。杨虽未指明人选，但“内识时务、外具办才”的条件，又似乎有所指。康称“欲相奏荐”，也可能即指此事。

值得注意的是，《我史》原稿本有“又为张仲炘草请战折”一句，后被删去，然此中透露出康、张关系。杨崇伊后亦奏称：“张仲炘先与康逆交，后来乃疏。” 康删去的原因，很可能与张仲炘请诛杀六君子有关。 （参见24·89） 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张仲炘上奏“请将海疆要地遍开商埠以保全局折”，其主旨是将德国、俄国、英国所索之地，开为通商口岸，让各国互相牵制。该折称言：

“……臣之愚见，拟请乘未定之时，将胶州澳、大连湾、南宁、琼州、福宁、定海、三沙尾等处，照会各国，一律开埠设关，使凡有约者群沾利益，明立码头，以广各国之商务，实暗借商务以保中国之版图。”

张仲炘这一思想与康有为是一致的（ 参见23·11 、 23·13 ），但该折是否由康所草，我还不能确定。又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张仲炘上奏“众敌环伺敬陈管见折”、“德使要挟不宜曲从折”两折。前折称，德、英、法、俄四国环伺，局势甚危，由此提出三策：

“所有未开口岸，应请指添数处，如臣前折所陈者，一律开埠设关，至应办之铁路矿务，由中国自设公司，准各国附掺股分，各派董事，通力合作，匀分其利。”

“借款为西人保国之一法……拟请分向英、德、美等国商家订借巨款数万万两，以示均平而敦睦谊。查西国借债从无与国担保之例，应径与银行商订，至抵押一层，关税业已无多，此外惟厘金为大宗……”

“中俄联盟两年以来，西报纷纷议论，惶急殊常……为今之计，惟有速与英、美、日联盟，并与德、意、奥联盟，相待从同，各国之心自平，互相牵制，转为我用，而俄谋亦戢矣。”

康有为此时有向美国借巨款的思想，并以矿山为抵押 （参见24·11） ，亦有与英、日联盟的思想（ 参见23·10 、 23·11 、 24·6 ），孔祥吉认为，该折由康起草。 对此我是大体同意的。我以为，康的思想与张仲炘此折中所言，似稍有所差别，或由康起草后，张有所更改。张仲炘“德使要挟不宜曲从折”称言，华商修建津镇铁路，德使海靖胁迫用德国工料，请总理衙门不要曲从。 此折看不出与康有关。然以上三折均非“请战”，再查军机处《早事档》、《随手档》，张仲炘此期并无请战之折。

（23·7）时欲续强学会之旧，先与乡人士开会曰粤学会，于十二月十三日在南海馆创办，京官集者二十余人。以各会馆皆为京官会集，欲因而导之，乃草疏交御史陈其璋上言，请将总署同文馆群书颁发各省会馆，以便各京官讲求，奉旨俞允。又与文中允焕、夏编修虎臣及旗人数辈创经济学会，已为定章程，呈庆邸，请庆邸主之，且为庆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删“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

据手稿本，“京官”二字为添加；“二十余人”后删“欲籍□”三字；“以各会馆为”之“以”字为添加；“乃草疏交”四字为添加；“颁发各省会馆”由“交各会馆”改；“已为定章程”之“为”字为添加；“邸主之，且为庆邸草序文。既而以欲删‘会’字，议不合，事遂已。乃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一段为添加，补在页眉上，由此可知，至少经济学会一节为后来添加。“京官”二字，诸刊本、抄本皆作“京友”。

“粤学会”的记录很少，除此之外，我尚未读到其他的记载。

陈其璋（1843—？），字云仲，浙江归安人。咸丰十一年拔贡生，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分发吏部。同治十一年升主事，光绪十二年升员外郎，十三年升郎中。十七年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二十一年掌广东道监察御史，二十四年任湖北宜昌知府。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康有为多次为其代拟奏折。（ 参见23·10 、 24·6 、 24·11 ）

康称“乃草疏交御史陈其璋上言”，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陈其璋上奏“请饬总署将已译印各书颁给各学各馆片”，称言：

“欲人才之多所成就，则当广设学堂。虑学堂之难于遍开，则当广散图籍。况京师为人才荟萃之地，百僚即将来办事之人，尤宜扩充其识见心胸，储为大用。拟请旨饬下总署，将已经译印之各种图书，于京师八旗官学、各省会馆，各颁给一份。其未译者，速令陆续译出；未印者，即速交官书局速印。每出一册，均行颁给一份。俾闲散各僚，分向各学、各馆就近披阅，互相切磋，以广见闻，以资造就。无形之益，所关至大。”

光绪帝收到该片后，将同日陈其璋的其他折片一同下发到总理衙门：

“本日御史陈其璋奏德事将定后患宜防请外善邦交内修边备，并请饬总署将已译印之各种图书颁给各学各馆，暨阿尔泰金矿请饬总署妥议办理各折片，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妥议具奏。’”

次日，御史胡孚宸上奏“请将时务书颁行刊刻片”，因经济特科即将举行，“拟请饬下总理衙门会同礼部，议定程式，将目前时务切当之书及同文馆所收最要图籍，颁行各省府厅州县，或属各省书局刊刻流布。” 二月初八日，宋伯鲁再上“请总署、官书局将时务书发翰林院片”，该片似由康有为起草，内容亦有相近之处。

文焕（1857—？），字仲云，镶黄旗满洲人，荆州驻防。光绪六年进士，十一年由户部主事迁詹事府右中允，时任左中允。后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

夏虎臣，名寅官，字虎臣，号浒岑，江苏江都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为编修。

庆邸，即庆亲王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孙。光绪十年甲申之变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并封庆郡王。二十年封庆亲王。时任御前大臣、总理衙门大臣、颐和园工程大臣等职，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后任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

经济学会之事，除此条材料外，另见《湘报》第27号有一记录，称“京友来函，都中八旗士大夫设立经济学会，自亲王及各大臣以下皆入会，讲求实学，可以为天下风气。” 但不见后来的记载，似未设立。

丁叔雅，名惠康（1869—1909），号惺安，广东顺德人。丁日昌之子，与谭嗣同、陈三立、吴保初并称为清末“四大公子”。时任户部主事。

寿百福，名富（1865—1900），字伯茀，亦称伯富，号菊客，宗室，隶籍满洲镶蓝旗。宝廷之子。光绪十四年宗室举人，二十四年进士，入翰林院。曾参与北京强学书局之事。由浙江巡抚廖寿丰保举为“使才”，光绪帝于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召见，后由孙家鼐调充京师大学堂分教习，并派往日本考察教育。戊戌政变后闭门谢客。庚子事变时自杀。

寿富组织知耻会，约在光绪二十三年秋。 梁启超、寿富分别撰《知耻会序》、《知耻会后叙》，发表于二十三年九月初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0册上，以激烈人心。 可见该会成立之时，康尚未到达北京，康称“令丁叔雅佐寿百福成知耻会”，似有张扬之意。

（23·8）自十一月十二日，德人发炮据胶州，掳去提督章高元，朝廷托俄使言和，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

据手稿本，“章高元”前删“张”字。

章高元，字松岩、鼎臣，号迂子。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刘铭传部先锋。此时以山东登莱青镇总兵驻守胶州。后任重庆镇总兵等职。

前节已叙，十月二十日，德国登陆胶州湾，清军章高元部后撤。 （参见23·4） 二十五日，章高元前往青岛炮台与德军交涉，表示不退兵而留守炮台，二十八日被德军软禁，但随身有戈什哈，可传消息。十一月初七日，清廷为避免冲突，命章高元部由胶州移驻烟台。初十日，德军迫章高元下船，离开青岛，十一日章到段村行营。此时德军兵锋已达胶州、即墨等处。康有为所记日期与情节稍有误。

在此之前，当俄国得知德国舰队拟于胶州湾过冬，于十月上旬由代理公使巴布罗福与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俄国于胶州湾有优先权。 德国远东舰队开往胶州湾时，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于十月十四日（11月8日）要求俄国军舰前往，向德国宣示俄国在胶州湾有投锚优先权。 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向总理衙门通报了俄国舰队即将到来的消息，李鸿章提出，由俄国劝告德国撤出胶州。 然威廉二世对此表示坚决不让步的态度，认为俄国“会对绝对事实低头，决不会为胶州而与我们开战”；德国首相也向俄国大使递交了态度严厉的照会。 至十月二十四日（11月18日），俄国开始变化，穆拉维约夫发电巴布罗福，说明俄国不再派出舰只前往胶州，李鸿章及其他总理衙门大臣闻此大感失望。 德国的行动不再受到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国际制约。

在短短几天内，俄国态度大变，是其兴趣转向了大连与旅顺。 十月二十九日（11月23日），穆拉维约夫上奏沙皇尼古拉二世：

“德国不会从‘已完成的事业’胶州撤走，远东局势变得愈发复杂化，这就需要俄国军舰常驻太平洋，而首要的是便于冬季停留的方便港。目前正是实现这些计划的恰当时机。建议俄国海军舰队着手占领辽东半岛的大连湾。”

沙皇批准了这一建议，并注“完全是正义的”。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日），清朝驻俄公使杨儒发电总理衙门：

“外部称：德事愿效力，而难措词，或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藉口，德或稍敛迹。已电署使，仍嘱转陈。”

俄国此举的名义竟是“中俄联盟”以扼制德国。初十日（12月3日），巴布罗福向总理衙门要求俄舰暂时停泊旅顺，李鸿章等人未识破其谋。 十五日（12月8日），巴布罗福再次到总理衙门，要求俄舰暂时驻泊旅顺时由中国官员“妥为照料”，李鸿章等人仍将之当作对德国显示军事势力，表示同意；并再次要求俄国向德国施加压力，使德国撤出胶州湾。 此一行动引发了翁同龢极大不满。 （参见23·5） 十八日（12月11日），穆拉维约夫向驻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四国公使发电，要求向各驻在国通报，俄国舰队将“暂时驻在旅顺口”，“此事已得中国政府的同意”。 德国对此表示欢迎。 二十一日（12月14日），沙皇命令俄国舰队驶入旅顺。同日，俄国向清朝表示：此举是助华抗德，德国撤出后，俄舰也将撤出。二十二日（12月15日），俄国军舰驶入旅顺，当地驻军根据总理衙门电报予以“照料”。 尽管清朝已与俄国结盟，但俄国对清朝的外交，完全施以欺骗手段。 此期俄、德之间的交易，非为清朝所知，俄国真正目的，也非为清朝完全掌握。清朝驻俄国、德国的外交使节也没有能提供准确情报，他们对于内幕的了解，远远少于日本、英国、法国驻俄国与德国使节。康亦属不知内情之人，其言“朝廷托俄使言和”，不十分准确。

翁同龢、张荫桓主持的谈判，完全落入德国的事先部署之中，即保持对胶州的占领下，就具体条件一次又一次地拖延谈判。 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16日），海靖发电外交部称：

“对我的肯定的声明，除了胶州外不能考虑其他海港。中国谈判代表答称：中国本来准备割让胶州给我们，但是英国公使前日在总理衙门提出，倘让胶州给我们，英国也要求取得一个海口，日本也曾作同样表示，且其他各国势将接踵而来。最后，大臣们表示准备让我们既无任何期限规定，也无书面割让名义地占领胶州。”

十二月初五日（12月28日），海靖在会谈中称，俄已占旅顺，不会反对德占胶州湾，翁同龢始悟德、俄已有勾结。初六日，海靖照会总理衙门，要求租借胶州湾99年。十二日（1898年1月4日），恭亲王、翁同龢、张荫桓在总理衙门会见海靖，接受德国的条件。当日总理衙门照会海靖称：“现在贵大臣既允山东教案一概了结，所有另案商办各节应由本衙门与贵大臣迅速商办”。租借胶州湾一事，即以“另案”的名义进行“商办”。十三日，总理衙门照会海靖，对德国提出的租借要求作出回答。 二十三日，总理衙门上奏“曹州教案办结胶澳划界议租折”，光绪帝朱批“依议”。 二十六日，总理衙门将该折咨会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与山东巡抚。 此后的谈判，只是一些细节。至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与海靖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康称“德使甚桀黠，翁常熟及张樵野日与议和，未就”，非为准确；翁、张与海靖进行一个多月的谈判后，已在绝望中被迫就范。

以上关于德、俄两国强占胶州、旅大的情况，虽非《我史》此处强调之重点，然康在后面多次提及，并以此为前提推导出许多结论，故多加介绍。

（23·9）日人参谋本部神尾、宇都宫来，觅鄂督张之洞请助，联英拒德。时经割台后，未知日情，朝士亦多猜疑日本，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且与日使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日使矢野君极有意，而吾政府终不信是议。

据手稿本，“吾走告常熟”之“走”字为添加；“且与日使议”为添加，并删原先之“议”字；“并减息”三字由“而”字改；“吾政府”后删“无是意”；“不信是议”后，删行中添加的“又与翁、张言，请联英，咸必□不及”十三字。

神尾，即神尾光臣（1855—1927），1874年入日军陆军教导团，1882年以陆军中尉、参谋本部官员身份来华，长达4年。1892年再以陆军少佐任驻华使馆武官。甲午战争前回国，任第2军情报主任而参战。战后再任公使馆附，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回国，任陆军联队长。此时以特别使命来华。神尾光臣后来担任关东守备军参谋长、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青岛守备军司令官等职，授陆军大将，封男爵。

宇都宫，即宇都宫太郎（1861—1922），1882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85年授陆军少尉。1888年入陆军大学校，1890年毕业后入参谋本部。1893年以陆军大尉、参谋本部官员驻印度。此时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三部部员，与川上操六次长有交往。宇都宫太郎后来任陆军师团长、朝鲜军司令官等职，授陆军大将。

矢野文雄（1842—1930），又名龙溪，毕业于庆应义塾，后成为大隈重信的得力助手。1882年任《邮电报知新闻》社长，后创建东洋议政会、立宪改进党。1897（光绪二十三年）至1899年为日本驻华公使。与中国官员士人多有交往。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神尾光臣奉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中将之命来鄂，求见张之洞。张因不明神尾之用意，惧其妄事要挟，以查勘堤工为由，避而不见。神尾遂与汉口道等官员大谈中日同种同文同教，主张中国派员赴日观操，派学生赴日学习军事，并以此入手联交。张听闻此事后，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告两江总督刘坤一，并电请神尾再赴武昌面谈。 与此同时，宇都宫太郎再奉川上操六之命赴鄂与张之洞联络。他向张之洞再次提出了派员赴日学习军事，并提出了帮助清朝的三项办法。此时正值德国占领胶澳、英国舰队驶入长江之际，张之洞由此而倾心于联交日本、英国，十二月初十日电奏：

“倭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到鄂，洞出省未回，江汉关道及洋务委员见之，伊深谈倾吐。大略言，前年之战，彼此俱误，今日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文同种同教之国，深愿与中国联络。此系其国陆军二等提督川上操六之意，命之前来，嘱转告洞等语。近日其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又来鄂见洞，致其提督川上操六之命，送日本地图及政治书各一部，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并言今日武备最要，嘱派人到彼入武备及各种学堂，地近费省，该国必优待切教等语。复密向委员谈倭已与英联盟，倭愿助中。助有三法：一用兵船，倭船足能敌俄、德现派来之船，但恐续到船多；一用口说劝解，但恐不听；一联英以助中。惟第三法尚易行等语。洞因其官阶较小，令电致神尾光臣，令速再来鄂，来时问明川上操六及其管陆军小松王主意。伊已发电矣。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踵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而图自保。彼既愿助我，落得用之。盖倭不能抗俄、德，英水师则能之，联倭者所以为联英之枢纽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倭人此举利害甚明，于我似甚有益，俟神尾来晤后，即详陈。”

“日本参谋宇都宫今晚又密告，伊来此，实系奉其内旨而来，密商联交之事，语尤切实，且劝我联英，力谏联英之利，不联英之害，颇有办法。察其语气，似英人阴谋，倭已全知。”

由此可见，张之洞完全被日本工作所打动，已经从甲午战后主张联俄，改为联日、联英。 受张之洞的影响，湖南巡抚陈宝箴也有相同的提议。 清廷收到张之洞电报后，于十二月十二日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三电均悉。中日修好之后，本无不洽，若遽连横，恐北方之患必起。倭将所请，断勿轻允。是为至要。”

张之洞收到电旨后，于二十四日再次发电，表白其意：

“文电谕旨恭悉，连横为患，诚为可虑，中国此时岂能遽以力争，且各国作用虽殊，皆是乘机谋我，岂敢深信。所谓联者，不过设法羁縻，免多树敌耳。所谓藉联倭以联英者，恐英要求太横，可讬倭居间婉商，减其贪欲凶焰。倭实有唇齿之忧，深恐中危西强，彼必不保，情词惶急。我若讬之，彼当肯助力劝解，非为我，乃自为也。且彼力言不索酬谢，语甚坚明。可否由总署往晤日本公使，察其意指，以备英人发难时居间排解之用，似乎有益无损。倭将有所深谈，乃向委员密语，洞晤时但以冠冕语答之，丝毫未及他事，断不致上劳宸廑。惟彼言深悔前年不应与中国战争，今愿我遣人赴东入各种学堂云云，则甚嘉许之，谢其睦谊厚情耳。”

此中可见，张之洞虽表示遵旨办事，但对日本方面的言论是完全听了进去。对张之洞再次来电，总理衙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回电：

“胶澳之役，日本谓德为俄前驱，情词毕见。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藉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日、英政出议院，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俄地接壤，且有归辽之助，今又联日、英而拒之，前后三年，矛盾若此，恐环球各国皆不直也。忆壬辰、癸巳（光绪十八、十九年）之间，英国以帕米尔事密议相联拒俄，我如其意，不遗余力，讵英自规利益，潜与俄盟，割什克南、罗善两部落畀俄，而订界约会不告我一言，约成而悉其诈。此联英之前车也。日本狃于辽役，民志日骄，其二三老臣尚以为惧，其于我诚有唇齿之势。马关约定，我亦大度处之，非如法、德仇怨之状。然中国受害之深，实缘日本。近以德事，各国环伺，机局危迫，东方太平之局几不可保。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

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总理衙门的分析是正确的。当时日本正在朝鲜半岛与俄国对抗，英国正在全球与俄国对抗。李鸿章访俄时签订了共同对抗日本的《中俄密约》，使日本政界、军界欲拆散中俄同盟，由此一部分人主张“日中修好”，以抗俄国。然而，“日中修好”并没有成为日本的既定国策，日本公使从未就此事与总理衙门商议过，只是日本政、军、财界一部分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上海道蔡钧等人有过交谈，即总理衙门电报中所说的“日、英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 此中的游士，还包括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参见21·19 、 24·78 ）张之洞仅就神尾、宇都宫等人之言，且未有任何具体承诺，即作联日、联英之战略决策。 以今日可见之材料而论，似为轻率。

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后，与俄方人士有着较多的交往。恭亲王却非为“倚俄”一派。康称“恭邸更主倚俄，乃却日本之请”，并不准确。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陈炽在《时务报》第10册发表《中日之战六国皆失算论》，认为日、英、德、法、美五国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失策，致使俄国独大，反致不利；提出“为彼五国计，则宜蠲除宿忿，重订新交。中国贫，则助之以财，中国弱，则济之以力”，即五国共助中国。 这是对《中俄密约》的重新反省。光绪二十三年正月，陈炽在《时务报》第18册发表《俄人国势酷类强秦论》，认为俄国在西方受阻于英法，向东扩展，东方局势危险，表现出拒俄的思想；文中提到英国与日本，希望由其阻挡俄势。 章太炎亦在同期《时务报》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一文，提出“为今之计，既修内政，莫若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的外交策略。 五月，陈炽在《知新报》第20册上发表《美、德宜力保大局说》，主张美国与德国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不要“坐视诸强国日肆并吞。” 六月，陈炽在《知新报》第23册上发表《英日宜竭力保中说》，称俄与法联，英与日联，英、日与俄、法在东方将有大战；主张英、日两国共同维持中国，以维护东方大局。 由此可见，在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前，具有改革思想的重要人士已有联日、联英以拒俄的思想萌动。康有为与陈炽、章太炎甚有交往，其联英、联日的思想是否因之而产生，我尚未读到相关的史料；然陈炽认为英、日将与俄国对抗，“决不能不出于一战”的判断，康有为与之完全相同。（ 参见23·10 、 23·13 ）康称“吾走告常熟，明日本之可信”，翁同龢日记中未见相应记载。

康称与日本公使商议“请将偿款再摊十年，并减息”一事，事实正好相反。

《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赔款利息为百分之五（在当时国际属高利率），最长还款期限为七年，但中国若在条约批准后三年内将赔款付清，有相应的减息；第八款又规定，赔款未还清前，日军驻守威海。清朝由此决定在三年内付清赔款，为此两次向俄法、英德借款。至光绪二十三年，尚有余额银8700万两，临近三年之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而清朝财政十分窘迫，只能再次借款。英、俄两国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向清朝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参见23·12 、 24·1 、 24·10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谋求日本能展缓赔款偿还期。

查张荫桓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记，“晚，赫德贻震东书，言已达日本使偿款缓六月。”十六日记，“日本展偿期之说不果，所谓欲与中国相联，诚虚语耳。日本使订明日到贤良寺，傅相函约同晤。”十七日记，“晨起诣傅相，少项，日使来，言国用孔亟，偿款难展缓。告以展作廿年固未便，但展六月似无不可。日使言均已电商，未谐。告以我与尔系初谈此事，盍再为电达，日使诺之，而请仍电朗使告外部，余亦诺之。遂去。余赴署。饭后，日翻译来言，不必电朗使，此事万不行，顷又接外部电，明早再到贤良寺面谈云。傅相讶之，常熟亦甚急，证以朗使昨电，外部闻此信以为诧，则日使之电究不知如何设词耳。”十八日，“巳正，诣贤良寺，日使已到，力言政府不能展缓偿期之故，而荐荷兰使代商借。” 此中可见，清朝要求赔款展限六个月，日本政府不同意。

查《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十日记，“申初乘车访赫德，樵野亦来，托其与日本稍缓归本之期，伊允明日往。”十三日记，“答日使矢野，本不见而马差误传，因见之长谈，力言偿期展缓，电商政府必尽力。”十七日记，赫德称“今日矢野来告偿款缓期不能许”。 此中可见，翁请赫德向日本提出请求，并亲自对矢野文雄说项，皆未成功。

查军机处《发电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发电驻日公使裕庚：“现与矢野筹议赔款未经交完者展缓年限分交，由彼详细电商日政府酌办。望于明日往外署托其尽办相助。”此即张荫桓在日记中所称，“仍电朗使告外部”。正月十八日，总理衙门再电裕庚：“日本偿款，矢野述：政府不容展缓，设如期不交，两国商务大碍。与初意大左。是否被人怂恿？此中机局，望探明电闻。” 矢野不仅代表日本政府表示不同意赔款展限，且有“两国商务大碍”之威胁性的语言。由于英、俄两国正为贷款事向清朝施压，总理衙门怀疑此中是否另有他国的因素。

由此可见，自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清朝政府尽最大努力请求缓期交纳赔款，日本政府不同意，以致清朝最重要的亲日派张荫桓都感慨地叹道：“所谓欲与中国相联，诚虚语耳。”

由此可见，康称“日使矢野君极有意”，乃为不实之语；而矢野文雄公使是否与并无实际政治权力的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商讨过此等大事，也是可以怀疑的。

（23·10）乃为御史杨深秀草疏，请联英、日，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再请联英、日。略谓：“英自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与法战。乾隆六年，以救澳，与普、法战。又二十一年，以救普，与法、俄、瑞、澳战。嘉庆元年，攻法拿破仑而救普。咸丰三年至五年，与法救土耳其而联，俄顿重兵于斯巴土拨，死士二万，糜兵七千万镑。光绪二年，与法、德、奥、意救土耳其而拒俄，顿重兵于毛鲁塌岛。故英真救人之国也。日本与我唇齿，俄、德得志东方，非彼之利。昔东事之役，彼以国小，变法自强已久，欲奋扬威武，以求自立。既得胜，得辽东而不得，其势不能不恨德、俄。其来请联助，乃真情也。英海军甲地球，又扼苏彝士河之权利，若英不欲战，欧西各国不能飞渡。若联英、日，则东西南三面如环玦，皆可晏然。今地球大势东流，皆以我为土耳其。若我与联，英人必出。”上于常熟，请主持之。

据手稿本，“乃为”前删“乃为御史杨深秀、陈□草疏，请”十二字；“御史杨深秀”之“御史”二字为添加；“以救西班牙”之“以”字为添加；“又二十一年，以救普，与法、俄、瑞、澳战”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嘉庆元年”以“道光□年”改；“攻法拿破仑”之“法”字为添加，“救普”之“普”字，以“欧”改；“光绪二年，与法”后删“德”字；“与法救土耳其而联，俄……”一句，《戊戌变法》本标点为：“与法救土耳其而联俄……”，当误；“顿重兵于毛鲁塌岛”之“于”字为添加；“不能不恨德、俄”，《戊戌变法》本作“不得不恨俄、德”；“今地球大势东流”后删“英俄”及添加的“相争”；“上于常熟”前，删一“又”字。

康称“为御史杨深秀草疏”一事，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杨深秀上奏“联络英国立制德氛而坚俄助折”，称言：“俄虽有兵舰来泊旅顺，不闻仗义执贤”；“今我专倚一俄，反是召英人之怒忌”，“日本与俄有宿仇愤，亦必惧而协英以谋我”，由此建议“北联俄”、“南结英”，“可以制德于死地”。该折中许多言辞与此期康有为思想相吻合：

“英铁舰二百艘，皆大倍他国，海军之强，万国无能与比隆者……西国兵舰来华，自地中海达红海，必出埃及之苏尔士河。此河总办为英太子，若竟不许其过，则无论何国断难飞渡。且自此河而东，其要埠如亚丁、锡兰、孟加拉、新架坡，因皆英地，即南绕好望角，三宝陇、葛喇，亦罔非英土……比闻英实有愿结中华之意，散见各报。即日本亦有联我之心，盖事机立变，虽仇国亦当合也。昔楚王恨商于之诳，怒思伐秦，而陈轸即劝其合秦以攻齐；蜀先主耻猇亭之败，日图报吴，而诸葛亮即劝其合吴以伐魏。故我若联日本，日本自卫计，亦必可听从，而我仍以济成结英之势也。又近知各国合从，惟美国初无兵来，我且遣觅美国商人借款购船，兼可借将借兵，但少以铁路矿作押，必可操券而得……”

孔祥吉认为，此折由康有为代拟 ，对此我是同意的。

康称“又为御史陈其璋草疏”一事，再查军机处《随手档》，并无陈其璋相关内容的奏折。然陈其璋之子陈祖治整理的《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编》中，有“外衅危迫善全邦交折”，其折云：

“……六十年来，亚洲诸国蚕食殆尽，所能存者，日本、暹罗与我中国耳。今英日二国密约，俄德法三国联盟，其汲汲为均势之谋者，无非为我疲弱不振，将为分割之地故耳……欲求易近之交，以制方张之寇，计非联络英日不可。英之海权，甲于欧洲，日之智力，雄于东方。其能与俄抗者，莫如英日。朝鲜甲午之师，日有悔意。泰西持盈之局，英有全谋。其能与我近者，莫如英日。况近闻有英与我联和之说，向北洋陈请。又英《太晤士报》云，为中国谋，当保护其自主之权。又据日本《新闻报》，大偎伯论占据胶州为盗贼行动，有损各国和局。窥其意虽出于忌俄之口，而公道尚有可言。似宜秘与订交，以示箝制。近可解德人非常之举，远可消俄人无厌之谋……诚能以列国并立之治为治法，而去一统之旧例；以春秋交际之情为文法，而去汉唐待匈奴突厥鄙弃之心。然后弭兵之会，可遣使以通诚；议院之情，可先时而防范。昔法为德破，议长刚必达游英观政而复振。日为英美所破，旧臣大久保历游泰西查政而相亲。情谊既联，则缓急可倚……”

此中提到了联英、日，也提到了“弭兵之会”。孔祥吉指认该折为康所拟 ，对此我也是同意的。这不仅因为该折思想上与康相通，且若是陈自拟，又为何存屉而不上奏呢？而陈未上此折的原因，我以为，很可能与他与庞鸿书等八人十一月三十日联衔上奏“德患未弭请允款备战折”有关，折中主张以军事行动作为外交后盾，即调聂士成、袁世凯一军至胶州，展示军力再进行谈判；并提出“英倭之船联缀以俱来，相继而起者更不知凡几”，即以英日为清朝的敌手。 前折上奏未久，忽又主联英、日，两折之间的思想差距实在太大。而到了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陈其璋上奏康拟“俄患孔亟请宜坚持勿允谨陈三策以资抵御折”，其中就有联英、日的内容。 （参见24·6）

然而，康有为此处还有一大篇英国史的叙述，杨、陈奏稿中皆未见其词，而《知新报》第45册以“南海康广仁”名义发表的《联英策》中，有相应的叙述：

“且历考西故，英真救人之国也。康熙四十一年，以助奥故而攻西班牙；乾隆二十年，以助普故而拒法兰西，连师七年；嘉庆七年，以助意故而拒拿破仑；咸丰三、四、五年，以助土耳其故，死士二万，糜饷七千万磅（镑）而拒俄；光绪元、二年，助土拒俄，调二十四师船，顿重兵于毛鲁塌岛焉。故英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者也，其成案彰彰也！”

从内容来看，《联英策》似由康有为所拟。 康写《我史》时，内容又有添加。这一段内容颇能真实反映康有为的外交思想，特与史实校正于下：

一、康称“康熙十一年，以救西班牙立主，与法战”。康熙十一年即1672年，此时为英、法蜜月时期；英、法再次交恶，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从《知新报》刊《联英策》中可知，“十一年”为“四十一年”之误。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病逝，依据家族血缘关系，有资格继位者为法王路易十四，奥地利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巴伐利亚选帝侯。 然巴伐利亚选帝侯已于此前去世。查理二世遗嘱以路易十四之孙安茹公爵继位，而利奥波德一世企图以其子查理大公入西班牙为王，第三次反法同盟组成。安茹公爵继位西班牙国王，即菲利普五世后，奥地利、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先后向法国宣战，开始了长达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之战”。此时参战的英国，虽也派军赴欧洲大陆，但更多注意力在法属北美殖民地，即所谓“安利女王战争”。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英国等国与法国、西班牙先后签订了《乌得勒支（Utrecht）条约》：英国等国承认菲利普五世，但法国与西班牙不得合并；英国获得直布罗陀和在北美的大片法国殖民地，并可每年向西班牙南美殖民地贩卖黑奴4800名及入口商船一只贩货500吨的权利（英国后利用此项大量走私）。此战奠定了英国在殖民地及海上的霸权，传统的殖民大国西班牙、法国走上下坡路。由此可见，英国确实参加了“救西班牙立主，与法战”，但不是“救立”菲利普五世，而是反对菲利普五世继位，当其获得巨大的海外利益后，又放弃原先的主张，与法国媾和了。《联英策》中称“为助奥故而攻西班牙”，虽也有误，但稍准确一些。

二、康称“乾隆六年，以救澳，与普、法战”。乾隆六年即1741年。康称“救澳”，当属始于乾隆五年（1740）长达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之战。奥地利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后，其女马利亚·特利莎继位，法国、普鲁士、萨克森、西班牙、撒丁、瑞典欲瓜分哈布斯堡家族领地，而拒绝承认其继位为合法，巴伐利亚选帝侯也宣称其有继承权。普鲁士随即出兵抢占了西里西亚。乾隆六年（1741），普鲁士、法国、萨克森、西班牙、那不勒斯、巴伐利亚、撒丁、瑞典组成了反对奥地利的联盟，英国、荷兰、俄国考虑到奥地利的削弱将不利于其在欧洲地位，遂出兵支持奥。英国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夺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其在北美的战争称为“乔治王战争”。至乾隆十三年（1748），战争各方皆已力竭，最后签订了《亚琛（Aachen）条约》，法国等国承认马利亚·特利莎的合法继承权，并归还其在战争中得到的英国在印度等处的据点。由此可见，英国此次参战并非“救澳”，而在于反法，其在战争中仅获得北美等处少量殖民地，得利甚少，普鲁士却由此崛起。

三、康称“二十一年，以救普，与法、俄、瑞、澳战”。乾隆二十一年即1756年，此次战争，史称“七年战争”。是年普鲁士进攻萨克森，法王路易十五在其情妇影响下支持奥地利，对普鲁士开战，西班牙、瑞典、俄国及一些欧洲国家加入奥地利、法国一边。而英国加入普鲁士一边，一面以金钱接济普鲁士，并在海上封锁法国；一面以军队夺取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其主要攻势在印度与北美展开，先后攻占法属印度和加拿大。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交战各方签订了《巴黎和约》，奥地利地位削弱，普鲁士成为欧洲大国，法国丧失了海上强国的地位，英国在印度与北美的地位得到了巩固。由此可见，英国攻法的目的非为“救普”，更何况战争还是由普鲁士引起。《联英策》称“以助普故而拒法兰西”，其意相同。

四、康称“嘉庆元年，攻法拿破仑而救普”。嘉庆元年即1796年，此时法国革命已处于后期。乾隆五十四年（1789）法国革命开始后，法王路易十六即向欧洲各国帝王求救。奥地利、普鲁士、荷兰、英国、西班牙等国组成了第一次反法大同盟。至嘉庆元年，反法同盟已发生了变化，普鲁士退出，荷兰、西班牙与法国结盟，转与英国开战。嘉庆四年（1799），欧洲各国组成第二次反法大同盟，拿破仑从埃及返回法国，随后大胜奥地利。嘉庆六年（1801），法国与奥地利签订《吕内维尔（Lunéwille）和约》，奥地利割让了大片土地，反法同盟瓦解。嘉庆七年（1802），法国与英国签订了《亚眠（Amiens）和约》，法国停止了攻英的准备，英国承认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并将9年来夺取的海外殖民地归还给法国及盟友荷兰和西班牙。嘉庆八年（1803），英法战争再起。嘉庆十年（1805），英、俄、奥地利、普鲁士组成第三次反法大同盟，法军击败了奥、俄联军，奥地利退出同盟。嘉庆十一年（1806）欧洲各国组成第四次反法大同盟，法军大败普鲁士，禁止欧洲国家与英国贸易，即所谓的“大陆体系”。英国则对法国进行了海上封锁。嘉庆十四年（1809），第五次反法大同盟成立，法国再败奥地利。嘉庆十七年（1812），法军50万人攻入俄罗斯，在莫斯科大败而归。嘉庆十八年（1813），第六次反法大同盟成立，俄国、普鲁士、瑞典、英国、奥地利先后加入，次年英、俄、普军攻入法国，拿破仑被放逐，波旁王朝复辟。由此可见，英国与法国的长期开战有着多种原因，但不是为了“救普”。《联英策》称“嘉庆七年，以助意故而拒拿破仑”，亦不准确。拿破仑军队于嘉庆元年（1796）进入意大利时，英国早已开战。

五、康称：“咸丰三年至五年，与法救土耳其而联。”咸丰三年至五年即1853—1855年，此为第九次俄土战争，又称克里米亚战争。俄国为了夺取从黑海到地中海的出海口，对土耳其多有窥测，从康熙十五年（1676）至道光九年（1829）共发生了八次俄土战争。此时，英、法认定俄国在黑海海峡及巴尔干地区的势力扩张，不符合其东方利益。咸丰三年，俄军占领了摩尔多瓦、瓦拉几亚，英、法与土耳其结盟，与俄国开战。咸丰四年，英法土联军在俄国黑海北岸克里米亚登陆，对该地重要军事要塞塞瓦斯托波尔（Savastopol，即康所称“斯巴土拨”）进行将近一年的围攻。撒丁王国后也加入了英、法、土同盟。咸丰六年（1856），战败的俄国被迫接受《巴黎和约》。由此可见，英国与俄国开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土耳其，而是为了保护其在近东与巴尔干的利益，尤其是俄国海军若由此进入地中海，将对英国由直布罗陀、苏伊士运河、印度乃至远东所谓“生命线”产生威胁。《联英策》称“咸丰三、四、五年，以助土耳其故，死士二万，糜饷七千万磅（镑）而拒俄”，即指此事。

六、康称：“光绪二年，与法、德、奥、意救土耳其而拒俄。”光绪二年即1876年，俄、土之间并没有战争，康此处所称，似为1877—1878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前已叙及，俄国利用巴尔干斯拉夫人民族运动，打着“解放”的旗号，对土宣战。俄军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军队的配合下，占领了大片地区，兵临君士坦丁堡。由于英国舰队进入黑海海峡，俄军未能占领君士坦丁堡与海峡。“毛鲁塌岛”，就粤语转音而言，似为马耳他，但此处有可能是指塞浦路斯。 俄国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为英国与奥地利所反对；俄、土、英、法、奥、意等国后来在柏林举行会议，达成了《柏林条约》，俄国鉴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教训，对英、奥做出了让步，英国由此占领塞浦路斯。英国的动机与先前相同，并不是对土耳其的特别关爱。《联英策》称“光绪元、二年，助土拒俄……”亦不准确。

我不知道康有为从何处得到这些似是而非的英国史知识，但可以肯定，其中羼杂着康的自我理解。在他的描写下，“故英真救人国也”，一下子变成了散发着儒家精神的“仁义”之国。值得注意的是，康在这段不长的文字中，一口气使用了“救西班牙立主”、“救澳”、“救普”、“救土耳其”……六个“救”字，也显示另一种可能：英国确曾“救”他出上海赴香港，他企图利用英国来“救”光绪帝。康的这种对英国历史与政治的曲解，显示其对英国扩张史与外交手段的无知，若以此为基础而作清朝外交的战略思考，将是很危险的。

康称“今地球大势东流，皆以我为土耳其，若我与联，英人必出”，其中“英人必出”一语，将在下节分析 （参见23·11） ；而将此时清朝比附为各国势力把持的土耳其，似为想当然。 康并不知道，如果清朝真陷于土耳其那般需要各国共同制定条约的地步，命运将会更加悲惨。

胶州湾事件之后，日本与英国的一些官员向清朝官员及民间人士游说，希望清朝摆脱与俄国的盟约关系，建立英、日、清三国的同盟关系。其中一些人还向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游说。 （参见23·9）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总理衙门：

“昨晚沈敦和电，晤英将，言俄、德、法恃兵为国，前岁联盟后，俄侵朝鲜及东三省，德据山左，法图南方各省，奸谋毕露矣。英恃商为国，今见南北商榷尽失，岂能隐恶。倘中、英、日本亦三国联盟，在中、日则保疆土，在英则保东方商利，惜华人太分泾渭，计不出此，殊可叹。”

刘坤一虽是引用沈敦和之电，但也明显表示了倾向。次日，清廷发电旨刘坤一等人，予以阻止。 十二月初六日，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沈敦和与英将谈话纪要 ；同时还呈报了苏淞太道蔡钧密禀：

“职道日来与各国领事会晤，惟日本领事异常着急，职道惕以唇亡齿寒之意，伊乃尽吐实情。谓：俄人之在海参葳（崴）者，声言十万，屡遣密谍，知不过近六万。其出黑海之铁舰，欲保我东方者，号称八千，实不能及四千。德兵在胶州者仅千二百人，即所调全来，亦不及万。若以日本海军制之，尚可有胜无败。德人越国鄙远，其水师亦素非头等，殆无能为。惟中国朝廷向来徇俄，且办事又不密，如能由此亟联与国，一旦事起，或可藉助他山而资捍御。在日本既自顾其藩篱，英人亦必惜其商务，决可与中国立联合密约，防御俄、德云云。职道所以谓联络英、俄（日）为今时救急之着，不可因畏俄而坐失事机者也。”

此处的日本领事，即代理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他是主张日中建立密切关系以对抗俄国的日本官员之一。十二月十四日，刘坤一向总理衙门呈报沈敦和与英海军将领第二次见面的谈话纪要：

“华欲保固沿海地方，而自乏兵轮，不足当坚船利炮也。则必择他国水师之有大力者，倚为奥援，庶免瓜分豆剖。我英兵舰之多，甲于环球各国，近又新增一二百艘。即与最强之德、俄比较，合二大国之兵轮，犹不能盈我英之数。我英已得中国之商利，较他国为最多，亦为德、俄所最忌。英之商务被困，而华之封疆日蹙矣。中国苟有人长怀远顾，自必急与我英联盟，而日本与华为同洲之邦，辅车相依，同关休戚，亦必同与联盟，以共拒德、法、俄，为连横之局。在中、日则保疆土，在我英则保商利，而有关于利害一也。特虑中国不自危惧，转与俄权，以引虎自卫耳。华若肯将认赔之款，预知防患，倩我英舰保护，虽岁糜巨万，然与其失和而偿金何如？出费而弥患，即伤财与失地同祸，而其为祸大小殊矣。若中、日、英三国连横，彼俄、德、法未必遽恣。某尝留心时局，旷观大势，实有必至如此之形，并非英廷嘱我传说，然以某私心揣测。如果中国联英远俄，我英政府自必乐从，但须中国先定主见，方可再议办法。事关中外大局，华须专派使臣前赴伦敦密议，如何办法，非我所能悬拟也。”

从中英外交史、中日外交史来看，对于此类官员不负实际责任而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言论，须得十分谨慎。英国、日本在北京都派有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频频，施加压力；清朝在东京和伦敦也派有公使，但从各国外交档案可以看出，关于中国的交涉，各大国之间接触频繁，中国公使反被置于局外。英国政府与日本政府从来没有通过正式外交途径与清朝商议过结盟问题。英、日两国对德国占据胶州湾事件，皆通过彼此交易而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参见23·11） 而这些鼓吹英、日、清三国同盟的英、日官员，其真正目的也不是解救清朝的胶州湾危机以及后来的旅顺、大连危机，而是拆散中俄同盟，并在其中寻找新的机会。

也因为如此，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1898年2月26日），德国驻英国大使哈慈菲尔德伯爵（Count von Hatzfeldt）向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侯爵（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提出，日本海军可能在英国的建议下对德国有所军事准备时，沙士伯雷对此完全否认。德国大使在电报中称：

“在今日的会谈中，当我把发给我的训令的意义向沙立斯百理（沙士伯雷）勋爵表示的时候，他答复说，我所表示关于日本可能对我们有所企图的忧虑很使他骇异，因为他绝没有从任何方面听到任何情况足以使他推断日本有这样的企图。他又说他可以给我肯定的保证，报章所载英、日间对中国问题成立一个协定或谅解的消息在任何方面都绝对无稽。他并能对我绝对保证，此间绝没有怂恿日人对我们采取行动。当我提到，正因日人的军事目标不明确，才使我感觉到严重，因为他们并不像其他列强同样地要求维持欧洲和平。他回答说，他却认为很可能的倒是日人希望列强间能发生战争。但他接着又说，他认为我们从欧洲方面以外的形势所产生的对日疑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并表示于有机会时将向日本代表表示他对于此事的意见。

“因无特别训令，所以我没有进一步提请沙立斯百理（沙士伯雷）勋爵向东京表示日本这种海军示威的严重性，因为这种示威既看不出任何目标，就只能解释作为针对我们的。如果阁下认为这是需要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把这个人意见用私信向首相表示。”

德国外交大臣于次日复电：“暂时不需要回到日本示威的问题。日本如果没有英国的坚决支持，势不敢对一个欧洲列强有所行动。” 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此时对德国驻俄大使拉度林公爵（Prince von Radorin）称，他坚信“日本将不会有所行动”，但他认为“最好不使中国人知道这点，而让他们继续担心日人的行动”。

由于清朝官员以及知识人不熟悉也不理解近代国际知识及其外交方式，大多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说”来思考外交战略，很容易受英、日某些并不负实际责任的官员鼓吹的影响。许多人由此主张联英、联日，以抗拒德、俄。康有为也是其中的一个。近代世界外交史及此后的中国外交史已经证明，结盟是一极其重大的外交决策，本国需有相应的军事政治实力与外交经验，方可与大国交手；如果没有充分的研究与准备，弱国在“结盟”的名义下东靠西靠，只能一次次地充当列强之间的牺牲品。

康有为此时尚未去过任何一个外国，也不懂得任何一门外语，更没有从事过实际的外交事务，他以中国传统的经史知识及《万国公报》等翻译的西书西文，来推知世界大势，出现各种各样外交策略上的偏误，本是不奇怪的。且在当时的知识人中间，康有为的外部知识还尚属上乘；康的种种偏误，在当时官员士人中也属多见。因此，尽管我在本书中经常批评康在外交上的幼稚与失误，但从不怀疑康有着美好的愿望与救国的动机。这又是需要说明的。

康称“上于常熟，请主持之”，即将其联英、日策告于翁同龢，翁日记中对此没有记载。

（23·11）乃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李苾园侍郎深然之，持之示廖仲山尚书，合肥不以为然。因而诘张樵野，张谓：“英大国，未必许助我。”迟疑不敢发，遂割胶州。已而英使果出，请将旅顺、大连湾、威海卫通商。俄使巴德兰富大怒，谓李合肥曰：“若贵国必欲将旅顺、大连湾通商，则吾两国从前盟约皆断。”朝议数日，不敢决。吾闻之，上书常熟曰：“此中国生机也。吾意且欲尽开沿边口岸，以众国敌俄，况旅顺、大连湾乎？必勿拒英，虽俄怒，以诸国力抗之，必无害也。”言甚切。又与张樵野言，张以吾言英可联，今英果出，甚信之；谓可面告常熟，卒不遇，而西后及恭邸畏俄甚，卒不徇英请。

据手稿本，“乃作《联英、日策》，遍告朝士。李苾园侍郎深然之，持之示廖仲山尚书，合肥不以为然”一段为添加，补在行间；“因而诘张樵野”之“诘”字似由“言”字改；“遂割”二字为添加；“各国必欲将……”之“必”字为添加；“从前盟约”之“盟”字由“密”字改；“吾闻之”之“闻之”二字为添加；“上书常熟后”删“请必许英”；“吾意且欲”四字由“虽”字改；“以众国敌俄国”后删“犹可”。“因而诘张樵野”之“而”字，诸刊本、抄本为“面”字；“俄使巴德兰富大怒”，《戊戌变法》本作“俄使巴德兰富闻悉，当大怒”；“各国必欲将……”之“欲”字，《戊戌变法》本作“要”字。

廖仲山，名寿恒（1839—1903），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同治二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光绪十年，以署理工部侍郎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二十四年二月以刑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巴德兰富（Aleksandr Ivanovich Pavlov），其名有多种汉译，清朝官方译名也有多种，较多的为巴布罗福（本书皆用此译名）。光绪十七年（1891）任俄国驻华使馆随员，二十一年任参赞，二十二年（1896）以参赞代理公使，二十四年十月调俄驻韩国公使。

康称“乃作《联英、日策》”，很可能即是在《知新报》上以康广仁名义发表《联英策》。 （参见23·10） 康称“遍告朝士”，以及李端棻、廖寿恒、李鸿章、张荫桓等人对此的态度，我尚未读到相关的史料。

德国在占领胶州湾时，始终保持着与英国的密切联络，并准备了交换条件。 德国驻英大使哈慈菲尔德与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侯爵之间，进行着秘密交易。 沙士伯雷不认为英国利益于此将有所损害，同时为德国因胶州湾事件与俄国有所分离而高兴；德国也以不谋求中国南方口岸、将胶州湾对各国商业开放为对策，避免影响英国的利益。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1898年1月12日），当英国得知德国已从中国获取胶州湾时，沙士伯雷首相明确对德国大使哈慈菲尔德说明：“英国利益并不因我们居留在胶州而遭受损害。” 也因为如此，英国在胶州湾事件上态度一直很暧昧，采取了“观望政策”。

清朝并非没有请求英国对胶州湾事件从中调停 ，但英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uld）勿做任何表示。沙士伯雷称，英国无意给中国政府制造藉口，由于英国的反对，中国不能将胶州湾租借给德国。十一月初十日，即光绪帝命翁同龢、张荫桓再度去德国使馆进行交涉时，总理衙门特别希望听到英国的意见，窦纳乐却不露一点口风。对此他向本国政府说明：他这么做是害怕清朝向德国提出英国反对租借胶州湾，同时也不想让中国认为英国不反对此事。尽管此时英国军舰分别进驻烟台、旅顺，清朝中的一些人由此误认为，英国将对德、俄的行动作出激烈的反应；但他们并不知道，英、德、俄在全球的争夺由来已久，已是常态，各方都不愿意发生战争而不时进行妥协。十一月十七日，窦纳乐照会总理衙门，称奉到英国政府的训令，“德索山东利益，英须照约一体均沾。倘英民应得利益有碍，必向中国索偿。” 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张荫桓，完全明白英国此时的态度：一、英国反对清朝在南方另租一岛予德国（即翁、张要求德退出胶州湾，同时另租一岛，参见23·8）；二、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英国于此也有最惠国待遇；三、清朝一旦租地给各国，英国要求补偿。

日本得知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消息后，曾在议会里引起了震动，但政府并没有准备采取实际的军事行动。当德国表示不反对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利益要求，并对日本进行安抚时，日本也默认了德占胶州湾的事实。

康称“若我与联，英人必出” （参见23·10） ，属其不解当时欧洲的秘密外交，只是自我想像的推断。康又称“因而诘张樵野，张谓：‘英大国，未必许助我。’迟疑不敢发，遂割胶州”；“与张樵野言，张以吾言英可联，今英果出，甚信之，谓可面告常熟，卒不遇”云云，似属康的张扬之词。张荫桓历任驻美公使等职，是当时清朝最了解外部世界的官员之一，经过与德国艰难的谈判，张与翁同龢已对英国不抱希望。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英国不要再趁火打劫。然康与翁、张之间关系，未必如康所称的那般密切，康是否对张荫桓有这些指责性的言词，也是可以怀疑的。

康称“今英果出”一语，指英国要求开放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一事。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提出贷款条件 （参见23·12） ，其中包括了开放大连湾，此举针对俄国欲租借旅顺、大连，反对其独占辽东半岛之利。（ 参见23·8 、 24·6 ）俄国代理公使巴布罗福事先得知此事，作出强烈反应，于当天早上约见李鸿章，“力言大连若开口岸，俄与中国绝交”。 英国首相沙士伯雷得到消息后，指示窦纳乐：“可以不坚持这一点”。 由此可见，康称“西后及恭邸畏俄甚，卒不徇英请”，并无根据。康又称英国要求旅顺、威海卫开口“通商”，查阅史料，亦无其事。

康称“尽开沿边口岸，以众国敌俄”一事，即自行开辟商埠事，我放在下节，予以集中的说明。 （参见23·13）

（23·12）时偿日本之一万万，英人又许代借三厘息、不扣，俄闻之，又强相借四厘息、扣，于是议论纷纷，有主两借者，有主两不借者。吾言“可借英款，俄大言恐吓，必不缘此小故动兵也”。政府畏俄，又不敢，乃用两不借之说。此事英实有庇护之意，而两拒之，殊为失机，惟有与同志叹息而已。然经此事后，俄、英、日之情皆见，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

据手稿本，“又许代借”后删“不”字；“于是”后删“外”字；“必不缘此小故”之“小故”为添加；“自此群议，咸”之后删“主”字。“必不缘此小故动兵也”之“动”字，诸刊本、抄本误为“发”。

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主要是依靠外债偿还的。其形式是由外国银行代理发行清朝国家公债。此时国际市场上资本过剩，各国游资均在寻找投资机会，俄、法、英、德为了争夺此项清朝国家贷款（即国家公债代理发行权）展开了争夺。各国并不是靠商业条件的优厚而展开公平的竞争，而是利用政治、外交等手段，压迫清朝，以接受条件并非最惠并有附加条件的贷款（即代售公债）。

最初获清朝国家公债发行权的是俄国与法国，即“俄法借款”。两国靠“三国干涉还辽”之功，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1895年7月）由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各银行签订了1亿金卢布（约合银1亿两）的合同，此即为由俄、法银行包销的清朝政府公债，年息4%，94.125扣，36年还清。由俄国、法国等多家银行，在俄、法、德、荷兰等国进行销售。清朝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并承诺在6个月内不得再行向外国借款。 “俄法借款”付出第一期赔款及赎辽款银共8000万两后，所剩无几。

英、德两国得知俄国欲再揽此债务，在北京展开了巨大的外交攻势，法国与俄国也同样向总理衙门施加了压力。至该年年底，英、德两国银行团内部达成协议，由汇丰、德华两家银行出面承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896年3月11日），总理衙门与汇丰银行、德华银行签订包销清朝政府公债1600万英镑（约合银1亿两）的草合同，十一天后又签订了《详细章程》。年息为5%，94扣，36年还清，清朝仍以海关税收作为担保。 此即“英德借款”。该款用于第二、三期赔款约银7000余万两。

清朝利用两次在欧洲发行公债之所得，分三次偿还对日赔款 ：

至此，清朝尚剩有赔款计银8700万，须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交清。 （参见23·9） 康称“时偿日本之一万万”，数字不那么精确。

光绪二十三年五月，李鸿章奉旨办理第三期借款事宜，他通过华俄道胜银行提出了借款要求。然此时清朝在欧洲已发行国债共计银两亿两，更兼金银比价之波动、作为抵押的清朝海关税收总额有限等因，俄国的条件从资本因素转向政治因素。俄国财政大臣维特（Sergey Yulyevich Witte）表示，清朝须向俄提供“最重大的和对俄确有实质意义的利益”。 李鸿章无法接受俄方条件，即命盛宣怀在上海办理商业贷款。盛与英国呼利—詹悟生公司（Hooly-Jamieson Syndicate）接洽，并草签了合同，终因该公司提出层出不穷的附加条件而最终失败。 李鸿章亦电驻美公使伍廷芳，希望从美商处借款，亦未果。 十一月二十一日，即俄国占据旅顺、大连前一日 （参见23·8） ，李鸿章在多次失败后，回过头来，再向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提出借款银1亿两。维特乘机开出了非常苛刻政治条件：一、满洲、蒙古修建铁路独占权；二、修建中东路支线；三、在支线的终端允俄修建港口；四、以海关关税担保，并以地丁、厘金加保；五、总税务司出缺时，将由俄国人出任。

赫德得知此消息，立即致电汇丰银行，称“目前正值危急关头，关系到远东的未来，因此我希望汇丰银行能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有力支持”，揽得贷款。 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则提议由英国向中国提供贷款，首相沙士伯雷表示同意。十二月二十三日，窦纳乐至总理衙门，正式提出了贷款条件：一、由英国控制清朝的财政收入，作为贷款的担保；二、英国可修筑从缅甸边界到长江流域的铁路；三、不将长江流域租让给其他国家；四、大连湾、南宁、湘潭辟为通商口岸；五、给予英商在中国内地贸易更多的自由，外国货物在通商口岸免厘金。英国还宣称，如清朝借俄款（或俄、法联合贷款），英国须得到补偿：一、中国内河航运权；二、占领舟山岛；三、云南铁路修筑权。

前节 （23·11） 已述，俄国表示大连若辟为通商口岸，俄国将与中国绝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吴克托亲王（Prince of H.Oukhtonsky）通过多种渠道向李鸿章表示，清朝若不借俄款，“即失和”。 在当时的外交用语中，“失和”是很严重的用语。在交涉的关键时刻，俄国又采取行贿手段。巴布罗福与华俄道胜银行的璞科第（Dmitrii Dmitievich Pokotilov）秘密告诉李鸿章、张荫桓，如果俄款能成，将酬李银50万两，酬张银20万两。 法国代理公使吕班（Constantin Dubail）也到总理衙门表示，绝不容许将南宁辟为通商口岸，反对清朝借英款，若中国向英国提供了管理财政及开矿的特权，法国要求在南方省份有相应的补偿。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也就是康有为到总理衙门接受询问的当日 （参见24·1） ，总理衙门成为俄、英两国公使大肆咆哮的场所，翁同龢在日记中称：

“俄使巴百罗福来，称奉国电，借款若中国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致大为难之事。又极言英款万不可借，将以埃及待中国矣。辩论一时之久。而英使窦纳乐来，恭邸先往晤之，余与庆邸、荣、敬、崇、廖勉支巴使退。适窦语亦横，大略谓中国自主，何以不敢以一语诘俄？英何害于俄而俄必阻止耶？且法国何与也？盖合肥专以俄毁英之语激动之，故致此咆哮也。亦勉支而去。噫，殆矣。”

翁两用“勉支”一词，即总理衙门不敢开罪任何一国公使，只能听其咆哮，勉力支撑。在英、俄两国的压力下，恭亲王由此决定：两不相借。正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将此决定通知了英、俄两国。总理衙门由此转向日本政府请求赔款偿期展缓，被拒。 （参见23·9）

康称“英人又许代借三厘息，不扣”，即年息3%，而无折扣。翁同龢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称：“李相告余，英国国家可担借款三厘息云云，恐未确。” 十九日又记：“英使窦等四人来，必欲见余，李、敬、张、许同坐，彼云借款外部担保，惟必须有利益语始可服议院之口。至借款则四厘息，不折扣，五十年清，较俄债更便宜矣……” 李鸿章对此也有相同的说法。 由此看来，当时确有“息三厘”的传说，而英方正式提出的利率为4%。然当时的借款，以今天的概念分类，属由俄、法、英、德等国银行包销的清朝政府公债，折扣即是代理银行的包销费、手续费、保险费；且以略低面值的价格销售。“俄法借款”利率为4%，发行价为99.2%—99.8%，包销费、手续费、保险费约为6%，清政府所得号称是94.125%，即“九四一二五扣”，实际似为93.2%。“英德借款”利率是5%，发行价是98.75%—99%，包销费、手续费、保险费约为4%，清政府实得是94%，即“九四扣”。 窦纳乐所称“不折扣”，可能是指全价销售清朝政府公债，然仍会有相应的包销、手续、保险的费用，否则将以溢出票面的价格来发行。虽说由英国外交部出面作保，在当时也被认为极其安全，但对投资者恐缺乏吸引力。如果真无折扣，英国政府为其政治利益很可能将另行采取经济手段，否则没有一家商业银行会参与此项国债。康称“俄款四厘”，我还没有读到相关的记载。

总理衙门表示两不相借之后，俄国对此妥协，转与英国进行私下交易。（ 参见24·6 、 24·10 ）但英国并不罢休，要求清朝为其“失信”予以补偿。经窦纳乐一再施压，总理衙门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1898年2月5日）同意：一、中国开放内河供英船航行；二、担保不将长江流域租让与他国；三、开放湖南。 窦纳乐“高超”的外交技巧，博得了英国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和英国中国协会主席等人的高度赞赏。

康称“可借英款，俄大言恐吓，必不缘此小故动兵也”，又称“此事英实有庇护之意”，说明他不了解当时英、俄争夺借款的外交内情，也说明他没有西方资本市场与金融市场的知识，不了解外国银行代理发行清朝政府公债的程序。康又称“朝士渐知英、日之可信，而知俄之叵测，自此群议，咸知联英、日矣”，却大体属实。当时确有众多人士表现出对英、日的兴趣，但他们如同康有为，对此期英国、日本的实际要求与两国在外交上与德、俄的交易，不完全知情。

此后，清朝向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再次进行商业借款，即“英德续借款”。 （参见24·10）

（23·13）吾又告常熟，谓：“俄欲眈眈，诸国并来，吾无以拒之。请尽开沿边各口与诸国通商，既可藉诸国之力以保境，又可开士民之知识。”又腾书与廖仲山言之。常熟大以为然，倡言于总署，于是王、大臣集议，多不通情势，咸驳是说，议不行。然自是，旅顺、大连湾、广州湾之要索，自此纷纷矣。

据手稿本，“谓：俄欲眈眈，诸国并来，吾无以拒之”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与页下；“请尽开沿边各口”一句，“请”字后删“以”字，“沿边”二字为添加；“既可藉”后删“群力”二字；“开士民之知识”后删“常熟大然”；“王大臣集议”后删“多拒多”三字，添加“多不通情势，咸”六字。“旅顺”二字，诸刊本、抄本漏。

康有为此处所言，为自开通商口岸。

自开通商口岸的思想，在当时中国早有传播，论者以此有利于本国商务之拓展、又可防止西方列强强索或扩大租界。 陈炽在其著《续富国策》卷四《商书》中，有《大兴商埠说》，称言：

“惟有仿恰克图买卖圈及江海各埠租界之式，凡轮舟、铁路、电报所通之地，及中国土产、矿金、工艺所萃之区，一律由官提款购买民田，自辟市埠，开衢建屋，而岁课其租金，一切详细章程，均仿西人工务局成法。现在各埠租界之侧，亦一律清厘隙地，兴建楼房，正其名曰‘华市’，以便华商居止贸易，且免西人托名影射，占地益宽，如近日上海租界，地基蔓延至百里以外。彼以重值我愚民，流弊深微，未知所底。使皆由中国自辟商埠，则此疆彼界，虽欲尺寸侵越而不能。”

以此为目标的“自开口岸”，与康的“以夷制夷”之计，自然有所区别。前节 （23·6） 已述，御史张仲炘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请将海疆要地遍开商埠以保全局折”，二月初七日上“众敌环伺敬陈管见折”，已提出了自开口岸之策，其策略即为各国互相牵制。盛宣怀此时也向荣禄提议此策。

康称其在光绪二十三年即向翁同龢、廖寿恒提出“请尽开沿边各口与诸国通商”之策，尚无直接史料可为之佐证；但他确实正式提出过“遍地通商”之建策。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康向总理衙门呈递、三月初三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为胁割旅大乞密联英日坚拒勿许呈”，称言：

“即或虑俄人横肆，德、法助俄，诸国未必助我，则可遣大使布告万国，皆许其遍地通商，立约瑞士，公众共保，则俄人必不能独肆要求。”

康以此策作为对付俄国强租旅顺、大连的下策。 （参见24·6）

也就在代奏康该上书的当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因英国迫湖南开口，又闻意大利欲租借三都澳等因，奏请将湖南岳州、福建三都澳辟为通商口岸，光绪帝当日朱批“依议”。此为清朝自开口岸之始。 三月初五日，总理衙门再请将秦王岛辟为通商口岸，光绪帝当日再次批准。

然到了光绪二十四年春，由于国际形势的压迫，“自开口岸”已成许多人士的共识。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黄思永、湖南巡抚陈宝箴先后奏请自开口岸，光绪帝皆将之交总理衙门议复。 六月二十三日，总理衙门议复陈宝箴折，光绪帝据此发出上谕：

“军机大臣字寄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奉上谕：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洞开，强邻环伺，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觊觎，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本年三月间，业准如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所奏，将湖南之岳州府、福建之三都澳、直隶之秦王岛，开作口岸。嗣据该衙门议复中允黄思永条陈，请饬各省察看地方情形，广设口岸。现在尚无成议。著沿江沿海沿边各将军督抚，迅就各省地方，悉心筹度，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辐辏之区，可以推广口岸、展拓商埠者，即行咨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酌核办理。惟须详定节目，不准划作租界，以均利益而保事权。该将军督抚等筹定办法，即著迅速具奏。”

“自开口岸”由此成了清朝的政治决策。

但是，张仲炘、盛宣怀、康有为等人“自开口岸”之策，能否挫败德、俄等国占据中国海口的要求，却是值得怀疑的。前已述及，德国占领胶州湾后，翁同龢、张荫桓欲辟胶州为通商口岸，并划界为德设立储煤区、允德另租借一岛，遭到德国的拒绝 （参见23·5） ；俄国也不同意大连辟为通商口岸 （参见23·11） 。而后法国要求中国南方口岸，英国索取威海卫与北九龙，日本将其眼光放在台湾对面的福建。 （参见24·6） 美国刚刚与夏威夷签订了“合并”条约，正处于美西战争的前夜，无力于中国。只有对意大利（当时欧洲二等国家）所要求的三都澳，可用“自开口岸”之策推挡之。康提议的“公众共保”，指仿照瑞士，各国承认中立，也非当时可行之事。而康称自开口岸“可藉诸国之力以保境”，“尽开沿边各口以众国敌俄”，仍属不了解各国外交内幕的自我想像。

康称“常熟大以为然，倡言于总署”，即翁同龢倡导自开口岸以及派使、开和会以求各国保护之事， 参见24·6 。

（23·14）是冬，幼博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

据手稿本，“幼博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为添加，补在行间。

大同译书局，光绪二十三年九、十月由梁启超等人集股在上海创办，由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幼博）为经理。最初的计划很大，梁启超曾作《大同译书局叙例》。 然集资仅银五六千两，印出之书多为康有为及其同党的著作。

《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是康有为的主要经学著作，但意义又大于一般的经学范围，直指现实政治。康在《我史》中对两书记载甚多，其中亦称万木草堂学生之力。 梁启超称：“其著《孔子改制考》及《春秋董氏学》，则发凡起例，诏吾侪分纂焉。吾侪坐是获所启发，各斐然有述作之志。”

若据《我史》所言，《孔子改制考》最初酝酿于光绪十二年，大体完成于光绪二十二年。其主要内容为：孔子之前上古沧茫无从稽考，为治乱世，孔托古而自创《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自创尧、舜、文、武之古代治世景象，自创一系列的各朝礼法，用以规范现实社会。孔子由此成了人间的“素王”，其创造的儒学，指导着后世的发展。到了汉武帝之后，孔子的思想被接受，但孔子的用意却未能彰显。在这部书中，康提出了三统说，提到了“太平”、“大同”，但没有展开详论。该书的写作方式，如同《新学伪经考》，大量引用经典，加以按语。该书于光绪二十三年冬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初刻，次年初出版。前有康有为《序文》，署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元日”，称言：

“不敢隐匿大道，乃与门人数辈朝夕钩撢，八年于兹，删除繁芜，就成简要，为《改制考》三十卷。同邑陈千秋礼吉、曹泰箸伟，雅才好博，好学深思，编检尤劳，墓草已宿。”

若据该《序文》中的“八年”，《孔子改制考》之酝酿写作，初始于光绪十五年底，完成于二十三年底。而该《序文》虽自称“三十卷”，然印成者实为二十一卷。《孔子改制考》刊行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翁同龢称观此书后，知康“居心叵测” （参见24·15） ；张之洞作《劝学篇》，以对抗之；孙家鼐称之“悖谬”，要求删其内容 （参见24·37） ；陈宝箴则要求康“自行毁版” （参见24·52） 。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曾摘抄其中9卷进呈给光绪帝。 （参见24·23）

若据《我史》所言，《春秋董氏学》的写作始于光绪二十年，完成于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其主要内容为：董仲舒最初称孔子改制，其《春秋繁露》中《三代改制》一篇，言此最为集中。康在此书中将《春秋繁露》按题摘录汇编，附以自己的按语，借此阐发《春秋》公羊学之微言大义。该书于光绪二十三年冬由上海大同译书局刻，次年初出版。前有康有为《序文》，署日期为“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朔日”。该书后于民国年间编入《万木草堂丛书》再刻时，《序文》著日期为“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汤志钧称其为“倒填”日期。

《日本书目志》是一部介绍日本各科著作之工具书。《我史》光绪二十二年对此称：

“自丙戌年（光绪十二年）编《日本变政考》，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长女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

若据此言，康于光绪十二年开始对日本政治有兴趣，搜集日本图书，二十二年始编《日本书目志》，二十三年完成。然从康《日本变政考》的写作经历来看，康的这一说法未必可靠。 （ 参见22·5 、 24·8 、 24·33 ）《日本书目志》所记为书目，康有为加以按语并有札记。由此书可以看出，康有为是通过日本书来学习西学的。康虽然不懂日语，但当时的日语大量使用汉字，其女儿康同薇很可能是他的助手。由此书又可以看出，康虽用中国的传统观念去理解、发现日本与西方，但毕竟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日本书对其思想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康在此书中的札记与评论，虽未必是对该书的确评，但可准确地判断康此期的思想。正因为如此，康一直主张大译日本书，效法日本来学习西方。（ 参见24·18 、 24·19 ）

然查《日本书目志》，所录书目为：一、生理门，36类，366种；二、理学门，24类，352种；三、宗教门，5类，108种；四、图史门，25类，891种；五、政治门，17类，427种；六、法律门，24类，450种；七、农学门，19类，402种；八、工业门，11类，227种；九、商业门，9类，157种；十、教育门，17类，740种；十一、文学门，18类，903种；十二、文字语言门，14类，860种；十三、美术门，18类，720种；十四、小说门，1056种；十五、兵书门，4类，52种。以上共计15门、242类、7711种，且每种图书至少是一册，多则十余册、数十册。因其册数记录不全，我无法进行册数统计。在当时的日本，以此藏书数量为计，也是一个规模不算太小的图书馆。以常理判断之，康不可能收藏到如此之多的书籍，更无可能阅读一遍。且每种书大多开列四项：书名、卷册数、作者、价格，更让人感到有点像图书馆的目录或书商的广告。由此，我以为，康所撰《日本书目志》并不是靠其收藏之书，很可能是依据日本某一图书馆的馆藏和文图书目录，或者是依据大量日本出版商的广告，其中明显的证据是，在其“文字语言门”的“辞书类”中有：“《训蒙康熙字典》，四册，桥爪贯一著，三角五分”；“《鳌头音释康熙字典》，六册，石川鸿斋编，六元三角”；“《康熙字典》，十七册，渡部温订正，七元五角”；“《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二册，渡边温著，一元”。康似不会收藏此类图书，更不可能去阅读。

（23·15）时严范孙请开经济特科，乃说常熟并张樵野成之，藉以增常科以阴去八股。常熟主之，此事遂成，其章程与沈子培同议之者也。

据手稿本，“经济特科，乃说常熟并张樵野成之，藉以增常科以阴去八股”一段，写在页边；“常熟主之，此事遂成，其章程与沈子培同议之者也”一段，似为添加，补在页眉。又，此处文句顺序据手稿本康有为本人的划线，诸刊本、抄本的文句顺序与此不同。

严范孙，名修（1860—1926），直隶天津人，原籍浙江慈溪。光绪九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授编修。二十年出为贵州学政。民国以后与张伯苓等人创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

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贵州学政严修上奏“请破常格迅开专科折”，即请开“经济”科，称言：

“前岁军事甫定，皇上诏中外举人才矣，两年以来，保荐几人，录用几人，臣固无从悬揣……为今之计，非有旷世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材；非有家喻户晓之新章，不能作兴乎士气。伏查康熙、乾隆年间，两举鸿词，一举经学，得人之盛，旷代所希，恩遇之隆，亦从来未有。彼时晏安无事，犹能破常格以搜才，岂今日求治方殷，不能设新科以劝士？臣愚以为仿词科之例而变通之，而益推广之……”

严修的具体建策为六条：一、科名“统立经济之专名”，内容为“周知天下郡国利病”、“熟谙中外交涉事宜”、“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格致、制造，能创新法”、“堪游历”、“工测绘”；二、取中无限额；三、入试前须有保送；四、保送者责成；五、录用无资格限制；六、赴试者参仿举人入京会试例，给予公车之费。 光绪帝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收到该折，恰德国已占胶州湾，俄国军舰也在“暂泊”的名义下，进入旅顺、大连，局势危急，当即发下交片谕旨：

“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礼部。本日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专科以收实用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总理衙门与礼部上奏“遵议开设经济科折”，同意设立“经济”科目：先设“特科”，由特旨举办，参试者为保送；后行“岁举”，每届乡试年，由各省学政调书院、学堂的“生监”，试“专门题”、“时务题”、“四书文”，中式者为经济正科“举人”，参加会试，中式者为经济正科“贡士”。其特科所试内容为：

“以六事为一科：一曰内政，凡考求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诸学者隶之；二曰外交，凡考求各国政事、条约公法、律例章程诸学者隶之；三曰理财，凡考求税则、矿产、农工、商务诸学者隶之；四曰经武，凡考求行军布阵、驾驶测量诸学隶之；五曰格物，凡考求中西算术、声光化电诸学者隶之；六曰考工，凡考求名物象数、制造工程诸学者隶之。”

该折上后，光绪帝当日予以批准，并明发上谕：“著照所请行，其详细章程，仍著该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自降旨以后，该大臣等如有平素所深知者，出具切实考语，陆续咨送……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 三月十六日，浙江巡抚廖寿丰上奏经济特科诸事宜。光绪帝三月三十日朱批：“该衙门议奏。” 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与礼部再奏经济特科详细章程六条，光绪帝予以批准，并明发上谕：

“所拟章程六条，尚属详备，即著照所请行。经济特科原期振兴士气，亟应认真选举，以广登进而励人才。著三品以上京堂及各省督抚、学政，各举所知，限三个月内迅速咨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奏请考试。一俟咨送人数足敷考选，即可随时奏请，定期举行，不必俟各省汇齐，再行请旨……”

严修之奏折仅称“统立经济之专名”，总理衙门将之分设“特科”、“正科”，而先举行“经济特科”；又由于特科正在操办中，正科后未举行，人们也常称之“经济特科”。康称“严范孙请开经济特科”，也非为错。从严修的奏请到总理衙门、礼部的奏复以至再奏复，该科的内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考试内容更明确；二、考试步骤分特科与常科，先举行特科；三、相关的章程也具可行性。其中正月初六日、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与礼部的联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康称“说常熟并张樵野成之”，“其章程与沈子培同议之”，即称此中主持其事者为翁同龢、张荫桓、沈曾植及康本人。沈为总理衙门章京，此时丁母忧，虽未离京，但已不去衙门，只是在家中操办其事。 查《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翁忙于与德国交涉胶州湾事件及英、俄借款事，对经济特科一事并无记载，仅在初六日用小字记一条：“制科明发”；也无他与沈曾植交往的记载。又查《张荫桓戊戌日记》，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记：

“晨起，汪伯棠来商特科明发稿，嘱携回缮正……申正二刻，余访汪伯棠，取回稿子，入城灯时矣。”

正月二十七日记：

“余赴省馆春圃之会，携经济科复奏稿请筠丈酌订。”

“汪伯棠”，汪大燮，时为张荫桓作幕。“筠丈”，筠庵，即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许应骙。再查汪大燮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七日致汪康年信，称言：

“腊月间特科事成，颇思即奉告，而稿久不上，不敢泄。此时详细章程尚未定，亦由兄及子培详拟，议论颇为纷纷，中国办事其难固如此也。”

由此可见该总理衙门与礼部联衔奏折是由汪大燮与沈曾植“详拟”。二月十五日汪大燮致汪康年信中又称：

“特科、常科章程俱定，初拟三稿，大致驳改七八，肥水争之而无益，仍归于不许人读书而已。行之甚难，毁之甚易，人心已死，无由复生矣。”

从以上材料大体可知，总理衙门负责此事的是张荫桓，张的幕僚汪大燮与张的亲信且正在丁忧的沈曾植负责起草，并经过许应骙的修改。其中张荫桓的作用最大。 至于康称其本人在此中的作用，我还没有读到相关的材料。

至于康称“藉以增常科以阴去八股”，康确有其努力，只是并非在“增”经济“常科”内。他后来上呈“请照经济特科例推行生童岁科片”，明确提出了改变童试的方式，罢去“破、承、开、讲八股之式”。 （参见24·8） rRoJHXdWSj5XrzN2+cAzzyhTgOPfigGd7iMIGHzZu/hYAyUiE1aTzSfM0RiN4w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