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1896）　三十九岁

导读： 是年清朝派李鸿章为头等钦差大臣出访欧美各国，与俄签订条约，允俄修筑中东铁路，订立两国对日军事同盟。光绪帝亦命盛宣怀为督办铁路大臣，并批准设立中国通商银行等，但新政步伐进展甚微。

梁启超、汪康年在上海办《时务报》，大受欢迎，盛行于世。各地学会与报刊亦为兴起。

是年，康有为在广州讲学、著书；并往澳门，与何廷光合作，开办《知新报》；年底往广西谋发展。

此一年的内容，手稿本在形式上与前同，看不出差别，但内容却特别简短；顾颉刚抄本是抄在页眉上，丁文江抄本无此年。（参见《导论·手稿本、抄本与写作时间》）

（22·1）讲学于广府学宫万木草堂。续编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使徐君勉、王镜如为学长。

据手稿本，“续编成”之“续”字为添加；“使徐君勉”之“徐”字为添加。诸刊本、抄本“续编成”漏一“编”字。

王镜如，名觉任（1860—1929），字公裕，号镜如，广东东莞人。康有为早期弟子，光绪十七年来学。任学长后，长期管理万木草堂事务。戊戌政变后逃往香港，此后随康流亡。曾任《知新报》事，参与自立军起义等。1912年回国，一度出任东莞知事。

徐君勉，即徐勤。“学长”，康有为委派主持学务的弟子，多由其大弟子充。 据《我史》光绪十八年，康以陈千秋为学长，十九年又以梁启超、陈千秋为学长。此时陈千秋去世，梁启超正在北京，后于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去上海开办《时务报》，康故于此年新派徐勤、王觉任为学长。

“广府学宫”，指广州府学。光绪十九年起，康有为租用广州府学文昌后殿内仰高祠及附近房屋，租期十年，并正式称为“万木草堂”。 （参见20·3） 此次康有为回粤讲学，来学的弟子，据称已有百名，在当时的广州，可称为是“大馆”。康一生好出行，平时在学期间较短，此期由上海回粤至八月再去香港，在学时间长达八月，是其少数长期讲学的时段之一，更兼学术思想成熟，为一生讲学的高峰期。弟子亦记有笔记等，现存3种。

此一时期，也是康有为著书的高峰期。《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似皆于此时大体完成。（ 参见20·6 、 23·1 ）《春秋学》一书，今不存，相关内容 参见23·1 。

（22·2）七月，与幼博弟游罗浮。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门，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将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后还城。

据手稿本，“七月，与幼博弟游罗浮”一句为添加，补在行间，“幼博”之“幼”字前删一字；“十月”的“十”字以“九”字改；“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将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一段为添加，补于行间。“后还城”，《戊戌变法》本在“还”后多一“省”字。

幼博，康有溥（1867—1898），字广仁，以字行，幼博为其号。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胞弟。其经历多未之详，此处多言之。康广仁在科举场上完全失败，未中一童生。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作《康广仁传》，谓：

“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

可见初次尝试，便自知不武。张元济编《戊戌六君子遗集》，录有《康幼博茂才遗文》，其中主要诗文由康有为提供，当经过张、康之审定。“茂才”即秀才，东汉避刘秀讳而用之。由此可知，其功名是生员，以当时的情形，他很可能是捐监生。光绪十五年秋，康有为参加顺天府乡试失败后，去杭州，投同乡翰林院侍读学士、浙江学政潘衍桐，为其作幕。 （参见24·39） 他想为康广仁捐官，在信中称：

“我现养潘峄琴侍读，以此事俟归乃定归。欲为汝谋小官于浙，现经查过，府经、县丞须一千五百，从九亦须一千。若能谋得多则好，少则先谋从九，亦为汝出身之地。汝究竟欲之否？我已面托潘侍读矣……我归广东，太无以自立，不欲返矣。然为此事非归粤不能图，则岁暮不能不为此一归，且亦能一一见，以慰老母。然我辛苦之极，一举一动略须百金，若一归，是又再增债累矣。此事不易，汝究竟极意欲作小官否？今欲借学使之力，或得优差，及海□保举耳。两次保举，则过知县。汝若虑苦差难当，不欲为之，则可作罢论。我亦不作浙行，学政之幕亦非人所能为也。”

“府经”，即府经历，知府的属官，正八品；“县丞”，知县的属官，亦为正八品。“从九”，指从九品。康有为想为康广仁捐一小官，然后通过潘衍同的关系而获一“优差”。梁启超在《康广仁传》中又称：

“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跅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阘冗、势利之境，使之察知世俗之情伪，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

由此可见，康广仁确实捐官浙江，并任职年余。梁鼎芬、康广仁、梁启超书信曾言及于此，甚详。 胡思敬作《党人列传》称，康广仁“幼时服贾于外，居积颇饶，有为既成进士，劝令服官，纳赀以巡检需次浙江，同列皆狎侮之。” 胡的说法并不准确，康有为中进士是此后之事，康广仁也非为“居积颇饶”，但可知他所捐之官职为“巡检”，职司要隘关卡，从九品。《我史》光绪十九年记：“是冬十二月为母寿，溥宦游于浙，亦归，家庭甚欢。”又可知其由浙返粤时间。然至光绪二十三年底，康广仁已加捐至正六品的“候选通判”，二十四年，改捐“候选主事”。 （参见24·91）

康有为此次与其弟康广仁游罗浮山一事，曾作诗记之。

何穗田，名连旺，隶葡萄牙籍名廷光，澳门著名华商，捐纳广西补用道员。 澳门《镜海丛报》曾记：

“何连旺，广州顺德人。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应于广众，情态甚谨。其捐选道员之名曰仲殷，字穗田。父曰老桂，咸丰初元，来从海上，因得起家。其后承充‘讳姓’、‘番摊’各饷，积财产至百万。次子即连旺。”

由此可知，何廷光的父亲为何桂，又称何老桂，是澳门第一代的“闱姓”（一种赌博）承办商人；并兼理盐业、鸦片业、“白鸽票”和“番摊”（皆为赌博）。何桂于1888年去世，产业由其长子何连胜管理。何廷光于其父在世时，即已从事商业活动。其创办的公司为“其祥公司”，从事的行业有卖盐（专营权）、缫丝、炮竹、茶叶加工等。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何廷光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据1884年《澳门政府宪报》：

“大西洋国吏部大臣于西历本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据大西洋国管理水师事务兼外洋属地部大臣保举，在澳居住入西洋籍华人何连旺，着赏基利斯督宝星（Cavalleiro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o Senhor Jesus Christo）。”

何还参预许多社会事务。 光绪十八年（1892），邀请孙中山来澳门行医。 办有《濠镜报》等。由此开始，他与康有为关系甚密，政变后任康有为所办保皇会澳门分会会长。

此次何廷光邀请康有为等人去澳门，主旨是为了创办《知新报》。 与康同行者，为梁启超，于十月十三日致信汪康年：

“澳门顷新开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拟日内出城即到澳，亦数日即返。”

“新报馆”即指《知新报》。二十一日，梁又致汪：

“已定廿四日由龙门火船返沪，顷偷闲到澳门数日。澳报已成，集股万元，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之主笔。弟言到沪后常寄文来，而诸商欲弟到澳一行，是以来此。此间人皆欲依附《时务报》以自立，顷为取名曰《广时务报》……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至其股东，则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华人而兼西籍者。）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

此中“伯爵”、“子爵”皆为“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而来。梁提到的“曹姓”，似为“曹有”。 而“何姓”，即何廷光。而最初的报名为《广时务报》，梁启超为了“全力助成”，并没有及时回上海。三十日，梁再致信汪：

“前在澳门上一书，想达。顷以澳报事，尚须逗留十余日……”

《知新报》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出刊，其第一册刊出人员名单为：“总理：顺德何廷光穗田，南海康广仁幼博；撰述：三水何树龄易一，番禺韩文举树园，新会梁启超卓如，三水徐勤君勉，顺德吴恒炜介石，顺德刘桢龄孝实，番禺王觉任镜如，南海陈继俨仪侃；翻译：英文，周灵生；葡文，宋次生；德文，沙士；法文，罗渣；英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此中人士多为康门。 该刊在“论说”一档中，也以康门弟子文章为多。至戊戌政变，《知新报》共出66册。政变后，《知新报》继续刊行。

康称“游香港”，“将游南洋不果”一事，可见于其堂兄康有仪于光绪三十年致梁鼎芬一信，称言：

康有为“乃返粤后，日事罗掘，以为入都行其故志地步。无如既经各报毁骂，城市不齿，旋之港澳，遍拜各商，欲求介绍之书，以往南洋，而售其骗术。适赌商何连旺偶尔欢迎，遂视为知己”。

康有仪出卖堂弟，恶语相加，言不足信，但也证明了康有为在香港、澳门的活动，以及欲游南洋之意。

（22·3）六月时，在同人局行抽签，举局长，行地方自治法，惜无人能行之，遂罢局事。先是为同人购书千余金，略备，是岁□欲成一书院，卒不能。

据手稿本，“是岁□欲”四字为添加，补在行间，并删原有一“欲”字，“□”为不可辨认之字。“是岁□欲”，诸刊本、抄本皆误为“是以感欲”。

“同人局”，南海县以西樵乡为中心的政治组织。康称同人局“行地方自治之法”一语，其光绪十四年给曾纪泽信中称：“仆观于吾乡团练之局，推举各绅督董乡事，甚类泰西议院之制。然偏私不公，立党相倾排者，比比皆是，则亦岂能为治耶？其令长之选，由君长选之，抑由民举之？若由民举，得无有结党之弊耶？……” 说明当时他对“泰西议院之制”之了解并不深入，且对“同人局”的制度也有所怀疑；而“抽签”一语，似又说明“推举”之制已有变化。康称“惜无人能行之”，指陈千秋主掌同人局及病死之事，而梁启超、梁启勋对此也有回忆。 （参见21·1）

康称“是岁□欲成一书院”，指光绪十九年为同人局购书而打算设立学堂。康曾于光绪十九年撰《倡办南海同人局学堂条议》称：

“吾乡人于西学颇得先声。考外国乡落皆有藏书楼，其学规皆通外国语言文字，而国家亦有同文、方言之馆。吾局亟宜因此时变，推广此意，设立学堂……中西学精要之书，前岁略已购备。今须筹延师筑学经费，幸各踊跃，俾成此举。”

此文撰成后，因陈千秋之病，学堂未办成，所购之书也未能派上用处。

（22·4）十二月，重游广西，与羽子兄偕镜函偕行。镜函学佛，若有得，而狂不可近，盖所谓天魔入心者，到阳朔，遣之还。

羽子，康有仪，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堂兄，康国器之孙。官候补同知。在康有为发达时，曾随之办理事务。戊戌政变后，仍参与康有为举办各事。至光绪三十年，与康有为决裂，写信给梁鼎芬，恶语相加。 （参见22·2）

镜函（？—1897），潘藻鉴，字镜涵，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早期弟子。多修佛学。

此为康有为第二次赴广西讲学。廖中翼回忆称，康“忆及桂中诸弟子，正欲有事于广西”； 周鼐回忆称：“康是为唐景崧而来桂林的。” 此时的康有为，在上海已开罪于张之洞，在澳门已开办《知新报》，而广州正在查办张乔芬一案，他有可能与省内官员不洽。 （参见21·1） 于是他应弟子龙泽厚之请，再去广西，想利用其叔祖康国器在广西的名声以及他与广西官员的关系，开辟新事业。

（22·5）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披罗事迹，至今十年。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乃令同薇译之，稿乃具。又撰《日本书目志》。

《戊戌变法》本“同薇”前有“长女”二字。

康同薇（1878—1974），字文僩，号薇君，康有为长女，夫人张云珠生。后嫁于康有为弟子麦仲华（麦孟华之弟）。光绪二十二年冬，康有为在澳门写信给康同薇称：

“此间议，西人甚多，彼亦极殷勤，并见其家妇，将来来住，不患一切，语言文字不患不通也。汝现在仍以多读中书，学习中国文章，俾可充报馆主笔之才为最要。易一语言不正，又不能多来，此事少令勿来，或每日一点钟便可，不必专习西。璧更以多读书为先，西文从缓也。《时务报》可观，即学之。”

由此可见，康有为以往对其培养以西文、西学为主，此时多加中学。康同薇因此有文采，懂日语。

丙戌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日本变政记》，即《日本变政考》；《我史》光绪十二年对编《日本变政记》并无记载。康称“自丙戌年编《日本变政记》”，似为张扬。康有为光绪二十四年进呈《日本变政考》时所上“译纂《日本变政考》成书折”称：“臣二十年讲求万国政俗之故，三年来译集日本变政之宜” ，又在《日本变政考》第二次进呈本《序言》中称：“乙未和议成，大搜日本群书，臣女同薇，粗通东文，译而集成，阅今三年……” 皆是说明此书的编写，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后。（ 参见24·8 、 24·33 ）康又称“至是年，所得日本书甚多”，正说明甲午战败后日本书多入中国之情况。

从《日本书目志》来看，康对日本书的关注，始于光绪二十一年前，具体的时间很难确定。康《延香老屋诗集》中有《乡人陈焕鸣乞书扇。君通英文甚才，曾为日本使馆翻译，弃官隐于港，吾读日本书，□假途焉，赠之》，陈焕鸣，身世不详。从该诗集的排列来看，此诗似为光绪十一年所作。康在诗后又有“补记”称：“于陈君所见日本书目，乃惊日本之治学，而托买群书。自开译局后，请译日书、派游学，因缘实自陈君来。补记之。” 然在作伪的《戊戌奏稿》中，康又有《进呈〈日本变政考〉序》，称言：“琉球被灭之际，臣有乡人，商于日本，携示书目，臣托购求……” 时间又被前推到光绪五年（1879），中介变为在日华商。

《日本变政考》，后将详述（ 参见24·2 、 24·8 、 24·33 ）；《日本书目志》，后亦将详述 （参见23·14） 。 IHcDisMZJN3qxK9HFLFwm5nVVIRQM7eHjn1yZAOmhBpn3ql1Oc8NtDtvmtoGsc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