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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的前几天，杨书质老师在办公室里找到教务处的胡主任。胡主任正在皱着眉头排本学期的课程表。
“插班生的考试成绩算出来了吗？”杨先生问胡主任。
“算出来了。”
“有个吴强，考得怎么样？”
“吴强？”胡主任正把那张课程总表涂改得满纸狼藉。他放下手里的红笔，想了一下，说：“功课不错，可惜口吃得厉害。”
“口吃，我想不会有影响吧？我们又不训练播音员，又不训练演说家，我们是普普通通的中学。”
“有些学校，不欢迎机能有障碍的学生。”
“胡兄！我们不要那样做。一个口吃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个科学家，他在研究室里沉思，是用不着说话的。一个口吃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个画家，他在操纵色彩线条的时候，是不用说话的。”
“当然，我们取他。”
开学的那天，杨老师带着吴强，办理缴费、注册、编班等手续。手续办完了，杨老师说：“吴强，到我的房间里坐坐。”
杨先生所住的，是普通学校所能供给的那种单身宿舍，只有一间房。进了房间，杨先生说：“吴强，坐下，要喝水吗？”
吴强坐下去，摇摇头。
“吴强，矫正口吃有进步吗？”
吴强的头低下去，垂到胸前。
“不要怕，我们大胆地来讨论你的问题，我相信你一定能克服自己的缺陷。这是一个小毛病，你不要整天放在心上，不要整天觉得不如人。这点毛病妨碍不了什么，你照样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科学家，或者别的。你用正常的眼光看一切，如果你被人忽视，不要认为是由于口吃而惹人轻贱；如果你被人喜爱，不要认为是由于口吃而惹人怜悯。事实上，没有人会永远记住这个，你自己也不要永远记住这个。你听，我的话对吗？”
吴强点头。
“你到教室里去吧。”
吴强退出前鞠了一个躬。他没有说一句话。他总是默默的不说话。
上国文课的时候，吴强很安静。
上别的课，也没有听说吴强不安静。
两次周考下来，吴强的成绩在班上最好。
可是有了麻烦。一天下午，杨老师正在宿舍里改作文簿，胡主任来了。他说：“杨兄！很多学校不肯收机能障碍的学生，是从训育和管理上着眼的。这样的学生情绪不平衡，容易起纠纷。”
杨先生立刻有一种预感：他是指吴强？
可不是？只听胡主任说：“吴强和楚望杰打架。刚才开班会的时候，两人当着导师的面打起来，而导师又是刚刚到校的新老师。”
杨老师丢下红笔，快步走到办公室里。先用眼光扫视全室，不见吴强的导师朱先生。再用耳朵听，老师们正在为了吴强打人的事议论纷纷。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经过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开班会，没有准备什么提案，朱先生要学生练习说话，教几个学生站起来讲故事。一个学生站起来说：
有一个人，星期天没事做，到马路上闲逛。街上有个卖领带的，走过来向他推销领带，他说：“我买，买——”卖领带的人听见他要买，非常高兴，谁知他下面说：“——买不起。”
学生们哄堂大笑。导师为了表示鼓励，也开心地笑了。另一个学生楚望杰讲的故事是：
有一个人，是天生的音乐家，说话带乐器的声音。有人问他：“你喜欢吃苹果吗？”他说：“当，当，当然。”又问他：“你把苹果分一半给我好不好？”他说：“可，可，可不行！”有一天，别人对他说：“你学鸭子叫给我听，我请你吃瓜子。”他说：“我不吃瓜，瓜，瓜子。”
这回，大家笑得更厉害。很不巧，当他们拿口吃的人取笑时，新来的老师还不知道班上有个口吃的学生，所以没有注意到吴强的特殊反应。更不巧，楚望杰讲笑话的时候，他的座位正好在吴强旁边，使吴强加倍有受压迫的感觉。就在大家笑不可抑的时候，吴强怒冲冲地站起来，朝着那个站在他旁边讲笑话的楚望杰脸上一拳。全班同学骇然。老师先是愕然，立即变为怒不可遏。杨老师赶到办公室的时候，朱老师已经到校长室去商议怎样处分吴强了。
吴强受到的处分很轻，这因为，朱老师明了吴强的隐痛之后，对他有了同情，其中再加上杨老师的解劝、弥缝。公案了结以后，杨老师又把吴强带到宿舍里。
“吴强！你入学的那天，我对你说的话，忘了？”
由于情感激动，吴强表达意见更显得困难。他说，没有忘记。他说，他自己很正常，可是别人不正常。他说，他可以自己忘记自己的缺陷，无奈那些顽皮的同学不肯忘记。他们嫉妒功课好的人。他比嘴巴比不过人家，只好比拳头。
杨老师恳切地对他说：“吴强！我知道你受了委屈。可是，你不可以打人，一打人，有理也变成没有理了；一打人，就变成‘蛮不讲理’了。遇到是非利害的关头，你和他们讲理！”吴强本来低着头，听到杨老师的这句话，蓦地抬起脸来，两眼射出泪光。杨老师连忙说：“吴强，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会说：我讲话没有他们快，讲理讲不过他们呀！你别忘了，讲理的方法很多。你别忘了，你除了一张嘴以外，还有一支笔。你可以用笔写文章来讲理。将来你长大了，到社会上去做事，可能遇到不合理的事，遇到不讲理的人，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找他们打架。你没有那么多拳头。打了架，有理更讲不清。如果你换一个方向，如果你把握紧了的拳头放开，去抓笔，比方说，那时候，你做报纸的主笔，在报上写文章讲理，那比你自己用嘴巴讲理，效果大得多。那时候，你可能把很多不合理的事情纠正过来。跟人家讲理的文章，就是论说文。你可以在论说文上多下点工夫。你在班会上受了委屈，心里一定有很多道理要讲出来，那么，你回去写一篇论说文，我拿去登在校刊上。从现在起，你就练习用笔讲理。”
吴强擦干了眼泪。
当，当，当，上作文课了。学生磨好墨，摊开作文簿，心里七上八下地猜今天的作文题目。在平时成绩里面，作文是很重要的一项呢！不一会儿，杨老师进来了，手里捧着一个纸盒子。大家随着班长的口令鞠躬，坐下，眼光一齐盯住纸盒子，老师拿一个盒子来，是什么意思？
杨老师把纸盒放在讲桌上，问道：“大家猜猜看，盒子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谁也不敢乱猜。
杨老师说：“你们也许在想：世界上的东西那么多，教我们从哪里猜起？不错，世界上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世界上的东西虽然很多，却可以分成三大类：固体、液体、气体。这盒子里的东西，不是液体，不是气体，那么一定是固体，是不是？现在我告诉你们：它是固体。那么世界上的东西，已有三分之二被除外了，三分之二的物质，不可在这个盒子里面了，是不是？你们已经知道盒子里面藏的是一种固体，固体的东西，又可以分成动物、植物、矿物。你们可以问：盒子里的固体，究竟是动物的、植物的还是矿物的？我告诉你们：是植物的！那么，在固体这个范围以内，又有三分之二除外了！范围又缩小了。这样一步一步缩小范围，最后一定可以猜出来它是什么东西。”
杨老师提出来的这个“谜”，使学生发生很大兴趣，个个跃跃欲试。胆子比较大的学生，先站起来发问：“老师，这种植物，是好吃的，还是不好吃的？”
全班大笑。杨老师说：“它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植物仍然很多，究竟是哪一种东西呢？
教室里转为默静，大家皱着眉头想问题。吴强突然举手。他在获得老师许可后，把一张字条，送到讲桌上来。杨老师把纸条拿起来看了一下，笑着说：“吴强写来了三个问题。看这三个问题，他已经猜中了。我现在把他的问题和我的答案都告诉你们：第一，他问：‘这种可以吃的植物是吃它的茎，还是吃它的果？’我的答案：吃它的果。他又问：‘这种可以吃的东西，形状是长的，还是圆的？’我的答复是圆的。他又问……”
不待杨老师说完，一个叫金善葆的学生像跳一般的站起来说：“老师，是橘子！”
杨老师不再说下去，动手打开纸盒，把里面的两个橘子拿出来，又引起一片笑声。杨老师用他沉着的声音，压倒了一切笑声说：“你们猜对了，果然是橘子。怎样猜出来的呢？因为你们用了一个很有效的办法：讲理。”
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讲理”两个字，然后说：
“一件东西，如果不是液体，不是气体，必定是固体，这是一定的理。如果我说盒子里的东西既不是固体、气体，也不是液体，那真是岂有此理！盒子里的东西既是固体，那它若不是动物，不是矿物，必定是一种植物。它不能既非动物、植物，又非矿物。因为‘没有那个道理’。万事万物都有理在，天阴有雨，是理；瓜熟蒂落，是理；水流湿、火就燥，是理；有烟的地方有火，是理。朱熹看见山顶上有蚌壳，推断那座山顶从前是海底，也是根据理。自然界有理，人和人之间更靠一个理字来维持。中国有句俗话，叫‘理正泰山倒’，理的力量比泰山还大。中国人批评某人行为不对，常说他不讲理；有了纷争，请第三者来评评理。你们从现在起，就该受一种训练，使每一个人明理，每一个人能评理、能讲理。怎样训练呢？那就是写论说文。从这个学期起，我要你们多写论说文。”
原来老师是这个意思。同学们又笑了。
看见大家有兴趣，杨老师继续说下去。他先从讲逻辑的书上引来一个故事：
有一位太太带了一个小孩，在河边玩耍，他们不知道水里面有可怕的鳄鱼。小孩一不小心，被鳄鱼用尾巴打昏了，跌进水里。这位太太连忙哀求鳄鱼把孩子放回来，只要把孩子放回来，她愿意答应鳄鱼任何条件。鳄鱼说：“我要你说一句话。”太太忙问是什么样的一句话，鳄鱼说：“你说，情愿让我把孩子吃掉。”
杨老师说：“你们看，这就发生了怎样讲理的问题。这位太太，如果在学校里没写过论说文（学生笑），她就没办法应付这条鳄鱼。当然，你们会说，这不过是一个故事罢了，世界上哪里有会说话的鳄鱼？我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罢。
有一位小姐，不喜欢一位先生，这位先生偏要追她，天天坐在她家里不走。这位小姐，起初还应付他，后来觉得他实在讨厌，就下逐客令，要他永远不要再来。这个男的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永不再来。”小姐说：“什么条件？你说好了。”那个男的说：“你嫁给我。”
你们看，这个故事，不是跟那个鳄鱼的故事相同吗？那位小姐，不是碰见了一个会说话的鳄鱼？那位小姐，如果在学校里没学过论说文，恐怕要哑口无言了。”
金善葆听见老师住口不说，着急地问道：“应该怎样回答那条鳄鱼呢？”
“回答哪一条鳄鱼？”老师这样反问。由于刚才发问的是一个女生，班上的男生想到了“鳄鱼”的双关意义，都笑出来。
说到这里，杨老师忽然提出来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你们今天看报了没有？”
没有。
“今天报上有一段小文章，很有趣，我替你们剪下来了。谁来把它读一遍？吕竹年，你读给大家听！”
下面是吕竹年读出来的一段文字：
过阴历年的时候，我坐火车到乡下去拜年。车上乘客很多，有一个人，显然是喝醉了，也坐在车上。过了一会儿，列车长来查票，那个喝醉了的乘客拿不出票来。列车长说：“请你补票。”他说：“没有钱嘛。”车长说：“没有钱为什么坐车？”他说：“要过年嘛。”车长说：“过年坐车也得买票呀！”他又说：“没有钱嘛。”
吕竹年读完了以后，杨老师模仿一个醉汉对话的口吻说：“请补票！”“没有钱嘛。”“没有钱怎能坐车？”“要过年嘛！”“过年坐车也得买票呀！”“没有钱嘛！”“没有钱怎能坐车？”“要过年嘛！”……在同学们的笑声中，他说：“这样一问一答，可以无限循环下去，看起来，似乎没有办法说服那个无票乘车的人；但是，如果你会写论文，你就知道有办法。”
杨老师看了一看手表，觉得已经讲了不少，就收起话头：“我要看看你们讲理的能力。要看你们怎样跟人家讲理，先听你们怎样跟人家吵架。我要你们把吵架的经验写出来。”
《吵架记》，这就是作文题目。不过，他悄悄通知吴强不必写这个题目，他早已单独交给吴强一个作文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