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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的一群学生关心论说文的作法，喜欢读报纸上的方块专栏，常常把自己喜爱的文章带到学校里来，跟同学们一块讨论。
且说这天，刘保成发现这样一篇短评：
不错，闹市施工建筑，像翻修马路，埋水管电线，居民行人要承担痛苦。在这个大原则之下，好政府、好官吏尽量减轻缩短人们的痛苦，没有效率的政府却无情地加重延长。
大都会交通繁忙，而交通又常常为修路的工程阻塞，而立了合同定下进度的工程，又总是一再延期。目前正在施工翻修的一条干道，拖了三年，到现在满街坑洞，废弃的材料和待用的材料长久堆积，尘沙漫天飞扬，加重了也延长了市民的痛苦。
台湾是个有台风的地方，每逢台风带来豪雨，马路积水成河，行人看不见水底有坑，一步错了就得游泳出来。我们亲眼看见摩托车的骑士一头栽进去，若非行人仗义营救，恐怕会淹死。成什么话！这样还能算是现代都市吗？
这般遭遇，常使都会中的小市民苍茫四顾，思量市长干什么去了？议会干什么去了？社团干什么去了？偏偏现在是冬天，冷风吹上行人的脸，把他们吹成孤儿。
这时候，我们选出的议员，应该站出来发表公开声明，谴责工程质量恶劣，或者提案彻查工程有无弊端。如果他不作声，请纳税人记住他的名字。这时候，市长应该站出来有个说法，作个交代，应该亲自到工地视察，督促改善，如果他不现身，请纳税人也记住他的名字。
痛苦也许无可避免，但“延长”和“加重”都可以预防，应当预防而不能预防，就是失职。你我身为选民，大家发个誓，许个愿，那失职的人，我们牢牢记住他的名字，他以后再出来竞选，咱们说什么也别投他，谁来拉票也别理，宁可把票投给他的敌手。
短评的作者署名“易言”。读完了，大家开始推理：骑摩托车的人栽进马路上的水坑里，正是在他们学校门外发生的意外事件。别的地方有没有发生过？没听说。写文章的人说他“亲眼看见”，莫非这位“易言”就住在学校附近？报纸的读者一向想知道时事短评的作者是谁，因为这一类短文贴近他们的生活。
从此他们注意易言的小专栏，两天以后，他们又看见一篇：
台北，一个姓吴的，跟一帮恶少结伙，去绑架仇人。他们把三个仇人押到郊外，痛打一顿，再强迫三人用自己的十根手指头挖坑，挖到血肉模糊，然后，用那个坑把三个人活埋了。姓吴的承认，他是从电影学来的。
香港一名大盗，开着号称“怪手”的挖土机，挖走银行门侧的自动提款机。那玩意儿的重量是七百五十公斤，牢牢地砌在钢筋水泥的墙壁里。他怎么会想到使用“怪手”？也是看电影，学作案。
广州来的报道说，两名十七岁的男孩，挟持一名十岁的孩童，先把他勒死，再打电话给他父亲勒索赎款。他们还把男童的眼珠子抠出来，以防警察从死者的瞳孔里看见凶手的影子。这一切，全是电影告诉他们的。
美国的例子就更可怕了：洛杉矶，十七岁的少年和他十五岁的表弟，非常喜欢一部叫《惊声尖叫》的电影，一连看了十几遍。一天，他们就模仿电影情节，用四把型式不同的刀子和一把螺丝起子，在母亲身上刺了四十五个伤口。任她尖叫死亡。
在达拉斯，七岁的男孩醉心于电视上的职业摔跤，摔死了他三岁的弟弟。
评论家谈论暴力问题，创造了新的名词：演示暴力过程供人观赏，谓之“暴力游戏”，暴力思想和技术，谓之“暴力文化”，公认两者有连带关系。美国儿童在年满十八岁时，已看过四万件谋杀游戏，二十万个骇人的暴力场面，中国呢？天知道中国的统计数字是多少？
长期密集的暴力表演，形成暴力文化。既是文化，也就自然而然跟着做，不知道那是错的。所以，有一天，他们犯了罪，站在法庭上受审，还无所谓，不后悔。暴力表演使许多人的心智麻木了，把许多人的恶性激发出来，不啻在人群中预置了无数定时炸弹。他们可能是幼年人，可能是青年人，也可能是中年人。
想不到，距离鲁迅写《救救孩子》八十年了，怎么反而听见有人哀呼“救救人类”？！
龚玫读了这篇文章，向吴强、刘保成、金善葆等人挥舞报纸，大喊：“我知道文章是谁写的了！”大家的脑袋朝文章凑过来合计一番，没错，小专栏的执笔人是杨老师，他前天对同学们说过，媒体可以是“美体”，也可以是“霉体”，全看怎么使用。
大家到办公室找杨老师，杨老师笑一笑，证实同学们的推测。
“老师为什么早没告诉我们呢？”金善葆问。
“写这种小专栏，作者照例使用笔名，有人来问，不说谎，没人来问，自己不张扬。”吴强提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老师！您这篇文章的写法，跟以前在课堂讲的方法不一样？”
杨老师说：“对！说来话长，我们上课的时候再谈。”
“其实，《媒体·霉体》的写法，和我以前讲过的文章作法，仍然是一致的。”杨老师说。
我以前说，写论说文先有一个是非判断的句子，接着列举证据，用算术公式表示，是3=1+1+1。现在把排列的次序换了一下，写成1+1+1=3，也就是先列举证据，后建立是非判断。
你们看，《媒体·霉体》先举五个案例作证据，指出电视和电影中的暴力表演，会在社会上产生暴力行为。暴力表演太多了，无法都写出来，所以下面使用统计数字，使读者以此类推，想象后果之严重。最后该下结论了，没有出现是非判断的句子，以反问的语气让读者去思考，是非判断却在题目里抢先预告，它说媒体也是霉体。
杨老师用强调的语气说：
文章并非只有一种固定的作法，所有的作法都可以变化。还有，文章作法有我们已经知道的方法（前人留下来的方法），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方法（今人和后人继续创新增添的方法），教书的人只能教已知的方法，也鼓励实验未知的方法，不过要注意，升学考试一定要用已知的方法，考场可不是你的实验室哟！
龚玫发问：“老师说过，媒体也是美体，媒体提供知识娱乐和新闻，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怎么没有写出来？”
杨老师歉然一笑：这种小专栏有它的局限，它只有巴掌大一块地方，只能写几百字，如果面面倶到，恐怕多半要写成一篇大纲，读起来枯燥无味。它多半要重点突出，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再说，小专栏的文章由新闻报道引起动机，社会上发生了活埋仇人的新闻，报纸上也就立刻出现《媒体·霉体》这样的文章。
最后，杨老师说：“我也有很多材料，证明媒体也是‘美体’，只要有机会，随时可以再写一篇。”
“饭前便后一定洗手。”我们都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照情理推想，人人都养成了洗手的习惯，彼此都可以放心。
可是，有位市议员说，据他调查，那些路边摊卖食物的人，便后并不洗手。他的报告使人大吃一惊。谁没吃过路边摊？逛夜市，吃小吃，还是招揽游客的文化特色呢。岂有此理，大家这样看重你，你怎么可以？你太对不起顾客了！
我们推想，路边摊做生意取水困难，只好“免洗”，另外有些地方，既卖食品，又有自来水“哗哗”流淌，他们的手当然干干净净。谁知道，据美国一个叫“国际研究公司”的机构调查，食品店里拿最低工资的人，便后不洗手。为什么？理由总是有的吧，我们可以推想，他们待遇低，心情坏，自暴自弃。大餐厅收费高，小费多，工作人员一定不会如此。
很不幸，这个想法又错了！由法国来的消息说，一个法国人上餐馆，闻出花生米有尿味。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回家以后，用他的工程知识和天才设计了一套装置，如果上厕所的人不洗手，厕所的门打不开，人走不出来。
有人推想，中国人的民族性不好，大家懒得洗手。其实不然，你看，这里那里，天下乌鸦，这不是种族问题，这是习惯问题，坏习惯哪个民族都有。法国那位发明家枉费心血，没有几家餐馆采用他的装置。从这些地方可以发现普遍的人性。
《纽约时报》。说，美国每年有九千人因不洁食物而死，有八千万人因不洁食物而病，数字令人吃惊。食品不洁，原因很多，无论如何一双手难脱干系。难怪有人尽量不吃外面的东西，自己带饭盒，食物简单，但是卫生可靠。单身汉别偷懒，加入烹饪班学几手，自求多福，还可以用它广结善缘。
当然还是要寄望餐馆、食品店、路边摊知过能改，他们毕竟是社会上必须有的行业，为自己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设法增加社会对他的依赖，而非使社会减少依赖。
从此，全校学生每天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找“就事论理”的小专栏。倒也不是每篇都爱看，有时候，不大懂得他说什么，有时候，对他讨论的问题没有兴趣。这天看《洗手》，人人发出会心的微笑，你问我洗手了没，我问你洗手了没有。爱找材料的人到厕所里去观察，发现谁不洗手，就当做新闻大声传播。有人说，他很想待在厕所里三天不出来，统计不洗手的人有多少？不洗手的原因是什么？年级是不是一个因素？
独有吴强，心里想的是作文。果然“文无定法”，这篇《洗手》的写法又和《媒体·霉体》不同。怎么一句推想连一句推想，全是由推想写成？
放学后，他单独和杨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杨老师说：
不错，这篇短评有三个地方使用了“推想”，有两个地方不用推想两个字，也是推想的语气。
不过这篇短评并非完全建立在推想上，而是建立在证据上。四个证据是：市议员的调查，国际研究公司的报告，法国人发明的特别装置，还有《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我没有把四个证据排列在文章开头，也没有排列在文章结尾，我把它们分散布置在文章里。用什么连接？怎样贯串一气？用五个“推想”。这样写比较活泼。
“推想”是证据的延伸，从已知延伸到未知，它也是论说文的一种技巧。使用推想要小心，用推想得来的结论往往不可靠。成语不是有“瓜李之嫌”吗，你在果树下面整理头上的帽子，人家在远远的地方推想，以为你偷水果。你在瓜田里弯腰穿鞋，人家在远远的地方推想，以为你偷瓜。其实全错了。
杨老师说：“你看，洗手不停地推想，也不停地推翻推想，暗示推想不可轻易使用。同时文章因此有起伏。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趣味。”
夜晚，杨先生埋头写他的专栏。
镭射笔是什么东西？一年以前还有人这样问，现在，镭射笔很普遍了，太普遍了，出售儿童玩具的商店，都拿镭射笔做赠品，供孩子们玩耍
小孩子玩镭射笔，安全吗？有心人开始忧虑。镭射笔的形状像笔，功能像灯，能像手电筒射出一道镭射光来。听说用镭射光开刀吗？那么用镭射笔射人，虽然光的能量极小，也能把人的眼睛照痛了。所以各国民小学要禁止学童带镭射笔进学校了。
还有别的顾虑没有？有！镭射笔能射出光点，指向挂在墙上的图表，使听讲的人注意某一部分内容。有一种利用镭射瞄准的枪，在暗中射出光点，直指目标，光点即是弹着点。于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夜晚，街头，有一个顽皮少年，用镭射笔射出光点，指向值勤的警员，你可以想象这等事十分危险，警员夜间在街头执行勤务，精神比较紧张，如果哪位警员以为自己被人用枪瞄准了，如果他觉得生命正受到威胁，如果他以其职业训练、固定反应，立即拔枪还击，如何得了。
还好，那个顽皮少年仅仅被警方当做恐吓罪嫌侦办。那个被镭射笔瞄准的警员很镇定，很老练，没有过度反应，了不起，应该受到表扬，你说是不是？
怎样表扬？至少，舆论可以称赞他。“称赞一切可以称赞的行为。”能在浊世中起一点澄清的作用。至少，孩子的父母可以写信给警察局长，请他注意部下优秀的表现，全局的警员都可能得到无形的指引和有形的鼓舞。健全的社会，就是这样“针尖挑土”建造的。
镭射笔的问题怎么办？镭射笔是成人的文具，不是儿童的玩具。今天儿童玩具是大企业，大生意，玩具的品种数不清，新品种新设计应接不暇，任你精挑细选，兴利除弊，何必姑息镭射笔？儿童没有见识，希望商家有；商家没有见识，希望家长有；家长没有见识，希望政府有。说到此处，无路可退，最后责任在政府。
文章写到这里，杨先生从头看一遍，心中暗想，“我又换了个写法。这次全篇用对话的口吻，好像两个人一路商商量量往下说，不是自问自答，也不再一人独白。读这篇文章的人，会觉得仿佛面对作者，谈天说地，读者一定会喜欢这一份亲切自然的情味。但愿我的学生，明天都一读这篇短文，但愿他们，尤其是吴强，能发现这次不同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