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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杨先生经过训导处，听见训导主任正在“训”一个学生：
你身高一米五，还算不算是小孩子？上学读书，应该迟到早退，上课应该打瞌睡，是不是？月考成绩，有四门重要的功课不及格，心里高兴吗？成绩单拿回家去了，不敢给父母看，划一根火柴烧掉，问题就算解决了吗？你这样下去，将来能做什么？做工人，你有力气吗？做乞丐，你的腿断了吗？什么都做不成，去做小流氓吗？
停了一下，训导主任又把一连串的问号，朝那个学生的头上轰去：
你将来想做什么？做流氓吗？做乞丐吗？月考应该不应该及格？成绩单应该不应该拿给父母看？上课应该不应该打瞌睡？上学应该不应该早退？你来骗谁？为什么要欺骗？为什么不诚实？我们天天过愚人节，是不是？
那个受责备的学生一面垂头丧气，一面又得挺直双腿，自肩以下保持立正姿势，那样子，看上去有点可笑。他对训导主任提出来的问题，一概不敢回答，这不仅是在礼貌上不许回答，同时也因为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对他自己都不利。训导主任呢，他显然觉得责骂学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得想出很多难听的话来，使那个学生羞愧、难过，却又不能失去教师的风度。他向那个学生提出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在他是明知故问，发问的目的，不在得到答案，而在利用反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完成他对那个学生的批判。
听见训导主任“训”学生，杨先生想起他最近所看的一场电影。电影的主要场面，是法庭开审的情形。为了一件谋杀案，原告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双方唇枪舌剑，不过检察官和律师并不直接辩论，他们轮流盘问证人。他们努力把对方的证人“问倒”，好显出对方理屈，自己理直。那律师或检察官，都利用反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完成对那个证人的批判。杨先生还记得有一场对白是这样的：
律师（低声）：我的话，你听得清楚吗？
原告证人：你说什么？
律师（声音更低）：现在能听清楚吗？
原告证人：啊？什么？
律师（提高声音）：你的耳朵有毛病吗？
原告证人：有一点毛病，不过，它并不妨碍我。
律师：你说，女主人被人杀死的那天晚上，你听见女主人房里有一个男人，两个人有说有笑，是吗？
原告证人：是的。
律师：那个男人，你认为就是被告，是吗？
原告证人：是的。
律师：你住在主人家里？
原告证人：是的。
律师：女主人住在楼上，你住在楼下厨房旁边？
原告证人：是的。
律师：楼上有人讲话，你能听得出是谁的声音？
原告证人：没有别人可以跟女主人那样谈笑。
律师：那是什么样的谈笑？一种有爱情在内的谈笑？
原告证人：我想是的。
律师：那天晚上，也就是女主人死前，你是几点几分听见楼上有谈笑的声音？
原告证人：九点三十分左右。
律师：电视公司有没有一个节目，叫《可爱的家庭》？
原告证人：有。
律师：这个节目，在晚上九点廿分到九点四十分播出。你怎知道那天晚上楼上谈笑的声音，不是女主人独自收看这个节目？
原告证人……
从电影上看，英美司法审判主要的过程，就是双方互相盘问对方的证人，利用反问的方式推倒对方的证词。在那种司法制度下，律师和检察官都磨炼发问的技巧，把自己的一套理由分解成若干问号。这和训导主任“训”学生的方式，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吃晚饭的时候，杨先生听见饭桌上有人主张女孩子只要识字就行了，不必受高等教育。他立刻想到，对于“女孩子不应受高等教育”之说，可以用一连串的反问来表示批评。例如：女孩子没有眼睛吗？女孩子没有智力吗？医院里不要女医生吗？学校里不要女教师吗？居里夫人不是女人吗？吴健雄不是女人吗？……
一连几天，社会上都在讨论“免试常识”的问题。国小毕业生升初中，本来要考三种功课：国语、算术、常识；后来，教育当局觉得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太重，决定初中入学考试不考常识，这样，孩子的课业负担是减轻了，可是有些国民学校因此不重视常识教学，甚至根本不教常识。于是有人忧虑，免试常识的结果将使第二代都没有常识。国民没有常识，如何立国？因此，有人认为免试常识的结果是动摇根本。
杨先生打开收音机，正好听见里面讨论免试常识和根本的问题。这个节目主持人，好像不同意“免试常识足以动摇根本”的说法，可是，他没有成篇成套地说出自己的理由，他只问了对方几个问题，就把自己的主张表示得明明白白。杨先生觉得广播中的那一段谈话很不错，可惜来不及记下来，好在他认识这位节目主持人，就立刻写了一封信去称赞这段谈话稿。过了几天，谈话稿寄来了，内容是这样的：
客：王先生，你赞成不赞成恢复常识考试？
主：你是说，初中入学考试要不要考常识？
客：是呀。
主：我看，照现在的情形，还是不要考常识。
客：不行！怎么可以不考常识？不考常识，国民学校里就不教常识，学生都没有常识，国民学校的学生没有常识，将来第二代国民都没有常识，你想想看，一个国家的人都没有常识，那个国家还能存在吗？免试常识不是动摇根本吗？
主：李先生，你的意思是说，国民学校里的常识教科书，一定要教，是吗？
客：是的。
主：你是说，为了要他们切切实实地教，升学的时候一定得好好地考，是吗？
客：是的！
主：如果不教，不考，谁也不知道常识教科书里面是什么，那就要动摇根本，是吗？
客：当然！
主：李先生，我这里有一本常识教科书，是国民学校的读本。这本书问：诺贝尔奖金是由哪一年开始的？您知道吗？
客：这，我倒不知道。
主：中国的海岸线一共有多长？北边从哪里开始？南边到哪里结束？
客：我忘了。
主：电池有三种，第一种是什么？第二种是什么？第三种又是什么？南洋群岛一共有多少华侨？二次大战以后几个国家独立？意大利的教堂很多，哪一座教堂有名？元朝的铁木真原来住在哪座山上？
客：我不信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跟我开玩笑！
主：李先生，教科书在这里，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也背不出来。请问你，你现在觉得根本动摇了吗？
除了代抄原稿以外，节目主持人还写给杨先生一封信，提出一个“反拜托”。这位节目主持人接到了听众方先生的一封信，这位听众很年轻，他说，他对女孩子一点兴趣也没有，一向不爱跟她们打交道，甚至连看她们一眼都不愿意看，于是，女孩子都批评他骄傲，说他不通人情。他写信向节目主持人请教，问应该怎么办，节目主持人转向杨先生请教，请他代写一篇答复的话。杨先生想了一想，写的是：
有一位方先生写信给我，写得很有意思。他说，他对小姐们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见了小姐，不但不爱跟她们说话，连看都不爱看一眼。他的态度既然如此，小姐们对他的态度当然很不友善，有时候，这位方先生觉得也很烦恼。大概有一天，在他觉得烦恼的时候，就写给我一封信。
站在方先生这方面来说，他大概是个很有道德的君子，一向“非礼勿视”。其实，这种想法太迂了。照我们新的道德标准，方先生遇见了他顺眼的女子，尽可以大大方方地看她一眼。小姐是很欢迎你看她的。你想想看，我们男人出门，打一根领带就走，小姐们出门要对着镜子“刀尺”半天。她为什么那样不怕费事，还不是为了给你看？你不看她，岂不是枉费她一片苦心？当然，看她的时候要大大方方地看，要用善意的眼光看。有人看小姐的时候，两眼发直，嘴角几乎要流口水，那当然是很不雅的。
在我看来，方先生似乎缺少一种能力，就是跟女性相处的能力。社会上有很多男人认为女性很难相处，跟女性在一块的时候，他觉得很受委屈。他觉得在女子面前转来转去是很无聊的举动，从女子身旁走开，离女人远一点，才比较舒服。这种舒服是真舒服吗？不是，事后想想，又真不舒服。这样的男人，可以活得很孤单，往往很迟、很迟还不能结婚。我奉劝方先生培养一种能力，就是跟女性相处的能力。方先生，你如果有女同事、女邻居，你如果碰见女店员、女理发师，请你用平常的态度对待她们。她们既不是天仙，也不是妖怪，她们也是人。你不必紧张，不必害羞，更不必不耐烦，你不一定要故意奉承她们，可是也不必故意躲着她们，你不必故意看她们，可是也不必故意“不”看她们。
写好以后，杨先生忽然想起：为什么不用反问的语气写呢？他另外拿一张稿纸，从第二段起改写：
方先生，你是主张“非礼勿视”的吗？
你觉得，男孩子不应该看女孩子，是吗？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应该？
他们不漂亮吗？不可爱吗？
她们是妖怪吗？是神仙吗？
女孩子在出门以前，对着镜子收拾半天，她是为了什么？
如果大大方方地看她一眼，你觉得有困难吗？
如果平平常常地跟她谈几句话，你觉得很困难吗？
你是在故意躲起来不看她们吗？
大大方方地看她一眼，或者平平常常地跟她们说几句话，是对她们的一种欣赏，一种礼貌。这话你赞成吗？
封寄这篇文稿的时候，杨先生觉得可以下一句结论，那就是：说明事理可以用反问的手段。“人生自古谁无死？”就是说人皆有死。“肯把功名付俗流？”意思就是不肯。“相去几何？”意思是差别很少。“何可废也？”就是不能废除。“旧生活，岂不全是枯燥的吗？”是！“岂不全是退化的吗？”是！
杨先生是个“中庸”的人，不愿意提倡这种一路问到底的写法。他的习惯是，找一些极端的例子，证明这办法是可行的，然后拿这个办法作有限度的使用。
在论说文里面用反问的语句，可以使文章出现耸拔的气势，使读者特别注意。不过，在他看来，反问的语句，只要应用一两句就好。像下面的这些例子：
单是瞧它们婆娑轻舞，或是娇憨地摇着扇子招它们来，不是较戏弄它们更有趣味、更觉得可爱吗？（陈醉云：《蝉与萤》。国中国文第一册。）
就以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宋晶宜：《雅量》。国中国文第一册。）
今天的事推到明天，明天又推到后天，一天一天推下去，我们还有做成功的时候吗？（甘绩瑞：《从今天起》。国中国文第一册。）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
国中国文第一册。）
一问一答，自问自答，或是只问不答，是文章常见的句法。先问后答可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只问不答可以触发读者的思考。还有，问的时候，好像语气忽然提高了，答的时候，好像速度会慢下来，这就是“抑扬顿挫”。
像下面的例子：
什么叫做大事呢？大概地说，无论哪一件事，只要从头到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孙文：《立志做大事》。国中国文第二册。）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过于身上背着未了的责任。（梁启超：《最苦与最乐》。国中国文第二册。）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彭端淑：《为学一首示子侄》。国中国文第三册。）
倘若有人问我：百行什么为先？万恶什么为首？我一点不迟疑地回答：百行业为先，万恶懒为首。（梁启超：《最苦与最乐》。国中国文第六册。）
在寻找这些例证的时候，杨先生又在很多论文里面，发现自问自答的情形。“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多乎哉？不多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我们生在哪一个时代？我们生在现代。现代的人，还相信香灰可以治病吗？我们的答复是：不相信。”“我们为什么肯吃苦？我们为什么不灰心？无非是为了追求那个光明的远景。”这种自问自答的写法，富有对话的趣味，好像作者把读者请来当面交谈一样。当然，这种自问自答的办法，杨先生也反对多用。在一篇论说文里面，只要有两三处也就够了。
杨先生相信他又找到了写论文的一个方法。杨先生想起来，当初他说论说文的句子是一些“是非法”的句子，曾有学生提出疑问，认为论说文里面有很多句子并不合乎是非法。现在，他可以综合回答，那是因为下面几个原因：
1.写论说文的人，要找一些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是非”，在叙述证据的时候，其中有些句子不需要是非法。
2.写论说文的人，有时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启发读者，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暂时抛开是非法。
3.写论说文的人，有时需要用一段描写来打动读者，描写时用不着是非法。
4.写论说文的人，有时用诗人的口来说话，诗句不用是非法。
5.写论说文的人，有时用反问的口吻说话，反问的句子不合是非法。
如果没有这五种办法，论说文未免枯瘦干燥，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用，有了这五种办法，骨骼已隐藏在血肉发肤之内，而发肤之外又经过适当的化妆。
说到反问的句法，绝不高深隐秘，学生们早已在使用了。吴强就写过“他们也都有短处，干吗要那么骄傲呢？”古仁风就写过：“如果不体罚学生，要藤条做什么？”龚玫就写过：“假使你走在路上，看见地上有一卷钞票，它明明是别人遗失的东西，你打算怎么办？掉头不顾而去吗？把它拿回自己家中吗？想办法使丢钱的人再找到它吗？”反问，用反问的语气表示肯定的态度，原是人类语言中已有的技能。学生以前把这种能力用在论说文中，是不自觉的，如果加以点破，就可以由无意识的使用，变成有意识的运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