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王氏自丙沂公传至十三世思字辈，有思兆先生，就是我的曾祖父。兆公再传，和字辈，是我的祖父翔和先生。祖父有五子五女，我父亲行二，讳毓瑶，是毓字辈。

当年，人事资料要记载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姓名，每个人都要记自己的“三代”，否则就是大笑话，倘若求职，写不出“三代”的人一定落选。

那时，有一个人出外求职，忘了曾祖父的名字，情势断不容许回家查问，就临时替曾祖父取名“曾杰”，意思是，我的曾祖父是位人杰。管人事的跟他有点交往，好心提醒他：“名字哪有用破音字的？”他急忙在“曾”字旁边添了个土字旁，成为“增杰”。

他得到这个职位。后来他查出曾祖父的本名，他请管人事的喝酒，要求悄悄地把记录更正过来。管人事的想起破音字加土字旁的往事，笑而言曰：“他老人家已经入土为安啦，你也别再轻举妄动啦！”

这“入土为安”和“轻举妄动”两个成语，成了嘲笑他的典故，被他的好朋友沿用了很多年。

我们小时候受过几项严格的训练，其中一项就是牢牢记住谁是你的三代尊长。

我的伯父毓琪先生，和我的父亲是一母所生，老弟兄俩的名讳隐含“琪花瑶草”之意。

可是这两位老人家并未生长在仙境，他们要面对尘世间的一切磨炼。

后来祖母去世了，由继祖母持家。继祖母生育了四叔毓珩先生，五叔毓珍先生，七叔毓莹先生。

我记得，伯父是个胖子，走路时呼吸有风箱声，性情随和，像一个商人。四叔比伯父稍稍清秀些，平时沉默寡言，但是有自己的原则。五叔那时是一热血青年，眉宇间有英气，关心国事，批评社会。七叔瘦小灵活，和他的四位哥哥不同。

传统的大家庭内部照例有许多矛盾，我家不幸未能例外。传统的大家庭也都注重观瞻，不断修饰自己的形象，我家也力求纳入此一规范。

小时候，我主要的玩伴是一只狸猫。猫爱清洁，但是自己无法洗澡，唯一可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舌头。它拿舌头当刷子，把身上的每一根毛舐干净。多亏它有个柔软的身体，能运用各种姿势、从各个角度清理身体的许多部位。

看它那样辛苦，那样勤奋，使我十分痛惜。不错，它的外表是干净了，可是所有的污秽都吞进肚里。

看到猫，常常使我想起家庭，传统的大家庭。

猫有能力把肚子里的污秽排泄出去，大家庭也有吗？

猫，如果身上太脏，它就自暴自弃，任其自然，大家庭也会吗？

余生也晚，从未见过祖父。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个卓越的商人。具有当时一般商人没有的世界观。他开设了一家酒厂、两家酒店，字号是“德源涌”和“德昌”，除了批发以外，在临沂和峄县县城都有门市部。历来谈兰陵美酒的文章，点名举例，必有“德源涌”的名字，它是兰陵开业最早规模最大的酒厂，北京设有分销单位。

一九一五年，祖父带着自家酿造的兰陵酒，以兰陵美酒公司的名义，参加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得到金质奖章和银质奖章，出国参展之前，一九一四年，兰陵酒先在山东省第一届物品展览会上夺得第一名。这段史实，由王玉久先生从当年出版的《申报》和“中国参加太平洋博览会纪实”一书中发掘出来，至今犹是中国对外贸易反复引述的资料。我纳闷的是，在玉久先生的文章里，我祖父的名字是王祥和。但是，我从小受教育，熟读勤写祖上三代的名讳，祖父的名字分明是王翔和。

他老人家要伯父管理产销，伯父正是一个经理型的人物。他要四叔管家，四叔为人小心谨慎，又深得继祖母信任。他老人家的这些举措，堪称知人善任。

可是，他老人家送我父亲到济南去读法政专门学校，却是一步失着。在那年代，“法政”的意思是政治经济，法政专门学校培养的是官场人物。我父亲不能做官，尤其不能在军阀混战天下未定的时候做官。

等到我能够认识这个世界，祖父早已去世，生意早已结束，酒厂空余平地上一棵梧桐，酒店的门面租给人家卖酒。伯父和我父亲也早已奉继祖母之命分出去独立生活，酒厂的空地的一半，酒店的门面，以及相连的一所四合院，由我们这个小家庭居住使用。

我八九岁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搜索”了我父亲的书房。据说，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做过类似的事。我找到父亲的同学录，一部善本的《荀子》，一部石印的金批《水浒》，一枚图章。母亲告诉我，图章上刻了四个字：“德源长涌”。每个字的笔画都长长地向下垂着，有瀑布的趣味。这一方印章，也许是祖父一生事业的仅存的遗迹吧。

也许，这偌大的祖宅，才是祖父的事业的遗迹。

这所住宅，由大街口向南至小街口，由小街口向西至槐树底，成为一个方块。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平方公尺。这种住宅的结构，是用一个一个四合院连接而成。一个四合院称为一“进”。估计它大约共有十进，外加一片厂房。

我在紧靠大街的青灰色瓦房中出生、长大。房顶很高，没有天花板，我躺在床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屋顶和屋脊的内部结构，那是一种匀称的精巧的悬在空中的手工，用三角形的木梁支撑着。自从有了空气调节以后，很难再看见这么高的屋顶了。

老式的建筑方法不用水泥，用三合土。三合土是把细沙、石灰混入土内调制而成。那时，兰陵的房子几乎都是用三合土砌砖为墙，这种砖墙内外两层单砖，中间再用三合土填满，每隔五尺处加铺一条青石板，再在石板上继续加高。

那年代，小偷这一行里面有人专在土墙上挖洞出入事主之家，叫“挖窟子”，文言的说法是“穿窬”。我记得当年轰动兰陵的一大新闻，有人夜半听见不寻常的声音，知道“挖窟子”的来了，就抄起菜刀，蹲在墙边等候，等小偷从洞里伸手进来，狠狠一刀砍下去。这件事发生在天寒欲雪的冬夜，更使人觉得十分凄惨。

大户人家用“夹心砖墙”盖屋，用意在防盗，冬天也防寒保暖。同样的理由，我出生的房间只向天井开窗，临街的一面乃是单调的严峻的“高垒”。室内的光线很弱，据说最暗处与祖宗在天之灵相通。

据说，所有的婴儿都应该在这一角黑影里呱呱坠地。

四合院四面是房，依方位称为东屋、西屋、南屋。北面的一排房子有个特别的名称，叫堂屋。堂屋是这一组房子的主房。

堂屋的中间是客厅，两旁是卧室，称为“一明两暗”。客厅正中有门，门左右有窗，门窗正对天井，光线确实是明亮。

这种房子选材施工都很考究，兴家立业的人为后世费尽苦心。鸠工建造之初不但要请专家选日期、定方位，还要请全体工人吃酒席，并且特别送工头一个大红包。否则，据说，工人有许多“坏招儿”，使你败家。

据说，有人发了财盖房子，房子盖好之后家运开始衰落。这家主人心知有异，重金礼聘一位专家前来察看。

专家劝他拆房子。

一排新盖的堂屋拆掉了，墙根的基石也挖起来，专家从下面找到一个黑盒子，盒子里放着三粒骰子。

骰子的点数是幺二三。

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掷出幺二三的人准是输家，建筑工人把这样一个邪祟之物埋伏在墙壁下面，诅咒这个新兴的家庭。

那专家伸出两根手指，轻轻地、慢慢地把骰子翻转过来，幺二三不见了，露出来四五六。

四五六是王牌，庄家如果掷出四五六来，立刻通吃。

黑盒子仍然放回去，房子再盖起来。从此，门迎喜气，户纳春风，三代康宁，六亲和睦，百事顺遂。

这故事，也许是建筑工人编造出来、用以提高专业地位的吧？盖房子的人宁可信其有。任何一种神话，一种谎言，只要可能对子孙有利，他们一概接受。

也许，建筑工人在我出生的这座房屋下面埋藏了“幺二三”吧，我家的境况一年不如一年。

我记得，我家后院，梧桐树附近，曾经有一个敞棚，棚下有长方形的石槽，槽上拴着两头骡子。小时候，大人一再告诫我不可接近骡子，使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骡子最大的功用是驾车。想来那时我家有车，那种木制的铁轮大车，用薄薄的棉褥和油布围成车厢。车厢形如轿子，称为轿车。这种车早已淘汰了，名字却留下来，归新式汽车使用。

既有车，想必也有驾车的人吧。我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人，也不记得我家有过这样的车。我只记得确实有骡子，傲慢倔犟的骡子。

然后，我仿佛记得，骡子不见了，石槽旁边拴着两头黄牛。

为什么是牛？我家号称耕读传家，却不直接种田。回想起来答案可能是，那时候，常有佃农感到劳力不足，要求东家养牛供耕种使用。

记得冬天，我常在寒夜中被父亲叫起，他提着草料，我掌着马灯，冒着雨丝雪片，一同走到后院。父亲在昏黄的灯光下，把草料倒进槽内，拿起一根顶端分叉的木棒搅拌。夜很静，草料在搅拌中互相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颇似我后来在爵士乐中听到的沙锤。

想必也是应佃户之请，牛棚旁边有了堆肥。人畜的粪便不能直接用于施肥，必须混入稻草、炉灰、树叶、泥土，经过发酵。把堆肥放在我家后院，是防止有人偷窃。

我记得，老牛怎样用它的舌、把刚刚生下来的小牛收拾干净。我记得，小牛本来俯在地上，四肢无力，忽然一阵风吹过，小牛拉长了脖子，头往前一伸，就站了起来。

我还记得，那天，母牛除去缰绳，离开石槽，在后院里陪伴小牛，算是它的产假。

后来，不知怎么，牛已不见了，只剩下一头驴子。

家乡的主食叫“煎饼”，乡音近似“肩明”。煎饼是用石磨把小麦黄豆磨成稠糊，再放在铁鏊子上烙成，所以推磨是人生大事。我家没有劳力，必须用驴拉磨，这驴子遂成为我家一颗明星。

我记得那是一头公驴，俗称“叫驴”，仰天长啸是公驴的特长。那驴毛色光洁，身躯高大，颇有桀骜不驯之气，普通妇人童子来牵曳它，它往往置之不理。

驴子喜欢在地上打滚，俗语说驴打滚儿天要下雨，多半灵验，也许是空气里的湿度使它发痒，它没有搔抓的能力，只好躺在地上摩擦。可是，那突然而来的震耳欲聋的呐喊又代表什么？抗议吗？求偶吗？或者如幽默家所说，“驴子喜自闻其鸣声”，自我欣赏吗？

在我的记忆中，我家驴子的鸣声很惊人，音量极大，音质粗劣，而且抑扬转折连绵不歇，一口气很长，有时它突然在你身旁发声，使你魂飞魄散，耳鼓麻木。

乡人常说，世间有三样声音最难听：锉锯刮锅黑驴叫。我家的驴正是黑驴。口技专家似乎还没有人能模仿黑驴的叫声，那是独一无二的特别警报，黔驴大叫一声吓退了老虎。

大概是我家渐渐容不下这种自命不凡的驴，就换了一头牝的，乡人称牝驴为“草驴”。草驴沉默、柔顺，比较配合我家的环境。

抗战发生，兰陵一度是两军攻守之地，我们全家逃难，驴子跟着我们颠沛流离，忍辱负重。

最后，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家已没有驴子。

我常常回忆、简直可以说是纪念我家最后一个使女。

我不知道她在我家工作了多久，也不知道她的年纪，只记得她个子矮，丰满，比我的姐姐胖得多，——那时还有姐姐在世——天足，脸上红是红，白是白，前额梳着刘海，后头扎着大辫子。

那时，衡量中产之家的境况，要看他有没有“天棚石榴树，肥狗胖丫头”。肥狗与胖丫头并举，显然出于极落伍的思想，屡受革命家和妇女运动家的呵斥。但在那时，这句话是存在的。在那时，这四者我家都有，——曾经都有。

我和这位使女的关系并不融洽，她有一个任务是照管我，我总是不跟她合作。例如，她催我吃饭，或者想给我加一件衣服，或者从街上叫我回家，总是惹得她不愉快。

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中，她帮助我的母亲料理家务，由我还在吃奶到我断奶。为了断奶，母亲在奶头上涂了黄连水。我初尝苦果时，她还站在旁边，一脸笑容。

由我穿开裆裤到穿合裆裤。换装之后，一时不能适应，常常尿湿裤子，由她帮我把湿裤子换下来。

由我可以随地小便，到我必须在后院的粪堆上撒尿。

由我可以跟女孩子一同游戏，到我跟她们划清界限。

由我必须请她替我摘石榴，到我自己可以摘到石榴。

有一天，我看见她坐在客厅的地上哭泣，母亲找出几件首饰给她，她一再把母亲的手推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中年妇女，乡下大婶的模样，想把她拉起来，可是不容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大婶是有备而来。她出去了几分钟再回来，就有两个壮男跟进，两个男子抓住那使女的两臂，把她硬拖出去，脚不沾地。

她号啕大哭。可是，出了大门，她就停止了挣扎，一切认命。

后来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家里替她安排了她极不满意的婚姻。

我们那唯一的、最后的使女走后，母亲的工作陡然繁重，她自己烙煎饼。

烙煎饼用的“鏊子”，是一块圆形的铁板，怕有砖头那么厚，直径嘛，我想起饭馆里的小圆桌，也就是供五六个人围坐的那种桌面。

鏊子的中央微微隆起，略似龟背。下面有三条短腿，撑住地面。烙煎饼的人席地而坐，把柴草徐徐推进鏊子底下燃烧，使这块铁板产生高温。烙煎饼的人左手舀一勺粮食磨成的糊，放在铁板中央，右手拿一根薄薄的木片，把“糊”摊开，布满，看准火候迅速揭起。

煎饼就是这样一张又一张的东西。

刚刚从鏊子上揭下来的煎饼，其薄如纸，其脆如酥，香甜满口，可说是一道美味，蒲松龄为此作了一篇“煎饼赋”。

如果在煎饼将熟未熟之际打上一个鸡蛋，蛋里拌入切碎的葱花辣椒，那就应了山东人的一句话：“辣椒煎鸡蛋，辣死不投降。”

还有简便的办法：在煎饼里卷一根大葱。山东大葱晶莹如玉，爽脆如梨，章回小说形容女孩子“出落得像水葱儿似的”，这棵葱必须是山东大葱！

有个笑话，挖苦山东人的，说是两个山东人在吵架，你不必劝，你只要在地上丢几棵葱，他们就不吵了，为什么？他们抢大葱去了！

烙煎饼是在高温中工作，满身大汗，满脸通红，头发贴在脸上、脖子上如斧劈皴，汗水滴在鏊子上吱吱啦啦响。乡人说，天下有四热：铁匠炉、鏊子窝、耪豆垄子拉秫棵。其中鏊子窝就是烙煎饼的地方。

年年夏天有人在鏊子窝昏倒。

可怜复可恨，每逢母亲烙煎饼的时候，也就是我兴高采烈的时候，我能吃到我最爱吃的东西。

吃饱了，我就吹我用葱叶做成的哨子。

我家曾遭土匪洗劫，不但财物一空，还筹措了一笔钱赎肉票。那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全不记得。

有一年大旱，我记得全家不能洗脸，饮水从多少里外的河里运来。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大家以收尸的心情去收拾残余。阳光实在毒辣，每一个人的动作都急急忙忙像逃难。

求雨的场面惊人，几百壮男赤身露体在锣鼓声中跳商羊舞，受烈日烧烤，前胸红肿，后背的皮肤干裂，嘴唇变形，喝水张不开口。

然后是蝗灾。头顶上蝗阵成幕，日影暗淡，好像遇蚀的日子。不久，蝗虫把天空交还给我们，却沿着屋顶的瓦沟水一般流泻而下，占领了院子，还有街道，还有田野。

蝗虫是害虫，炒蝗虫却令人馋涎欲滴。平时想炒一盘蝗虫，要到野外去奔波半日，手足并用，劳形伤神。现在只要朝院子里抓一把。每一只蝗虫都很肥，而且雌虫正待产卵，是厨师眼中的上品。

几盘炒蝗虫的代价极大，田里的庄稼被它吃光了。

还有一次火灾。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四合院的南屋突然起火。那是学屋，父亲请了老师在屋中设塾，教我读书。

主要的学生是我，二姐。照惯例，亲邻的孩子可以加入，免费。学生一度增加到六七人。

开学仪式却只通知我一个人出席。我记得很清楚，早晨，客厅里的光线还黯淡。迎门正中墙壁上贴一张红纸条子，端端正正写着“至圣先师之神位”。老师站在左边，我父亲站在右边，兼任司仪。我对着神位磕了头。本来还该给老师磕头，老师坚辞，说是已经拜过师了。

然后到南屋上课。这位老师的名字我忘了，只记得留着八字胡，不凶。

好像没多久，南屋就起了火。四邻八舍都来救火，可是最近的水源是五百公尺外的护城河，救火的人沿街排列，用水桶挑水提水接力传送，快步如飞。

那天我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杯水车薪”。工夫不大，南屋烧光了，火势自然停止。大家都说幸亏当天没有风。

灾后第一件事是在院子里摆了好几桌席，请参加救火的人来一醉，幸好没有人“焦头烂额”。南屋没能再盖起来，索性四面墙拆掉三面，改成院墙。

我改到别家的学屋里去念“人之初”。

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大姐二姐相继去世。

兰陵这个小地方，偶然有陌生人闯进来，定要引起观众议论。即使来了个从未见过的乞丐，也是新闻。

这天，大家看见两个穿中山装的人。没人认识他们，他们倒是不客气，拿大刷子蘸石灰水，在我家对门围墙上刷字。写的是：反对共产共妻。艺术体，有棱有角，整整齐齐。

我家临街的门面租给人家开酒店了，那地方闲人多，口舌不少。口舌出口才，口才也生口舌。

有个人，议论风生出了名，他年纪大，辈分长，论人论事有特殊角度，语惊四座，是吾乡吾族滑稽列传中人物。但保守派人物认为他口德不修，称之为“坏爷”。小酒馆里他常来，不为喝酒，为了找听众。

“坏爷，这共产，我们听说过了，可是共妻是怎么一回事？”

坏爷一向问一答十。“这共产党，想尽了办法跟有钱的人作对。你不是有钱吗，把你关在黑屋子里，饿上三天，给你一根打狗棒，自己讨饭去。”

“可是共妻？”

坏爷一眼看见我。“小孩子不能听，回家去！”

不听怎么可能，我躲到店外去偷听。

只听见坏爷滔滔不绝。“共产共妻，妻子儿女都是产，他要共，你敢怎么样？”

“天下哪有这种事！我偏不信！”说这话的人是胡三。

“不信？你自己到江西去看看！”

“没王法了？”

“他们有他们的王法。”

“那倒好，”胡三话锋一转，“反正我胡三没老婆。”

男掌柜的说：“胡三，你喝醉了。”

胡三的确喝了不少。“共妻就共妻，你决你的定，我通你的过！”

“胡三，你给我赶快回家，今天不要你的酒钱。”男掌柜的下了逐客令。

良久。没料到下面还有精彩可听的。

“这些穿中山装的人真糊涂，什么不好写？何必写共妻？”

“胡三今夜一定睡不着。”

“何止一个胡三？你有黄脸婆，难道不想趁机会换一个？”

就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环境，我的弟弟和妹妹次第出生。

我对妹妹最早的记忆是，替她摘石榴。

我家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还有一棵也是石榴。——我写在作文簿里的句子。老师眉批：很好，可惜并非自出心裁。

两棵石榴，并排长在堂屋门侧窗下。不知何故，树姿像丛生的灌木，开花的时候，红蓬蓬两团落霞。总是树顶的石榴先熟，一熟了就裂开，展示那一掬晶莹的红宝石，光芒四射。那高度，我也得站在板凳上才够得着。可是我的上身向前突出太多，板凳歪倒，我扑在树上，四肢悬空，一时魂飞天外，连喊叫都没了声音。

幸亏那是一丛“灌木”，它撑住我的身体，我抱住零乱的树枝，下身悬在空中。就这样，我像抱住木板的溺者那样煎熬着，直到有人来救援。而妹妹安静地等待，并不知道发生了变故。

峄县石榴天下驰名。兰陵距峄县县城五十华里，一度属峄县管辖，兰陵石榴就是峄县石榴。我家这两棵属于红皮石榴，结成的石榴大如饭碗，粒子肥大，甜美多汁，亲友邻舍哪个不想尝鲜？每年这石榴的分配，是母亲的一大难题。

仿佛记得，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简直不能出门。

我问肚子怎么了，她说，生病。

我绝未料到那“症状”和弟弟有关。我对弟弟最早的记忆是，有一天，我忽然奉命到别人家中去玩一天。我去了，到底是谁家，已经忘记，只记得也是四合院，客厅里空无一人。在这个家庭里吃了午饭，又吃了晚饭，闲得无聊，可是他们不让我走出客厅一步。

晚上，有人来接我回家，在天井里听见内室有婴儿的哭声。

“谁哭？”我问。

“你的兄弟。”

“我哪来的兄弟？”

那人向上指了一指。“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仰面看天，又惊又疑。从那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怎么得了！那么高，又怎么上去的呢？

我家最后一个小高潮，是有一位县长登门造访。

我不清楚他到底是临沂的县长，还是峄县的县长。他是济南法政专门学堂毕业的，上任以后，想起这里有他一位老同学。

那年代，家乡还没讲究“童权”，贵宾临门，孩子一律赶上大街。那县长也没问：“你的孩子呢，叫过来我看看！”所以我对他的印象模糊。

有时我会这么想：他失去了一个机会，这机会可以使一个相当敏感的孩子记得他的声色笑貌，进而注意他的嘉言懿行，在五十几年以后为他“树碑立传”。

那天父亲请厨子来做菜，宴开三桌，一桌摆在客厅里，招待县长，两桌摆在天井里，招待县长的随从。

满天井太太小孩“偷看”县长，我也混在里面。只听见有人低声惊叹：“县长吃馒头是揭了皮儿的！”

县长拿起馒头揭皮的时候，同席的人也连忙效法追随，每人面前隆起一个白色的小丘。

县长是戴着黑手套进来的，饭后，又马上把手套戴好。回想起来准是意大利上等皮货，又软又薄，紧紧贴在皮肤上，与手合而为一。院子里，迟到的观众低声问早来一步的：“他又不做粗活，为什么手这样黑？”

以后个把月，我出门玩耍，走到大街口，准有人买包子给我吃。大街口就有卖包子的固定摊位。

那时候，父老有个习惯，到大街口去，找个阴凉蹲着，看人来人往，互相交换新闻。

那时候，孩子们受到严格的教导，在外面接受了人家的吃食或玩具，马上回家报告父母。

父亲不许我到大街口玩耍。

个把月后，没人再请我吃包子了，因为，有许多人来央求父亲到县长那里说情，父亲一概拒绝。

现在由黑色的手套说到黑色的燕子。

我家的客厅，地上铺着方砖，方砖上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八仙桌和后墙之间，是又窄又长的“条几”。八仙桌上摆茶壶茶杯，条几上摆文房四宝，花瓶，以及把成轴的字画插在里面存放的瓷筒子。

瓷器至少是道光年间的制品，桌椅准是紫檀木做的。柴檀很黑，微微泛着紫色，威严深沉，能配合大家庭的环境气氛。柴檀的颜色天然生成，从木材内部渗出来，这正是玉石之所谓“润”，中国士大夫最喜欢这种自内而外的色泽，认为它象征有内在修养的君子。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由条几垂直向上，紧贴着屋顶的内部，有一个燕巢。燕子利用屋顶的斜度，把春泥塑在纵横的椽间，春来秋去，在里面传宗接代。

总有需要关门加锁的时候。所以，客厅的门框上面，门楣下面，预留一条五寸宽的空缝，供燕子出入，称为“燕路”。每年春天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理燕路，把防风避寒的材料取出来，不敢慢待来寻旧垒的远客。人人相信燕子有某种灵性，专找交好运有福气的人家托身，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说燕子舍弃了衰败，寻求新的机运。因此，倘若谁家的燕子一去不回，可要引人费尽议论猜测了。

那时，家家都是这个样子。

我家的燕子一直和我们同甘共苦。可是有一天，突然啪嗒一声，燕巢掉下来一半，碎屑四溅，刚刚孵出来的雏，还未能完全离开蛋壳，光着身子张着嫩红的大嘴，在八仙桌上哭起来。它们的父母满屋乱飞，像没头的蝙蝠。

母亲立刻给雏燕布置了一个临时的窝，放在条几上。老燕多次冒险低飞，在雏燕面前盘旋，不论它们的孩子怎样挣扎号叫，它们始终没敢在条几上停下来。

父亲找人把燕巢补好，把雏燕送回巢内，可是它们的父母再没有回来。巢，一旦有了人的指纹，燕子立刻弃之不顾。

第二年，我们也有了覆巢之痛。 H8h/f0GzVgNl0JpIk6jW/KLtQpFdm+B3kvJELKVj1Y8kIlgAduLRA1uPLoyCbX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