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五位姑姑。当我离家时,五姑还在家中,前面四位姑娘都已出嫁。
我对二姑三姑四姑没有任何印象。我不记得她们到我家来过,我也从未到她们家去过。她们也从未给我一块糖果或一个铜元。我根本不记得她们的长相,料想她们也不记得我。
只有大姑,留给我许多许多回忆。我们落荒逃难,在她家住过。
在我的老家兰陵之西,大约二十五华里,有一个村子叫楚头林——或作褚头林,或作锄头林,我不知道官方文书是怎么写法。大姑嫁给那里的赵家。
一九三八年,也就是民国二十七年四月,我们回乡察看了劫后的残破,就在大姑家暂住。那时兰陵的秩序尚未恢复,日军在兰陵之北的卞庄安了据点,逐步向南发展,控制由潍县到台儿庄的公路。
当时楚头林的情势是“三管三不管”。三不管,是说日本人不管、共产党不管、国民党也不管;三管,是说共产党来了共产党管,国民党来了国民党管,日本人来了日本人管。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都没来过。这个地方仍然有人管,由赵家的二伯,也就是大姑丈的哥哥管。赵家是那里的首富,赵家的住宅是全村的精华,这位二表伯又是赵家“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二表伯的长相和他弟弟——我的姑父——不同,姑父胖、脸圆、皮肤白净,说起话来客客气气。二表伯黑脸膛,眼睛经常放射着戒备的光,看春花秋月阴晴雨雪都是一副不屑的神气。从那时起,我就发觉黑脸的人比较刚强。
二表伯常常独自坐在客厅里,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以凌厉的目光望着天井,忽然咳嗽一声,声音非常响亮,屋瓦屋椽跟着嗡嗡地响,这有个名堂,叫“客屋音”。他在咳嗽的时候,早把一口痰含在口中,用舌头玩弄一番,选定适当的时机,朝天井中吐出去,声音十分雄壮。回想起来,那距离怕有四五公尺,全部的痰和唾液化为一道白光,没有一星一点落在客厅里。
他是一个标准的乡村领袖,具有一切必备的修养,包括长射程地吐痰。像他这样一个人物,客厅里并不经常准备痰盂,如果椅子旁边摆着痰盂,人家会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气血衰败,家道恐怕要随之中落。
二表伯独坐时,你老远就可以听见他的声音。这时谁也不愿意穿过天井,只有我不懂得,冒冒失失闯进客厅。他指一指八仙桌另一边、也就是左首的太师椅说:“坐!”我不得不坐。他吩咐听差的:“给客倒茶!”原来我是客。茶来了,赶快喝,喝了赶快走,不喝怕他生气,喝了不走也怕他生气。
除了二表伯以外,另一个活跃的人物,是二伯的独子,我叫他表哥。回想起来,表哥那时不会超过二十岁,他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
我几乎没有见过表嫂,但是熟悉她的哭声。表哥表嫂的卧室和我们借住的屋子相连。半夜里,他们的孩子哭,拍也不行,摇也不行,奶头塞嘴也不行。以表哥的年纪,他正需要酣眠,实在受不了这样的骚扰,于是他捶床大骂。
孩子哭得更厉害,他就打。巴掌响过以后,小母亲和孩子一起哭,表哥命令她们滚出去。既而一想,她们无处可去,就改口说:“你们都死了吧!”
孩子一哭,我母亲就醒了。等到表嫂哭泣,母亲披衣而起,她也知道不能做什么,就坐在床上看自己的女儿。妹妹和弟弟睡得很熟,什么也不知道。
有时,母亲以极低的声音说:“太早了!都太早了!都还是孩子!”虽然是气音,夜里听得很清楚:“为什么不去上学呢?现在要是他们都在学校里受教育,那有多好呢!”也许是自言自语,也许是说给我听:“结婚太早了,太早了!一生都葬送了!”
表哥在白天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那种令人沮丧的感觉,他是活泼而精力充沛的少爷。他的父亲轻易不出大门,他完全相反,整天村里村外走走看看,不知他要做什么,他的样子既像游荡又像巡逻。只要他说:“来,跟着我!”我就跟在他后面走,他有些行动能吸引我。
有一次,一只狗远远跟着我们。他站定了,对我说:“家里正在蒸包子,你去拿几个来。”包子拿来,他才解释:“我想起一句话:肉包子打狗。”他对准那狗投过去一个包子。狗似乎知道那不是石头,并不躲开,反倒跳起来迎接。狗也有预感吗,怎么刹那间来了五六只,又争又抢,摆出自相残杀的决心。表哥把所有的包子都投过去也没能使它们缓和下来,你死我活的真吓人。
表哥以新实验推翻旧定理的那种得意对我说:“看见了没有?肉包子打狗,狗咬狗。”
又一次,他说“跟着我”。一块儿来到池塘旁边,青蛙正鼓噪得厉害。我想起我读过的一篇文章,那作者告诉我,帝俄时代的贵族到庄园消夏,因蛙鼓喧闹不能安眠,命令佃户连夜守在池塘周围驱逐青蛙。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表哥,他说:“俄国人真笨,为什么不朝水里撒麦糠?”他向附近农户要了半筐麦糠,抓几把撒在池水里,青蛙咕噜几声,果然从此就沉默了。
表哥说,青蛙如果喊叫,麦糠就会刺它的喉咙。
我想这办法很有趣,只是不忍心教这么多青蛙喉咙痛。
那时,他的确是个孩子,一个有妻有子的孩子。
我已经失学很久很久了。
那年代,在家乡,官立的小学逐步淘汰了私人的学塾。战争发生了,小学停办了,私塾又东一个西一个成立起来。“塾”是大门里面两侧的房屋,俗称“耳房”,犹如人之两耳,是四合房建筑最不重要的部分,学而称“塾”,自有“小规模”、“非正式”的意思。
私塾授课,教的是《老残游记》所谓“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外加写毛笔字,高年级学长则攻读四书五经和唐诗。那时家乡父老对洋学堂里的“大狗叫、小猫跳”素不满意,认为能教孩子“补习”一些旧学也是补偏救弊。
楚头林正有这么一家私塾,又称学屋或家馆,有一位赵老先生在村中设馆授徒,是赵家的长辈。
父亲把我送进学屋,走了,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听人家说,他去打游击。
私塾老师都是不苟言笑的人,不过赵老先生对我很和善,一则我是“客”,再则我的作文比别人好一些。学屋里大约有二十个学生,由念“人之初”到念“关关雎鸠”的都有。我念《孟子》,算是中年级,若是编排之乎者也,我立刻显得很杰出。
念“人之初”的几个学弟常常挨打,他们总是背不出课文来。他们爱自己编的课文,“人之初,盖小屋,盖不上,急得哭。”“人之初,出门站,新兴近,向城远。”新兴、向城都是附近的地名。那时我就想,也许课文应该照“盖小屋”那么编。“人之初,性本善”,我未入小学之前就读过,不懂是什么意思,现在小学毕业了,依然不懂。
念《论语》的同学,每天背诵都能过关,那是因为老师没仔细听。如果老师知道他把“何莫由斯道也”念成“癞蛤蟆咬了四大爷”,一定勃然大怒。
说来功课不重,我们读四书,一天只读两百字,上午受课(当地叫领书),下午背给老师听,等于考试。一天除了写大字小楷,中午回家吃饭,整天念那两百字,一齐大声念,拖着长腔念,老远听得见,这就是“琅琅书声”。
按照正常的进度,老师对读《论语》的学生讲解课文内容,谓之开讲,学生上午听讲,下午讲一遍给老师审听,谓之回讲,如果回讲时讲不出来,老师重新讲解一次,第二天再回讲。倘若回讲一再失败,老师就对这个学生停讲,这个学生仍然天天领书,有板有眼地念那些有音无义的句子,乡人称之为“念书歌子”。
为了使“书歌子”容易背诵,学生常常自己在乱声诵读中“发明”它的意义。所以,书上写的是“何莫由斯道也”,他心中想的是“癞蛤蟆咬了四大爷”。书上写的是“皇驳其马”,他心中想的是“王八骑马”。
学生挨打多半是为了背书。背诵时,学生离开座位,站在老师的教桌旁边,转过身去,面向同学,这时全体学生一齐高声朗读,以为掩护,说也奇怪,这种伎俩从未被老师制止过。
从赵老师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出恭入敬”的牌子。这是一面木牌,约有巴掌大小,一面写着“出恭”,一面写着“入敬”。牌子放在老师的教桌上,“入敬”的一面向上,如果有人要上厕所,他得先向老师报告,得到许可以后把牌子翻过来,露出“出恭”,事毕回屋,再把牌子翻回“入敬”。这是防止学生借尿遁屎遁逃课的一个办法,以致“出恭”变成了“大便”的代号。
我还从赵老师这里知道“戒尺”本名“戒耻”,意思是说,你如果被这个板子打了,那是你的羞耻,希望你知耻。又好像说,这个板子可以改正你的某些可耻的行为。“戒耻”的意义比较丰富,我很喜欢。
老师为我开了一门特别的课程。兰陵是个小地方,古代显赫过,后世文人留下一些诗篇,老师下工夫搜集了,他教我念这些诗。
首先是李白的《客中行》: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客中行》入选《千家诗》,而《千家诗》是清代的儿童教科书,所以此诗几乎是无人不知。其实它不过是太白一时即兴之作,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
刘长卿到过兰陵附近的芙蓉山,有一首《逢雪宿芙蓉山》: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这种诗中的小品,读来也是不过瘾的。
清代的邵士途经兰陵,写过一首七律:
兰陵古道一天晴,
山色青青马首迎。
美酒临觞怀李白,
雄文佩笔访荀卿。
村村鸡犬同豳国,
户户弦歌近武城。
停辔观风民物好,
与农闲话劝春耕。
只有开头两句好,也只有前两句我一直记得。后来费了许多工夫查出全文,才知道我为什么老早就把它忘记了:粉饰太平,平直无趣。感谢上帝!我们不喜欢的事物,我们总是先予忘记。
明代的张和有一首《兰陵秋夕》:
碧树鸣秋叶,芳塘敛夕波。
漏长稀箭刻,楼迥逼星河。
候雁迎霜早,啼螀傍日多。
……
不抄下去了,诗中景象合乎黄河下游任何地方的秋夕,跟兰陵没有特别关系。有一段日子我很喜欢堆砌对仗,所以这些句子至今还能上口。
傅尔德的一首《兰陵晚眺》,有点意思:
鲁中云物自荒荒,
欲抚平原道路长。
朔气能连野火白,
童山不待夕阳黄。
地分南楚怀丰沛,
水灌西泇避吕梁。
历落异乡难日暮,
秋风崩岸散牛羊。
想来想去还是李太白刘长卿写得好,“不知何处是他乡”、“风雪夜归人”何等耐人咀嚼! 大诗人毕竟是大诗人。
老师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有未了之愿,打算游遍天下为小地方写诗,“纵然写得不怎么好,人家还是忘不了你”。
俗语说:“五月田家无绣女。”因为要忙着收麦。
五月田家也没有读书写字的男孩子,学屋在“麦口”放假。“麦口”是收麦的季节。“麦口”的“口”,跟张家口、古北口的“口”相似,说麦收是一大关口。如果麦子收成好,这一年吃的用的都有了,秋收就是“余沥”了。麦收的紧张忙迫,也简直就是闯关呢。
阴历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有名称,五月初的“芒种”,是割麦的时候,也是插稻的时候。麦和稻都有芒,“芒”可以概指这两种作物。
麦子成熟了,田野一片金黄,大地如一张刚刚由热鏊子上揭下来的香酥煎饼,使人馋涎欲滴。这时最怕下大雨,一场大雨,麦子倒在地上,泡汤发芽,收不起来了。所以全家老小都要看着天色拼老命,叫做“龙口夺食”。龙是司雨的神灵。
由冬至第二天算起,每九天称为一“九”,“九九再整九,麦子能着口”,那时,我们就有假期可以享受了。
冬至那天,老师在窗户上贴一张新纸,纸上用双钩描出九个字,每一个字九画,合为九九。老师天天用毛笔在双钩笔画的空白处中填入黑色,每天一画,等九个字填好,冬至就完全过去了。这九个双钩字叫做“九九消寒图”。
我们每天注意观察消寒图,心满意足地望着黑色怎样蚕食白色。我们等待轰轰烈烈的麦假。许多同学,认为念那不知所云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不如到农田干活儿有趣。他们的家长也确实太忙,需要孩子做帮手。
那年月,真正的农夫难得理发。据说,当他们埋头在田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在储草的房子里休息的时候,草的种子落在他们头上。然后,这些风打头雨打脸的人,让种子在头发里发了芽。在麦收的季节,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头上长草,不必意外。
每天,我遇见有人从田里回来,我必专心看他的头发。
赵家割麦,我去拾麦。拾麦是跟在割麦的工人后面捡拾遗落的麦穗,《圣经》里有个女子叫路德,她因拾穗而不朽。
每天黎明时分,我跟着赵家的长工短工一同出发,他们是割麦的能手和熟手。
割麦的姿势很辛苦。麦是一垄一垄、也就是一行一行站在田里,割麦的人迎着麦子的行列迈开虎步,前实后虚,弯下腰去。他左手朝着麦秆向前一推,右手用镰刀揽住麦秆向后一拉,握个满把;然后,右手的镰刀向下贴近麦根,刀背触地,刀刃和地面成十五度角,握紧刀柄向后一拉,满把的麦子割了下来。
割麦的秘诀是“把大路子长”。十几个工人一字儿排开,人的姿势比麦子还低,远望不见人身,只见麦田的颜色一尺一寸地改变。
具有专业水准的人割麦,是不会让麦穗掉在地上的。但是,麦子在生长的时候,有些长得密、长得壮,对另一些麦苗连挤带压,使它们不见天日,这少数弱者为了接收阳光,就睡在地上,像藤蔓爬行,终于弯弯曲曲探出头来,结一个奶水不足的穗。这种麦子躲在镰刀的死角之下,侥幸瓦全。拾麦的人跟在工人后面,把这些发育不良的麦子拔起来,合法地持有。田野处处有拾麦的孩子、妇女,也有老太太。一个拾麦的健者,每季可以“收获”一百多斤小麦,许多大闺女小媳妇的私房钱就是这样存起来的。
拾麦的人绝对不能“偷”工人割下来的麦子。虽然她偶然也唱:“拾麦的、三只手,不偷不拿哪里有?”但是她绝对不能偷。“偷”来的麦穗硕大饱满,金裹银浆,人人看得出来。麦穗变成麦粒,有一套公开的程序,一点也不能掩藏。拾麦的人一旦有了“前科”,就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难以走进正在割麦的麦田。
拾麦也很辛苦,到中午,我简直觉得脊梁骨断了。可是看那割麦的人,越割越猛。我连裤子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是看那割麦的人,捧起瓦罐来喝凉水,喉管膨胀,咕咚咕咚响,然后一弯身,汗珠成串,像是瓦罐里的水直接喷洒出来。我跟在后面拾麦,可以看见地上的汗痕,尽管土地是那么干燥。
我想,郑板桥也许没仔细看一看割麦。割麦流的汗比锄草要多。
傍晚收工,我几乎要瘫痪了,这才万分佩服、甚至羡慕那些长工短工,他们巍巍如历劫不磨的金刚,今天如是,明天后天如是,下一季麦收依然如是,我不知何年何月才修炼得他们这副身子骨。
晚上背着拾来的麦回家,满身满脸都是麦芒。母亲把我身上的衣服脱了,用水把麦芒冲掉。麦芒经过汗水浸润,使我身上到处红肿痒痛,好像什么毒虫爬过螫过。母亲说:“弯着腰的工作难做,老天保佑,你,还有你的弟弟妹妹,将来都能直着腰做事。”
我想来想去,麦田里没有谁是直着腰的。
中午地头上那顿饭……
本来主食是煎饼。做煎饼要先把麦子磨成糊,费工费时来不及,改成单饼。烙饼用面粉,面粉可以一袋一袋从市上买回来。
割麦的人埋头赶工,倘若偷闲东张西望,就会被人讥诮。他们从不抬头看看太阳走到哪儿了,可是,倘若他们直起腰来,手搭凉棚,往天上一眯,这时必定日正当中;再顺便扭头往村头上一望,送饭的人挑着担子,正向你步步走来。他们心里有时钟。放心,中午这顿饭从不误时。
烙单饼的鏊子案子都架在院子里,一个人擀,一个人烙,烙饼的人同时使用左右两盘鏊子。如果田里人多,那就两个人擀,两个人烙,同时四盘鏊子。单饼必须趁热送到地头上,冷了咬不动。
单饼很薄,大约有一张十英寸唱片那么大。所以,烙单饼用的鏊子也小。烙好了的饼一张一张叠起来,不计算有多少张,用筷子量有多高。那时家乡的竹筷比城里用的乌木筷象牙筷稍短一些,比日本人用的免洗竹筷(用后即丢)稍长一些。通常,两个割麦的工人需要三根筷子高的单饼。
跟单饼一同送来的还有绿豆稀饭,稀饭是老早就熬好了,抬到地头上来的时候还没有凉,不能凉,凉了,喝下去会发酸;也不能热,热了会烫嘴出汗,拉长午饭的时间。
自然还有菜,通常是凉拌三丝、韭菜炒蛋、辣椒炒小鱼……
烙单饼是细活儿,首先,每一张单饼必须同样大小、同样的圆也同样的薄。擀饼的人全凭经验技术,并没有天平圆规帮助她。饼铺在热鏊子上必定鼓起许多小泡泡,这些泡泡必须都近似手指肚大小,必须分布得很均匀,饼一定不能穿洞,小泡泡也一定不能烧焦。这样,烙出来的饼才熟透,才有香味。
从前,新媳妇进门,三日入厨,问婆婆爱吃什么,婆婆若是厉害,就说想吃单饼。这就是婆婆对媳妇的考试,从她烙出来的单饼,评估她在娘家所受的调教。
割麦的短工,今年受张家雇用,明年受李家雇用,轮流吃各家的单饼,对每家厨房的作业水准都打了分数。如果谁家供应的单饼一边厚、一边薄,或者有鸡蛋大的泡,或者日正当中还送不出饼来,或者……那么割麦的心里有数,准是这大门里头修身齐家有问题!
拾麦的节奏跟着割麦的节奏,的确如火如荼。这一阵子把我累得弯着腰走路。赵家那位大表哥,每天歪戴着草帽游游荡荡的小青年,毫不客气地问我:“怎么啦?肾亏?”
有人对母亲说,我的脊骨比较软,不耐劳苦,这样的身子只合做文人。
在地头上,他们笑我食量小,人家吃饼吃一筷子两筷子那么高,我吃饼只能吃一根小指那么高,胃小肚肠细,这种人也是天生的文人。
文人胃小肠细脊椎软?这样的人好做还是难做?我对自己的未来开始有了想象。
古人批评文人不知稼穑艰难,说他们“不辨黍稷”。黍和稷相似,我能分辨。黍的颗粒大些,颜色高贵些,稷稍黑一些,表皮坚硬些。若是煮熟了,黍比较黏些。
有些字典说黍是小米,据我所知,小米是从“谷子”穗上收下来的,谷子的长相近似狗尾草。黍很神秘,据说天下所有的黍粒都同样圆、同样轻重、同样大小,所以古人定一百粒黍的长度为寸、一百粒黍的重量为铢。它不是小米。
稷,字典上说是高粱,和我所知道的不同。高粱米的形体、颜色、气味、滋味都和黍有极大的分别,除非是白痴,绝不致混淆不清。
大约是由“不辨黍稷”引申而来,小学课本有这么一课:
城里少爷跑下乡,
认不得稗子认不得秧,
错把禾秧当稗子,
错把稗子当禾秧。
稗、秧确实相似,但是我也学会辨认了:稗子猥猥琐琐,一副没有自信心的样子,秧显然有好的教养、好的遗传。
那表哥虽然也是个少爷,稗子和秧倒分得清。
“你到田里去拔三棵稗子回来,看看里头有几棵稗子,几棵庄稼。”他考我。
我照着做了,三棵全是稗子。
“好!不错!聪明!”
我们又回到学屋。
老师有些郁郁不乐的样子,吸着他的长烟袋,望着地,一天没叫我们背书。
第二天,来了个胖子,大概是老师的好朋友,常来串门儿。
有客人来,我们照例大声念书,表示老师教学成功,声音越大客人越高兴。可是他们俩怎么谈话呢?难道“读唇”吗?
一直是胖子在说,老师拉长了脸在听。忽然,老师大声呵斥道:“汉奸!他是汉奸!”
学生立刻鸦雀无声。
“唉!父子到底是父子。”胖子说。
“我没有当汉奸的儿子!我没有这样的儿子!”
再也没有人念书,学生都瞪着眼听,他俩也不介意。
胖子缓缓地说:“他以前冷落了你,是因为没混好。现在,刚刚混得好一点了,想尽孝道。至于这汉奸不汉奸,可就难说了,身在曹营心在汉,到底是汉奸、还是曹奸?日本鬼子打进来,政府百万大军挡不住,教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都上山?老百姓都去大后方?老百姓都在坦克车上一头撞死?你老哥也知道办不到,老百姓还得活在这里,老百姓总得有人照顾。鬼子当然不照顾老百姓,那么老百姓自己照顾自己吧!自己有个人出头跟鬼子打交道,哄着瞒着防着也算计着,鬼子也少造点儿孽。老哥,你说,为什么不行?”
老师依然怒容满面,用长烟袋频频撞地,反复地说:“汉奸就是汉奸!姓赵的出了个汉奸,这是家门不幸,你不要再说了!”
胖子不再说话,也没告辞,坐在那里慢慢地吐烟圈儿,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们自动地警觉地大声念起书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
放学回家,我对母亲说,老师义正辞严令人感动。母亲马上叮嘱:“你千万不要说什么,人家父子终归是父子。”
那胖子也这么说,可是,看老师的神情,他要大义灭亲。
第二天,老师依然脸色沉重,不讲书、也不回讲。我们自由自在地嚷嚷了一天。
第三天,学屋关门,老师辞了馆。
好不怅然。可是,听说老师是被他那个当警察局长的儿子接了去享福,当地商绅排了队请他吃鱼翅席,要吃两个月才吃得完。
我附和过老师的意见吗?没有,幸亏没有。
学屋关闭了,时间全是表哥的。
表哥对女孩子有一手,只要他一把抓住她,她就直挺挺地站着,动弹不得。表哥向她的耳朵里吹送热气,烤得她红到脖子。她没处躲,也不喊叫。表哥松手,她就低着头走开,也不跑。
他常常表演这一手,我越看越纳闷,莫非他有巫术?
回想起来,他大概会一点简单的擒拿术。女孩子知道不能喊叫,一喊叫,事情就闹大了,表哥必定挨他父亲一顿痛打,她家和赵家就不好相处了,而且故事任人编造,害她找不到好婆家。事后不逃跑也可以如此解释,逃跑是反常的举动,引人注意。
我相信这是乡间的家教,做父母的这样叮咛过女儿。当然也要看事态发展,表哥只是朝她的耳朵吹气,没有别的。
表哥说:“真是无聊,咱们去逮个偷瓜贼玩玩。”偷瓜贼最没人缘,挨了打没人同情。瓜农为了看瓜,在瓜田盖了一间简陋的小屋。表哥忽然有灵感,带着我从屋后绕到屋前,一脚踢倒用瓜藤编的门。
屋子里果然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地上抱着打滚儿,他们偷的不是瓜。
他们都没穿裤子,所以我首先看见赤条条的腿,有男腿也有女腿,男人的肌肉和女人的肌肉是世上最容易分辨的东西。男孩惊惶地站起来,那光秃秃直挺挺的玩意儿举得老高,要藏也没处藏,逗得我想笑。
男孩连忙跪下,女孩跟着跪在背后,这样才把应该掩饰的地方都遮挡了。表哥忽然长大了许多。“奶奶的,”这句三字经并不是骂人,“六狗子,你把咱村上最俊的小妞儿干了!”
六狗子直磕头。
“你还不快拿花轿娶她?”
“她爹不答应。”
“×× 这个糊涂蛋!你去给他讲明白,你早已把他女儿怎么样了。”
女孩连忙说:“我爹会打死我!”
表哥的胸脯朝前一挺:“他打你,你就朝我家里跑!”
我唯恐有人来,提醒一句:“教他们穿裤子吧。”
表哥回身走,打鼓退堂的架势。走过瓜田,他顺手摘了个翡翠西瓜。“大白天,看见男人女人干事儿,会倒霉。”他来到路上。“有个办法可以破解,我教给你。”
西瓜朝空中使劲儿一丢,丈把两丈高,扑通落地,摔成四块八瓣儿,红瓤飞溅如血。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当路站住。
“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我心里想的不能告诉他。我在想:要是六狗子拿花轿把那小妞抬进家,岂不也是两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