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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晏阳初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
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
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
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见光明。
一起见光明，青天无片云。
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
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
大家齐做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平教同志歌》
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四十年代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中，晏阳初无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研究者所说，晏阳初所领导的教育和乡村改革实验，“无论就其规模之宏大、历史之长久、组织之严密、计划之周详、参加的教育与农业等专业人员之众多，以及运用现代教育理论指导实践的深度与广度来看，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晏阳初（一八九〇——一九九〇）在百岁人生的历程里，留下的是一个个辉煌的足迹，即晏阳初所说的“乡村改造运动史”上的“几个历史事件”
：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十七岁的晏阳初从事华工服务，为他们办汉文班，编《驻法华工周报》，认识了“苦力”之“苦”和“力”，由此走上了平民教育之路；一九二二年，作为青年会平民教育科的主持人，晏阳初又在长沙、武汉等地组织大规模的市民识字运动，他的同龄人毛泽东也是其中的义务教员，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在国内的小试身手；一九二三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正式成立，晏阳初被聘任为总干事；一九二九年，晏阳初走出了他一生事业中决定性的一步：到定县主持全面改革农村教育与建设的研究与实验，以此作为整个中国社会问题研究的试点，并创造了“定县主义”和“定县精神”；一九三二年，国民政府召开内政会议，通过县政改革案，晏阳初担任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院长，并以定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这标志着定县实验进入一个以县政改革为中心的新阶段；一九三四年，全国乡村重建会议召开，全国乡村建设的团体达六百余个，实验区和实验点达一千余处，晏阳初的定县之外，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陶行知领导的南京晓庄、卢作孚领导的四川北碚、黄炎培领导的江苏昆山、高践四领导的无锡黄港实验都有很大影响，乡村建设实验蔚然成风；
一九三六年，晏阳初又应湖南省政府之请，创建衡山实验县；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晏阳初立即组织“农民抗战教育团”，同时坚持乡村改造实验，并把范围扩展到四川新都和重庆附近的“第三专员区”的璧山、巴县、北碚、铜梁、綦县、合川、江北等县。一九四一年在重庆歇马场建立的乡村建设育才学院更是为抗战时期的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一九四八年，在晏阳初的推动下，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晏阳初条款》，规定美国对华援助的百分之十用于支持中国乡村改造，中美遂成立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晏阳初为三位中国委员之一，后来“农复会”对台湾地区的土改、乡村改造，以至经济复兴都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五一年，晏阳初去职到美国，建立了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并积极推动国际乡村改造运动（LMEM）；一九五八年，在晏阳初的倡导下，菲律宾创建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他先后协助菲律宾实行乡村改造三年计划，并协助亚洲的泰国和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哥伦比亚成立乡村改造促进委员会。这样，定县实验的经验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并适应第三世界各国不同的国情，有了新的创造与发展，晏阳初因此被称为“国际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之父”。
如晏阳初自己所说，他“穷干，苦干，硬干”了一辈子，“从中国干到世界上干”。
他在《九十自述》里总结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ties）。”面对各种赞扬与质疑，他如此“自剖”：“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注重以暴易暴，杀人放火。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平等主义——机会和权益的平等，我也可以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希望人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故不赞成斗争，也不相信阶级决定人性。我相信，‘人皆可以为舜尧’。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有意思的是，首先引起国际重视和认同的，是“革命者”晏阳初：一九四三年，美国纽约市科斯克图森科基金会和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成立了由世界百余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代表组成的特别表扬委员会，推选“我们时代里具有哥白尼的革命精神”，“在处理问题的思想和方法上已做出或正在做出具革命性意义的贡献”的“当代革命伟人”，晏阳初和爱因斯坦、杜威、福特等十人同为获奖者。
一九四八年，国际东西方协会给晏阳初授奖时则称他为“出身于书香世家的中国人民的儿子和世界公民”，并赞扬说：“你已准备了一整套不但能为中国，而且能为世界任何地方的平民改善生活，并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你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
一九八三年，他在九十寿辰时
，获人民国际授予的艾森豪威尔大奖章，以表彰其“对世界和平和相互理解的特殊贡献”。一九八七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杜绝饥饿终身成就奖”，赞誉他“六十余年来，为杜绝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
一九八八年，里根总统为晏阳初祝寿时又表示：“我始终相信，人们有潜力解决自身的问题。我很赞赏您为发扬这一思想所做的终身努力”，“您为免除人类的愚昧和贫穷所做出的贡献，是您赐予未来一代最宝贵的财富。您是一个真正的人！”
一九八九年，美国新任总统布什也为晏阳初祝寿，称“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并这样谈到他对晏阳初思想的理解：“您已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绝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这都是非常到位的评价。但在中国，晏阳初却长期受到曲解并被强迫遗忘，直到一九八五年才由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出面，邀请晏阳初回国访问，并给予重新评价，恢复了他的“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家”的历史地位。
近二三十年来，晏阳初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人们赞扬他是中国农民的“真正朋友”
，说他“心中只有农民，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农民的利益”，他“非凡的智慧和坚毅来自对农民的忠诚”
，“他彰显并证实了人类精神中的潜力和弹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陆续出现的一批青年志愿者，作为新一代的乡村建设者，他们以“晏阳初”命名自己的乡村建设基地，表明晏阳初的事业在他的祖国、故土有了继承人，这自然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
晏阳初在他生前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里表示：“愿我毕生的工作——乡村改造——成为我的遗产。”
这是一份十分丰富厚重的遗产，它首先体现为一种广泛、持久、富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令后人永远怀想；同时，它更具有极大的理论含量，而且这是真正从中国现代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中国教育思想和乡村改造与建设思想，因此它也就能够超越其所产生的时代，而对中国现代教育与社会改造产生持续的影响，以致我们今天重读晏阳初当年的著述时，常常有亲聆教诲、如耳提面命之感。用我习惯的说法来说就是，晏阳初的思想和本丛书所讨论的鲁迅、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的思想一样，都“活在当代中国”。而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产，也首先要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领悟其思想，感受其精神，并以之作为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造中国农村教育与社会的新的实践的精神资源。
我们阅读晏阳初，要从他的一个隐忧开始。在前面的讨论里，我们提到，一九三四年，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出现了第一个高潮；在一九三五年的一次讲话里，晏阳初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中国民众教育及农村建设，时至今日，空气如此浓厚，潮流如此高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好现象，另一方面也非常危险。当然大家热心提倡，固可以乐观，可是危险性即潜伏在其中。”他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不知有过多少次的大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参加过的，而其结果，都是不久即变为无声无息。”在他看来，这也正是当时的乡村运动所面临的危机，“因为农村建设似乎已成为最时髦的口头禅，一般人似乎不无‘抱着人云亦云，人做亦做’的心理来参加。至于怎样做法？什么人做？做些什么？——从这些方面去研究的人实在太少了”。他为此而忧心忡忡：“我恐怕农村建设和民众教育再过几年以后，也要变成无声无息，蹈以往诸运动的覆辙了！”他于是大声疾呼：“我们做农村建设和民众教育的同志们更须努力了！我们须明了现在中国民族的真问题之所在，然后抱着牺牲一切的精神去求其解决！”
读了晏阳初先生的这些肺腑之言，我的心怦然而动：不仅为他的清醒、坚定、远见而感佩不已，更想到当下的中国志愿者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我们不也是这样，走过了最初创业的艰难，“志愿者”开始成为一种“时髦”和“口头禅”。但又有几人像当年的晏阳初这样，意识到“危险性即潜伏在其中”？或许我们就应该从这样的危机感和自省里，找到走近晏阳初的途径；而且我们也要带着当年晏阳初大声疾呼的两个问题：如何把握当代乡村运动的“真问题”，以及应抱着怎样的精神去“求其解决”，“怎样做法？什么人做？做些什么？”，以此为切入口，来阅读和讨论晏阳初的有关论述。
在我的理解里，这里有四个问题。
晏阳初是一位有着强烈、坚定的目标感与危机感、使命感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的危机感，来自他认定，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一旦成为“时髦的口头禅”，就有可能模糊甚至失去目标，从而无法完成自己的既定历史使命。在他看来，目标的确定与坚守，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哲理基础上，他在《九十自述》里，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将之归结为“腹有哲理气自雄”
。因此，我们要关注与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做事情（即从事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事业）的哲理基础与目标
晏阳初对自己的哲学基础与“目的”的概括是：“保持和发展中国社会民主哲学的宝贵财产，引进和实行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精华，以此奠定现代民主中国的基础。”
这是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和现代人本主义，人权、民主思想，人民主体思想的结合。我们可以从七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其一，晏阳初晚年在一篇总结自己一生追求的演讲里，开宗明义地说：“我们从事乡村工作，主要的一个哲学就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这确实是他的思想与实践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与归宿。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他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与目标的思考：“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新中国成立，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世界上无论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是国势强大而人民衰弱与人民贫困。”
这一极其朴实的思想中，凝聚着中国现代化发展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我们长期坚持的是一条“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发展路线，并要求人民为此付出一切牺牲，以致中国长期面临着晏阳初当年所担忧的“国势强大”而人民相对“衰弱”和“贫困”的矛盾。如晏阳初所说：“名义上虽然号为民主国家，事实上不论人民全体或多数，甚至连少数，都没有解决问题的智能：遇着问题发生的时节，只是淡漠旁观，惊骇躲避，或是抑郁烦闷，暴躁妄为，相率为轨道外行动，形成一种恶势力。这岂特为我中华自招致不幸，亦将延为全世界之浩劫。”
晏阳初此文写于一九二七年，数十年后，中国的不少老百姓依然处于类似的境地，遇事“淡漠旁观”“抑郁烦闷”“暴躁妄为”的反应，已成为常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就是当代中国的“真问题”所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若处于经济与社会、政治的弱势地位，国势强大也是虚空的，本不固，邦何以宁？因此，我们依然要回到历史的起点，像当年晏阳初所说，从根本上改变人民的“衰弱”与“贫困”状态，这是“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
其二，在晏阳初这里，作为国之“本”的“民”，是有明确的内涵、外延与指向的，那就是占中国人口80％的，“不会读与写”、处于贫困愚昧状态的、被排斥在“国家事务的管理”之外的“平民”即底层百姓。
晏阳初也把他们叫作“苦力”。随着晏阳初对中国国情的逐步深入的体认，他又进一步提出：“‘苦力’是谁？是农民”
，“农民是中国民众的最大重心，是民族的维系者与整个国家的依存者”
。他还作了很有意思的论证：不仅“乡下人占全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世居城市的市民，他们的祖先，什九都是乡下人”，因此“不但代表中国国民的应该是农民，连中国的人种也是出于农村”，结论是，“中国人的基础在农村”，“复兴民族，首当建设农村，首当建设农村的人”。
这样，晏阳初的民本主义思想就在农本主义这里找到了更为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的传统。
晏阳初要追问的是：“建设农村，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不去建设呢？”他提出三个要点：一是“没有认识问题所在”，“真正的基础问题没有抓住”；二是“受西洋文化的影响”：“西洋文化是工业文化，工业文化集中于城市。中国许多留学生，到西洋去搬回来的，就是这一套。一切建设都以城市为中心，就无所谓农村建设”；三是“中国士大夫的麻木”：“旧的士大夫，自居四民之首，不辨菽麦，不务稼穑，‘村夫’‘农夫’成了他们骂人的口头禅！新的士大夫呢，才从东西洋回来，一样的不屑讲农村建设，斥农民为‘麻木不仁’。”
这都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今天仍不失其启示意义。
其三，由此引发的是一个重要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苦力”（农民）？晏阳初回忆说，他的思想发展就是从思考这一问题为起点的：“我哪里了解我的人民？真的一无所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法国战场的华工，我才认识到我们的民众不仅是极痛苦的人民，而且这些苦力也是真正伟大的人民。”
于是就有了第一个晏阳初式的命题：“‘苦力’之苦”与“‘苦力’之力”，这构成了晏阳初所说的他发现的“新人物”（“苦力”）的不可忽略与分割的两个侧面：正是作为“苦力”的中国农民，承担了民族的苦难，也集中了民族的“潜伏力”，成为民族自救的依靠与希望。这样的“苦力（农民）观”，就突破了中国传统与西方的精英主义的民众观。因此，它同时引发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反省，也是自我的反省。晏阳初提出了著名的“两盲”说：“一种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识字无知无识的瞎子，叫‘文盲’；一种是虽有知有识，但处在社会上层，远离劳苦大众，不了解广大人民的疾苦，更看不到人民身上的潜在力量，这种人也是瞎子，我称之为‘民盲’。”
晏阳初把这叫作他的两个革命性的发现：既“学会了评价农民”，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
由此产生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学人和‘苦力’联结起来”
的自觉。这自然意义重大，我们在下文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其四，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事业的另一个重要哲理基础，是人本主义思想。他几乎在一切场合都要强调，人是最根本的：“土地、主权、人民三者，虽然都是立国的要素，而‘人’更是要素的要素”
；“社会各种问题，不自发生，自‘人’而生。发生问题的是‘人’，解决问题的也是‘人’”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的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了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生的方药的问题”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欲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方法，还非得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
平民教育、农村改造运动正是对着中国“人的问题”，应运而生，它“担负着‘民族再造’的使命”
。晏阳初因此郑重声明，“乡村改造仅仅是方法，而人的改造才是目的”，“我们乡村改造的目的不是使人们摆脱困境，而主要的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真正开发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与创造能力”，“使个人和社会都得到良好的全面发展”。对晏阳初来说，人是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他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改造事业的最终目标与使命。他最为担心的是：“人们单纯地从教育和其他的立场来看待我们的事业。教育只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不是我们事业的全部，这点请诸位注意！”
他所感到的最大危机，就是“如果我们只把注意力放在科学技术上，忘记了思想意识，总有一天我们会察觉人们可能越来越满足生活现状，很少去考虑生活的目的。他们可以吃饱饭，但却不能成为自由的人。如果我们只考虑填饱肚子，而忽略提供精神食粮，那是可悲的”
。晏阳初在这里提出的以“人”为“立国”第一要素，使“人”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的思想，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鲁迅的“立人”思想是非常接近的；也可以说，这样的“立人”理想是几位乡村建设运动先驱所共有的：卢作孚同样强调“人的训练”的第一位意义，梁漱溟、陶行知也都如此。这对我们今天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工作的人是一个重要提醒：我们的工作，必须从推动农村教育和经济发展入手，但却要防止眼光局限于此，而模糊了、甚至忘记了我们的“立人”目标与使命，那就会出现晏阳初所担忧的“吃饱饭，但却不能成为自由的人”的危险，那确实“是可悲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正是当下中国面临的危机。
其五，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讨论：要“立”什么样的“人”？晏阳初因此提出了“新民”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他赋予了梁启超的“新民”概念以新的内涵：一是“有知识，有生产力，有公共心的整个的人”
；一是要“创造新的公民”
。这样，就如前文所说，晏阳初把“西方政治民主思想的精华”的“公民”概念引入了中国传统的“民”的概念中，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他所说的“中国社会民主哲学”即民本思想结合了起来。他因此赋予“平民教育”中的“平”以新的含义：“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权宣言》都表明了‘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一九四八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基本思想”，“对待中国的平民百姓，特别是占人口总数85％的农民，我们要从心底里把他们看作和我们一样平等的人”，“平民”二字中的“平”，就“含有‘平等’的意思。首先是人格平等，其次是机会平等，只有当实现真正平等的时候，天下才能‘太平’”
。这样，晏阳初就将他所提出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目标，具体落实为要首先保证农民全面的“公民”权利，即“言论、出版、信仰的自由”，和“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政治”权利；晏阳初强调：“民主政治主要的关键不在民享、民有，基本的还是民治。无民治，谈民享，你不配；谈民有，他不给你。若是真能民治，他敢不让你享，敢不让你有吗？”因此，他提出：“我们要研究，子子孙孙地研究，寻求实施民治的方案，教育民众，达到民治的目的。”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研究与实验，因此也就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平民教育即平民的政治教育，也唯平民教育，教育全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才能救中国。”
这里，晏阳初对公民权利的理解，已经超出了《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的范围，而强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以及“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的权利，
这或许是更为重要，影响也更深远的。
其六，于是就有了“农民是乡村改造的主力”的命题。在晏阳初看来，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成败，取决于“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觉参与”
。他一再告诫运动的参与者：绝不能把“农村运动看作就是农村救济”，“就是‘办模范村’”，那就“未免把农村运动的悠久性和根本性”“普遍性和远大性”抹杀了
。只有平民教育、乡村改造不再是外来的救济或强加，而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农民“学会管理自己的平民学校、现代化农场和他们的合作社、保健院”，“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进一步“管理自己的政府”时，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才能真正在农村、农民中扎下根来，打下坚实的基础，获得悠久而远大发展的生机。
在晏阳初看来，要发挥农民在乡村教育与改造中的主力作用，保证其主体地位，就必须通过平民教育，激发农民觉醒；通过社会、经济、政治的全面改造，保障农民的权利，并把农民组织起来。有了“真正的、自动的、内发的组织”，农民就不再是处于无力无助地位的单独个体，而可以以独立组织的力量，参与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博弈，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农民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农村社会的主人。
这样，晏阳初也就抓住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关键。
这里，就有了一个农民的主体作用与知识分子参与的关系，也即前文所提到的“学人”与“苦力”的关系问题。晏阳初指出，应该警惕两种倾向。一种是“为人民做事情，这是救济”，其实质就是把农民视为“被代表”的被动接受救济的对象，自己“代表”人民去为他们谋利，这样做，即使主观上是真诚的，也是“代民做主，恩赐于民”。这仍然是一个精英主义甚至是统治者的立场与思路。另一种是“事事都要人民去办，办法要人民出，头儿要人民去带”，这是典型的把农民理想化，把农民主体作用绝对化的民粹主义的立场与思路。晏阳初说：“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了。”这一语道破了实质：表面的激进背后是隐含着一种取消主义的逻辑的。
实际情况是：“单是乡下人解决不了乡村问题。因为乡下人对于问题只能直觉地感觉到，而对于问题的来源，他们不能了解认识。”任何了解与正视农村现实的人，都会承认：“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固然需要靠乡下人为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方法、新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的人与他们结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
这看起来是常理常识，但我们却总是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个极端间来回摇摆—晏阳初称之为“钟摆”现象。要走出困境，就只有回到中点，即“中庸”的办法上，“既不要事事都替人民办，也不要事事都完全依靠人民自己去办”，而是“一道去做”。这样，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就是一种“合作关系”，是“同人民一起设计”，一起实践。
于是就有了乡村建设者的自我定位：“我们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我们不是解救众生的基督，我们只是广大平民的朋友。”
位置摆正了，事情就好办了。
最后，晏阳初把他的思想与追求归结为两个重要的概念：“民族自觉”和“文化自觉”，这一点，恰恰为许多论者所忽略。他解释说：“所谓民族自觉，就是自力更生的觉悟。”面临外来侵略和压力，空喊“救国”口号是无用的，必须“沉下心来，反求诸己”，“非靠自己的力量谋更生不可”；而“民族基本力量都蕴藏在这大多数人——农民——身上。所以要谋自力更生必须在农民身上想办法。而自力更生的途径也必须走乡建一条路”。这样，晏阳初就赋予他所从事的乡村改造事业以“自力更生谋求民族自立与解放”的意义，在“民族自觉”里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在现代中国，除民族危机之外，更有文化危机。如晏阳初所分析的，一方面，“中国近百年来因与西方文化接触，反映出自己文化的落后”；另一方面，“固有文化既失去其统裁力，而新的生活方式又未能建立起来”，从而出现了“文化失调的现象”。由此激发出了新的“文化自觉”
，即“自尊自信，自己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文化、建设发展之路
。晏阳初因此强调他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是“东洋、西洋所没有的”，“世界上特殊”的“自有人类以来最大的”的实验，“要想抄袭，绝不可能”
。在他看来，以往的许多教育和乡村改造之所以失败，“一个大原因”就是“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要创造出新教育、新乡村，就“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以求得根据；对于外国方面的，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合世界潮流”。
晏阳初的选择，使我们很容易就联想起鲁迅在二十世纪初的选择：“外之既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而“别立新宗”。
这是一代人的“文化自觉”，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然，也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就讨论到的，晏阳初念兹在兹、几乎每次改革都难以避免的命运：“在某一时代，某一位名高望重的人出来提倡一种运动，社会上也就风靡一时地随着动起来。等到时过境迁，当年的蓬勃热闹，也就消沉下去。”晏阳初在追问其原因时，归结为两点。一种情况是“运动的发动，不合人民的需要”
。对此，晏阳初在另一篇文章里作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许多大人物的思想里，他们在制订世界计划时的依据，只是他们主观认定的所谓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探索人民究竟缺的是什么。一个强加于人民的计划，即使其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会由于满足不了其真正需要而宣告失败。”
这是极富启发性的：几乎所有的改革，都要打着“人民的需要”的旗帜，这就存在着“掉包”的危险：假借人民需要，谋求个人或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对这样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改革”，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把自己主观认定的所谓人民的需要”当作“人民的需要”，结果就会“好心办坏事”，走到自己主观愿望的反面。我就曾经提醒过志愿者朋友：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怀着善良的愿望为农民做事，就一定会给农民带来好处；
关键还是晏阳初所说的，一定要“认真探索农民究竟缺的是什么”，务必要使我们的改革能够满足农民的“真正需要”，而且即使是符合农民需要的，也不能“强加于”农民。离开了农民的自愿参与的改革，结果也会适得其反。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凡是不能满足农民真正需要，并为农民所接受的乡村改造运动，都不可能持久。
晏阳初分析，历史上的改革运动最后不免半途而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在民众身上立基础，没有生根，自然不能生长，不能永存”。
这正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重点：所谓“在民众身上立基础”，就是要实现农民思想的觉醒，权利的自主，以及组织化，使农民成为乡村改造的主体，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乡村改造运动能否在农村“生根”的关键，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的症结所在。记得二〇〇一年我最初接触志愿者运动时，曾经作过一个报告，谈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历史，最后总结出两个“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可以说是‘前赴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下乡时，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的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了：“雨过地皮湿”的根本原因，是“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运动，基本上是一个晏阳初所批评与警惕的“救济”运动，是外在于农民、“为农民做事”的模式，农民的觉醒、权利与组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农民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确立。只要乡村改造运动没有成为农民自己的运动，一旦“外来者”离去，“一切恢复原状”就是必然的结局。而乡村的问题又是必须解决的，这样，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也是必然的。我更为关注与忧虑的，是这样的历史并没有结束，还在以新的方式继续：不但晏阳初所尖锐批评的“救济式”的、“建立模范村式”的乡村建设模式依然盛行，而且现在又有了新的理论与实践：把农村问题简化为单纯的“民生”问题、“农民致富”问题——不是说民生、致富不重要，而是若以此来遮蔽更为重要与根本的农民的权利（包括组织权）问题，那就会出现晏阳初所担心的“农民吃饱了，依然不是自由人”的危险。这又使我想起了当代农村改革前辈杜润生老先生在二〇〇〇年提出的“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使农民成为‘自由人’”的观点，他强调要给农民三大权利，即经济上发展更大的自由与自主权，政治上发展乡村民间组织的权利，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权。
这和晏阳初的理想是不谋而合的，在我看来，这也应该是今天乡村改造运动的目标，离开了这一目标，乡村改造运动就有变质与夭折的危险。
现在，我们来讨论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思想的第二个问题——
▲做什么？——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基本任务与内容
晏阳初是一位提倡创造性、又极富创造力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强调：“平（民）教（育）工作应是创造而不是守成”，“层层推进，日新又日新，才是平教运动的本色”。
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层层推进”，不断有新创造、新开拓，所做事情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扩大的历史过程。今天来回顾，它大体上经过了四个阶段，有三次意义重大的转折。
晏阳初于一九一七年开始投身平民教育，到一九二九年开创定县实验，这十二年时间，主要精力都集中在中国平民教育的开拓与推动上。他曾给“平民教育”下过一个经典定义，也是他的宗旨所在：“平民教育是对于十二岁以上不识字的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青年男女所施的教育”
，这是“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皆有参加的机会”的“人人有份”的教育运动，
而其主要活动范围则集中在大中城市，是以市民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但是，一九二九年开始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后，他就从以市民为主的平民教育，转向了“农民教育”。晏阳初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里有明确的说明：“从民众教育的立场说，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但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尤其要注重农民，更应该注重青年农民。约略的估计，自十四岁至二十五岁的青年农民，至少有八千万，如其这八千万的青年农民，都取得中国民众所应受的教育，不但在教育上有重大意义，即在国家基本建设，乃至于民众的国防训练上，都有其重大意义。”
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标志着晏阳初对中国国情的进一步了解与把握，是建立在他对农村、农民问题在中国社会的基础性、决定性意义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也是从他的“从平民最迫切的问题入手，从他们所知道并能理解的地方开始”的战略、策略出发的——他看得很清楚，在大多数农民不识字的中国农村，“除文盲，作新民”，显然是“最迫切”也最容易为农民“所知道并能理解的”。
但是，晏阳初在他的平民教育第一阶段后期，就已经在思考单纯的识字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他要开辟定县实验的动因之一；而后他和同伴在定县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终于弄清楚了，在“千头万绪”的农村问题中，最基本的是“愚、贫、弱、私”这“四大问题”，而这四大问题又是相互纠缠为一体的，于此，他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飞跃。他在一篇文章里，有这样的表述：
即使文盲除尽，人人能应用日常必需的文字，其于国家社会的前途，究竟有什么利益？这是平民教育第一重要问题。中国人在没有读书以前，尚肯做工，以谋个人的生活，一到抱了书本以后，便成文人。文人自己可以不必生产，社会应负供养的责任。所以平民教育于实施文字教育之外，即需有生计教育，使人人具备生产的技能，造成能自立的国民。 （按：今天的中国教育不正在培养这样的读了书就不愿意做工种田，无所事事的“文化人”吗？）
即使民智提高，民生充裕，对于国家社会的前途究竟有什么利益？这是平民教育的第二重要的问题。试看中国历来的卖国贼，何一非知识超越、经济富足的人呢？盖其人缺乏公德心，一举一动，只知有自己的祸福利害，不顾国家社会的祸福利害；所有知识、经济，只足以供其为恶之资，所作之恶，常比无知识无能力者高出万倍，倘平民教育处处都是养成这种自私自利的亡国奴，岂是国家之福？所以平民教育于实施文字教育与生计教育外，另有公民教育，希望造成热忱奉公的公民。
（按，我们今天的教育不也在培养这样的“以知识为恶”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吗？）
晏阳初反复追问一点：平民教育培养什么人才？“其于国家社会的前途究竟有什么利益？”他的结论是：对农民的教育不能局限于“除文盲”，而应是针对农村“愚、贫、弱、私”四大问题，进行更全面的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与公民教育四大教育，以“养成有知识、有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人”。
这不仅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重大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更是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的有机结合。对晏阳初来说，从“平民教育”向“乡村改造”发展，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晏阳初所追求的本来就是一种“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
，“非致力于农村建设，则教育必致落空，不能达到改造生活的目的”
，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和发展，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就进入了一个教育、文化、经济、农业科技、卫生全面发展的“一体化的乡村改造”的新阶段。
但晏阳初很快就发现了新的矛盾：“由学术的立场去建设乡村，是由下而上的工作，是基础实验的工作”；但单有这样的基础改造，没有上层建筑的变革，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从消极方面看，“一方面我们帮助农民增加生产”而“收益有限”；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那里剥削农民”而“剥削无穷”，这是根本不可能改变农村社会、改善农民的生活与地位的。从积极方面说，“欲将研究所得推广出去，则非借政府的力量，政治的机构不可”。这就提出了一个“学术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必须学术化，学术要实验化”的任务；也就是说，乡村改造与建设的客观逻辑，必然要由教育、文化、经济的改造发展为政治的改造，要求“由下而上的组织机构”和“自上而下的组织机构”的“合流”。
用晏阳初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建设计划”，它“就像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方桌一样，这三条腿是教育、经济、卫生，还缺一条腿，那就是政治。有了它，这张桌子才能支得起来，才能立得稳”。
正像晏阳初所说的那样，他所领导的平教运动，“最初以进行文字教育起始，继之以研究实验农村建设的内容与方案，现在则更进而研究学术与政治的合流”
，这个转变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它标志着晏阳初对农村问题，以致整个中国国情、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化，并有了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并起决定作用的中国（包括中国农村），政治的改造，建立“科学化现代化的政治”，是“极根本、极重要，极有价值的”。
请注意，这里连用了三个“极”字，在晏阳初的论述里，这是极为罕见的。其二是，“中国的基本政治是地方政治，没有好的县政，产生不出好的省政，没有好的省政，亦产生不出好的中央政治。所以县政是直接影响民众的政治，是老百姓的政治”
，“中国整个的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县地方政治”。结论是：“农村建设、县政改革是今日自救的基本要图。要把不成东西的县政，改造成一个东西，不成东西的一般县政人员，只知道催科听讼向人民收账的人物，改造成像个东西的、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官吏们，如果这几处政治没有办法，中国将永远没有希望。”
请注意“永远没有”这一用语的分量。因此，在定县实验的后期，晏阳初就把重心放在推动县政改革上。在整个抗战时期，他的主要精力，也都集中在县政改革及其人才的培养上。但由于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县政改革自然难以见效。或许正因为如此，晏阳初的县政改革思想往往被忽略。这个问题关系着如何全面把握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正是自下而上的教育、文化、经济、卫生的四大改造与自上而下的县政府地方政治的改造，构成了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两翼，割裂任何一方面，都会造成遮蔽与曲解。
重要的是，由此而形成了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的体系，晏阳初自己把它称作一个“立体网络结构”，并且概括为两句话。一句话是：“不是零零碎碎，而是整个体系”——“乡村改造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从事乡村工作者，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动手去做，多少可以有些成就，可是零零碎碎去做，不但费时间，不经济，而且往往顾此失彼，效果也不能持久。”第二句话是：“不是枝枝节节，而是统筹筹划”——“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相互联系，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了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有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单方面考虑和解决问题，即使某一方面成功了，但由于其他问题未解决，这种成功也是暂时的，势必要被未解决的问题破坏掉，或者形成畸形发展的新问题，阻滞社会进步。”
这是极其重要的概括与总结，而且具有极大的现实启示性。在我看来，今天中国乡村教育与改造建设，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晏阳初所要警诫的，仍然停留在“零零碎碎，枝枝节节”的水平上；尤其是县政府的地方政治改革，根本就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说句不好听的话，当年晏阳初所要改造的“不成东西的县政”“不成东西的县政人员”，在一些地方还占据着支配地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我们只在一个一个问题上“动手去做”，即使“多少可以有些成就”，但就如晏阳初所说，也只能“是暂时的”，是“不能持久”的。事情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要避免乡村改造与建设半途而废的历史命运，就必须推动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一体化改造，尤其要把县政改革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
第三个问题——
▲如何做，什么人做？——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
我们可以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首先是定县实验的哲学观念、方法基础。我们已经说过，晏阳初是以思想家的眼光与思维去进行改造社会的实践的，因此，他的社会改造是以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改造为前提与基础的。他明确提出：必须“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必如此中国化的政治、中国化的教育等之建设，乃有可能性”
，并预言他的定县实验“哲学观念的改造，影响于中国学术界本必更重大”
。晏阳初对定县实验的观念与方法有一个简要的概括：“把整个的实际生活作单位，以全县的政治经济社会——整个的国家缩影，作研究的对象，这种真生活——不是假环境——的研究法，定县可以说是独创。定县四十万人，可以当作四十万卷书籍看待；四十万民众的问题，就是研究的问题；四十万人的生活单位，就是研究单位。这不但在以前的中国没有这种做法，就是欧美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有几个要点。其一，强调实践出真知，“从农民实际生活里找问题找材料，去求方法来研究实验”，而不是“坐在都市里的图书馆里讲农村教育，那就是闭门造车，隔靴搔痒”；
其二，“以全县的政治经济社会”作研究对象，使整个社会为“社会科学实验室”；
其三，从“实地调查”开始，“对于农民生活、农村社会一般的和特殊的事实与问题有了充分的了解与明了的认识”，各项工作设施都建立在“事实根据”的基础上；
其四，不仅要“适应”生活，更要“改造生活”；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要“推行研究之所得”；“不仅是学术化，而且还制度化”，将“研究之所得，成为老农老圃自己的建设”，并形成行之有效的制度。晏阳初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自己的独立、独特的研究观念与方法，并将其称为“定县主义”
。
其二，定县实验的最大特点，是“以县为单位”。这也是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中国虽大，而是一千九百多县造成的”，县是中国基本的政治单位，直接影响老百姓的生活，因此，“抓住一个可以代表的县去认识问题，找寻问题，研究问题，建设问题”，就能够从中“找到（有）普遍性、共通性，同时跟农民有关系的问题去研究它，以便将来别的县、别的省也可以采用”。
定县实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自然是它的学术性。它是立足于“科学的研究与实验”的，首先注重学术的调查和研究，也注重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操作的实验。但晏阳初强调两点，一是要“把平教事业当作专业”
，二是“平教会是学术团体，应该注重质的改进，把量的推广由社会负担，否则就失去学术团体的意义和领导社会的力量”
。
因此，晏阳初主持定县实验时，一个重要的难题是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如前所讨论，晏阳初主张“学术与政治打成一片”，“政治须学术化，学术要实验化”，实验与推广需要政治之助；但晏阳初也一再提醒他的同仁与追随者：“我们始终持超越政治的态度。我们的信念是科学研究应绝对独立进行，不依靠任何或许有朝一日掌握中央和省政府大权的特殊政治家集团”，“如把一项工作托付给那些瞬息变化的政治集团，那将肯定是危险的。”
他尤其警惕“官僚政治”对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始终要坚守乡村改造运动的“非政治”性与“民间”性。
晏阳初还要坚守的是，研究与实验中的科学精神。他有两个具体论述给我很深的印象，而且都是具有现实警诫意义的。他谈到：“近年中国有两个很普遍的现象：一就是整个的麻木不动，一就是忽地惊语，饥不择食地不研究其应如何动，而立刻乱动盲动。不动的害处固深。乱动的害处尤烈！”他最害怕的，是“不研究内容，不研究方法，张皇地匆促地”乱改乱动，“弄得农民鸡犬不宁”；他最痛恨的是“借了训练农民的美名，实行剥削农民、敲诈农民的勾当”。因此他立定下一个训条：“我们要有热烈的感情，同时要有冷静的头脑。”
晏阳初还提出：“‘改革者’是一个很傲慢的术语。大多数所谓的改革者只是到农村去改革这个，改革那个，好像改革就一定是好的。”这大概就是所谓“改革病”吧。晏阳初因此提醒说：“必须懂得什么需要改革，什么不需要改革，如何改革和什么时候改革。在搞清楚这些问题以后，就要开始去建设”，“破坏是容易的，但建设起来就难了。”
晏阳初最看重的，自然是“创造的研究”。在他看来，研究与实验工作的生命力就在于不断地创造。他因此提出：“凡是研究已有相当成绩者，即应另辟新途径。岁岁年年，依样画葫芦，决非平教之精神。平教工作应是创造而不是守成。”
其三，“为了领导与发展建设计划，根本性的问题，是要有创造性的人才”
，这大概是晏阳初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因此，他做任何事情，首先着力的就是人才的发现、训练和培养。抗战时期在重庆创办的农村建设育才学院、一九五八年在菲律宾协助创办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都享誉国内外，是他的主要事业成就。晏阳初如此不遗余力地从事乡村改造人才的培育，也是基于历史的沉重教训。一九三六年他在农村建设育才学院的募捐书里，这样写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图强运动屡遭失败的原因，“便是提倡的虽有其人，可是实际从事的基本人才太少，没有真实的成绩表现，以致不能持久，便即失败”！他因此发出警示：“农村建设运动，目前固是高唱入云，假如不注意训练实际的基本人才，变成一种无目标、无计划的运动，无有具体的实际表现，不久也会逐渐地沉寂下去，一如以往的一切运动，不过是昙花一现！”
这里所展现的我们已经多有讨论的晏阳初的忧患意识，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我们今天读来，更有醍醐灌顶之感。因为其所提示的，正是一个现实的危险：我们志愿者的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能否健康持续地发展，一个关键，就是有没有足够的合格、优秀的人才。在这个意义上，晏阳初关于乡建人才的论述，应该是我们学习其思想的一个重点。
在晏阳初看来，需要培养的，是两类“基本人才”，一是“培养行政上、技术上具有专门学识与实地经验之领袖人才”，二是“造就切合农村的各方面的一般人才，担任建设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他对实际运动的领袖人才的理解与要求。他说，有的人虽然智力测验中分数很高，但“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却不肯和人合作”，“不能过一天的团体生活，更没有驾驭人的能力”，这种人是不适合做“生活团体化、纪律化”的民间群体的领袖的；“真正的领袖，不一定是智慧高，而是具有多方面的能力的，有充分实际活动的人”。
晏阳初同时又认为，无论是一般人才，还是领袖人才，作为所要培养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建设人才，就必须具有某种共同的风格、精神和品质。晏阳初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自然是人生的目标。在晏阳初的追悼会上，他的小女婿说了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您一生教导我们，要超越自己和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寻求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这个世界是否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好？”
——正是这句“超越日常生活”让我深受触动：我们这些人太容易沉湎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际工作者也容易局限在具体的事务里，并且以此为满足，而不去寻找更高远的目标；即使有了目标，也容易模糊、淡忘与失去。还有“意义”，这正是我们的志愿者，乡村改造、建设者的价值所在：要“从创造个人存在的意义开始，去影响周围的人创造各自存在的意义，最后为社会存在创造意义；而他人意义、社会意义的寻求与创造，又反过来深化与强化自我生命的存在意义”
。而要世界因为自己的存在“变得更好”，这样的眼光、胸襟、生命境界，我们即使不能达到，也应该心向往之的。
其次，晏阳初规范了乡建人才的基本信条与行为准则，其要点是：“到人民中间去”，“生活在人民中间”，“向人民学习”，“与农民共同计划”，“从其所知开始”，“在已有的基础上建设”，“不是维持而是创新”，“不是救济而是自我解放”。晏阳初说，这是他从半个世纪的成功与失败里，提炼出来的“乡村改造运动的格言”。
这也应该是今天的志愿者、乡村建设者所要恪守的。
关于乡建人才的条件，晏阳初提了四条：一、“要有本国的学术功底，科学的知识技能”；二、“要有创造的精神”；三、要有“吃苦耐劳的志愿与身体”；四、“要有国家世界的眼光。”
在这四条的基础上，晏阳初还提出过许多要求，如大家所熟悉的“四C”：专业能力（compertcnce）、创造能力（creativity）、毅力（commitment）、个性（character）。晏阳初特别说明所谓“毅力”，“是一种很难的献身精神。要实现任何一项改善农民的目标都需要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的血汗、泪水和个人生命代价。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不懈，除非他强烈地信奉并全力以赴地献身，否则他和她就会善始而不能善终”。此外，还有“六个条件”，即所谓“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能，教育者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者的气魄，宗教家的精神”。
比较有意思的是晏阳初的“养气”说，即要有“阳气”（“坦白的心胸，有事当众大家商量，不要背后鼓噪”）、“大气”（“有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数落、指责的度量”）、“正气”（“只有是非的辨别，没有个人恩怨或权势观念”）；
还有“忠，恕，忍，恒，志”五字诀。
这都可以看作晏阳初把中国传统道德精神注入乡建人才培育的自觉尝试。
晏阳初要培育的乡建精神，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类似于鲁迅的韧性精神的“死心塌地干到底”的“持久”精神。他是这样说的：“要‘死心塌地’地去做，为事业牺牲，不达目的不止。把自己认识的问题，用持久的精神去干，自己愿意为它干到死。中国能认识问题的人很多，下决心的也有，但能死生以之一直做下去的，却不多见。有的知难而退；有的升官发财，中途变节，为富贵所淫。中国的一切不进步，以致临到了沦亡线，症结全在于此。”
另一条就是“和谐，合作”的精神，用晏阳初的话说，就是要培养“结合的人”。这是自有针对性的：“有些人有智力，但是他的智力是分散的。有的人存在内部冲突，心理学家称之为‘怪癖’，换句话说，这样的人不是完整的一体，他的人格是分裂的。‘结合的人’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他是和谐的，与邻人、同事和他自己和睦相处。”
强调“与邻人、同事和自己和睦相处”，是因为乡建工作是一项集团的事业，相互理解与合作，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和自己和睦”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命题，有些人，而且往往是智力较高的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老是和自己过不去，不会自我调节、自我平衡。这也是个人必备的修养。
在讨论乡建人才的培养时，晏阳初特别提出了“大学教育的改造”问题。他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大学教育，就是从东洋西洋抄袭来的，不管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背景，就依样画葫芦地什么院，什么系，开了一大套，结果毕业的学生，东洋的西洋的诚然知道了不少，中国的呢？却一点也不知道。以后到社会上去做事，与未进大学的，无所区别，只多了一张文凭。”因此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改造，是中国当前一个最严重最急迫的问题”。
在他看来，中国大学改造要解决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适合中国的国情，真正培养中国自己的建设人才。他因此提出了“大学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相结合”的思想：乡村建设运动“必须以大学作基础方能巩固”，而大学教育也应以乡村建设的实验地为根据地，使“大学生在学生时代的生活即农民化，对农运工作即具根底，毕业后可直接入农村服务”。晏阳初领导的定县实验的一大亮点，即吸引了大量在校和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参与，被称为“博士下乡”。在晏阳初的推动下，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中国一流大学联合组织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晏阳初称之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新纪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
。晏阳初显然对之寄以很大希望。今天重提这样的大学教育与乡村建设相结合的传统，更别有一种意义。
乡建人才的培养之外，还有管理的问题，这也是当下乡建运动所遇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晏阳初指出，乡村建设运动是由“杰出的公民领袖”“在农业、合作社、公共卫生和乡村教育方面的专业人才”和“献身于乡村改造的知识青年”三部分人组成，如何将“三股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有目标、有核心、有计划、有策略与方法手段的高效率的工作群体，就有一个相当复杂的管理问题。
在晏阳初看来，乡建运动的管理，必须充分考虑它的特殊性，主要有二。一是“它不同于创办一所大学”，大学教师可以各行其是，乡建运动要求相互协调合作；它“也不同于成立一个政府衙门机构”，行政部门，上级可以对下级发号施令，要求绝对服从，乡建组织是民间团体，参与者都是志愿服务，并要付出极大代价，即使要维护必要的纪律，也“不能以官僚政治的方式，以简单的强迫指令和强行他们遵守的方法来产生”。
另一个特殊性在于，乡建运动集中了许多人才，而“和第一流的人才在一起工作很不容易。因为他们有创造性，他们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自己的观点考虑得多，对别人的意见考虑得少，他们坚持己见，拒绝别人的意见”，晏阳初说他领导乡建运动，几乎要以“四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协调人际关系上”，
这是老实话，也是中国特色，大概每一个实际运动的参与者都深有体会。我们的管理工作就必须从这样的现实出发。
晏阳初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实行民主管理：让每一个团体成员都“参与管理方案或制定规则，”“在作决定之前，每个人都有发表个人见解的权利和自由，但当决议一经做出后，在经过这样一个称之为‘集体智慧’和‘集体贡献’的民主（的）和成熟的过程（后），那么每个人毫不例外的均有责任、义务和纪律，必须服从决定”。
第二条，要建立工作人员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真诚信赖的关系”，而管理人员应更为主动，负更多的责任。晏阳初强调，一旦发生矛盾，管理人员要善于“反求诸己：为什么他们拒绝合作，是否因我们的工作态度或方法不适当，造成什么矛盾？”他说：“我的经验告诉我，职员犯错误虽是一件坏事，但领导人犯错误更糟，因为后者将影响整个运动。”他由此制定了一个训条：“我们这些运动的负责人必须保持警惕，以防止我们自身的缺点成为运动顺利进行的绊脚石，或泄滞了我们同事的士气。”
他还这样介绍自己对待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态度与经验：“我了解他们的缺点，但我也了解他们的长处。我一直试图抱有好感、理解的态度帮助他们逐渐克服缺点，而且不让其缺点有表现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力图给他们发挥其长处的一切机会，使我们这些同事能对运动做出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大贡献。”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大概就能懂得，晏阳初领导的乡村改造建设运动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了。
第四个问题——
▲做事情的眼光——平民教育与乡建运动的世界性
早在一九二六年，即从事平民教育运动之初，晏阳初就已经认定：“中国之平民教育运动，不仅关系本国，而且影响世界。”
难能可贵的是，晏阳初对中国平民教育和以后的乡建运动的世界性的体认，是建立在他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他指出：“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趋势，正向着全世界全人类的大门进展，故各国文化的进步，必为民众化；在世界范围内，必须全人化。中西旧文化的中心关系，大都限于少数人的阶级的贵族的范围，即十九世纪以来，欧美政治是流行的民众主义，也不过只有程度的差别。以二十世纪新趋势的文化眼光去重新估价，论中西文化，其价值都要发生变动，大起兴革。”
这里，有两个重要判断：其一是二十世纪文化有一个“世界化、人类化”的发展趋势，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远离世界而闭门孤立发展；其二，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价值，都要“发生变动”，其变动的总趋势，是由原来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化发展为面向大多数人的平民文化。晏阳初正是从后者看到了他所要推动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价值：它是符合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的；而从前者的判断出发，他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乡村改造、建设，都不能离开世界文化的发展，孤立地进行，它应该是世界平民教育、乡村改造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由此而引申出的，是两个问题。其一，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民族古老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相结合，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道路；
这不仅是中国的平民教育的发展方向，中国的乡村改造与建设也“要以我国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及最好的西方文化为基础”，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也是要把“中国的县建设成现代化（非西方化）的县”。
这里特别提出的“非西方化”的命题，更能显示晏阳初的思想特色。前面的讨论一再提到，晏阳初一以贯之的追求，就是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新教育、新文化、新农村，因此，他在强调吸取西方优秀文化，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同时，又提出要从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吸取教训。他在一九四五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就谈到“日本和其他国家”片面进行“工业化建设，而不同时进行社会改造”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发出这样的警告：“如果中国像日本那样以错误的方式进行工业化建设，那么它将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资低微的工厂，并且会最终威胁到世界和平”。六十八年后，重读晏阳初当年发出的警告，不禁要出一身冷汗：因为今天的中国，正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工资最低的工厂”，这是我们长期实行“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现代化路线，也即晏阳初所批评的单一工业化路线的后果。
晏阳初强调，中国现代化发展中如果出了偏差，不仅会影响中国人民，而且会“最终威胁到世界和平”，这是一个同样值得重视的判断。他在同一篇文章里，紧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如果中国能按照鼓舞人民群众的方式实现工业化，那么这个国家将变成改良世界的重要力量。”
也就是说，在晏阳初看来，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正确与否，都不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同时会对世界产生或消极或积极的影响。这样的二十世纪世界发展中的“中国责任”问题，是晏阳初思考中国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基本出发点。他说得很清楚：“我中华统四万万众多的人民，领四百二十七万英方里，承五千余年文化丰富的历史，处今日交通便利关系密接的世界，凡我国家的举措设施，社会的风习好尚，人民的行为思想，一举一动，莫不影响世界全局的安危。故今日关于我中华的问题，不仅是亚洲局部民族的问题，而且是世界人类利害相关、安危与共的问题。凡具世界眼光的人，并曾对此加过一番深切的考究的，当能十分地觉察。”
这表明，晏阳初从一开始，就是以“世界眼光”来看待、设计和要求他所推动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他这样明确宣示自己的理想与目标：“当今日全世界新旧文化的过渡时期”，“吾辈所以从事于民众教育的事业，就先从根本上垫高我民族的程度，然后本吾辈毕生的经验，全副的心血，含四万万同胞的聪明才力，对于二十世纪的新文化，尽我民族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责任。这是平民教育的最后的使命，即我同仁共矢不渝的精神”。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中国平民教育的“最后的使命”，这是我们前面已有讨论的“民族自觉”与“世界眼光”“人类意识”的高度统一，标示着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运动的高起点。
在抗战时期，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面对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更有了生死与共的命运，世界眼光与人类意识也就更加强烈与自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晏阳初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自觉地将中国平民教育、乡村改造建设事业推向世界，全力以赴推动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和国际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世界性”思想因此有了新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一九四四年，晏阳初发表了一篇题为《平民教育与世界和平》的文章指出，“现在，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处在终日不得温饱，无法享受教育的状态之中。这就意味着，这个世界四分之三的基础还不健全，而只要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健康、幸福的世界”，“我们不应该把和平教育视为一个孤立的计划，而要把它视为整个（战后）重建生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工作应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而不是只在某一时，某一地进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世界意识和全球的责任感”。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世界生活重建和改造的计划，它的核心观念就是“世界意识”和“全球责任感”。晏阳初遂把他当年提出的中国平民教育的“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扩展为“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号。
很显然，晏阳初所要推动的国际平民教育运动和国际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是从他的中国经验出发的。因此，他要做的工作有二。首先要赋予中国经验，主要是定县经验以更普遍的意义。他强调：“人类的基本生活水平是普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国家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可以运用于其他具有类似基本问题的国家。在最近二十年之中，中国平民教育运动所研究的经验和技术是普遍适用的。”他最为重视的，是其中两个基本点。其一是“愚、贫、弱、私绝不是中国独具的特色。南美、非洲、印度和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其二是“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也是世界的基础”。这样，晏阳初就在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这里，找到了自己所要推动的国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立足点、根据地。他的实验最后在亚洲的菲律宾、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得到实施，绝不是偶然的。为了更好地维护第三世界人民的权利，他于一九四七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信仰、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之后，又提出了“第五自由”的理念：“免于愚昧的自由，就是取得教育的平等。取得教育的平等，才是国际的真民主，人类的真解放。”
这在当时和以后的世界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晏阳初要做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赋以世界性的普适意义。他说：“大约在三千年前，我们的一位圣人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把这个道理应用于世界也是合适的，民为世界之本，本固则世界安宁。”
他多次谈到“平教会治国平天下的立场”，所谓“平天下”就是“民族平等，整个人类世界和平”。
他还提出要“赋予孔子光照千秋的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新的内容与精神，培养‘公民’意识，确立国家独立意识，发展具有全球意识的中国”等。
——这是晏阳初的信念：中国不仅应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作为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也应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他要做的，就是由中国推行到世界的转化工作，这应该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重要方面。他也同时一再提醒：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乡村改造运动都“不是外国的而是本国的”，它不能“建立在与本国文化不一致的外国乡建运动的方法上”，当然也包括不能盲目搬用中国的方法，它必须是由其本国人“自己领导与发动”，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造建设道路。
而最具创意的，是“人民的国际性”概念的提出：“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要确实认识到人民的国际性，应以全世界为一个单位。中国有‘天下一家’的说法，当人民有了世界意识后，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而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
这应该是晏阳初“平民”思想的重要发展。如此强调“人民的国际性”，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发展‘全人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晏阳初因此提出了全球“集体安全和集体繁荣”的概念和理想：“今天，没有单独一国的安全，就连单独一国的健康也不可能，因为别国的疾病和病菌也会传播过去的。”中国传统的“天下一家”的观念，因此也就有了新的现实的意义，它要求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超越狭隘的国家、民族的观念，而要有“世界整体性”的思维。晏阳初说：“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
今天我们读到晏阳初在将近七十年前提出的这些超前的论述，不能不感慨系之。因为到了我们所生活的二十一世纪，人类才真正进入了晏阳初所预言的“世界整体性”即“全球化”的时代：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世界问题的解决；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问题，都会成为我们自己国家的问题。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本国的“公民意识”，更要有“世界公民意识”。我们正应该以这样的“世界公民意识”（也就是晏阳初所说的“人民的国际性”），来看待我们的志愿者运动和乡村改造、建设运动。我在北京奥运会以后和志愿者的一次谈话里，曾经引述了作家龙应台的论述，指出所谓“世界公民”就是“他的观照面超越他的本土，而且自觉是全球上的一员”；所谓“世界公民意识”就是“强调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它主要有两个侧面：一是关心地球本身的“永续”发展；二是“理解并积极行动去解决地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让地球永续，让人类公平”，这应该是我们的新理想。
这样的理想和晏阳初当年提倡的“全球责任感”应该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志愿者运动和乡村改造、建设运动应该是国际志愿者运动和国际乡村改造、建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样的国际运动，恰恰也是晏阳初所参与创建的，而且是以他当年在中国的实验为基础的。这样的传统在中国本土失传近半个世纪以后，才在今天的中国青年中得以重新承续，对我们而言，不仅意义重大，更是责任重大。晏阳初说：我们“不像麻雀一样群集，却像珍贵而孤独的鹰，翱翔于高空。”
——我们应该飞得更高，更远！
2013年10月13日—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