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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读《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
，首先需要有一个全局视野，看看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这是我们首先要思考的。
在二〇〇九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时，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搞国庆，是在庆什么？我认为是在庆三个东西：第一，庆我们国家已经独立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第二，庆我们国家已经统一了，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第三，庆我们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十三亿中国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长期面临世界列强的压力，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实现这三大国家目标，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流血牺牲奋斗的结果，确实来之不易。当然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包括因我们自己的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民族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以解决这三大历史任务为中心的。基本完成了这些任务以后，我们就将面临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新的十字路口：这样一个独立的、统一的、经济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的东方大国，将向何处去？这是一个举国、举世瞩目的问题，它关系到中国的未来，甚至会影响世界的发展。
在我看来，我们面临的是“四大重建”：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生活重建。也就是说，要创建一种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让每一个中国人过上幸福生活的，为中国老百姓所能接受并且欢迎的新的制度、新的文化、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
所谓“重建”，当然不是凭空创造，除了要总结我们自己发展的经验，以此作为基础之外，重要的是要广泛吸取各种思想资源、精神资源。
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寻找思想资源？通常的想法，第一是向西方学习，向中国之外的东方世界，向日本、印度及其他国家、地区学习。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把一切有利于这“四大重建”的世界文明（包括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成果都拿来，为我所用。
第二是向中国传统学习。这在今天是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理由也很简单：中国老百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经生活了几千年，自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形成了宝贵的传统。“四大重建”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得幸福，重建要适合中国国情，符合民心民情、民族伦理和生活习惯，这就要求和民族传统结合，所以，学习和吸取中国传统经验，就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迫切任务。
但还有一个问题：“中国传统”“中国经验”，指的是什么？现在有一种说法：所谓“中国传统”，就是“儒家传统”。这有一定道理：儒家确实是处于中国古代传统的中心地位，有着决定性影响；但也有三个片面性：一是以儒家“一家”，代替了中国古代传统中的“百家”，像道家、法家、墨家，以及来自印度却在中国生了根的佛家，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传统。其二，讲中国传统不能只看在典籍里留下的古代文化，还不能忽视民间文化，特别是代代口传和身体力行所形成的民间伦理，比如我们每个人小时候从家里的老人那里接受下来的基本行为准则，如不能伤天害理、杀人、骗人等，这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民间伦理，这些年发生的道德沦丧问题很多都是因为突破了民间伦理的底线。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讲传统，不能只讲古代传统，而忽略现代传统：从“五四”算起，到今天已经九十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立六十年了，早已经形成了传统。而且因为是现代，和我们最贴近，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许多问题，现代人也遇到过，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对我们就更具启发性。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命题，并且提出，要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经验，有三个人是绕不开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再一个就是鲁迅。孙中山、毛泽东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另作讨论，我们今天只谈鲁迅。
这里有一个对鲁迅的认识问题。通常我们都把鲁迅看作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而忽略了鲁迅同时是一位伟大的现代思想家，而且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些作为民族思想源泉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当民族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能够到他们那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持。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正处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由金融危机带来的是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奥巴马必须面对的问题。他在就职演讲中就特别提到了林肯，提到林肯所创造的“美国精神”，他要用这种精神引领美国人民走出金融危机和精神危机。这是能够给我们启示的。在中国，在我看来，最具有原创性、源泉性的思想家是两个人，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鲁迅，他们分别代表了中国最重要的两个传统：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
鲁迅最关心的，他的思想的核心，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即“中国人的改造与发展”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在这两个方面，他都有极其深刻的阐发。我们这里讨论的制度、文化、价值、生活重建，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问题，因此，鲁迅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是特别具有启发性的，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我们现在一起来读《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这个材料分为四篇：目标篇一、目标篇二、道路篇、精神篇。我们先讲“目标”问题。
我们都说，要建立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国家。问题是，到底要确立什么样的文明目标、现代化目标？这个问题是鲁迅一百年前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鲁迅一百年前在《文化偏至论》里的论述。鲁迅用的是文言文，我们现在把它翻成白话。他是这么说的——
“请问那些自称‘志士仁人’的先生们，你们要把富裕当作文明吗？那么请看犹太遗民，他们不是擅长积累财富，连欧洲最精明的商人都比不过他们吗？然而今天犹太人的遭遇又怎么样了呢？你们要把兴建铁路和开发矿业当作文明吗？那么，请看五十年来非澳两洲，都在兴建铁路，开发矿业，但这两大洲的土著民族的文化又怎样呢？你们要把议会政治当作文明吗？那么，请看西班牙、葡萄牙两个国家，立宪已经很久了，但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又是怎样呢？现在欧美国家无不拿这些向全世界国家炫耀，其实强盛的根底还是在‘人’，而物质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罢了。——要在天地间争生存，与各国争胜负，首要的任务就是在于‘立人’，把‘人’树立起来了，一切事情才好兴办；而‘立人’的办法，就一定要尊重个性，发扬人的主观精神。假使不这样做，那么衰败、沦亡，恐怕就等不到几十年以后了。”
这里所讲的是两种不同的现代化目标、现代文明想象：一种是以物质富裕、科学技术的发展、议会民主，作为现代化目标；一种是以“立人”为中心，着重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以建立“人国”为目标。前者是鲁迅所要质疑的，后者则是鲁迅所主张与坚持的。
我们发现，前者却是一百年来，从鲁迅所在的二十世纪初延续到今天，在中国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化想象，也就是说，我们一直都在追求富裕、科学和民主这三大目标。而且应该说，这三大追求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这合理性首先就在于，我们是一个东方的落后的大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进行的：始终存在着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西方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在西方巨大的压力下进行的。西方在很多地方都比我们强，第一比我们富裕，第二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第三已经建立了现代民主国家。这就逼得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拜西方为师。但是这个老师总是想侵略我们，到我们这里榨取他们现代化发展中需要的资源、劳力、市场，把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后果转嫁给中国。所以，1949年以前中国一直是西方和日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1949年以后，西方世界和日本也一直在封锁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既是老师也是入侵者、殖民者的西方世界和日本，中国人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尽快地实现政治上的独立，在经济上赶超西方国家和日本，这就形成了一个世纪的赶超情结。
而要实现赶超的目标，大多数人认为首先要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证国家的独立；其次要使国家富裕起来。一要强兵，二要富国，这就形成了一个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目标和路线。为什么说是“国家主义”的？因为它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代价。可以说中国人一百年来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前面说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完成了三大历史任务，实际上就是基本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增强国力，也还将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
但是，这样一个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目标与路线，有没有问题？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反思的。现在看来，显然存在着两大问题。
首先，强调“富国”“强兵”，过分了就会忽略“富民”。富国不一定等于富民，在我看来，这也正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国家富了，但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富起来，或者说人民经济水平的提高赶不上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就会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国家富裕的成果，如果不能被普通百姓所享受，就会使改革开放失去民意基础。国家发展了，但人民不富裕，就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其二，国富民穷，就意味着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被少数权力的掌握者攫取，就必然带来掌权者的腐败和两极分化。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群体性突发事件大有不断发展的趋势的根本原因。现在政府提出要注重民生，改善分配制度，其实就是要解决这个国富民穷的问题，解决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为所有的老百姓所享用这样一个关系改革开放合法性的问题。
最根本的，还是鲁迅在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所谓现代化，现代文明、国家兴盛的“根柢”在哪里？鲁迅说得很明确：“根柢在人”，物质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现象之末”。如果忽略了人，物质、科技、民主都有可能走向反面。鲁迅说人们追求物质富裕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把这种追求推向极端，变成物质崇拜、金钱崇拜，人就变成了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如果推向极端，变成科学主义、科学崇拜，同样会造成对人的精神、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压抑；民主是好东西，但如果把民主推到极端，变成多数崇拜，也会形成对少数人的独立思考、精神自由的压抑，成了多数人专政，这也很可怕。鲁迅最关心的，是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在他看来，中国人不仅会成为专制社会里的帝王的奴隶，在所谓现代文明社会里，也有可能成为物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科技的奴隶，以致民主的奴隶。鲁迅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一警告，当时大家都很难理解，但是现在我们理解了。因为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了，所谓“房奴”“车奴”，不都是我们每一个人时刻面临的危险吗？
这样，鲁迅不仅把他的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而且也指向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病，也可以叫作现代文明病。在一百年前，他就做出了这样的预言——
“从前是我们本身自发的偏颇，现在却是由于交通发达而传来了西方文明的新瘟疫，这两种病交相侵袭，就加快了中国沉没沦亡的速度。”
鲁迅当年的预警，确实有些超前；今天我们再来听鲁迅的这番话，就会觉得，他所指出的，实在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实际危险，是基本上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的中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样，或许只有今天我们才懂得了鲁迅一百年前所提出的“立人”文明观、现代化目标的深意：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必尊精神而张精神”，“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鲁迅看来，“人的个体精神自由”才是现代文明之根、现代化的根本目标。物质富裕了，科学技术发达了，如果没有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甚至以牺牲人的个体精神自由为代价，那么，我们绝不能说，中国已经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搞不好，还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不是“富国”，而是“人国”，“富国”是手段、过程，“人国”才是目的。
我们在讨论的一开始就指出，中国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意思是说，我们经过一百年、六十年的努力奋斗，物质富裕、科技发展，都有了一定基础；这时候，就应该及时地实现一个转变，由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路线转向以“立人”为中心的、以建立“人国”为目标的现代化路线。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的认识也是这样逐渐发展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起步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四个现代化”，建立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富国强兵的发展路线；到新世纪就提出“以人为本”，实际上是标志着探索道路上认识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发展。
当然，我们不必把鲁迅“立人”思想和“以人为本”思想简单等同，或作简单类比，毕竟二者之间还是有重要区别的。那是需要做专门研究与讨论的。今天我要强调的是，鲁迅“立人”思想对于我们确定新的现代化奋斗目标，是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的。下面我稍微详细论述一下鲁迅“立人”思想到底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鲁迅的“立人”思想包括三个概念：个人、精神和自由。
首先是“个体”或者“个人”。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的存在。这一点过去我也不甚理解，汶川地震促使我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不放过抢救每一个生命”。从废墟里救出的生命，是一个一个地挖掘出来的，说“为人的生命负责”，所讲的就不是笼统的生命，而是要为每一个生命个体负责。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人是家庭的人、社会的人、国家的人，而缺少“个体的人”的概念，因而缺乏对生命个体的意义和价值的爱护和尊重。所以鲁迅那一代首先就要强调个体的人。鲁迅还特意提出“个”的概念，他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理念，首先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价值的强调上，所针对的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弱点。问题是，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依然用抽象的人或者群体的人替换个体的人，特别是在富国强兵的路线下，更是无条件地强调国家、群体的价值、利益，而忽略人的个体生命的独立、自由，无视个人的利益与要求。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为人民服务”，口号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对“人民”的理解：是抽象的“人民”呢，还是具体的“个人”？有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争论：有人到百货公司买东西，服务员的态度很不好，这人很生气，就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吗？你怎么这个态度啊？”服务员回应说：“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服务。”抽去了具体的服务对象，“为人民服务”就变成抽象的口号了。危险更在于，不为具体的一个个老百姓服务，就会变成为那些自称“人民代表”和“公仆”的官员服务。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我们国家里，为人民服务落实下来，常常变成为权力的执掌者服务。我们应该正本清源：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实实在在地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负责，尊重、关爱每一个公民。对人的关心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而且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汶川地震还确立了一条原则：就是要给最危急、最困难，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以及时救助。这就是说，我们要关爱、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首先要关爱、尊重弱小的生命。这就是鲁迅所倡导的“弱者本位、幼者本位”的观念。鲁迅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说，你到农村去，看看那些乡下女人，她们往往有许多孩子，做母亲的最关心、照顾的，总是最小的或者最弱的孩子。她不是不爱其他孩子，而是因为那些强有力的孩子能够自力更生，自己照顾自己。鲁迅认为，这些农村妇女所提供的，不仅是一个治家之策，更是治国之策。我们讲以人为本，就要以民为本，以弱者、幼者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以强者、长者为本；而且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到一个个的具体行动上。
鲁迅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精神”，强调人的精神的意义。我们讲人的生命，不仅是指生理上的生命，更是指精神上的生命。“五四”时期对人有一个基本概括，叫“进化的动物”。在生理追求这个层面，人和动物是没有区别的，所以人有动物性；但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或者高于动物，就在于人有精神追求。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和温饱，是人和动物都有的需求，但发展却是人所特有的追求。合起来，生存、温饱和发展，就是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现在讲“人权”，就是讲这三大权利，它们是不可分割的。问题是，现在有的人把人权限制在生存权和温饱权，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漠视人的精神发展的权利。我们刚刚讲到弱势群体，在我看来，弱势群体之弱，不仅是物质贫困，更有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讲扶贫，讲“三农”问题，重视物质扶贫，当然是重要的、基本的，但如果忽略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也会形成误区，而且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鲁迅的第三个关键词，是“自由”，这是人的精神发展的核心。鲁迅讲的精神自由，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指精神的独立，指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精神个体，对任何人都不构成依附关系。第二是指人的精神自由创造和发展，也就是人的自觉精神、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要做到这两点，首先要保障每个人作为公民的民主权利。在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上，民主是一个前提。
所谓“民主”，首先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存在一个认识与实践的误区。通常有一个说法，叫作做好本职工作，学生读好书，工人干好活，就尽到了自己的本分。这个要求，一方面是合理的，而且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要求，但也会遮蔽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只管做本职工作，那么，公共事务谁去管？最简单的回答，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就是国家由自称“公仆”的官员去管，工厂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去管。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说，这当然也有合理性，但问题是：官员、管理人员怎么产生？他们要不要接受监督？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权力是不是应该有限度和限制？如果剥夺了公民参与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剥夺了工人参与工厂管理的权利，由官员和管理人员垄断国家和工厂的公共领域、公共事务，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必然导致“公仆”的异化，官员和管理人员很容易把垄断权力转化为资本，成为特殊利益群体，这是国家机关和企业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也会对公民、工人的思想和精神产生消极的影响，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异化。我们可以设想：当一个公民，一个工人，被完全排除在社会、工厂的公共领域之外，那他只能钻进个人和家庭的小天地里，斤斤计较于物质利益与享受。我们经常指责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自私，以个人的小悲欢为整个世界，却从不检讨是我们成年人没有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开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经常埋怨今天工厂里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只关心拿多少工资，劳动毫无积极性，更谈不上创造性，对工厂的发展没有责任感，却不去反省正是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剥夺了工人参与企业公共事务的权利，缩小了他们精神发展的空间。年轻一代和工人越来越个人化和物质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精神发展空间的狭窄化，其背后，则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的缺失，这是很值得我们反省和反思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是在汶川地震中得到启发的。汶川地震救援中最大的特点、最耀眼的一个方面就是青年志愿者的大量出现。我周围有一些年轻人，平时我总觉着他们特别自私，什么事都不关心，但是到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们都变了，他们非常关心地震灾情，很多人去做志愿服务，也就是参与公共事务。所以我觉得这些年志愿者运动的发展的意义就在于为青年人开拓了一个广大的公共空间、精神发展的空间，让青年在这些公共空间中发挥热情和能力。志愿者运动在这方面是可以给我们的国家管理、工厂管理以许多启示的。
讲到这里，可以作一个小结：个人、精神和自由，构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三大核心。简单地说来，就是要保证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生存、温饱和发展这三大权利，而发展权的核心就是精神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创造，前提就是保证每个人的民主权利，首先是参与公共事务的民主权利。
鲁迅在二十世纪初提出的“立人”思想，到三十年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是晚年的鲁迅成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深化了他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如果要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恐怕很多人都说不清楚。那么，鲁迅是怎么理解社会主义的呢？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就是说，在鲁迅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它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几万万群众”，主要是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群众，那些备受压迫与奴役的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上获得彻底解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显然是他早期的“立人”思想的重大发展：他的“弱者本位、幼者本位”的思想，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指向，如他自己所说，他相信“唯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从而更自觉地为工人、农民的政治、经济的解放而奋斗；而他所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更发展为每个人“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社会理想。
鲁迅的这一和社会主义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发展了的“立人”思想，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倡的新社会理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条原则，是最能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前提的、追求“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与鲁迅所说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使每个人“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立人”理想，显然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在我看来，这是可以为基本上实现了独立、统一、温饱这三大国家目标之后的中国，提供一个新的理想目标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更加自觉地去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确立每一个公民“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此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新的长远目标，而且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下面讲鲁迅的“立人”思想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这是《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第二篇“目标篇二”所讨论的问题。
鲁迅对“立人”思想还有两段经典性的论述。
一是对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鲁迅还有这样的具体解释：“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鲁迅先生的下一句话是：此后我们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这里，鲁迅实际上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提出了一个目标。“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背后，是一个价值理念、生活理想的问题，所提出的是一个“幸福观”与“做人观”的大问题。
回顾我们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早对幸福的理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记得读大学时，我就定了三大幸福指标，就是“一间房，一本书，一杯茶”。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能坐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里，自由自在地一边喝茶，一边读书，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的幸福观，也可以说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梦。因为在我们生活、成长的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不但有一间独立的书房是一种奢望，而且追求“一本书，一杯茶”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因此受到了数不清也说不清的批判。今天诸位大概没有我这样的苦恼，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每个人最早的幸福观都是立足于物质基础上的幸福，也就是要解决生存、温饱问题。大概每一个年轻朋友，首先追求的，还是我当年的“一间房”，而且是住房，还不是书房。实际上，我们应当强调物质生活是人的幸福的基本保障。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现在有人宣传幸福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个人心灵是否平静。对这种要求我们“安贫乐道”的说教，应该保持警惕。相反，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争取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和温饱权，物质基础是人的幸福的基本保证和前提。尤其在今天的中国，相当部分的人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不仅包括已经和潜在的失业工人、农民工，还有这些年议论得最多的“蜗居”的“蚁民”，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要强调物质对于幸福的基础性意义。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解决了生存、温饱这两个问题以后，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主要是精神发展的苦恼和不幸福感。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今天我要重点讲的问题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我们如何理解幸福？什么叫“幸福的度日”？什么叫“合理的做人”？
我在准备这篇文章时，正好看到《南风窗》上有一篇文章谈到现在许多年轻人有三大不幸福感。
首先是不安全感。因为他们的幸福全部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他们的全部价值都捆绑在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上，一旦失去工作，收入降低，人就一无是处，这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失业成为悬在每个人头上的利剑，工作中战战兢兢，唯恐得罪上司、老板，不得不主动加班加点，实际上把自己出卖给了公司，还整天惶惶不安。
其次，是突然失去目标的焦虑感。原来目标很明确：要有好工作、好收入，要有房子和车子等，而一旦目标实现或基本实现，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了房子，有了汽车，又如何？反过来想想，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透支了健康，透支了情感，透支了生活，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许多人都为此而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毕竟是有精神追求的，单纯的物质享受是不可能成为人唯一的生活目标的。《南风窗》的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心安何处”的问题。老百姓常说：心安是福，只有心有所安，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但是，何处使我们心安，我们的精神的家园在哪里？失去生活目标，失去信仰，找不到精神家园，这大概就是现在基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最后，很多人还有孤独感。这是这些年来以物质生活为中心的发展以及竞争所带来的后果。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形成了一个“他人即敌人”的观念，即用敌意的眼光看周围的人，以“恶意假设”彼此对待，把别人做的事情都从坏的方面去想，比如现在很多人看到老人倒在地上而不敢去救，因为别人会怀疑你的动机。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感。医生不相信病人，病人不相信医生；老师不相信学生，学生不相信老师。自己释放恶意、敌意，又彼此交换恶意、敌意，这就极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亲情、友情也逐渐淡化了。所以，有人说，我们上班是戴着面具的，回家摘下面具后就觉得只是孤单一人。这些年，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大城市里，不仅孩子玩游戏机，连大人也在玩游戏机，其实就是借此填补内心的空虚。这样的孤独感、空虚感，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自杀现象。
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社会普遍精神危机。无情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心安何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鲁迅提出的“幸福观”的问题，我们要对已经习以为常的“以物质生活和享受为核心”的幸福观进行反思，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新的幸福观。
幸福观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有意思的是，最早提出幸福问题的，不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和日本的人，而是东方的小国不丹的国王。他提出一个“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强调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并提了四条标准：政治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他说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只看经济发展总值，而应当从这四个方面做出综合评价。最近，中国有位学者提出了五项国民幸福指标：一是政治自由；二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与社会参与的机会平等；三是要有安全保障；四是文化价值；五是要有环境保护。中国政府也曾提出过六项关于幸福的标准，可能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观。民间对幸福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民间解读“和谐”，说所谓的“和”就是有禾入口，所谓“谐”就是有言皆说、有话都可以说。这也可以看作民间的幸福观：首先，人人有饭吃；其次，人人可以自由讲话，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还包括人的精神自由，也就是要追求生存、温饱和发展的统一、物质和精神的统一。
这里的核心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鲁迅也有很精彩的论述，《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里，专门有一节“致人性于全”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鲁迅讲了三句话：第一，“钱是要紧的”，物质是基础，人的本能欲望并非罪恶；第二，“自由不是钱所能买到的”，金钱并非万能，物质不能尽“人性之本”；第三，自由“能够为钱所卖掉”，如果对金钱崇尚过度，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失去精神自由。只注意外在的物质，抛弃内在的精神，就会为物欲所蔽，失去人的本性。鲁迅强调，要“致人性于全”，也就是说，要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保证人性的全面、健康的发展。
“幸福观”，这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同时也包含着一种对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在北京曾和许多青年志愿者讨论过：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合理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我讲了五点。
第一，在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应当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也是从鲁迅的论述里引申出来的。鲁迅说，生存“并不是苟活”，就是说要追求活着的意义、价值与质量，最有意义、价值的生活就是精神生活，精神实为“人类生活之极颠”，“人生之第一义”，因此，追求精神生活的丰盈应该是无止境的，只有在这样的无止境的追求中，才会得到人之为人的幸福。精神的追求高了，在物质追求上就应该有所节制，这就是鲁迅说的，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这就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其实，朴素、简单的生活，是更接近人的本性的，是一种更本色的人的生活。
关于如何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这是一个大题目，有许多文章可做。这里，只想对诸位提一个建议，就是要多读书，让读书成为我们的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生活的习惯。我经常说，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人际交往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读书超越时空，和百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古今中外的人交友，这就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精神空间。读书交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比如我们想到了孔夫子，打开《论语》，就可以和孔夫子对话；谈累了，合上书本，孔夫子就走了。这多好，多有意思！
第二，在紧张和安闲、进取和散淡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现代生活是高度紧张化的，是不是可以有点变化？中国道家的传统追求散淡，儒家追求进取，我们能不能在儒、道之间寻取某种平衡？现在有一种理念叫“慢生活”，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在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寻取某种平衡。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能不能去乡村生活一段时间？因为人在大自然之中，是一种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以前说过一句话：立足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人的生存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人流动于城乡之间，是最理想也是最幸福的。顺便对于年轻的父母提一个建议，你们在培养子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安排孩子每年到农村去生活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是去旅游，而是真正地生活，让你们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一起在田野里疯跑，在河水里游泳，这对孩子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长期生活在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狭窄空间里，是会束缚孩子的成长的。
第四，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寻求某种平衡。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手工劳动。因为现代化企业都已实现了机械化，这就造成了人的手越来越不灵巧的问题。手工劳动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劳动，更关乎人的健全发展；所以，手工劳动是不能取消的。现在很多人设计的新生活方式，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做手工活儿。美国就有手工俱乐部，大家一起织毛衣，或者男的自己打造皮箱，女的做皮包，全部活动都是手工完成，在互相交流中显示各自的创造力。
第五，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取得某种平衡。人不能完全把自己局限在家庭的私人生活中，应当适当地参与公共生活。要提倡一种志愿者的精神，把帮助别人作为一种生活的习惯，甚至生活的方式。我们不能只在参加志愿者活动时助人为乐，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看到有人有困难，就立刻出手帮助，使之成为一种本能性的反应。
以上所谈的理想的幸福生活，有一个基本内容，就是要在各方面取得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紧张和安闲、进取和散淡之间的平衡；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的平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平衡；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平衡；等等。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在我的理解里，这是“幸福的度日”的关键。
《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里，还有一个专节“自他两利”，这是讨论价值观、伦理观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鲁迅的“合理的做人”思想的一个展开。我理解“合理”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自我与他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
不妨回顾一下，这一百年来，我们在处理自我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关系的问题上，有过很多次摇摆。我记得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最盛行的口号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完全强调群体，强调“我们”，而无条件地牺牲个人，抹杀自我，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思潮，我们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产生了很多很多问题。到了八九十年代，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强调“我”，一切都从“我”出发。我们就这样来回摇摆：有“我”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我。”那么，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与“我们”的关系，如何处理自我和他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鲁迅的观点。他谈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看法。首先是“人各有己，人之大觉近矣”，就是说，每个人都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与价值，人群就接近彻底的觉悟了。这里强调的是，自我的觉醒是社会觉醒的基础与前提，这和我们前面谈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观念是十分接近的。鲁迅还有一句话，“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即每个人都把握住自己，有独立的意志，不随波逐流，中国就可以真正站起来了。也就是说，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必须建立在个人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因此，在鲁迅的思想中，个人的独立、自由、自主，对社会解放和国家发展是具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意义和价值的。这是建立在鲁迅对人性的一个基本把握上的：人的本性，首先表现为个体性。
但同时，人又具有群体性、社会性。于是，又有了鲁迅式的命题：“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因此，鲁迅说，“博大的诗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能够“感得全人间世”的，也就是说，他能够感受人间一切欢乐与痛苦，而绝不是“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进而说：“看见别个被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这是一种博大的精神和胸怀：他能够感受到自我的生命和他人生命的内在联系和沟通：别人的痛苦与不幸，就是自己的痛苦和不幸；人世间只要有一个人没有摆脱痛苦与不幸，自己就是不幸福的。这背后是有一个理念支撑的：只有在群体的发展中，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发展，个体的发展与群体、社会发展之间是存在着相依相存的关系的。
鲁迅由此而提出了“自他两利”的新的道德观、价值观。他说：“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五四”那一代人的道德观；在我看来，今天也还不失其意义，可以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伦理观念：要把“为己”与“利他”统一起来，以取得“自我”和“集体”的关系、“我”和“我们”关系的协调、平衡。我们讲“合理的做人”，“合理”就是协调与平衡。根据鲁迅这一思想，我提出了一个“‘我们’中的‘我’，‘我’中的‘我们’”的概念。就是说，当强调“我们”的时候，不要忘记“我”，要记住“我们”的发展必须以“我”的发展作为基础；当强调“我”的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因为每个人的发展必须以集体的发展作为前提。也就是说，个人和集体，“我”和“我们”之间是互为前提的，根本的原因就是前面说到的人的本性上的两重性：人既有个人性，同时还有群体性、社会性，因此，我们只能在二者间寻求平衡，而不能用一个否定另一个，一个代替另一个。当然，这样的平衡，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在不断地矛盾、冲突，不断地协调过程中达到的相对的平衡。
做到了为己、利他的统一，正确处理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就为“合理的做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鲁迅还为如何“做人”提出了几项基本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真，诚，爱。每个字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在鲁迅看来，都是中国国民性里所缺失的。
首先是“真”。《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里有一节叫“真的猛士”，里面讲了两层意思。所谓“真”，就是要敢于正视历史与现实的“真相”，大胆地看取人生。鲁迅说：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社会的问题，个人的不幸，仿佛眼睛一闭，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于是，无问题，无不满，也就无改革了。鲁迅不无沉重地说，就这样，“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正因为如此，鲁迅不断地呼吁“真的猛士”，并且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一个不断追寻，并敢于面对真相的人，当然会承担许多痛苦，但因为正视，就会去努力改变现状，从而收获苟活者不能想象的幸福。其实，我们每个人时刻都会遇到这样的选择：当遇到社会和个人生活中的问题时，是正视，还是闭上眼睛，是积极进取改变现状，还是消极逃避、苟活？就看你要如何做人，做什么人了。
“真”，还要敢于“说真话”。鲁迅曾有“无声的中国”之说，原因就是中国人不敢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他因此号召青年人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将自己的真心话发表出来”。他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只有大家都说真话，至少说“较真的话”，人们才能以“真心”相处，成为一个和谐的群体。
鲁迅还说过：“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先说“诚”。这里也有两个层面：一是个人，做人要诚实，诚恳，讲诚信，言而有信；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彼此讲“诚信”，以诚待人，自然就会建立信任。这其实是当下中国最大的问题：不仅到处是“假、冒、伪、劣”，人与人之间更是失去了基本信任。这就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空前紧张：不仅是官与民之间，更是社会各群体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等，这都是缺乏“诚信”的结果。
鲁迅最为关注、谈得最多的是“爱”。他有三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其一，他提倡“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天性的爱”。他说：“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绝不以为将来要放债。只是有了子女，即天然相爱，愿他生存；更进一步的，还要他比自己更好。”这是发自人的自然本性的爱，父母、子女之间，既不存在权力关系，也没有利害关系，只存在着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无条件的、无私的爱。鲁迅进一步主张，要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推广到全社会，至少首先觉醒的先觉者应该做到这一点，以“无我的爱”去对待每一个人。鲁迅说“我们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就是深感这样的无我、无私的爱的失落。今天的中国，连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充满了权力带来的利害关系和交换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就自以为有恩于子女，因而视子女为自己的财产，要求子女绝对服从于自己；更有父母将养育儿女视为投资，要求子女回报自己。这都是违背了人的天然的爱的本性的。事实上，权力关系、利害关系、交换关系已经渗透到今天中国人的人与人的关系中，这正是当下中国社会人与人关系空前紧张、淡漠的重要原因。鲁迅的爱的呼唤就显示出了特殊意义：我们要用出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超越了权力、利害、交换关系的爱，作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
其二，鲁迅提倡的爱，是一种“幼者、弱者本位的爱”。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述，就不多说了。
其三，鲁迅在追问爱的缺失的原因时认为，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和关爱。这是抓住了要害的。鲁迅写过一篇《兔和猫》，其中谈到他的一个观察和体验：一天，他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一只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了；晚上下班回来，再经过这里，却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许多行人在匆匆走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鲁迅深深感到人对生命的淡漠，并由此反省自己：“夏夜，常听到窗外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听不到……”我自己每读到鲁迅这段文字，都受到很大的震动：鲁迅对一只狗的生命、一只苍蝇的生命，都如此动心动情，为自己对这些小动物的生命的痛苦与毁灭的麻木而自惭；而我们呢，连对人的生命的起码关爱都没有，在人的生命的毁灭面前，我们岂止无动于衷，有的还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这不仅是麻木，更是一种残酷。鲁迅说，“造物主”（上帝）“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大概是这样吧：中国人实在太多，太不值钱了。或许正因为如此，今天的中国，必须补这一课：要懂得生命的可贵，敬畏生命，关爱生命，这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立人”思想的根本，也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如何做人”的根本。
真正要“合理的做人”，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人的“信仰”问题。这也是鲁迅所强调的，他有一个重要命题：“人无信无以立。”他说，人的心灵是必须有所寄托的，没有信仰，人就不能立身。他还说，真正的革新者内心是一定有“理想之光”的。他同时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伪士”，这些人口头上大谈信仰，而且经常指责别人没有信仰，其实他自己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一切不过是利用而已；而且这些人还特别善变，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仿佛信誓旦旦，其实不过是流氓。鲁迅说“伪士当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和“伪士”划清界限，建立起真正的信仰。如何建立自己的信仰，这是一个人生大问题，需要作更深入的讨论，今天只是把问题提出来，提醒大家注意。
在确立了国家、社会、个人的以“立人”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以后，还有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就是《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第三部分“道路篇”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改革之路”与“开放之道”。
先看“改革之路”。在鲁迅这里，“改革”与“革命”“革新”是同一概念。
鲁迅首先提出的命题是“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他提了两条理由。其一，中国的历史与现状，都决定了中国改革“不可缓”。鲁迅认为，中国社会的危机，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不通过改革改变现状，不要说“真实自由幸福的生活”不可得，连“生存也为难”。其二，“倘不彻底改革，就要从‘世界人’中挤出”。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中国打开大门，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以后，中国的改革、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必须放到世界的大格局里去考虑。鲁迅说：“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站得住脚。”中国如果不改革，赶上世界发展潮流，就有可能“失去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鲁迅说，这是他的“大恐惧”。这可以说是中国几代人的共同恐惧与焦虑。今天，在经历了近百年，特别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鲁迅当年所说的改革的理由，自会有更深的体会；而且，即使到了今天，鲁迅说的这两条恐怕还是我们要继续改革的理由，甚至似乎更为迫切：不仅国内的社会危机又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的时代，中国改革的全球背景也更为突出。
我想要讨论的是，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以后，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动力”问题。鲁迅有两个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他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类，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类，祸哉祸哉！”——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提醒。不可否认，改革三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在这样的情势下，最容易产生的就是盲目的自满，仿佛中国真的已经“崛起”，开始忙于歌颂“太平盛世”，忙于向世界推广“中国经验”，而回避中国改革现实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危机和挑战，完全“不知反省”。这样，就有可能失去改革的动力而停滞不前，甚至走回头路，这是改革的真正危险。要知道，“不满”才是改革的不竭动力，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批判现实，改革才能持续不断，才“永远有进步，永远有希望”。如果把鲁迅寄以希望的“多有不自满的人”视为改革的障碍，误以“动力”为“阻力”，最终损害的必定是改革自身。
鲁迅的另一个概括与判断更足以使我们清醒。他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所谓“阔气”，讲的就是利益问题；也就是说，改革发展到今天，所遇到的就是利益问题：所谓“曾经阔气”的，就是改革前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反对改革，要求“复古”，回到改革前的状况去；所谓“正在阔气”的，就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要“维持现状”，不再有改革的动力，甚至成为改革的实际上的阻力；唯有“未曾阔气”的，他们没有充分享受改革的利益，甚至是利益受损者，因此，不满意现状，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这正是当下中国的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获取改革的新的动力？怎样处理改革中的利益关系？鲁迅的提醒，既是对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同时又具有极大的现实性。
鲁迅思考得最多的是中国改革的空前艰巨性，这是他的改革思想的重心所在。在这方面他有许多精彩的论述。这里只谈三点。
鲁迅首先提醒人们注意：“体质和精神都已经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方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这就是说，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既得利益者，也可能来自普通老百姓。如鲁迅在《习惯与改革》里所说，真正深刻的改革必然触及社会的风俗与习惯的改革。这种习惯势力是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并且是为大多数人所习以为常的。鲁迅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多数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鲁迅因此将这样的千百年形成、千百万人所奉行的习惯势力，称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这就是说，这样的习惯势力的反对，常常是没有名目的，而且是无意识的，因此，鲁迅说：“死于敌人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这是每一个改革者都会遇到的：反对者往往是自己最亲近的人，面对这样的出于善意的阻止，改革者是会有说不出的悲苦感的。鲁迅据此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概念：“无物之阵”。就是说，你要进行某种改革，分明感到有阻力，但阻力却摸不着、说不出、抓不到，就和民间传说中的“鬼打墙”一样，其实那就是这里说的千百年、千万人的“习惯势力”。面对这样的习惯势力的阻碍，改革者往往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但又必须认真对待：这正是改革特别艰难之处。
鲁迅的第二个提醒是：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每一新制度，新学术，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这一点，大概我们每个人都深有体会：许多很有价值的新观念，许多在外国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一旦进入中国，就全变味、变样、变质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体制有极强的同化力，如果只有新观念、新制度，而不进行体制的根本改革，就难免被同化的命运。二是鲁迅一再说的，是中国人的不认真，“中国人总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新名词、新制度喊得震天响，不过是玩玩而已，并不准备认真实行，这样，骨子里不变，新思想、新制度不过是招牌和装饰，早已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所谓“改革”也就变成了谋取私利的新的借口与手段。
鲁迅的第三个提醒是，严防改革的“反复”和“羼杂”：“但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本来，反复和羼杂，是历史转型时期的改革中必然发生的现象；鲁迅所警惕的，是旧的复辟，导致改革的失败，以及以旧充新，旧事物和真正的新事物混杂在一起，导致改革的变质。
最后要说的是，尽管鲁迅对中国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有充分的认识，但他依然认定：中国必须改革，中国一定要前进。生命总在进步，“什么都阻止他不得”。这是他对中国改革之路的一个基本认识：“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我们大概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激励吧。
《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的“道路篇”的第二部分是“开放之道”。
鲁迅在考察中国发展道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审己、知人”的任务：“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即要发扬民族的伟大精神，首先在于认识自己，同时也必须认识别人，只有周密地比较，才能产生自觉。但鲁迅又说，中国人真要做到“审己知人”并不容易，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并没有“世界”，只有“天下”的概念，而且自以为中国从来就处于“天下”之“中央”的地位，没有可以较量的对手，因此傲视天下而关门称“老大”。在鲁迅看来，这是老大中国长期不得进步、逐渐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以致到了近代，西方许多国家兴起，带着不同的思想文化来到东方，东西两种文化一经比较，中国才真正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产生了改革的自觉。
因此，在中国的改革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与己不同的西方文化和西方世界的问题，而这个“知人”的问题又是和“审己”即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恐怕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如鲁迅所说：“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认他也同我们一样的。”这里说的是两种倾向：或者把西方人当作“圣上”，一切以西方为准则，就像鲁迅说的，“言非西方之理弗道，事非西方之术弗行”，话不同于西方的就不讲，事不同于西方的就不做；或者视西方为无文化的“禽兽”，好像唯有中国才是“文明大国”，其所延续的正是前面说的唯我独尊的“中华中心主义”的思维。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就始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以西方为主子，自己为奴，要么以自己为主人，视西方为奴，从没有彼此以“朋友”平等相待。
这背后其实就是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主体性与独立性的缺失：自己没有主体性、独立性，也不尊重他人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在鲁迅看来，在处理中国和西方关系时，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主体性与独立性的问题。他说，在中国汉唐两代，在吸取异族文化时是“毫不拘忌”的，原因就在于“魄力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因此，能够以我为主，“拿来”一切于我有用的东西，“自由驱使”。鲁迅自己也一再“忠告”国人：“即使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敢于向敌人学习，这才是真正的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础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的表现。
今天我们来讨论鲁迅的这些思想，是别有意义的。因为今天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的发展；同时，中国也以独立的姿态，在全球经济、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西方老百姓的眼里，中国不再是遥远、神秘的，而是和他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的存在。这样，中国与西方如何相处，不仅事关中国自己发展，而且也会对世界的发展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自身最应该警惕的，就是“中华中心主义”思潮的泛滥，自以为中国又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不再需要向西方学习，而是要向世界输出“中国经验”了。
“中华中心主义”的另一面，则是国家主义。鲁迅将其称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们自己毫无特别的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内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得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己也有荣光了！”这样，“古人所做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在鲁迅看来，国家主义是极容易发展为保守主义的，最终必然成为前面所说的“正在阔气”的、维护既得利益的“维持现状”派，而成为继续改革的阻力——这些一针见血的分析，都显示了鲁迅思想的超前性，因而就具有了当下性；我们完全可以感觉到，他正在对着今天中国的现实发言。
在明确了以上国家和个人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以后，还有一个大问题：要以什么样的精神去实现目标？这就是《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第四篇“精神篇”所讨论的问题。在这方面，鲁迅精神更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根据我的研究，鲁迅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硬骨头精神、韧性精神和泥土精神。
何谓硬骨头精神？核心就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鲁迅的骨头“硬”在哪里？就硬在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同时又尊重别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这个问题，前面讲述的比较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想着重谈谈韧性精神。什么是韧性？鲁迅打了一个很有趣的比方。他说天津有一类小流氓，也就是常说的“青皮”，你坐火车到达天津站，这些青皮就会跑上前来向你兜售生意，要帮你搬行李，你问要多少钱，他说要两块钱；你说这行李不重，是不是可以便宜点，他说要两块钱；你说路很近，是不是可以少一点，他说要两块钱；你最后说，算了，不要你搬了，他还是说要两块钱。他认准一个目标：要两块钱，就揪住不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鲁迅说，这就是一种精神，“青皮固然是不足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对于韧性精神，鲁迅还有两种说法，也很有意思。
鲁迅说，青年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五分钟热度”：在决定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这件事想得十分美妙，兴奋得睡不着觉，恨不得马上就能达到目的；但具体去做的时候，遇到了挫折，便一下子从高空跌落下来，变得灰心丧气，连动都不想动。鲁迅分析说，之所以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中国的事情看得太容易。鲁迅反复告诫我们：“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这绝不是鲁迅文学家式的夸张和想象，可以回顾一下，中国这些年的许多改革，便大多都是流血换来的。
重要的是鲁迅由此得出的结论。他说，必须树立起“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的观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奋斗几代人”的战略思想。鲁迅说，这样的“几代人”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在我看来，这样的长期奋斗的战略思想与眼光、胸襟，不仅适用于国家的发展，同时，也应该是我们个人成长的指导方向与原则。这里有两个“长”：一切都要着眼于“长远发展”，要有“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国家如此，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选定一个目标，就要一步一步地长期奋斗下去，哪怕奋斗一辈子，“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鲁迅由此又提出两条原则，也很有意思。
鲁迅说，人但凡认准了一个目标，无外乎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吃不喝，痛哭流涕地拼命干，这样的干法顶多只能坚持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另一种态度是，认准了目标，一边干一边玩，比如说，一边干，一边看书，这样就可以坚持五年；一边干，一边看戏，大概可以坚持十年；一边干着，一边寻异性朋友，讲情话，就可能坚持五十年至一百年。我理解鲁迅的意思是说，要把你的奋斗目标化为日常生活的实践，和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要把它看作特殊事情，用非常态的办法，不吃不喝不睡，那是难以长期坚持的；要把你的努力、奋斗常态化，这样就可以持续下去。这大概就是准备打“持久战”吧。
我把鲁迅提倡的做法，概括为“边玩边打”。其实人无非有三种活法：一种是“只玩不打”，就是没有奋斗目标，混日子，这大概为希望前进的青年所不取；另一种是“只打不玩”，为了一个目标，拼了老命去干，而不懂得张弛之道，这恐怕也很难做到，更不容易被接受；第三种就是“边玩边打”，一边在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努力，一边该做什么就依然做什么，这大概是最可接受的，既合理又合情。
鲁迅对韧性精神的另一个说法是“慢而不息”。这里有两层意思。首先就是要“慢”。中国有句名言，“欲速则不达”，就是此意。中国的事情太复杂，做事太难，不是你急就急得出来的，必须慢。中国的事情不能立竿见影，过于急功近利，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只能慢。一个“必须慢”，一个“只能慢”，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慢”，不仅是中国国情所必须，更体现了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精神。我们曾经有过头脑发热，不尊重客观规律，盲目“大干快上”，搞“大跃进”，结果造成生产力大破坏的教训。我因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的建设、改革，是不是可以确立一条原则，就是“开始要早，步子要慢”，也就是态度要积极，行动要谨慎，尤其是要小心决策，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反复试验，想不清楚看不准的事，绝不轻易开动，意见不一致，思想不统一，就不妨放一放，冷一冷，什么事都“留有余地”。这样虽然看起来慢了，但一旦想清楚看准了、意见统一了就坚决地做，一做就务必做好，做一件成一件，一步一个脚印，少走弯路，减少了返工，时间一长，就可以看出效果，反而快了。这就是“慢与快”的辩证法。
“慢”向“快”的转化，关键是在要“做”，这就是鲁迅所强调的：不仅要“慢”，更要“不息”。鲁迅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去看田径运动会，有两种运动员最值得尊敬，一种是跑在最前面得了冠军的，理所应当得到大家的尊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跑得很快，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冠军的，还有一种人，他虽然跑得慢，但他从不停息，并最后到达目的地，这种人也是值得尊敬的。而另一些人，开始跑得很快，但后来发现跑不过别人时便不跑了，半途而废了；更有人故意摔一跤，然后溜了。这些都不足取。鲁迅说，我们要提倡的是“不耻最后”的精神：“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即所谓“笨人”（鲁迅说的“傻子”）的人生哲学、人生态度：认准一个目标，就锲而不舍地做下去，不怕落后，不怕失败，绝不放弃，绝不怠慢，这样，我们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我们的理想。
最后是鲁迅倡导的“泥土精神”。泥土精神是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次演讲中对年轻人提出来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立大志，总是渴望自己成为天才。不是有一句有名的话吗：“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人都是需要立大志的。但是，鲁迅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天才固然重要，但是天才不是大家都能做得了的，我们大部分人是做不了天才的。做不了天才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做“泥土”。做“泥土”这个目标，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贴近的。而且鲁迅还说，天才是需要有泥土作为基础的，我们做不了天才，就做培育天才的泥土，也自有一种价值和意义。我想，鲁迅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中间大概不会有多少天才，应该大部分都是“泥土”。
鲁迅说，“做泥土”是一个比较贴近的目标。不过，尽管它“贴近”我们每个人的实际，似乎比较容易做到，但既然是“目标”，也就有其不容易的一面：要做好泥土，也是要有精神支撑的。那么，什么是“泥土精神”呢？鲁迅也有三点论述，很值得注意。
其一，“不怕做小事情”。鲁迅说，“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而这种人很少”，在中国，“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鲁迅强调“做苦工”，其实就是提倡一种“实干精神”，而且要“切切实实，点点滴滴做下去”。鲁迅本人就是一个榜样，他说自己每天不停地做事情，“数十年来，不肯给手和眼睛闲空，但早已成了习惯，不觉得什么了”。
受鲁迅精神的启发，我曾向年轻人提了一个口号：“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们常常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只想大问题，不屑于做小事情，陷入空谈：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热血沸腾，高谈阔论，讲了一大堆理想、目标，谈完了回家后啥事也不干；要么埋头做小事情，不想大问题，陷入忙忙碌碌的日常事务，脑子里没有一个大目标，小事情就会逐渐烦琐化，看不到日常事务背后的意义，就会失去工作的持续动力。如何把高远的目标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理想和实干结合起来，把高远的理想落实在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上，正是鲁迅泥土精神的一个核心。
其二，要“认真做事”。这是鲁迅一再说及的，“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后者最大的毛病就是“将事情不当事”。我有不少的日本学术界的朋友，我觉得他们的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极端认真，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对每一件小的事情都精益求精，尽量做好，而我们中国人，无论做事做学问，都常常是马马虎虎，大而化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鲁迅认为，关键是中国人太会“做戏”。鲁迅有一句很深刻的概括：“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什么事情在我们这里只要换一个说法，就完全变了意思。比如明明是“失业”，我们称为“待业”，听起来感觉就好了许多，仿佛问题就不那样严重了。中国人还喜欢“宣传”。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宣传与做戏》，说中国许多事情，都是“话一句耳”，只是说说，不准备认真做的。更可怕的是，“光说不做”“做戏”已经成为一种游戏规则了，如果有哪一个人认真起来做事，反而会被当作傻子。因此，要做一个认真做事的“傻子”，在中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其三，鲁迅强调要“执着于现在”。中国人当对现实不满的时候，常常有两种逃路，一个是回忆过去，说过去怎么怎么好。大家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些年老同学特别喜欢聚会，据我的观察，聚会的主要内容就是怀旧，越是现实、处境不太好的同学，越是喜欢怀旧，把“过去”当作精神的避难所，仿佛一回忆起过去，现实的苦恼就都不存在了。还有一种逃路就是把什么都寄托在未来，说我现在不行，我以后会怎么怎么好起来。所以鲁迅说：我们“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鲁迅的选择恰恰相反，他的一句名言是：“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不管你对所面对的现实多么不满，你都必须正视它，只有正视现实，才有可能去改变现实。这是泥土精神更为深层的含义：一切从“改变现在”做起。
最后要说的是鲁迅对青年的“寄语”。鲁迅说，青年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者的；他所“寄语”的，也是他所期待的，主要是“醒着的”青年。其中有五层意思。第一，不要轻信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假导师。第二，也不必拒绝成年人、老年人，“和他们谈谈是可以的”，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经验，是可以作为借鉴，应该认真吸取的。第三，也是鲁迅最要强调的，是实践和行动。新的价值理想的建立，新的人生目标的确立，都不可能仰赖书斋里的苦思冥想，而必须在实践与行动中不断思考与探索。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在没有现成的规范可循，即“没有路”的情况下，人们只有一条出路：自己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地方走”，一边摸索，一边不断校正方向，总结经验，最后走出一条路来。正是这几乎一无所有、一无所依的空白地，给实践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实践出希望”的时代，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停滞不前的民族与国家，只要千千万万普通的人民行动起来，进行探索、创造，就有希望。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第四，鲁迅主张有追求、有理想的年轻人，要“寻朋友，联合起来”，依靠集体的力量进行共同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要前进的青年总是处在少数地位，在自己所生活的具体环境里，常常是孤立的。这样，要前进的青年就必须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形成群体的力量，才能完成单独的个人所无法承担的事业，并在这一过程中，相濡以沫，获得精神上的相互理解、支持，摆脱孤独状态。最后，鲁迅又提醒年轻人：你们所要走的探索、追寻之路，将充满艰险，会遇到“深林”“旷野”和“沙漠”，会有失败与曲折，但你们同时又要有自信，因为“你们所多的是生力”，可以用自力来克服一切困难，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与暗箭”，“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人生座右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