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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阳光行动”是北京一部分大学生青年志愿者的联合组织，其总部设于北京师范大学。这些年我一直和他们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在“西部阳光行动”沙龙上的讲话。此后，我以同题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讲过多次）
应该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九月二十日那天参加你们的暑期下乡实践活动总结会，听了你们许多精彩的发言，我心里很激动，有很多感想，但那天的会上，只能简单说几句，于是，就想写一篇文章，但事情一多，又搁下了。感谢北师大的同学的邀请，今天有了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聊天，就把那天没说完的话，继续往下说。
也许因为我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有一种职业性的历史感，一看到诸位，我就觉得似曾相识，在我研究的历史中曾经见过。你们的言谈，说话的姿势，眼睛里流露出的热情、困惑，你们的快乐与苦恼，初到农村时的惊喜，第一次走进农民的小屋时不知如何交谈时的窘态，工作深入不下去时的焦虑，以及无休止的争论，平静下来以后的思考与自我质疑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上都曾经出现过，而且，这其中也有我自己的身影。这里存在着一个代代相传的精神谱系，存在着一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运动；也许你们并没有意识到，你们的“西部阳光行动”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段新的篇章，你们是沿着前辈所开辟的道路往前走，你们正在继续书写与创造新的历史。
那么，我们就来做一点历史的回顾，讨论一下一个世纪来五代人连续不断的“下乡运动”。
还是从“五四”说起，那是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一个源头。大家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这三种人都是处于社会结构的最底层的，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与文化中是被忽略的存在，因此，这三大发现就充分地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特质，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妇女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都是极富魅力的话题，以后我们或许有机会再来详细讨论，今天要说的是“农民的发现”。鲁迅曾经有一个追述，他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在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这至少说明，“五四”的先驱者已经认识到，农民，底层的人民，他们不是供人观赏、践踏的“花草”，而是有自己的价值、有自己的要求的独立的“人”，他们应该享有自己的幸福，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独立利益。
而另一些思想家则把农民的解放与整个民族的解放、发展联系起来。李大钊当时就写了一篇《青年与农村》，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进而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于是，他发出了“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的号召。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讲了三条理由。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了。”他具体地列了许多方面，可见他是做了一些调查的，我们今天读起来觉得似乎还有点现实针对性，这是很可悲的；不过今天不谈这个，我们注意的是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他说：“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城市里鬼混，都成了鬼蜮。农村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是哪个的责任？”李大钊讲的第二个理由，就更值得注意。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没有自由的判断力，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练习了许多的诡诈的手段”的城市流氓，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把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而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
你们看，李大钊说得多好，在我的感觉里，他简直就在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讲着当下中国已经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感觉如何？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条理由。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自误”。因此，他号召：“在城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城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城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李大钊的这番话说的可能与大家的感受不大一样，因为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还是令人向往的；但城市的人满为患，大概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更重要的是，李大钊在这里显然将农村理想化了。其实，他在前面已经谈到了“农村的黑暗”，他对农村的着意美化，是出于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反感，同时也是受到了俄国民粹派的影响。李大钊这篇《青年与农村》一开头就谈到了俄国的“青年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的民粹派的“到民间去”的运动。俄国民粹派对中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李大钊对农村与农民的理想化，还反映了“五四”时期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是一个建立乌托邦理想社会、理想生活的试验：一群理想主义者聚集在一起，通常是在农村建造一所“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大概在一九一八年，日本著名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九州日向就建立了这样的新村；一九一九年周作人去参观后，就在国内大力鼓吹，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和许多青年学生的响应，在北京组织了类似新村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也是新村运动的热心者，他曾为此专门访问过周作人，还亲自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新村运动的理想的核心，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就是要实现健全的“人的生活”；而所谓健全的“人的生活”，就是个体的人与人类、社会的人的统一，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农民沐浴在大自然的阳光中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生活，就对当时沉湎于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中的李大钊这一代人以及青年人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
但应该说，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的倡导与小规模的试验上，并没有形成实际运动。真正的“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运动的大力发展，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如果说，“五四”时期它还限于思想、文化运动的范围，那么到三十年代它就发展成了一种社会运动。大革命失败以后，随着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化，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农村，认识到中国的根本改造必须从农村开始。但却在如何实现中国农村的改造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也就是说，都是“到农村去，到民间去”，却有两种不同的路向。
一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国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必须通过革命，先夺取政权，从根本上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进行新的建设；农村问题的根本也是土地制度问题，农村的变革必须从土地改革入手，改变少数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大多数农民无地或少地的状况；而中国的革命又必须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村的变革为全国变革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发动了“苏维埃运动”，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发动革命，建立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诗词里所描写的“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与此同时，一部分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则在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愚、穷、弱、私”四个字，因此，需要进行“四大教育”。一是“文艺教育”，设立实验性的平民学校、艺术学校，扫除青年文盲，并进一步将平民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同学会，使这些优秀的农村青年成为农村建设的中心分子。二是“生计教育”，普及农业科学，发展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方面，则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自助社；同时注意农村工业的发展。三是“卫生教育”，重点是建立乡村保健制度，“使农民在他们的经济状况之下，有得到科学治疗的机会，能保持他们最低限度的健康”。四是“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个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训练”，“使他们有公共心、团结力，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政治道德，以建立地方自治的基础”。他强调，这“四大教育”的核心，是对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保健力和团结力”的培养，说到底，是对人的教育与改造，而“从事‘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这才是“解决中国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关键”。为了实现这样的理念，他提出了“博士下乡”的口号，带领一批年轻人在河北定县等地进行了将近十年的农村改革实验。
梁漱溟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大力推动者，但他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并不在愚、贫、弱、私这些具体问题，而是要抓住根本性的环节，着眼于整个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则在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重建民族新文化。具体到乡村建设，他主张以中国传统的乡约形式重建中国新的礼俗，并在农村大办村学和乡学，使之不仅成为地方教育机构，而且从中分化出乡村基层政权组织与民间团体，把农民组织起来；同时，建立生产、销售、运输合作社和农民银行等生产、金融组织，推动农村技术进步，走一条以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梁漱溟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开辟了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区。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据国民政府实业部统计，一九三四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建立的实验点、实验区有一千余处。后来，这些实验都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实验区为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告终。
四十年代，在全民族的大流亡中，大批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向中国的穷乡僻壤，在实际接触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而抗日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如毛泽东所说，“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从这一事实出发，毛泽东引申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论断：“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值得注意的是，当毛泽东进一步呼吁“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进而提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的论断时，他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的。人们感到，这几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时代的命令，同时也是根据自身的痛苦经验而发出的内心要求——在残酷的战争中，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知识分子尤其容易产生软弱无力感，这时候就迫切地要求寻找归宿，中国的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普通农民，就自然成为战争中处于生活与精神双重流亡状态的知识分子的皈依之乡。于是，大批知识分子涌向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走向农村，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知识分子下乡运动。
这一运动与二三十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自然有深刻的联系，但也有不同之处；除了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发动的，是一个政府（当时延安边区政府可以看作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雏形）行为之外，最主要的是，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移动：由“启蒙/被启蒙”逐渐转换为“受教育/教育”，“到民间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改造”主题。特别是当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中宣布“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后，就把前面说到的美化农民与农村的民粹主义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而当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知识分子工农化”，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者也”，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要用农民的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以致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因而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在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尽管存在着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但当时的“下乡运动”所产生的主导作用，还是积极的。知识分子在下乡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农民、农村以及整个中国国情的了解，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农村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边区所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同时开展的减租运动，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选举运动互相配合，引发了边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的全面变革；四十年代后期，更发动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事实上为以后夺取政权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共产党没有在四十年代成功领导农村变革、建设，从而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新中国。
一九四九年以后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其国家体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因此，国家的教育、文化、卫生……政策都是倾向农村的，这就导致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建设的全面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当然，毛泽东按照他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这一理想是前述“五四”时期所建立的“新村运动”理想的一个发展），在同时期所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对农民的利益的影响，是需要另作讨论的。
我在这里要和同学们讲述的是我自己这样的成长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都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建设祖国的巨大热情，一个是自我改造的高度自觉性，正是这两大激情使得我们年轻时候的最大志向，就是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贡献自己的青春。因此，农村一直是我们认为可以大显身手、同时改造思想的广阔天地。当然，无可否认，这背后还存在着另一个理念，即“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也同时暴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是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驯服工具”的。因此，在大学毕业时，当组织上（“组织”也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概念）分配我到边远山区贵州去时，尽管多少有点惩罚的意味（因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又走“白专道路”），但我仍是欣然前往的，因为这是党的安排，同时想的是“好男儿应当志在四方”。后来，我并没有分到农村最底层，而是在专区所在地的安顺教书，但一教就教了十八年，正是我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不过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在中国的社会底层经历了大灾荒的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说句夸张的话，我是与底层老百姓一起经受磨难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社会有了真正深切的了解，这几乎决定了我以后一生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老实说，我今天之所以如此关注一个世纪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要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在这十八年里，我与中国的底层社会建立了血肉联系。尽管我在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离开了贵州，来到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但我始终以贵州作为北大之外的另一个精神基地，一直和它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精神联系。顺便说一下，听说你们许多同学现在还保持着与暑期去过的农村点的联系，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今后你们要做什么事，到哪里去，都不要放弃这样的精神根据地。
现在，就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那一代，大概就是你们的父母那一代。他们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半自愿、半被迫地到农村去的。这是上一世纪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明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如此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我想，其动因也是复杂的，除了解决“文化大革命”所积累起来的政治危机与就业问题这样一些现实的考虑外，也许还有毛泽东本人的类似新村运动那样的乌托邦理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全国办成一所“大学校”，全民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但无论如何，这场运动在指导思想上是有着浓厚的反智主义的倾向的（就是“书读得越多越蠢”，因此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反智主义恰恰也是民粹主义的一个要害。因此，我并不主张将这场运动过于美化、理想化。
但有一个事实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当知识青年离开城市、来到农村后，他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引述过一位当年的知青的一句话：我来到农村，“才知道了什么叫中国，才知道了我们的老百姓是多么的苦又是多么的好”；我说，这两个“才知道”，是非同小可的，无论对知青本人，还是对未来中国的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因此，到了“文革”后期，知青中出现了许多后来被学者称为“民间思想村落”的群体，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对长期被灌输的思想、文化观念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在深入农村以后对“中国问题”的正视，这就逼得这一代人“重新思考与估价一切”，包括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应该说，正是这些思考，为“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了人才的准备：今天活跃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有知青背景或在农村接受过再教育的经历，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他们在农村中获得的各不相同的经验教训，对他们今天的观念与行动都有重要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以至未来。大批知青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同时也引起了农村的变化，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建设，也为以后农村的变革作了一定的准备。据我所知，“文革”结束后从农村开始的中国变革的推动者中就有当年的知青。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至今的变革，产生了直接与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历史回顾，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不难注意到两个重要的现象。一个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到农村、民间去”的运动是伴随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这就是我上次在你们的总结会上，用多少有些文学化的语言说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可以说是“前赴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这是为什么？另一个重要现象是，尽管知识分子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几乎知识分子每一代人下乡时，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所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又是为什么？思考这两个“为什么”，我想，对我们今天重新走向农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但今天也只能出这么一个题目，或许以后我们再来找一个机会，作更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