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

官员与公车的上奏上书波澜渐起，政治局势也随之渐起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我在本章第二节中已经说明了每日上奏、代奏、电奏的情况，以下再逐日地说明三月二十二日以后政治中心的情况，及其与官员、公车上书的关联。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95年4月16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了以下内容：

见起二刻，书房俄顷，再到直房，辰正三散，极早也。小憩。到督办处，见译署申君允，慷慨争和议，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说帖，甚壮，惜太迟矣。徐小云来，邀至莱山处，见李电，言廿三日巳刻画押，限廿日在烟台换约，来请示。答以今日未及进呈，并明日请旨后再复，然巳刻不能到也。

这一段日记透露出，翁当日两次见到了光绪帝，但没有透露说了什么。在督办军务处，总理衙门的官员告诉他，总理衙门章京等56人准备联衔上书，再争和约，其评价是“甚壮，惜太迟”，也没有透露对该官员说了什么。

继而徐用仪请他到总理衙门，与孙毓汶共阅李鸿章二十一日发来、拟二十三日签约的请示电报，他却不同意将此立即上报光绪帝，而是压到第二天早朝时再向光绪帝请示。尽管他知道光绪帝一定会同意，但正式同意签约的电旨，在签约之前绝对到达不了李鸿章的手中。这一点小小的计谋，他后来果然实现。

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了以下内容：

见起一刻余，仍至书房，以陈炽《庸书》、汤震《危言》进呈御览。再到直房看电旨稿，巳初二刻散……晚饭后柳门来长谈，激于时议，颇有深谈，抵暮去。

这一天是同治帝的生日，光绪帝与军机大臣一大早到寿皇殿行礼。军机叫起的时间晚了许多。他在书房中与光绪帝单独会面，并进呈两书。军机处散值是上午9时半，与李鸿章原订的签约时间只差半小时。“柳门”即汪鸣銮，“时议”为何，并没有说明，汪鸣銮是总理衙门大臣，“时议”莫非是总署章京们的联衔上书？

三月二十四日（4月18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连日因台事与同官争论，入对时不免愤激。二刻下书房，一刻再至直房，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

尽管光绪帝已经发出了两道电旨，尽管李鸿章也已签订条约，但翁仍不同意，为割台事与军机大臣们争论，甚至对光绪帝的用语也“不免愤激”。然而，他在书房、直房的补救工作都失败了。“高阳”，即李鸿藻，两人在方略馆相谈时，意见一致。由此可见，翁、李两人并没有因条约已由光绪帝同意、李鸿章签署，而放弃他们最后的努力。在这几天中，要求拒约的上奏与电奏渐起。

三月二十五日（4月19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见起二刻余，封奏二、电九，内一乃俄请暂缓批准和约也。书房一刻，极言批准之不可速，然无益也。

其中俄国请暂缓批准和约一事，即是清朝驻俄国公使兼驻德国、奥地利公使许景澄（此时正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电报。该电称：

顷俄外部称：昨奉俄主谕，如和约画押，请中国暂缓批准。俟筹定，即由喀使转告，已电喀使先复。叩以何时可定，则云：但候法、德准信，不过二三日等语。又德主前日见巴使，德报谓倭议内地商务，不便于德云。

清朝在马关条约谈判时，曾多次请求各国帮助。马关订约的内容，也向欧美各国透露。此次是俄国第一次正式表示将出面干涉。喀使即俄国驻华公使喀希尼（Count A．P．Cassini）。巴使即巴兰德（M．A．S．von Brandt），为德国前任驻华公使，亦曾任德国驻日本公使，在远东事务上，德国外交部经常征求其意见，不久后出任德国外交部代理副大臣。然而，许景澄这一“利好”的电报，并没有改变光绪帝的旨意；翁在书房单独会面时，也未能说服光绪帝暂缓批准《马关条约》。到了这样一个时候，翁等人最需要的就是来自言路方面的支持。从本章第二节中可见，也就在这一天，文廷式等人出奏。

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盛电谓巴兰德甚出力，令德纠约俄、法出论云云。同官或议为不足恃，余与兰孙力斥之，在上前亦切陈之，三刻退。书房复申言之，巳初散。

盛为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盛电的内容是报告俄、德、法三国将出面干涉之事。 同官指当时的各位军机大臣，兰孙是李鸿藻。翁、李两人依旧坚持他们的态度，辩论的时间长达三刻钟，翁还在书房再次向光绪帝进言。这一天翁、李的劝说工作虽无成果，但由于三国将干涉《马关条约》的消息，使事态出现了转机。

三月二十七日（4月21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见起二刻，命以电询许景澄俄所要倭者何语。书房一刻，李鸿章六百里报，携至书斋示臣，明日始下。再至直庐，巳初一刻散……是日庆邸有起，在军机起前。

本日最为关键的一事，是李鸿章从马关回天津后，于三月二十六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光绪帝上报《马关条约》的谈判过程，并进呈条约原本。李鸿章在上奏中称：“敬候早日批准，早日派员互换，以便两国停战撤兵，共图休息。”光绪帝于二十七日收到后，未将该折片发下军机处，而是先压了下来，带到书房，与翁同龢商量办理方法。时间虽只有短短一刻，但说明光绪帝在决策前仍先征求翁的意见。光绪帝电旨许景澄，是探听俄国制约日本的具体方法。 庆亲王奕劻是御前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主要在慈禧太后身边，他的到来，很可能是报告俄国公使向清朝通报，俄国将对日本进行劝告之事。

三月二十八日（4月22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见起二刻，上促令总署往俄馆问回信，书房一刻，力陈批准宜缓。再到直房，散甚早。苟安一日，如是而已。

“往俄馆问回信”，是指到俄国驻华公使馆询问日本对于三国劝告的答复。光绪帝此时急于知道三国干涉的情况与日本的答复。查该日军机处《随手档》，李鸿章的奏折已经下发到军机处，其中关于李鸿章要求请假20日、请给予治疗其伤的日本医官勋章两片，皆于当日由光绪帝批下。但最核心的即请求批准条约的正折，光绪帝还没有做出决定。 从翁的口气来看，他已不再要求废除条约，而是要求缓批条约，故有“苟安一日”之语。光绪帝此时最关注的是俄国的态度。

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是上奏、代奏的第一次高峰。当日《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与庆王同见起，上以李鸿章复电言台湾事不能与伊藤说，甚怒。又诘问昨日徐用仪见喀使语如何……上遂命奕劻、孙毓汶、荣禄今日往见喀使，传感谢之意，并告以批不能过缓，即电俄要的音。又命发电旨询许景澄，亦以此节详告。论及台民死守，上曰：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孙毓汶以前敌屡败对。上诘责以赏罚不严，故至于此。诸臣唯唯，引咎而已。伏睹皇上乾刚［纲］一振，气象聿新，窃喜又私自憾也，四刻退。至书房亦颇有论列，然事已难回矣。退而看电稿，尚切至，巳正二散……是日封奏九件，八件言款不可行，有请廷议者，有驳条款者，有劾枢臣者。内一件责吴大澂，又指余徇庇。

这是一个转折点，光绪帝公开表示了激烈的态度。许多研究者引用这一段日记，以说明光绪帝的主战态度。然事非如是，从翁的日记来看，这只是光绪帝在战争期间有数的几次振作之一，不然的话，翁也不会说“乾刚［纲］一振，气象聿新”了。从本章第二节可知，当日有翰林院等八件拒和的奏折，在此关键时刻发生了效用。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称：

本日翰林院代奏编修张鸿翊折片二件，又李桂林等折一件，陆润庠等折一件，张仁黻等折一件，丁立瀛等折一件，高燮曾折片各一件，刘心源折片各一件，裴维侒折一件。以上各折片，款目较繁，臣等日内详细阅看，再行呈览。

一下子收到如此之多要求拒和的上奏，军机处已来不及处理。当日军机处《随手档》记：“折片用封套存堂”，以备次日再看。然而，这一天局势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来自政治下层的奏章，而是来自圣彼得堡的电报。许景澄电告三国已决定干涉，并准备与日本“用力”：

俄外部言，俄、德、法已各电驻使，劝倭减让，言明尤重辽地。此节已电喀。并述英以倭索未为太过，不肯劝。谓：劝亦不从，然倭果坚拒，只好用力。又称：不能早定者，须俟全权画押，方有确据可说等语。

该电最让清廷感兴趣的是“只好用力”一语。当日光绪帝发电旨给许景澄：

奉旨：许景澄廿六电已悉。俄与德、法已电倭令让辽地，具见真心相助。著许景澄先向俄廷致谢。惟所称“倭果坚拒，只好用力”，是否立时可办？和约于二［三］月廿三画押，言明批准后四月十四在烟台互换。必须先期批准，以便送往互换，为日甚迫。三国既肯为力，须于五六日确定办法，且须由三国勒令展缓停战互换之期，方可从容办理。倭如催我如期换约，应以何辞答之？并著与外部熟筹电复。

由于与《马关条约》同时签订的中日《停战展期专条》规定，最后的停战时间为四月十四日（5月8日）夜十二点 ，清廷由此担心，如果不能及早批准和约，耽误互换之期，中日将再次进入战争状态，由此希望三国尽快“确定办法”，更希望三国出面勒令日本“展缓停战互换之期”。

三月三十日（4月24日）上奏的级别陡然上升，从本章第二节可见，内廷行走的皇亲与谏台的言官均联衔出奏。当日《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照常入，封奏二、电三，言者大率谓和约当毁。余虽懦，不敢赞成，而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则日夕在念，思所以维持之，卒不能得，则叹息抑郁，瘀伤成疾矣。见起二刻，天颜又霁，不似昨日威严矣，命将昨今论和款折十一件持与恭亲王面商。早散，巳正赴恭邸处，邸少愈而夜不眠，语多即汗。看折后（先令章京送去），一无断语，大略谓廷议徒扰，邦交宜联而已……归后文云阁来，谈至黑，此人毕竟多材。

由此可见，光绪帝的态度又稍有软化，而拒和的上奏和代奏适时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

昨日封奏八件，并今日载濂等、余联沅等封奏二件，李秉衡折一件，臣等遵旨前往恭亲王处，将折件交看，并面商一切。谨奏。

光绪帝将此十一件上书交给生病请假的恭亲王，恰恰说明了这十一件封奏所产生的政治压力，也表示他已经有新的想法。尽管翁在日记中自称“不敢赞成”、“和约当毁”的奏章（这也合乎其因“克己”而心口相错的一贯性格），但更多的只是虚晃一枪，对上书的内容实际上是赞同的。恭亲王所言“廷议”，即当时许多上书者要求举行王、大臣廷议，讨论《马关条约》并决定准驳，对此他认为“徒扰”而决定不予采用；恭亲王所言“邦交”，即指与俄、德、法三国联系以拒日，对此他表示赞同。尽管翁称恭亲王“一无断语”，但清朝此后的方针侧重于外交，似为恭亲王对此做出了决定。文云阁即文廷式，所谈内容尚不可知，不知此次相会是否与文四月初三日弹劾都察院之片有关。此时，翁还需要更多的上书以做进一步的推动。

四月初一日（4月25日）上奏与代奏继续维持着势头。当日《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封奏中五件言和约，内阁则一百五十六人，见起二刻，无书房。上命枢臣偕庆邸请见皇太后，面陈和战事，并将两日封事十五件一并呈递。顷内监传懿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到直房看电底，一予许使催回信，一饬刘、王查各军是否堪战。巳正散……有湖南举人一百二十人合词请改和约，呈三件，数千言，已递都察院。致书于余，责备甚至，来者十四人，文俊等，未见，答以惶恐而已。

拒和的上奏与代奏到了这一天真正发挥了作用，由于呈送恭亲王的拒和封奏已由恭亲王交回，光绪帝派庆亲王与军机大臣等将三天内收到的拒和封奏共十六件，亲呈慈禧太后，并当面请示和战大策。 慈禧太后此时不见军机，也不表示态度，是其惯常的做派。有意思的是，湖南举人14人将已经递到都察院然尚未代奏的三封联衔上书，送到翁的住宅，“文俊”即其中一上书的领衔人文俊铎之误。“惶恐”一词表示了翁的内心赞许之意。

尽管慈禧太后没有表态，将责任推给了光绪帝，但光绪帝于此时做出了新的决策。他发电给驻在榆关的辽沈方面前敌主帅钦差大臣刘坤一、驻在天津的津沽方面前敌主帅署直隶总督王文韶，让他们对敌情战势做出判断：

奉旨：新定和约条款，刘坤一、王文韶谅皆知悉。让地两处，赔款二万万，本皆万难允行之事。而倭人恃其屡胜，坚执非此不能罢兵，设竟决裂，则北犯辽沈，西犯京畿，皆在意中。连日廷臣章奏甚多，皆以和约为必不可准，持论颇正，而于沈阳、京师两地，重大所关，皆未计及。如果悔约，即将决战，如战不可恃，其患立见，更将不可收拾。刘坤一电奏有云，战而不胜，尚可设法撑持；王文韶亦有聂士成等军颇有把握，必可一战之语。惟目前事几至迫，和战两事利害攸关，即应立断。著刘坤一、王文韶体察现在大局安危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词，敷衍塞责。钦此。

光绪帝在此电旨中第一次正面评价拒和的“章奏”，也说明了这些“章奏”与决策的关系；但问题的关键也在此时彰显出来，最后的决断将取决于军事上是否真有把握。电旨提到了刘坤一、王文韶先前的电报，皆有胜算之词 ，若刘、王两位主帅还坚持原来的说法，局势有可能大变。同日，光绪帝还发电许景澄：

奉旨：廿九日电谕许景澄向俄廷致谢，商由三国告倭展缓停战互换之期，并饬总署王、大臣赴三国使馆嘱将展期一节各电本国。该使皆允即日发电。不审日内俄廷已得日本复信否？殊深悬盼。俄称：倭果坚拒，只好用力。询之喀希呢，语涉含糊。究竟俄外部之言有无实际？此事至急，若有布置，此时必已定议。并著密探以闻。倘至限期迫近，尚无复音，可否由中国径达日本，直告以三国不允新约，嘱中国暂缓批准之处。著许景澄往见外部，与之预筹此节，先期电复。

到了此时，清朝准备自己出面直接与日本交涉，以三国不允新约为由，暂时不批准条约。

到了这一天，翁同龢、文廷式以及此时已出奏者创造了奇迹，历史出现了转机。可以说，如果没有俄国等国的表态，如果没有上奏与代奏的推动，光绪帝就不会走得这么远，很可能在三月二十八日，即下发李鸿章奏折的那天，就批准条约了。

到了这一天，关键已不在于更多的上奏或代奏，而在于刘、王两主帅的答复以及三国的决心与“用力”。

到了这一天，江西、广东、湖南等省公车的上书，虽已递到了都察院，但还没有呈到御前。

四月初二日（4月26日）上奏与代奏继续保持势头。当日《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见起三刻。是日先召臣入养心殿，数语即退。军机见时传懿旨，谓和战重大，两者皆有弊，不以断，今枢臣妥商一策以闻。书房片刻，退至直房，散时晚。发三国二电，上意然也。三国无回信。而言者益多，劝成者益促。噫！难矣。

光绪帝在养心殿、书房两次单独与翁见面，交代为何？翁没有透露。慈禧太后的表态自与昨天收到十五件封奏有关，但其模棱两可的言辞又是其一贯的作风，即让臣下揣摩猜测她的意图。“言者”指拒约的言论，“劝成者”即主张批准条约的诸位军机大臣。此中可以看出拒和的言论使某些主和的军机大臣感到了压力，决定尽快促成光绪帝批准条约。翁由此感到了此事的难度。根据光绪帝的命令，清朝当日向俄、德、法三国发出“国电”：

现承大俄国大皇帝、大德国大皇帝、大法国大伯理玺天德厚意，以中国与日本新定和约画押后嘱暂缓批准，由贵国力劝日本再加减让，甚为可感，专此致谢。惟换约日期已迫，所商情形如何？能否展缓互换之期，务希在中历四月初七日之前示复，以免迟误，实深殷盼。

“国电”是代表国家发出的电报，是相当于“国书”的外交文件，外交使节可以持之要求见该国的元首。在这一封国电中，所强调的是日期，即“四月初七日（5月1日）之前”，关于这一日期的意义，后文还会提到。

四月初三日（4月27日）起，拒约的奏章已是进入第二次高潮，但局势却变得更加不明朗。《翁同龢日记》称：

照常入，封奏七、电四。邀庆邸至小屋，甫欲谈，上命至养心殿，数语出。见起五刻……书房一刻，再到直房，巳正先散……许使有电，俄不能用力，语转松懈。

光绪帝与翁在养心殿、书房两次单独见面，内容未透露。庆亲王的到来，很可能与送达许景澄的电报有关。许电称：

遵旨托筹各节。据外部罗拔诺夫称：因法廷办理稍迟，须今、明日告倭。此时但作三国自行情劝，不便勒展期限，然旬内外必有定办确信，不致逾限。如倭来催中国，宜不露他意，或以未查毕等词答之。又云：喀亦来询，已电复等语。计三四日后，倭复可到，再向探商续闻。澄。卅。

许景澄的电报在路上走了三天，俄国明确表示不会向日本提出展期换约的要求，也未就是否“用力”予以确认，只是希望清朝“不露他意”或以“未查毕”为词拖延。光绪帝心急如焚，为此再发电许景澄：

奉旨：许景澄三十电奏已悉。展期一节，既不能办，现距换约只余十日，批准发往为时更迫。日本复信，此间必须三四日内接到，方可赶上。著许景澄不时探问，立即电闻。三国情劝之信，既已交到日本，则公劝暂缓批准之语，亦可由我径告日本，较权词答复，似为直截，仍与外部商定速复。该大臣前电有倭果坚拒、只好用力之语，意颇切实。此时应问俄廷能否先以兵舰来泊辽东海面为我臂助？倘真用兵力，中国愿与俄立定密约，以酬其劳。此节宜诣外部，密与商订电复。

该电旨再一次强调了时间，“日本复信，此间必须三四日内接到，方可赶上”一语，是指日本答复的消息，须在三四日内到达北京，方能赶上决定是否批准的时间。也就是说，四月初八日是决定是否批准条约的最后时间。为了能让俄国真正“用力”，清朝此时也准备与俄国订立密约，许其兵费、土地等项酬劳。由于许电并无俄国“用力”的确认，军事对抗也迫在眉睫，光绪帝再次发电刘坤一、王文韶：

奉旨：初一日谕令刘坤一、王文韶将和战大局所系，战事是否可靠，据实直陈，著即迅速复奏。钦此。

由此可见，清朝政治决策中心此时的关注点，在于圣彼得堡的许景澄、榆关的刘坤一、天津的王文韶，而对京城内正在涌起的上奏代奏浪潮已不太看重了。

四月初四日（4月28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封奏十（二件别事）、电五。载泽封事请起，召对五刻，张荫桓三刻，军机不过二刻。上以和约事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书斋所论大抵皆极为难，臣憾不能碎首以报。巳正散。是日许电语虽云可无误限期，其实皆延宕耳。午正访高阳于黄酒铺痛谈，相对唏嘘，归后未决，如在沸釜中。江西举人涂朝弼，宜黄人，来递条陈，未见。

拒和的封奏是越来越多，都察院也于该日代奏条陈，但作用已是越来越小。镇国公载泽，内廷行走，曾参加郡王衔贝勒载濂等王公7人的上奏，此日再次上奏要求拒约，并请面见光绪帝。觐见交谈的时刻超过了一小时。光绪帝的态度是“徘徊不能决，天颜憔悴”，在书房中向翁表示“为难”。翁又与李鸿藻两人中午“相对唏嘘”。而这一切的决定因素，很可能是李鸿章、许景澄的电报。李电称：

顷据伦敦路透电，报日本复俄、德、法三国公使云：日本百姓因屡战皆捷，现在无殊酒醉，如将中国拟让奉天之地，辞而不受，则必激成内乱。英国新报以英国国家不肯与闻此事，为甚是，德、法两国徒受俄国所指使。法国新报则以法国干预此事为非，是虽见好于中国，必得罪于日本，非计之得云。鸿。江午。

这封电报似乎说明日本已拒绝了三国的劝告。许电称：

遵晤罗拔诺夫密筹，据云：三国现称为大局出劝，非与中国约同，公事转易。缓批一层，请勿直告为妥。昨又电驻使，合商在批准期前定一日期，限倭确复允否，杜其延宕等语。先闻。澄。冬。

罗拔诺夫为俄国外交大臣。这一电报明确表明三国不希望中国直接出面，与日本交涉缓批条约之事，所称“批准期前定一日期”，也使清朝感到时间之迫急。为此光绪帝发电许景澄：

奉旨：许景澄初二日电奏悉。俄请勿直告，允以批准期前定一日限倭确复。所云批准期前，自指十四日之前，若于十二三日始接复信，则断来不及。计约本送到天津须三日，自津至烟台须一日。总须初八日以前复电到京方可。该大臣仍即日亲晤外部，询此确期，万勿延误。本日见路透电云：日本复三国公使云，百姓因屡战皆捷，无殊酒醉，如将中国拟让奉天之地辞而不受，必激成内乱等语。据此，则是日本已有复语，何以俄廷不以告我？著询明即日电复。初二日所发国电，已接到分递否？并复。

听到日本对于三国的强硬态度，光绪帝感到将再次与日本直接对抗，无法振作起来。他在电旨中明确了四月初八日是批准条约的决定日，以能不误四月十四日在烟台的条约互换。

四月初五日（4月29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封奏一、电四。见起二刻，书房数分而已。恭闻东朝犹执前说，而指有所归。许电杳然，刘、王之奏未至，极徘徊也。巳正散……麟芝庵、汪柳门先后来，丁生立钧、沈生曾植同来，谈至亥初去。

“东朝”，即西太后；“犹执前说”，即四月初二日懿旨，让军机大臣妥商一策向其报告；“指有所归”，即她已有倾向性意见，或大臣们已体会出她内心的意图。到了这一时刻，官员、公车的上奏上书已经不太起作用了，关键是军事主帅的电报，以及俄、德、法国的态度。而当日未能收到许景澄、刘坤一、王文韶的电报，是由于暴风雨及海啸刮断了天津四个方向的电报线。麟芝庵即麟书，时任大学士、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时徐桐已入闱，吏部、翰林院皆其一人掌理，为吏部、翰林院官员的代奏，起了不小的作用。丁立钧是翰林院编修，沈曾植是刑部员外郎、总理衙门章京，也是此次官员上书主力集团的成员。就在这一天，光绪帝发电旨给时在天津的李鸿章：

连日纷纷章奏，谓台不可弃，几于万口交腾。本日又据唐景崧电称，绅民呈递血书，内云：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六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顺从与否”，又云“民必乐从方得视为易主”等语。台民誓不从倭，百方呼吁，将来交接万难措手。著李鸿章再行熟察情形，能否于三国阻缓之时，与伊藤通此一信，或豫为交接地步。务须体朕苦衷，详筹挽回万一之法。

这一道电旨说明了众多官员、公车上书造成的政治压力，但透露出来的并不是光绪帝打算直接拒约或改约，“挽回万一之法”，是让李鸿章与伊藤商量出一个妥协的办法。

四月初六日（4月30日）的《翁同龢日记》，透露以下内容：

封奏七件，都察院代奏者一件中有七折，无电信，线断也。见起二刻，亦无所可否。命往恭亲王邸会商，令定和战之议，巳初退……同李公同诣恭王府，同人先后集，邸疾渐起。孙君以所拟宣示稿就正，邸以为是。宣示者，俟批准后告群臣之词也，大意已偏在和字。

这一天都察院代奏的七件条陈全是公车们的上书，其中也包括了梁启超等广东举人80人的上书；然到了此时，无论是光绪帝还是军机大臣，都没有心思来细读公车们上书的内容。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再也不能利用上奏的舆论，来左右此期的政情。由于电报的不通，收不到最为关键的刘坤一、王文韶和许景澄的电报，光绪帝当日以“六百里”的速度寄旨刘、王：将和战之计“由六百里驰递来京”，并命王将许景澄的电报“原码由六百里递至总理衙门为要”。 “李公”，李鸿藻，“孙君”，孙毓汶，“同人”，军机大臣。在恭王府进行的决定和战大计的讨论中，孙毓汶、恭亲王已经考虑到批准条约后布告群臣的“宣示”。

由此可以看出一道非常明显的从上升到下降的曲线。从三月二十二日开始，曲线开始上升。拒约的上奏、代奏和电奏开始作用于政治，光绪帝的态度渐起变化。二十九日拒约的封奏达到了九件，再加上许景澄的电报，引出了光绪帝激烈的言辞。到了四月初一日，上升的曲线达到其顶点。光绪帝命军机大臣与庆亲王持拒和封奏十六件，面见慈禧太后，请示和、战大计；命前敌主帅刘坤一、王文韶对拒约再战明确表示态度，并命许景澄等开展更大的外交活动。然到这一天为止，递上的只是官员们的封奏，公车们的上书此时尚未递上。四月初二日曲线开始下滑，拒约的上奏、代奏和电奏的作用力开始变小。初三日督办军务处代奏左赞善贻谷领衔的上书，共有公车27人，初四日都察院代奏工部主事叶题雁领衔的上书，共有公车3人，这两件上书的作用已很难说得清。到了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公车上书七件，共有举人、生员、教职等246人，但对朝廷的政治决策作用甚微。

也就在四月初六日，刘坤一、王文韶的电报到达北京。

刘坤一、王文韶奉到电旨后，深感此中责任重大。刘约王于四月初三日在榆关与天津的适中之地唐山会面，共同商谈如何电奏。初三日的会谈，参加者除刘、王两人外，还有聂士成、丁槐。初四日王文韶回到天津，适遇海啸，京津电报线中断。王文韶当即用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飞递折片各一件。初六日，京津电报线抢修通，刘、王电报到达北京，然当日的早朝已结束，军机处亦散值，刘、王的电报没有在御前讨论。王文韶的电报称：

维此次议约，倭人要挟很［狠］鸷，实为中外臣民所共愤。不独言事者忠义愤发也。旨意以不和即战，计及沈阳、京师两地，重大所关，务筹万全之策，仰见圣虑深远。急其所急，臣在津言津，如提督聂士成、总兵吴宏洛、章高元、陈凤楼等军声气联络，必可一战，其榆关以迄辽沈各路军营，亦各有可用之将。究竟是否可靠，臣实不敢臆断。现在事可胜不可败，势成孤注，与未经议约以前情形，又自不同。传闻俄、德、法三国颇肯助我，外间未审确实。事关全局安危，就请饬下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总理衙门通盘筹议，请旨定夺。再，臣与刘坤一昨在唐山晤商一切，意见大略相同。文韶谨奏。豪未。

王文韶的电报，词语相当委婉，但表达的意思却又是相当清楚的：军事上全无把握，且当前的局势是可胜不可败。他将责任交还给军机处、军务处、总理衙门，也是官场老手的做法。而老奸巨猾的刘坤一本来就是文字高手，他的电报又是当时文字游戏的杰作，很难让人一下子看清楚其意，然其电文虽长，对当时的决策却影响重大，故多节录其文如下：

坤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多节，目前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事理显然。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惟一经决裂，倭必分拥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查辽沈等军依克唐阿、长顺、陈湜等皆与贼累战，甚为得力；唐仁廉亦系夙将，所部枪械已齐，当足以资抵御。更有宋庆、魏光焘、李久光诸军驻扎宁锦一带，该将领等忠勇过人，屡经大敌，相机战守，似辽沈后路可无他虑。倭如图犯京畿，则自关至津沿海要口，处处设防，又有各大枝游击之师，合计不下十余万人。倭寇岂易深入，纵或登岸，究属孤军，既有程文炳、董福祥两军堵御于前，而津关各军可以多面夹击，即不得手，自可再战三战，以期必胜。未必彼即长驱直入，我即一蹶不振。万一京畿吃紧，坤必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前电所陈“尚可设法撑持”者，此也。夫利钝本难逆睹，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只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奴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圜之计。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诸将一闻和约，义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昨于初三日驰抵津、关适中之唐山，与王文韶、聂士成、丁槐等面商，意见相同，谨据实直陈。请代奏。坤一。支酉。

刘坤一此电，著名一时，引者多有误解。他是按照传统的“武死战、不知和”的思路来写的，其中提到的依克唐阿、宋庆等部皆有败仗，在他的笔下成了有作战经验或有忠勇之气的名将；在京畿地区的作战上，大谈取胜的可能性，大谈日军的不足，但始终回避有无胜利把握的关键词语。从基调上来说，他与王文韶完全相反，但在最后又称其与王文韶“意见相同”，正说明他以更加委婉的言辞表示其对战争前景并无信心。对于刘坤一的用心，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未读其电文即已识破其意。四月初二日，在王文韶临行前，他致信王：“此政府欲将一个难题目架在师与岘帅身上。惟岘帅廿二日电奏，有‘各军枪械略齐，兵勇锐气可用’等语。此次颇难自圆其说。”初四日，当王文韶回到天津之后，他再次致信王：“唐山会议一节，关系非轻。想岘帅措词较难。”

四月初七日（5月1日），军机处在御前讨论王、刘电报。《翁同龢日记》对王文韶的电报一字未提，对刘坤一的电报记录为：“刘虽电复可战，而同列颇摘其一二活字，谓非真有把握也。”翁亦为文字高手，并非不知刘，他也看出刘意，对此在军机处也未再作争辩。这一天的御前会议开得很沉闷，前敌主帅的电报已基本决定了不开战的方针，至于拒约或展期换约只能看俄、德、法三国的态度了。翁同龢此日收到了盛宣怀一信，在日记中写道：“得盛杏孙函，言三国不足恃，游说欤，抑实情欤？”然盛宣怀信中还大谈军事不足恃，翁日记中却闭口不言，似也可证明翁对此论的认可。 由于天津电报接通，当日进呈的许景澄电报共有四件，皆未有确信。其中一电称：

昨复商罗拔，如限期迫近，非权答可宕，拟但以三国出论，碍难批准告之。彼云：“本部总不愿中国牵说三国之事，必不得已，可言现听闻三国与日本商改新约，是否仍可批准，专作商词，然能不说尤妙。”“用力”一说，系副大臣基斯敬因代为密述，不作公谈。并云：“ 在华俄舰数十艘 ， 已足当倭 。 法十余艘 ， 德六艘 ， 新拨二艘在途 。此似已有布置。”但指坚拒而言，其意仍主持重。俟再续探，请代奏。巴暂署外部副大臣。澄。江。

“江”是初二日，罗拔即罗拔诺夫，下画点处为光绪帝朱点，另用朱笔圈点以断句。 虽是“用力”一说“不作公谈”，但光绪帝感兴趣的是俄、法、德三国的军舰，当日寄给许景澄电旨，再次透露出光绪帝的急迫心情：“国电既递，有无复信？商办密约能否就绪？此两节再电速复。” 由于许景澄电报中有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所言，“必不得已”时可对日本“专作商词”，当日经光绪帝批准，总理衙门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转电日本政府：

中国政府请贵大臣转电日本政府：现闻俄、德、法三国与日本商改中日新约，须候定议。十四日换约之期太促，拟展缓十数日，再行互换，即转商，候复。

这一要求后来被日本政府所拒。

也就是这一天，拒约主战的上奏、代奏及电奏第三次进入高潮，其中包括山东巡抚李秉衡等高官，而吏部、都察院共代奏了八件条陈，签名的官员和举人分别达到了100人和723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意见在御前的决策会议中是根本不用讨论的。

四月初八日（5月2日），也就是清廷决定是否批准和约的最后日子，恰在这一天，王文韶的电报递到御前：

昨将风雨海溢情形，除电奏外，由驿六百里驰陈声明。远处各营节节阻水，俟查确再报。现查宏字、定武等十营，军装子弹多被淹失。该两军弁勇各淹毙数十百人。余皆凫水避至新河附近各村，并有由火车逃至天津者，人数尚未查清。其新河以上津沽周鼎臣三营、芦台聂士成十营、新河以下章高元八营、上古林曹克忠三十营，均被水患，大约情形与宏字、定武各营相同。此次大风雨三昼夜，继以海啸，沿海洋河口、秦王岛及祁口、呈子口等处因电线中断，尚未据禀报，恐遭水情形，亦所不免。目下各军收集勇丁，先须抚恤，并重整军装，沿海防务非一两月不能成军。正当和战未定之际，不敢不据实直陈。再，由津至沪电线，现在已通。请代奏。文韶。阳午。

津沽一带为京师门户，也是清廷此时重兵重装防御的重点地区。此处一有闪失，清朝将无战具。翁同龢在日记中提及此事称：“晨入，见北洋报……此时值此奇变，岂非天哉？”荣禄也在一电报中称“莫非天意”？ 也恰在这一天，许景澄的电报递到御前：

国电已送外部接递，并切陈期限迫促情形。据罗拔诺夫称：“日本仍未复到，现无可复商缓换约，俄国委难照办。现查知新约期限，专指换约。若批准发下，仍候三国办理准行，以定应换与否，操纵较便。请中国自酌。”叩以约既批准，恐于三国商改有碍。彼云“ 批而不换 ， 约仍无用 ， 即使已换 ， 亦不能阻三国所商 ”等语。查俄廷前劝缓批，今又拟候信定换。亦少确见。察商倭口气并未松动。请代奏。澄。歌。

“歌”系初五日，下画点处为光绪帝朱点，另用朱笔圈点以断句。俄国此时明确表态：让清朝先批准条约，以后再决定是否互换。即“候信定换”。王、许两电已使光绪帝别无选择。该日《翁同龢日记》中称：

封奏六件，都代奏一，封十五件，电五。见起三刻，上意幡然有批准之谕。臣对以三国若有电来何以处之。上曰：“须加数语于批后，为将来地步。”于是战栗哽咽，承旨而退。书斋入侍，君臣相顾挥涕，此何景象耶？退拟批，与孙力争，午初散。

当日发下对李鸿章请求批准《马关条约》奏折的朱批：“依议。单、图并发。该衙门知道。惟闻俄、德、法三国现与日本商改中日新约，将来如有与此约情形不同之处，仍须随时修改。钦此。”

也就在这一天，公车上书达于峰端，都察院代奏官员、举人等条陈达十五件，上面共有官员75人、举人等336人的签名。然而对于这些，御前讨论时谁也没有提到。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称：

本日都察院代奏候选道李光汉等条陈折，附原呈十五件，准良折两件、片一件，陈兆文折一件，洪良品折一件、片二件，以上各折件款目较繁，臣等日内详细阅看，再行呈览……

这些话虽然说得中规中矩，也符合以往的格式，一如三月二十九日军机处的奏片；但在不同背景下，又似可以听出军机大臣们已无意于此的心声。

四月初九日（5月3日），官员与公车上书再跃高峰，而军机处致慈禧太后的奏片又一次平静地写道：

本日督办军务处代奏主事朱梁济等条陈折，原呈一件，户部代奏主事刘寅浚、邓福初条陈各一折，原呈两件，都察院代奏道员易顺鼎等条陈折，原呈十件，国子监代奏助教朱寯瀛等条陈折，内阁学士祥霖折一件，祭酒萨廉折一件，司业瑞洵折一件。以上折呈，款目较繁，臣等日内详细阅看，再行呈览。

由于许景澄的电报依旧没有确信，光绪帝为此发电许：“现在换约期迫，三国尚无准信，只好先行派员赍约赴烟，候旨遵行。日内仍著该大臣催询确信，立时电奏。” 这一天，光绪帝另有谕旨：“著添派三品衔升用道联芳与伍廷芳同往烟台换约。” 添派联芳，是翁的主意。该日《翁同龢日记》称：“见起二刻，请旨添派联芳偕伍廷芳送约，盖喀谓伍习于倭而特举联以请也。此未奏明。”“喀”为喀希尼，以联芳监视伍廷芳，翁的手法一如其旧。这一天，李鸿章电告伊藤博文，中国皇帝已批准条约。

决策由此而做出，以后也只是稍有变动。翁同龢等人虽然还有动作，但主要是依赖于俄、德、法三国干涉。接续而来的上奏、代奏、电奏虽一直未断，但在政治中枢已经是无人喝彩，甚至有可能是无人理睬。 也就是说，当康有为等人在松筠庵连日大集，苦心结撰上书时，已注定是不可能起政治作用的。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朝廷的重大决策决不可能依据公车们的激烈言辞、宏大计划以及激情热血为转移。此次御前的和、战决定，是基于前敌主帅的胜负判断、三国干涉的确认与否、津沽海啸三大因素。康有为自以为通过上书即能获帝心而变国途，既说明了其政治幼稚，也证明了其远离政治中心。康有为后来虽进入了政治中心，但政治经验并未得以增长，他与此时的文廷式一样，从来也没有进入过权力与决策中心。

上奏、代奏和电奏，政治高层只是需要用之改变三月二十日的电旨，拒绝或推迟批准条约，以获得机会再议和款战守之策；而局势逼迫着清廷走向批准并互换条约，这些奏折、电报和上书也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3u0qUIcSWI67bBO61RmHQXXo63KTnF7q3zto5vqanEbb9aa4kIWaGiqZwb/4qa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