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车上书”的发动者

前引康有为的《我史》，自称是“公车上书”的领导者：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

按照这一说法，康有为命令梁启超，而梁启超“鼓动”广东举人、湖南举人响应，康有为、梁启超“分托朝士”，“各直省莫不发愤”，由此而兴起了“公车上书”的浪潮。梁启超对此也有同样的叙述：

乙未二三月间，和议将定，时适会试之年，各省举人集于北京者，以万数千计。康有为创议上书拒之。梁启超乃日夜奔走，号召连署上书论国事，广东、湖南同日先上，各省从之，各处连署麇集于都察院者，无日不有。

但是，康有为、梁启超又是如何具体地“鼓动”何省，“分托”何人，他们都没有说明。

就我所见，首先对这一说法提出批评的，是孔祥吉。其1988年著作指出：“公车上书之所以能发展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运动，与帝党官僚的耸动支持，自然是分不开的。”他还特别指出了文廷式、翁同龢等人的作用。汪叔子在其所编《文廷式集》中，说明了四月初七日都察院代奏程维清等江西举人121人联名上书、初八日都察院代奏汪曾武等江南举人53人联名上书是文廷式的策动组织。对此，我都是赞同的。

康有为让梁启超出面组织广东省举人联名上书，可以看到的证据是：四月初六日都察院代奏了梁启超领衔的上书，共有广东举人80人签名，其中麦孟华的签名是第5位，康有为没有签名。而第二天，即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又代奏了陈景华领衔的上书，签名的广东举人多达289人，在签字的名单中，麦孟华列名第63位，梁启超列名第284位，康有为仍未签名。后一次广东举人的上书，现有的文献实在无法证明康、梁在其中的领导作用。由于两次代奏，都察院都以抄件进呈，不知其原件递交都察院的具体时间。从代奏的次序来看，梁前陈后，那就有可能梁启超领衔的上书递交都察院在前。如果以此为序，似又可以认为，在梁启超领衔上书中第11位签名者陈景华，事后再次发动，组织了比梁规模更大的活动；对此另一证据是，梁书上的签名者，基本上都在陈书中签名。由此又可以认为，不管陈景华组织此次活动是否受到了康、梁的“分托”，但在方法上已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各省举人的上书活动是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动”、“分托”的话，那么，这些举人应当乐意参加康有为亲自组织的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为了有所区别，可将之称为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康有为晚些时候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附有十六省举人题名共602人，若与档案中上书举人的名录相比较，似也应该可以找出其中的关联。

当我花了不少时间将两个名录详加对照后，得出来的结论，却不能支持前引康有为的说法：第一，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中共有广东举人86人签名，其中在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中签名的为39人；在陈景华领衔广东举人289人上书中签名的为64人。也就是说，康有为对前两次已签名的绝大多数广东举人并没有相应的号召力。第二，“联省公车上书”共有湖南举人4人签名，其中只有2人在任锡纯领衔湖南举人等43人上书中签名。也就是说，湖南举人3次121人的上书，似与康、梁并无太大关系。第三，“联省公车上书”共有福建举人8人签名，其中2人参加了由福建京官礼部郎中黄谋烈领衔的官员63人、举人88人的上书，其余6人我竟然在葛明远领衔贵州举人110人上书中找到。如果1人籍贯有差，有可能是隶籍两处，然人数多达6人，那只能用失误来解释。由此联想到黄彰健提出的质疑，即有无假借他人名义的情事？我个人以为，这种情况虽不会如同民国时那么普遍，因为毕竟是上书皇帝，但也难保绝无代签者。第四，“联省公车上书”有山西举人10人签名，其中4人参加了常曜宇领衔山西举人61人的上书，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不紧密。第五，“联省公车上书”有江西举人签名2人、湖北举人签名4人，这与已递的江西、湖北举人上书的人名不同。也就是说，程维清领衔江西举人121人上书、黄赞枢领衔湖北举人36人上书，似与康、梁并无关系。又由于“联省公车上书”并无河南、山东、浙江、奉天、顺天府举人的签名，由此可以认为以上省份共有9次394人上书，似与康、梁并没有关系。第六，“联省公车上书”有四川举人签名71人，与已递四川举人上书的人名不同。也就是说，林朝圻等领衔四川举人5次63人上书，似与康、梁并无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联省公车上书”中签字的四川举人、内阁中书李之实、李植、秦渐和、杨锐，曾在四月初一日内阁代奏、侍读奎华等官员155人的上书中签名，对此恐不能说康、梁“鼓动”、“分托”了内阁官员，只能说是杨锐等人助成了康、梁。第七，“联省公车上书”有江苏举人47人签名、安徽举人8人签名，其中参加汪曾武领衔江南举人53人上书的共有23人，双方的联系可谓紧密，然汪曾武领衔的上书已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为文廷式所策动，两者之间应属合作关系，而不是“鼓动”、“分托”的关系。此外，顾敦彝等江苏等省举人14人的上书，又似与康、梁并无关系。第八，与“联省公车上书”即《公车上书记》附题名联系最为密切者，为广西、贵州、陕西三省。广西举人签名者99人中，有86人参加了邹戴尧领衔广西举人115人的上书；贵州举人签名者115人中，有93人参加了葛明远领衔的贵州举人110人的上书；陕西举人签名者55人中，有52人参加了张 领衔陕西举人81人的上书。然而，若从这种紧密关系推导出广西、贵州、陕西举人上书是由康、梁“鼓动”、“分托”所致，我一时还来不及找到更多的证据以进行连接。有意思的是，陕西举人的联名上书是由都察院四月十一日代奏的，此时的康、梁却已放弃了递交的努力。第九，“联省公车上书”有直隶举人37人签名，其中有16人参加了纪堪诰领衔直隶举人45人上书；有云南举人15人签名，其中8人参加了张成濂领衔云南举人61人上书。双方的关系不算太密切，但值得注意的是，直隶举人的上书于四月十一日由都察院代奏、云南举人的上书于十五日由都察院代奏，而云南举人的上书注明日期是十四日，也就是说，如果认为直隶、云南举人的上书是由康、梁“鼓动”、“分托”的话，那么，就在康、梁放弃之后，直隶、云南的举人们依旧前往都察院；反过来说，康、梁若与陕西、直隶、云南举人关系密切的话，那么，他们内心中十分清楚，四月初十日之后都察院依旧开门接受公车们的上书。第十，“联省公车上书”有甘肃举人61人签名，为首者为李于锴；查李于锴还单独组织了甘肃举人76人的上书，其中两者皆参与者为43人，可谓关系紧密。很可能受到康、梁等人的影响，李于锴领衔的甘肃举人76人的上书，也在中途放弃了，未递都察院。

光绪二十一年是康有为第四次来京，主要目的是参加会试。随同来京的，还有他的弟子梁启超与麦孟华。他们于当年二月十二日（1895年3月8日）到达天津，虽不必参加新举人的复试，但须准备三场会试，即在三月初八日（4月2日）入场，初十日出场；十一日（4月5日）入场，十三日出场；十四日（4月8日）入场，十六日出场。此时的康有为名声并不大，虽与一些京官有联系，但来京会试的各省举人很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从时间安排来看，他与各省举人之间交往也不太可能很多。此时的梁启超也不是后来在《时务报》上神采飞扬的闻人，且一生乡音甚重。由他们俩出面领导如此规模的公车上书，从常理上说，也是有困难的。

然而，前引康有为说法中有一句，似可揭开此中的迷雾：“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4月15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其中电报内容为何，又是谁向其透露的，康没有说明。查相关档案文献，如果康有为真能够获有准确情报的话，此电报似应是李鸿章于三月二十日酉刻（下午5至7时）从日本马关发：

效（十九日）三电，尚未奉复。未初，伊藤专员来催，以前限定四日回复，限期已到，立等复信。不得已令经方往伊寓密陈一切……磋磨再四，伊亦坚拒，谓：“前两函已说定，无可商改，此等费辞何益？广岛运兵船六十余只，现装十万人已陆续开驶，由小松亲王等带往大连湾、旅顺，准备进攻。若不照我前改约款，我之权力实系无法禁止，务即日会商定计。”经方谓：“鸿伤病甫愈，精神委顿，今日不及往晤。”伊谓：“本不能改，因尔谆托，姑候至明日四点钟晤面定议，过期即作罢论。”事关重大，若照允，则京师可保，否则不堪设想。不敢不候电复，即行定约。电谕想已在途，明日午前当到，鸿不至失信，庶无决裂。请代奏。

由于当时用的是有线电报，需一站站地接力，从日本到上海，再转天津至北京总理衙门，由总理衙门译出抄送军机处。由此在《宫中电报电旨》的收电原件上注明“二十一日丑刻（凌晨1至3时）到”。这个时间，也正好赶上当日的早朝。

然而，这封电报的内容究竟又是谁向康有为透露的？从康有为《我史》中可以看到，此时他与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王鹏运、詹事府左庶子戴鸿慈交往较多，这两位都是主战派的干将，其中他与王鹏运关系尤密。 以本章第二节开列的上奏、代奏和电奏日期表中可以查到，王鹏运于三月二十二日上有一折，若按当时的规定，此折当在二十一日子夜前交到奏事处。该折称：“和约要挟已甚，流弊太深，请回宸断而安危局。”从内容来看，他并不知道三月二十一日收到的上引李鸿章电报内容，只是称“又闻割台湾已有成议” 。康有为若从王鹏运等人处得到的情报，很可能只是马关条约的内容，而不是三月二十日上引李鸿章电报的内容。（后将详述）

如果确实是王鹏运透露情报（马关条约的内容，而非李鸿章三月二十日电报内容）给康，那么可以认定，是王策动了康，王才是梁启超领衔的广东举人80人上书的真正的“鼓动”者与“分托”者。

实际上，究竟是王鹏运还是其他人向康有为透露情报，今天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露情报者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公车们上书。

来京参加会试的新举人，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方能参加会试前的复试；都察院代奏举人们的上书，也须有同乡京官的印结，方能收下。而当时出具印结是要付钱的，结费也是京官们的一项重要收入，为了这项收入，京官们也经常主动与举人联络。入京会试的举人有不少人住在家乡会馆，而这些会馆多由同乡京官维持。所有这些线索都联系着举人们与他们的同乡京官。从文廷式策动江西、江南举人共174人两次上书事例来看，公车上书的策动者应是京官，方法是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

从现有的上书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四月初三日由督办军务处代奏、以詹事府左赞善贻谷领衔的上书，有官员26名、举人27名，是奉天籍官员、举人的联合行动。初四日由都察院代奏、户部主事叶题雁领衔的上书，有官员2名、举人3名，又是台湾籍官员、举人的联合行动。初七日由都察院代奏、礼部郎中黄谋烈领衔的上书，有官员63名和举人88名，是福建籍官员、举人的联合行动。初八日由都察院代奏、兵部主事方家澍领衔的上书，另有举人5名，实际上是方家澍领着福建侯官、闽县的举人上书。十一日由都察院代奏、奉恩将军宗室增杰领衔的上书，有官员13名、举人6名、生员2名，则可能是本旗官员、举人、生员的联合行动。

从手法上看，这种集会具稿、联名上书的方式，原本是翰林院等处京官的拿手戏，宣南多处地方又是他们集会的习惯场所。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已有多次发动。文廷式本人在此前不久即有相当出众的表演：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文廷式聚翰林院同仁于全浙会馆，57人联名上奏请恭亲王复职；九月，又与编修李盛铎等集会于谢公祠、松筠庵，37人联名上奏以阻止和议并请密联英、德。 文廷式等人组织的这两次集会联名上书，站在其背后的人，今天看起来身影已渐趋清晰，是翁同龢。

文廷式等人此次再次发动上书，手法上并无新意，规模上却有了数量级的放大，加以恰值会试之期，公车们的加入更是扩大了民间的影响。

然而，我个人以为，文廷式、贻谷、叶题雁、黄谋烈、方家澍、增杰等人还只是出头露面者，似还不是此次官员、举人上书运动的发动者，他们的背后似乎还站着翁同龢（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户部尚书、署吏部尚书、管理国子监大臣）、李鸿藻（军机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礼部尚书）、汪鸣銮（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右侍郎）等人。这些人位于决策的中心，又力主拒约，此时他们特别需要来自下层的支持。

由此来观察政治决策中心的情况。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初五日与日方签订《停战协定》。三月初七日，李鸿章电告日方和约条件：割地台湾、辽东，赔款3亿两。此后又有数电，请示处理办法。三月初十日（4月4日），光绪帝电谕李鸿章：

奉旨：李鸿章连日密电议款十条，均已阅悉。日本要挟过甚，索费奇重，索地太广，万难迁就允许。此次伊藤、陆奥同任全事，待该大臣情意不薄，该大臣惟当与之尽心联络，竭力磋磨，此事谅非一二次辩论所能了。来电称，拟辩驳数千言，俟交阅后看其如何答复，再为酌核。

查当日《翁同龢日记》，该电旨是由翁起草，并与礼亲王、庆亲王及孙毓汶等人一同前往恭亲王府，相商决定的。翁日记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上意总在速成，余力陈台不可弃，与二邸（指礼、庆）语不洽”；“孙公力争，并言战字不能再提。邸（指恭亲王）疾甚，唯唯，执其手曰是。” 前者可以看出，翁与光绪帝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与礼亲王、庆亲王意见抵触；后者可看出，孙毓汶、恭亲王的意见是不可再战。又查军机处《早事档》，恭亲王于三月初三日（3月28日）请病假五天，并此后一直请病假 ，军机处中还有礼亲王世铎、孙毓汶、翁同龢、李鸿藻、徐用仪、刚毅、钱应溥七人。而在这一天，翁控制住了局面。

翁同龢性格执拗，遇事敢争，尤其是事关国家之命运，经常背着同僚，在上书房向光绪帝单独进言。时任总理衙门大臣、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步军统领的荣禄，在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1894年11月29日）致陕西巡抚鹿传霖密函中称：

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胜于济南［宁］，与合肥可并论也。合肥甘于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几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蒙，可胜叹哉！日前常熟欲令洋人汉纳根练兵十万，岁费饷银三千万，所有中国练军均可裁撤，拟定奏稿，由督办军务处具奏。鄙人大不以为然，力争之。两王及高阳均无可如何，鄙人与常熟几至不堪，始暂作罢议。及至次早，上谓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谕不准鄙人掣肘云云。是午间书房已有先入之言矣。奈何？

济宁为孙毓汶，合肥为李鸿章，高阳为李鸿藻，两王为恭亲王、庆亲王。恭、庆、翁、李、荣时为督办军务处的督办、帮办、会办大臣。荣对翁在督办军务处的执拗、争执颇不满。查翁同龢此一时期的日记，记录其在御前的争执甚多，据此与军机处、宫中诸档及李鸿章、盛宣怀等私人档案相对照，可以了解当时政治中枢的动向，也可以看出康有为、文廷式与权力中心之间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在本节及以下诸节中会较多地引用其日记。

李鸿章收到三月初十日电旨，不得要领，于十一日回电称：“昨请示各款，如何应准、应驳，尚未蒙分条明晰详示，鸿实无所适从。”三月十二日（4月6日），李又发一电，称与伊藤书面交换意见后，感到“若欲和议速成，赔费恐须过一万万，让地恐不止台澎。但鸿断不敢擅允，惟求集思广益，指示遵行”。 对此，翁同龢在三月十二日日记中称：

余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适封事中亦有以此为言者，余以为是，同官不谓然也，因而大龃龉。既而力争于上前，余言恐从此失天下人心。彼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孰重孰轻，何待再计，盖老谋深算，蟠伏于合肥衔命之时久矣。见起三刻，书房一刻，不觉流涕。再到直房，将稿删改数十百字，然已落彀中矣。余之不敏不明，真可愧死。同诸公散直径访恭王府，以稿呈阅，王亦无所可否，似已入两邸之言，嫌余讦直也。

此一记录表明，翁在御前与军机处同僚发生了大冲突，一些军机大臣的意见是割台以保辽，翁既不同意割台也不同意割辽。翁所提到的“封事”，即本章第二节已录当日文廷式所上“倭专攻台请饬使臣据理争论折”、“倭人条款不可轻许片”，翁由此感到了一种支持。光绪帝在讨论中似乎并没有同意翁的意见。恭亲王听了“两邸”（礼、庆）之言，也不赞同翁的意见。这一天御前及至恭王府讨论的结果，反映在第二天（三月十三日，4月7日）给李鸿章的两道电旨上：

奉旨：李鸿章十一日电奏悉。据称，现交说帖，不过笼统辩论，请将赔款割地必不能允之数，斟酌密示等语。两端均关重要，即如割地一端，奉省乃陪都重地，密迩京师，根本所关，岂宜轻让；台湾则兵争所未及之地，人心所系，又何忍轻弃资敌。既不能概行拒绝，亦应权其利害轻重，就该大臣之意决定取舍，迅即电复。至于赔费一节，万万以外，已属拮据，彼若不肯多减，则力难措办，可将实情告之。该国既欲议和，谅不至始终胶执，惟视该大臣相机操纵何如耳。

奉旨：……南北两地，朝廷视为并重，非至万不得已，极尽驳论而不能得，何忍轻言割弃。纵敌愿太奢，不能尽拒，该大臣但须将何处必不能允、何处万难不允，直抒己见，详切敷陈，不得退避不言，以割地一节归之中旨也。该大臣接奉此旨，一面将筹定办法及意中所欲言者，切实奏复，一面遣李经方前往，先将让地应以一处为断，赔费应以万万为断，与之竭力申说……

这两道电旨皆是由翁改定的，其意是台湾、辽东都不可割，如果必须要割，那就请李鸿章自己来决定割哪一处！翁同龢在此已有着明显的意气用事，然他此时的自我感觉却是“已落彀中”。三月十四日，《翁同龢日记》透露了慈禧太后的态度：“两地皆不可弃，即撤使再战，亦不恤也。”

然而，李鸿章发来的电报，传来越来越多的坏消息，日本方面要求南北均割，赔款不能减，并“必欲分道直攻北京，再行议和”。三月十六日（4月10日），李鸿章与伊藤再次会谈，日方提出了最后条款：台澎全割，辽东割地有所减小，赔款减为两亿两。伊藤称“三日内回信，两言而决。能准与不能准而已。鸿与反复辩论两点钟之久，毫不活动，看其口气过紧。”“广岛现泊运船六十余只，可载兵数万，小松亲王专候此信，即日启行。”“伊等骄狂太甚，屡以西人攘利开导，毫不为动，经方亦无能解说。”三月十七日，伊藤致函李鸿章，称限四日内回复，即三月二十一日回复。 李鸿章以上三电于十八日呈光绪帝、慈禧太后。

三月十八日（4月12日）的御前会议，就李鸿章连日三电进行了讨论，《翁同龢日记》记：

见起三刻，于上前有所陈说。退而偕庆邸及诸公诣恭邸，恭邸稍愈矣，然于事无能补救也。再至直房拟旨递，午正二刻（下午12点半）始传散，无它语也。

由此可见，光绪帝并未采纳翁的进言，最后的决定在恭王府中做出。又查该日军机处《洋务档》，有军机处奏片：

臣等遵旨往见恭亲王，将早间面奏并面谕各节，公同商酌。恭亲王意见相同，谨拟电旨一道，恭呈御览。伏候发下后，交该衙门办理。

再查当日发给李鸿章的电旨：

奉旨：十六、十七两日电奏三件均悉……惟两大款关系最重，赔费已减三分之一，若能再与磋磨，减少若干，更可稍纾财力。让地一节，台澎竟欲全占，奉省所退无几，殊觉过贪……为今之计，或允其割台之半，以近澎台南之地与之，台北与厦门相对，仍归中国。奉天以辽河为三省贸易出海之路，牛庄、营口在所必争。著该大臣将以上两节，再与竭力辩论，冀可稍益大局。伊藤连日词气极迫，倘事至无可再商，应由该大臣一面电闻，一面即与定约。该大臣接奉此旨，更可放心争论，无虞决裂矣。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道电旨的内容，翁内心中是万万不能同意的，但由其拟旨进呈，又见其内心中最后的底线：台湾割其一半，即割台南而保台北；辽河出海口营口、牛庄不能割。

李鸿章于三月十九日巳刻（4月13日上午9至11时）收到此电旨，感到无法照办。伊藤再三对他说明是最后条件，并不准备再进行谈判；电旨又强调了在不决裂的情况下“放心争论”，更何况“一面电闻，一面与之定约”，所有的责任都将会落到自己身上。于是他于十九日巳刻、午刻（中午11至13时）、酉刻（下午5至7时）一连三电告急。三月二十日（4月14日），李鸿章三电呈光绪帝、慈禧太后。 查二十日《翁同龢日记》：

李相频来电，皆议和要挟之款，不欲记，不忍记也。见起二刻。

翁这时的心情已是极坏，“见起二刻”长达半小时，他没有说明他是否还在争执，对此次御前讨论的情况，他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此中的隐情可见于三月二十日午刻发给李鸿章的电旨，称：

奉旨：李鸿章十九日三电均悉。十八日所谕各节，原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钦此。

这是一道决定性的电旨！即命李鸿章按照伊藤博文提出的最后条件，与日本签订和约。毫无疑问，这一道电旨违背了翁同龢等人的意愿，于是有了其日记中“不欲记，不忍记”之语。光绪帝的最后态度，已使翁同龢等人感到他们失去了对事态的控制。

由于李鸿章于三月二十一日辰刻（4月15日上午7至9时）才收到这一道电旨，于是便有了前引李鸿章三月二十日酉刻从马关发出、总理衙门于二十一日丑刻收到的电报。

由此再观康有为《我史》中称“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一语，即可深入此次“公车上书”的内幕。康似无可能知道当日收到的李鸿章电报内容（催促朝廷的最后决定），其所得知者可能仅仅是《马关条约》的基本条款；康绝不可能知道谈判的具体过程，更不可能知道三月二十日的电旨；由此而可以认定，向康透露消息者，其目的不过是让他们出面来反对条约、反对李鸿章、反对割台、拒和再战。这些又恰恰是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人的主张。反过来说，如果让公车们知道全部消息，即知道谈判的全过程，知道三月二十日电旨，甚至知道李鸿章三月二十日的电报内容；他们也会同样知道，李鸿章所做的一切皆奉有旨命。如此这般，他们就有可能去反对军机处，甚至反对光绪帝本人，事态的发展将不可收拾。而政治高层发动者决定于二十一日对外透露，恰是他们要利用下层的请愿来改变光绪帝二十日的旨意。

由此再观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的说法：

总署事极机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尝集议具稿，时有为余危者，余曰：愿执其咎，不敢让也……倭人先电询鸿章有让地之权否，又电云有概行让地之权否。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时和议几沮。

从这段记录来看，文廷式并不知道全部消息。其中“倭人先电询有让地之权否，又电云有概行让地之权否”，皆是错误的消息；“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又似乎是李鸿章独立谈判签约，翁同龢等人未作力争。而他于三月二十五日（4月19日）与秦绶章、戴鸿慈、陈兆文联衔奏折，清楚地表明其消息的片面性：

闻倭人所索十款，事事出情理之外，而我使臣昏瞀无识，事事允从，辱国病民，莫此为甚……臣等固伏愿圣意更加详审，饬令使臣与之力辩，即勉强画诺之后，仍有可商，崇厚之事，是其旧例……至李鸿章受伤甚重，现在能否痊愈，尚未可知。李经方资望太浅，断难肩此重任。立约之事，亦可借此宕延。海内喁喁，惟望朝廷慎之又慎而已。总之，事关安危，苟有一分之挽回，必有一分之利益。倭之欲和急于我，固无虑因此速召其兵。惟我愈下，斯彼愈骄，故敢恣睢至此，揆之事势，断不可从。

由此可见，文廷式等人只知道条约的大体内容，不知道谈判的全过程。他援引“勉强画诺”的崇厚之例，可证其不知道三月二十日的电旨。而他二十五日上奏还要求推迟签约，要求使节“与之力辩”，又可证其不知道李鸿章已于三月二十一日亥刻（晚9至11时）发电，将于三月二十三日巳正（4月17日上午10时）与日方正式签约。由此可见，文廷式自以为得意的情报“独先独确”，实际上只是独褊独狭。他将《马关条约》的内容，“录之遍示同人”，恰是政治高层中发动者的愿望所在；而他的“集议具稿”的方式，“愿执其咎”的性格，又应该是发动者十分欣赏的。而文廷式如此称言，属初入政坛而未知其底里的新手。他于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十八年散馆授编修，二十年大考翰詹，超擢翰林院侍读学士，获上奏权。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激烈的主战言论，使之名声大振。他与瑾、珍两妃之兄志锐的早年关系，与翁同龢等人的门生关系，又使之在政治上大肆张扬。他站在舞台的中心，即自以为是主导，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政治决策中心绝不会在台前而只能是在幕后。

同此原因，当我在阅读有关拒和的上奏、代奏等档案文献时，突出的感受是，绝大多数上奏上书者的情报都十分褊狭，甚至误认为李鸿章私自签订了《马关条约》。他们上书的目的，是要求光绪帝利用条约的批准权，来否决《马关条约》。这种误解越到下层即越普遍，而在最低一层公车们的上书中，李鸿章形象有如汉奸。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些政治高层的老手们已经看出，他们内心中绝不赞同的《马关条约》，也一定会受到官员士子们发自内心的拒绝。李鸿藻、翁同龢等人本是清流领袖，精通此中的门道。他们知道，只要将条约内容稍稍外泄，将立即激起反对的浪潮。他们无须亲自组织，处处布置，甚至有可能没有预料到公车们的加入，致使雪球越滚越大。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向外稍稍透露一些他们认为可以透露的情报，微微作一点暗示，犹如长袖轻轻地拂过桌面一样。他们想要得到的，只是有人出面来反对，这样就有机会再次向光绪帝进言，以拒绝批准或推迟批准由光绪帝电旨同意、李鸿章已经签订的条约。也就是说，要利用下层的压力，让光绪帝自我否决三月二十日的电旨。

三月二十一日的时间，《马关条约》的内容，使我感受到了此中政治运作的分量。

由此观之，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其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由文廷式等京官暗中策划，由梁启超、陈景华等公车直接参与组织的“公车上书”（即广义的公车上书），共计31次，参加的人数达到1555人次；这一类的“公车上书”对当时的政治决策起到了微弱的作用。对此，我将在下一节中予以证明。其二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号称18行省举人联衔的“公车上书”（即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并无作用。对此，我也将在后文中予以说明。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联省公车上书”）原本只是前一概念的“公车上书”（广义的公车上书）的组成部分；然而，康有为已将后一概念的“公车上书”（“联省公车上书”）放大，致使今人将“公车上书”这一词汇作为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的专用名词。为使今人有所区别，我在此不得不强调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gtFusFpvyDdOX6cbW9GMZST/yB65G8SyWe0e2h7J53YXG88Cigx4bvVrA/C8Cp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