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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1897年11月14日），德国借口曹州教案派舰占领胶澳（今青岛）。此后清朝在与德国的外交交涉中，一让再让，不得不同意德国的全部要求。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5日），俄国军舰驶入旅顺，此后又向清朝提出修建中东路支线及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清朝仍无力抗之。于此时刻，光绪帝于十一月二十五日（12月18日）发出给户部、各省将军督抚的寄信谕旨：
自中东罢役以来，中外诸臣矜言自强之术，二年于兹矣，现在事机日迫，凡遇各国交涉之事，无不万分棘手，总缘我武备废弛，船炮不齐，以致强邻狡焉思启，合以谋我……昨复据徐桐折，奏请饬沿江沿海各督抚激励忠义……各省将官有老于兵事，缓急可济者，无论官职大小，现任退闲，准其一律奏调等语，所奏尤为当务之急。著即迅速筹办。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准其保奏，以备干城之选。
战争一触即发，清朝统治者发现手中并无战将！先前保举的将领，此时根本派不上用处。该旨据徐桐的提议，命保举将才。然从细部去观察，又可以看出，该旨要求各地保举“知兵之员”，其标准仅是徐桐提出的“老于兵事，缓急可济”，似乎不追求克敌制胜的奇异之才。
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98年1月15日），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于西苑，表示“深谅时势之难”，并“谕绿营可尽裁，局员当尽撤”。次日，二十四日，光绪帝召见军机大臣“诘问时事所宜先”，翁同龢提出“以变法为急”、“从内政根本起”，恭亲王等军机大臣皆“默然”。光绪帝命“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材之旨”。
又次日，二十五日（1月17日），发下明发谕旨：
从来国运之兴，必由于人才之盛，我朝列祖列宗以来，无不下诏求贤，而诸臣亦必灼见真知，始登荐剡，所以名臣硕辅，代有其人。即至同治年间，如曾国藩、骆秉章等进举贤才，或采自幕府，或选从僚属，其时人才蔚起，卒能削平大难，宏济时艰。可知封疆大吏诚思以人事君之义，悉心采访，实力保荐，则一时之才自足供一时之用。现值时局孔艰，需才尤亟，各省督抚，朝廷寄以股肱耳目，其各澄心虚己，一秉大公，于所属道府州县中，无论现任、候补，详加鉴别，择其居心正大，才识宏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列为上选，他若尽心民事，通达时务，均著出具切实考语，并胪列其人之实绩成效，详悉具陈，以备擢用。倘瞻徇情面，或谬采虚声，保非其人，必坐原保官以荐举不实之罪。
这一道谕旨，实际上也宣布了甲午战后下诏求贤的失败，先前所上的数十份保折，保举了数百位人选，然到危机时刻，仍一无人才可用。然从细部观察又可以看出，该旨提出的标准首先是“居心正大，才识宏通，足以力任艰巨者”，其次是“尽心民事，通达时务”；与甲午战后诏求“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也有不小的差别。
以上两道谕旨还规定：保举者为地方将军督抚；被保举者其一为“如有知兵之员，为该将军督抚等素所深悉者”，其二是“所属道府州县，无论现任、候补”，皆为地方军政人员，而后一道谕旨明确是让其保举其下属的道府州县官员。此中并无中央各部院衙门之责。
两道谕旨下达后，各省大吏们再一次上奏。
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裕祥奏保五人：署临元镇总兵云贵督标中军副将高德元、西防分统本任临元镇总兵刘万胜、省防分统新授贵州古州镇总兵黄呈祥、记名总兵马惟骐、已革普洱镇总兵覃修纲。崧蕃等人此折为回应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谕旨，从五人评语来看，虽可谓是整军严整，统兵有方，曾与当地土匪打过仗，但并无近代战争经验，也看不出有与德、俄等国军队较量的能力。这也是当时清军武将的基本特点。光绪帝得奏后，朱批：“高德元等五员均著交军机处存记。”
光绪帝的这一处置方式，又与甲午战后的那次保举完全相同。
浙江巡抚廖寿丰奏保十一人：浙江藩司恽祖翼、署安徽藩司于荫霖、前福建臬司张曾敭、江苏候补道程仪洛、杭州知府林启、处州知府赵亮熙；前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江苏候补知县薛培榕、前福建安溪县知县戚扬、署浙江余杭县知县候补知县关钟衡、署镇海县知县候补知县毕诒策。他的评语多为“综核严密”、“学有本原”、“干练勤能”、“贞介绝俗”之类，看不出胶州湾事件之后的形势要求，也不符合谕旨中“力任艰巨”的要求，恐怕只能从“尽心民事，通达时务”的标准来考量了。廖寿丰的保举还超越了本省的范围，大多也不是道府州县官员，对此他解释道：“惟各该员才猷卓著、众论允孚，用敢据实胪陈。”光绪帝仍将此十一人皆交军机处存记。
贵州巡抚王毓藻奏保八人：其中本省有候补知府陈维彦、黄平州知州署平越直隶州瞿鸿锡、候补同知张济
、即用知县王人文；外省有直隶长芦盐运使景星、广东潮州府知府李士彬、江苏候补道钱宝传、四川候补道安成。王毓藻保本省官员称“求才之辅治”；保外省官员称“足供任使”。
贵州与沿海如此之远，感受不到当时的危机，他显然是将此当作提拔下属、推举同道的机会了。光绪帝将瞿鸿锡以外的七人交军机处存记。
安徽巡抚邓华熙奏保两人：一是其下属徽宁池太广道袁昶，称其曾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有年；二是尽先选用道郑官应，称言：“深谙时务，志虑忠诚，曩年游历诸邦，研究中外利病得失，汇辑成《盛世危言》一书，缕析条分，事多切要。臣前曾缮写进呈，钦奉朱批‘留览’。上年又开列事实具折保奏各在案。”
光绪帝命将两人交军机处存记。
根据前引谕旨此次并无荐举之责的太仆寺少卿隆恩奏保三人：四品衔候选知州前出使随员谢祖沅，称其随使十余国，前后十余年，请求将之发往南洋，交刘坤一派办交涉事件；同知衔升用知县候选盐大使总理衙门东文教习陶大钧，称其赴日本十四年，语言文字精明详审，要求交总理衙门酌量录用；花翎四品衔户部候补员外郎徐友兰，称其两次赴日，先后游历两年，与美商福柏士用混江机器滚刷绍兴三江闸淤沙有成效，要求交南洋大臣刘坤一差遣使用。光绪帝对此没有表示态度。
陕西巡抚魏光焘奏保八人：盐运使衔在任候补道现署陕西督粮道西安知府童兆蓉、候补知府周铭旗、宁陕厅同知张守正、留坝厅同知文麟、渭南县知县樊增祥、白河县知县尹昌龄、候补知县张世英、宝鸡县知县李端榘，评语多为勤于政务之词；附片又保举陕西按察使李有棻，公正廉明，体用兼备。光绪帝全部交军机处存记。
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前已有四次保举，军机处存记人员超过十五人。此次他又奏保三人：湖北试用道赵滨彦、奏调湖北差委广东候补道王秉恩、湖北候补道陈重庆，皆为其幕中得力官员。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在保折中写下这样的话：
以上三员，才具各有所长，而要归于实事求是，至其清廉无欺，不避嫌怨，则尤为三员之所同。窃惟当今世风日卑，官流日杂，以才论则可节取者尚多，以守论则真可信者实罕，至于瞻徇情面，顾惜身家，软熟圆通，油滑取巧，则尤为近日士大夫通病，即号称贤员者，亦恐不免。然则欲图济时艰，挽回风气，在朝廷访求任用，似尤以志节清鲠者为先。
张之洞的这段话，不像是为所荐下属悃愊无华作辩解，很可能是针对京城风头渐起的康有为及其党人的。光绪帝命将此三人交军机处存记。
此外，还有一些官员的保举，不再一一细录。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下“明定国是”谕旨，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与该谕旨同时下达的，还有一道明发上谕：
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著各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
这一道谕旨是求“使才”，与先前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谕旨相联结，即求军事、政治、外交三方面的人才。
三道谕旨先后下达了，但没有迹象表明形势会于此时出现大转机。甲午战败，创巨痛深，亟应反省，而后的保举依然在迷茫的政治中渐入旧轨。此次胶州湾诸事件，又能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