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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举作为官员选拔的一种方式，其历史极为久远；到了清代，渐渐成为皇帝任用官员时的重要参考。有上奏权的官员平时即有保举之责
，而当新君登位或朝运发生危机时，皇帝常常下诏求贤，命各位大员保举人才。被荐举的官员，一时得不到任用，皇帝也会下旨“交军机处存记”，以待后来官职出缺时尽先补用。咸同年间，曾国藩、骆秉璋等人保举的官员，皆得以重用，成为后来“同光中兴”的功臣和重臣，保举也于此时达于鼎盛。由于这样的经验，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对保举相当重视，经常下诏求贤。
马关议和的消息，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应，在条约签订前后，官员与公车上奏、电奏、上书要求拒约达154次，参加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
光绪帝迫于战败的形势，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御笔批准《马关条约》。四月十六日（5月10日），光绪帝发下朱谕，说明订约之原委，并提出战后之改革。此后京内外官员的奏议，由拒约渐渐转向改革。其中南书房翰林张百熙于闰五月初七日（6月29日）上奏时，附片要求下旨各省督抚保举人才：
……以中国之大，士民之多，岂无瑰玮绝特之士，可以共济时艰？特患求之不诚，用之不当，斯人才所以伏匿而不显也。古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故诸侯有贡士之法，汉制州郡不举孝廉者有罪。今之督抚，古之诸侯也，应请饬令保举人才。其有道术通明，操履笃实，才堪经国，识洞韬钤、与夫精熟时务，能制机器，通习天算、地舆及各国语言文字者，令其特疏保荐，不拘正途杂流已仕未仕。奏上之时，应科别其条，实举其长于某事，别白书之，不得一以雷同考语，含混了事……
张氏从中国传统政治学的理念出发，求贤于隐。他似乎并不知道，根据当时及后来亚洲各国近代化的进展来看，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人才，需要有计划、专门化地培养。该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闰五月十一日由慈禧太后发下。
两天后，闰五月十三日（7月5日），光绪帝明发上谕：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前谕中外臣工保荐人才，业经次第擢用。当兹时事多艰，尤应遴拔真才，藉资干济。著各部院堂官及各直省将军督抚等，于平日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猷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者，胪列事实，专折保奏。其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各举所长，俾资节取。该大臣等当念以人事君之义，一秉大公，详加考核，倘或苟且塞责，谬采虚声，甚至援引私人，瞻徇情面，滥保之咎，例有专条，定惟原保之人是问。
其中“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一语，表示了此时的“真才”标准，“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又有着战败后对新学的认知。然而，对于这一标准，当时官场的意见并不统一。御史杨福臻、给事中褚成博为此上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该旨下达后，保举人才的奏折纷至沓来。我在档案中查到52件相关的保折、片、单。
光绪帝收到的第一份保折，为吏部右侍郎长萃所上，保举副都统衔前驻藏帮办大臣延茂、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分发陕西试用道升允、分发江苏补用知府柯逢时，称四人“深明时务，久郁忠忱，才力足为干济之资，性情可保始终之一”。长萃的政治主张倾向于保守，在甲午战败、主张洋务与时务的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时，此类政见风头正健。他称言：
抑又思之，臣工保荐人才，要不过后先奔走之任，至于调元赞化，辅治安邦，则惟圣心倚重之一二臣，得以审机宜而握枢纽。今念自宗臣而外，奴才素所深知者，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徐桐、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李鸿藻，公忠体国，守正不阿，众论之所翕服，薄海之所仰望。奴才尤愿皇上亲之信之，以端用人之本。则一切恃才逞私之辈，将必有所严惮而不敢出，而以身许国之真才，庶几得展所为矣。
以徐桐、李鸿藻来主持朝政，很可能是长萃此折的真实意图。以当时的政治语言之习惯，可以看出，其攻击的对象有二：一是李鸿章，另一是翁同龢。
另一件很有意思的保折，为翰林院侍讲王荣商保算学生萧开泰。王荣商没有上奏权，其条陈由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徐桐代奏。该折称：萧开泰，四十九岁，四川洪雅县监生，光绪十九年由四川学政瞿鸿禨咨送总理衙门，经过考试，认为是有用之才，留在同文馆听候差遣：
其人精于天算，兼晓制造，平日愤洋人之强筹，所以制御之法甚备。所著书十余种，皆确有心得。其最切实用者，一曰火镜：用玻璃板镕铸而成，借日光取火，厚二寸者，可烧三里外之敌船，厚至一尺者，可烧三十里外之敌船；一曰炮架：用牛皮水袋，可御敌炮，中设机关，两旁安凸镜，能使放炮有准，合之可成营垒，分之可肩负而行；一曰竹筏：左右用木轮驾驶，中安木槽，可仰卧放炮，以攻敌船；一曰海镜：能入水不濡，洞见海底，又推其法为暗船，可驶至敌船之下，运放水雷；一曰气球：如鸟鼓翼，前后左右，惟意所向，中置炸弹，可自上击下，以毁敌垒。以上各件，皆自出巧思，为制敌利器，除气球需银二千余两外，造成须待一年外，余皆价廉工省，每造一具，需费不过二百金，为时不过一月，即可告成……
王荣商是当时最富“知识”的人士，后也为内阁学士唐景崇所保；其所在的翰林院，又是最有“学问”的衙门。他所保举的人士，“掌握着”当时国家最为需要的克敌制胜的“技能”，然今人一眼即可看出，萧开泰只不过是利用聚光镜反射阳光之小技而行骗多年的术士。
兵部右侍郎徐树铭开出了很长的保单，共保举了19人：湖北布政使王之春、浙江按察使聂缉榘、江苏前署常镇道蔡钧、直隶候补道卫杰、分发浙江试用道许贞干、直隶候补道张鼎祐，以上6员“皆御侮之干城，济时之舟楫也”；福建粮道陈鸣志、福建汀漳龙道刘倬云、甘肃宁夏道周绶、山东登青莱道李兴锐，以上4员“有猷有为有守”、“公平练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贵州布政使唐树森、江西按察使翁曾桂、福建按察使季邦桢、湖北按察使龙锡庆、湖南按察使俞廉三、两淮盐运使江人镜、浙江宁绍台道吴引孙、河南南汝光道朱寿镛，以上9员“皆淬精励志，力求振作者也”。
徐树铭的这一份保折虽在当时并没有立即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但却展示出问题的实质：向朝廷保举人才当然是提议朝廷任用，说到底就是升官，然而朝廷的官缺都是固定的，这19人即便是全如徐树铭所言，但又何来如许官椅以安排这些人呢？如果再做下一步的思考，又可发现，若真有如谕旨中所称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者，朝廷中也没有相应的机构与官缺，又能将之安插于何处？
长萃、王荣商、徐树铭的三份保奏提示着当时的背景：一是当时官员的思想；二是当时的知识水准；三是当时的官僚体制。如此下诏求贤，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很可能失其原来的主旨，而流变成另一种形态。
如果以原折日期为序，先后上奏保举的官员有：刑部右侍郎江苏学政龙湛霖
、礼部右侍郎李文田、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陕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张汝梅
、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吴大澂
、大理寺卿浙江学政徐致祥
、河南巡抚刘树棠
、广东巡抚马丕瑶
、东河总督许振祎
、山东巡抚李秉衡
、内阁学士唐景崇
、仓场侍郎廖寿恒
、两广总督谭钟麟
、西藏办事大臣奎焕
、兼护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
、云贵总督松蕃
、伊犁将军长庚
、兵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吴廷芬
、吉林将军长顺
、光禄寺卿曾广汉
、黑龙江将军恩泽
、安徽巡抚福润
、湖南巡抚陈宝箴
、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
、户部右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兵部尚书徐郙、东河总督任道镕
、南书房翰林张百熙
、奉天将军依克唐阿
、通政使安徽学政李端遇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富勒铭额
、闽浙总督边宝泉
……
由于档案保管与整理诸情事，许多档案已失，或分类不确；且我看档有限，很可能也未能周全。当时保折应不止于此数。
在以上人士的保折中，最合光绪帝原诏旨意的，很可能是兵部尚书徐郙的奏折，他保举了六人：
二品衔直隶候补道姚文栋，沉潜笃实，专精舆地之学，尝随前出使大臣黎庶昌、洪钧、薛福成等，遍历外洋十余年之久，到处考察其兵制、舆图。复由印度至云南，穷乡僻壤人迹不到之处，裹粮深入，测量绘图，著述甚富。
二品衔准补直隶清河道高骖麟，器局深稳，精究格致之学，在北洋十余年，总办船坞、机器局，力求撙节，去年创造快炮，价廉器利，精巧不让外洋。署天津河间道，讲求水利，整顿营田，数月之间，开垦至数百顷之多。
礼部即补员外郎于式枚，器局闳通，学问渊粹，近随大学士李鸿章遍游各国，闻见更广，才识尤精。
三品衔候选道梁诚，幼年充美国肄业生，往外洋读书十年余，于各国语言文字、风土人情，无不洞晓，复为前出使大臣郑藻如、张荫桓等随员，游历各国，谙练老成，才大心细，精通翻译，熟悉洋情。
三品衔湖北候补知府章嘉谋，才识明通，屡膺繁剧，考究商务，长于理财，于中外出入盈虚之故，了如指掌。
二品顶戴安徽候补道维增，悃愊无华，实心任事，闻其督办皖南厘局，裁汰陋规，商民感激，收数独旺，颇著廉洁戆直之称。
从他保举的人才评语来看，若为属实，当为有用。徐郙对此要求“送部引见”，光绪帝当日下旨：“交军机处存记。”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则，被保举的官员一般是“交部引见”，由皇帝考察后下旨任用，或交军机处存记。当时的保折也大多请求将其保举的官员“送部引见”，光绪帝也大多予以批准。
然当时候补官员极多，官缺甚紧，被保举的官员交部引见后，大多发回原省，至多是交军机处存记。由此，光绪帝将徐郙所保六人直接交军机处存记，实际上是一种优遇。精通官场规则的张荫桓，也保举六人：安徽按察使赵尔巽、直隶候补道汤纪尚、二品顶戴候选道伍廷芳，请求“交军机处存记”，二品顶戴江苏候补道潘学祖、盐运使衔候选道梁诚、直隶试用知县吴永，请求“交部引见”，以示等差。
光绪帝对“交部引见”者，很顺快地答应了。
对要求“存记”者，查军机处相关档册，只有伍廷芳一人。（
详见附录
）徐郙保举的姚文栋等六人，虽交军机处存记，但没有得到起用，清朝政府机构中并没有可以发挥他们才华的部门，而荐主徐郙也不是朝中的有力人士。
我在阅读档案时发现，以上保举的官员，大多数属于“察吏安民”的性质，这与光绪帝下诏求贤的主旨并不吻合，也与甲午战后“卧薪尝胆”的“自强”风尚不那么合拍。其中最典型的是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出奏保举游智开：
今日求才，先求忠谠切实之才，然后一切奇才异能算法格致之类，始能收其实用……前广东布政使游智开，在护理广东巡抚任内，缘参劾属员，不得其职，郁郁移疾而去。寻其所劾什九劣员，自该藩司去后，所经参劾者固早经开复，此后吏治益杂。如南海知县潘泰谦、香山知县杨文骏等，皆异常贪酷，罄竹难书。自非皇上圣明，简放马丕瑶、谭钟麟先后到粤，将劣员等重与参革，则粤民几无苏息之望矣……臣窃念今日最要在得民心，得民心在澄吏治。顾守正不阿之性或歉于循良，爱民如子之诚或短于刚劲。该藩司政声极著，风力亦遒，前在直隶永平府等任，遗爱在民，及升任四川藩司护理川督之时，办理重庆教案，尤得蜀民爱戴……
他要求“重与录用，以储边才”。
李文田是广东人，对家乡的吏治极为关注，该折也反映出其对前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的不满。“察吏安民”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的精要，虽说战败后的中国亟须改革，但体恤民情，安良除霸，什么时候也不失其重要性。
在上奏保举的人士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位：一是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先后共六次上奏，保举官员24人。
战事虽为大败，他仍保举其营务处冯锡仁、曾丙熙、粮台毛庆蕃、支应局唐际春、转运局林志道。当他回到两江本任后，又保举了一大批下属，其评语多为“察吏安民”。另一位是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四次上奏，保举33人。
他有着一种天下己任的大气概，保举的官员并不限于两江或湖广，而是全国性的，由此建立一个大的关系网络；然仔细查阅其名单，可知相当多的官员出于其幕中；他保举的人员，后又有一些大吏再次保举，很可能此中也另有运作。
此次甲午战后的保举，时间长达两年多。
一些人由此得到了起用或提升，如游智开（广西布政使）、任道镕（东河总督）、于荫霖（署安徽布政使）、俞廉三（山西布政使）、恽祖翼（浙江布政使）、袁世凯（直隶按察使）、黄遵宪（湖南长宝盐法道）、蔡钧（江苏苏松太道）、罗丰禄（驻英公使）、伍廷芳（驻美公使）……但起用与升官者仍是少数，大量被保举的官员由光绪帝交军机处存记。我在档案中找到军机处存记档册多种，整理出附表，细心的读者若将保折名单与存记名单相核，可以体会出当时政治的许多内情。
甲午战后的下诏求贤，明显未获成效，中国政治并未因之改变方向。先前由战败而求贤，以求励精图治，而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上层大吏扩充势力提拔下属、下层官员特别是候补官员得保获缺升官发财的良机。
其中得到起用、升任、存记者，并非其真符合谕旨中要求的“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必试有明效，不涉空谈”之条件，而在于荐主的实力。甲午战后的中国政坛依然如旧，没有太多的新鲜气息，只是各派实力稍有变化，李鸿章之船开始进水，慢慢倾斜，张之洞部队已成规模，与刘坤一并列为政坛的两大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