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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德邻认为，有些重要史料我未加以解读；而其大作最为强调者即都察院当时拒收了上书。房德邻以易顺鼎、梁启超及《直报》的记载为例说明。
都察院拒收上书之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所强调者，是拒约上书时期，尤其是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文廷式上奏指责都察院，四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署左副都御史沈恩嘉、左副都御史寿昌上奏表明其态度之后，很难想象都察院于四月初八日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为由，来拒收康有为等人上书。易顺鼎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1895年1月1日）上书恭亲王奕，称其于是年十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四日三次赴都察院要求代奏未准，时间上相差了几个月。
而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易顺鼎再次上书，都察院于四月初八日、初九日为之代奏。
林慧儒等《任公先生大事记》、杨复礼《梁启超年谱》称：“割台议起，先生联同顺德麦孟华、香山张寿波、增城赖际熙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为不可割，格不得达。”
这一记录使我生疑：两者文字相似，似为互有抄录；然而他们为何都未记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于四月初六日由都察院代奏上达一事，亦未记陈景华领衔梁启超署名广东举人289人上书于四月初七日由都察院代奏上达一事？这些本应是更为重要之事。如果他们不知上书获奏一事而未提，似属不知情者，而写作时又在梁去世之后；若知上书获达而不提却专提上书未达一事，那就更难理解了。他们是否将之与“联省公车上书”一事相混？梁启超本人对于这一时期的活动，有着多次回忆，皆言其上书获达一事，而未提上书未达一事，若真有此事，梁又为何不提呢？
以上房德邻所引两条材料，我在前章写作时已看到，因觉得并无太大的关联，故未加引用与评论。
房先生特别重视的史料，是《直报》中的记载。该史料为汤志钧首先使用，其意在于证明有公车上书一事，并未用以证明康有为去都察院请求代奏一事。
我还记得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术年会时，房先生在评论拙文时便提到这一史料，我仅答复该史料许多细节似不可靠便了之。看来对此一材料还不能如此轻易地对待，为此，我仔细阅读了光绪二十一年三四月《直报》，兹将阅读体会报告于下：
《直报》是甲午战争中在天津开办的报纸。
到光绪二十一年三四月时，为日报（星期天无报），每天四页，相关的文字约有六千余字；除了评论文字外，也有一些消息，其中不少是北京的消息。《直报》中有关上书的消息，一共有三条，其中两条的主要部分，汤先生已有引用。兹将该三条消息，全文引于下。《直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1895年5月1日）第二页，以《同深共愤》为题，刊文：
从古邻国失和，以干戈而易玉帛，必有其故。或以侵犯疆场，或以欺侮民庶，或因失礼于使者，或因争夺夫牧群，断无一无所事而遽开兵衅者。日本扰我辽东，破我门户，无理取闹，洵为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共怒者也。三月二十八日，都察院署前，拦舆联名递呈者，有三十余名之多，皆系京官。三十日，又有递呈者六十余名，闻系各省在京就职及孝廉诸公。同具公呈，恳请代奏，诸公情愿捐饷，自行攻剿，至议和各节，断不可从，大略相同。现经院宪诸巨公会议，未悉如何定夺，俟访明再录。此次递呈诸公，计十一行省会集联名举动，尚有四川等七省京官，现亦会议，谅不日亦不约而同，共申义愤矣。
该报四月十二日（5月6日）第二页，以《各抒义愤》为题，刊文：
日前都察院前，有闽省孝廉为首，会同京官、商民等约白（百）余人，拦舆递呈各情，已列前报。兹闻所呈乃因中日两国和局，台湾一省永让与日廷管理。虽我皇上俯允，只让台南，不让台北，然日所得之地，皆不可让。倘若仍照约章办理，闽省绅民当自备军饷，与日交锋，奋勇剿除，何愁不灭此朝食等词。旋据浙江、广东、湖北、奉天、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江西等十（十一）省孝廉亦会同京官、商民等联名，呈诉和局各条俱不可允，恳请代陈。又据陕、甘、云、贵、江苏、安徽、直隶七省孝廉，亦会同联名，呈请代奏。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发抄，是以初六、初八两日都察院署内各省孝廉约有千余名之多，皆不卜□（鳌）头之兆，纷纷议论，颇有哄堂之势。虽经京畿道侍御弹压，乃诸孝廉义愤填膺，声称历朝有事，文死于谏，武死于战。今我国家被侵，受辱至于此极，文不闻有死谏者，武未见有死绥者，三百年养士之恩，所成全者，固如是卑鄙无耻之尤耶！一唱百和，都宪等皆莫可如何，未悉作何安慰，俟探明再为详细续录。
该报四月十五日（5月9日）第二页，以《封奏难投》为题，刊文：
四月初七、八、九等日，六部九卿并各科道侍御俱呈递封口折奏数十件，均未发抄。闻悉皆系阻和局之议。其中详细因事关机密，一时未得访明，俟有续闻再录。
此后未见有相关的记载。从三篇文字的叙述风格来看，似乎是出于一人之手。
我当初未去查《直报》，是从感觉上认为作者参与了其中的活动，也说明了当时都察院上书的情况，但在具体细节似为不太可靠：其一是福建官员与举人的联衔上书，先说是官员，后又改称为举人联络官员与商民，并不知道福建官员与举人前后共有三次上书，最多的一次是官员63人、举人88人而并无商民；其二是各省公车上书递交都察院的时间，与都察院代奏时间不同，似应相信都察院；其三是都察院的衙署似位于今人民大会堂南门西侧，门前的胡同似为绒线胡同，较窄，其衙署内似容不下一千人。这些疑问我现在还存在着。由此，我以为，这位作者可能不完全了解当时的全部情形。这本来也是正常的，以此作为论据，只能就其大势，而不宜拘于细部。
《直报》是一家新报纸，其政治倾向性似难判定。
我所阅读的两个月报纸中，每天都有许多京城的消息，但多为社会新闻，对乙未科会试情况报道尤详。
相比之下，关于战争与和谈即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新闻，虽有反映，但并不充分。这有可能是《直报》并没有太多的消息来源。也有一些报道与前引三篇上书报道在政治上完全对立，如其三月二十五日（4月19日）以“相节将旋”为题，报道称：
我傅相冒不测之险，身入虎穴，一再抗论，不得已而定约，纾国祸而奠金瓯，诚哉社稷臣也。二十三日画诺以后，不欲片刻耽延，立即乘轮船返旌本埠，官场有于今日赴大沽祗迓者。所望霓旌速返，重振乾坤。彼夫差覆越，勾践沿吴，岂异人任哉。近闻都门詈者，于定约后封章论事，横肆讥评，殆亦无耻之甚者矣。果有嘉谟奇策，何不于未定约之先一二日，侃侃直陈，说筹方略，庶得有补时艰，乃默无一言，形同仗马。事定后以陈腐旧套，以为尽职，自诩丰裁，徒乱人意，有何益耶？昔苏氏有言，养猫捕鼠，蓄狗防奸，患在不鸣不吠。吾则以为猫既不能捕鼠，狗既不足防奸，又何取其乱鸣乱吠也哉。噫？
相同倾向的报道还有两篇。
这三篇报道的作者，似为同一人。他显然倾向于李鸿章，完全为李辩护。由此我以为，他是向《直报》提供报道，但非为《直报》内部的人。由此，我还以为，前引三篇关于公车上书报道的作者，似也不是《直报》的记者（当时称为“访事人”），也属与《直报》有关系的投稿人。尽管第三篇关于上书的报道宣称“俟有续闻再录”，而后来《直报》并未见报道，可能作者后无续作，或编者无兴趣而不再编发了。
房先生从四月初七日报道中“此次递呈诸公，计十一行省会集联名举动，尚有四川等七省京官，现亦会议，谅不日亦不约而同”一语，及四月十二日报道中“旋据浙江、广东、湖北、奉天、山东、山西、河南、湖南、广西、四川、江西等十（十一）省孝廉亦会同京官、商民等联名，呈诉和局各节俱不可允，恳请代奏。又据陕、甘、云、贵、江苏、安徽、直隶七省孝廉，亦会同联名，呈请代奏。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一语，得出结论：“据这两篇报道说，从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初四日，全国18省举人各自联名上书都已投递到都察院”。我以为是不妥的。四月初七日报道既称“现亦会议”，未称已递；“已据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比照都察院的原折，似应解读为四月初四日都察院开始代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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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解读为该报道作者宣称18省公车上书于“四月初四日”已达都察院。房先生再引《公车上书记·序》，又称“可知至四月初六日全国18省举人的上书都投递到都察院”。
以四月初四日、四月初六日为结论，本不稳妥，房先生也不完全同意，却以此为基础，另行定出了“10天时间”，推导出四月初八日的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各省举人的上书行动应该是迅速而起的，虽然也会有迟速之不同，但不会相差太久，从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初八日的10天间应该都到都察院投递过了。
由于四月十一日都察院代奏直隶、陕西两省公车上书，由于四月十五日代奏了云南公车上书，由于未代奏甘肃公车上书，房先生再推导出结论：有可能是该四省公车上书为都察院所拒收，后来代奏的直隶、陕西、云南三省的公车上书应该是第二次上书。我以为，此推论离原点甚远，似有史料解读过度之嫌。
至于如何理解《直报》四月十二日报道中“都察院于四月初四日将各省孝廉、京官先后所呈各情，缮折具奏，未经发抄，是以初六、初八两日都察院署内各省孝廉约有千余名之多”一语，我以为，其中的关键词为“发抄”。在清代政治用语中，“发抄”是指奏折上呈后，皇帝以明发上谕（也有未发上谕者）交内阁，内阁再以原折及谕旨交六科给事中，发抄给原奏衙门，同时刊于“邸抄”（又称“宫门钞”、“京报”等）。拒约上奏时期的奏折、上书，无论是官员的还是公车的，清廷当时都没有“发抄”，此可见证于当时的《谕折汇存》，也见证于前引刘大鹏日记与四月十五日《直报》的报道，皆提到了“发抄”。也就是说，该报道作者的原意是：尽管四月初四日（起）都察院将公车与官员的上书代奏，但由于未交内阁发抄，公车们并不知道都察院是否代奏了他们的上书，于是回到都察院质询。文中“是以”二字，说明了其中的因果；文中“诸孝廉义愤填膺，声称……一唱百和，院宪等皆莫可如何，未悉作何安慰”一段，又说明了当时的情景。然房先生据此认为，四月初六日上奏后，公车已知上书已代奏，不会再来，初八日上书的公车也仅百余人，而当日哄堂的公车多达千人，剩下的人数，只能是康有为领导的“联省公车上书”的公车。我以为，房先生推导出的这一结论，似有史料解读有误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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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代奏各省公车上书的时间为：四月初四日，台湾籍官员与举人共5人上书；四月初六日，湖南举人文俊铎等57人，湖南举人谭绍裳等21人，奉天举人、生员春生等20人，四川举人林朝圻等11人，广东举人梁启超等80人，湖南、江西举人任锡纯等43人，江苏等四省教职、举人14人；四月初七日，福建京官63人、举人88人，贵州举人葛明远等110人，广东举人陈景华等289人，江西举人程维清等121人，广西举人邹戴尧等115人；四月初八日，福建官员与举人共7人，湖北举人、教职等36人，江南举人汪曾武等53人，河南举人王
等14人，浙江举人钱汝虔等37人，顺天举人查双绥等18人，山东举人周彤桂等120人，四川举人刘彝等26人，四川举人王昌麟等20人；四月初九日，陕西官员、举人等5人，举人与生员裕端等2人，山西举人常曜宇等61人，河南举人步翔藻等62人，河南举人王崇光，河南举人、教职张之锐等5人，四川举人林朝圻等2人，四川举人罗智杰等4人；四月十一日，内务府官员13人并举人、生员8人，直隶举人纪堪诰等45人，河南举人赵若焱等21人，江西举人罗济美，陕西举人张
等81人；四月十五日，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濂等62人。发表于四月初七日的初次报道，尚不知道此时江苏、四川、贵州等省举人已经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