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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德邻论文与我分歧最大之处在于，我认为康有为《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不甚可靠，须得小心使用，而房先生却认定该书相当可靠。其理由为：一、我认为康有为《我史》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底，是其人生的一大低谷，言辞中“自我夸张，随意牵连也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房先生据康有为之批注：“此谱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认为《自编年谱》乙未年前的部分写于乙未年冬，光绪二十四年补充，后全书又做过修改。即其写作时离“公车上书”不远，“记忆还比较清楚”。二、房先生认为，康“写在秘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既无公开宣传的功利，又无避讳之考虑，所以更得真实”。
2006年10月，我有幸看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级藏品“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我为此作《“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见本书第九章）。从康有为亲笔所写的稿本中可以看出，一、手稿本上并无康有为的那一段眉注，即“此谱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于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甡年七十记”。从手稿本的形式与内容来看，皆是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四年冬在日本所写。既然都是光绪二十四年所写，康有为为何又在其他抄本上加上这一段注？我个人以为，康很可能有意再进行一番诸如《戊戌奏稿》之类的再造。二、我对手稿本进行核查后推测，康有为晚年可能打算对《我史》做系统修改，但此类工作仅进行至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年以后的内容，基本上还是光绪二十四年冬所写。
康有为《我史》关于公车上书一段，在手稿本第38—39叶上，手稿上修改的字数较少，也看不出笔锋墨色有何变化，我不知道具体的修改时间，很可能是当时的修改或随写随改。兹将这一段文字校雠发表于下。为阅读方便，我分成三段。
先看第一段：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廿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
据手稿本，“偿款”之“偿”字，由“赔”字改，“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九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粤中公车”之“中公车”字由“人”改；“粤楚同递”由“先递”改，并下删“于是各省纷”五字。“围其长官之车”之“之车”二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由此，其修改前的文字为：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赔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鼓动粤人，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廿八日先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于是各省纷）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各直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
再来看第二段：
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者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先是公车联章，孙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闽人编修黄□曾者，孙之心腹也，初六七连日大集，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
据手稿本，“时以士气可用”之“时”字，为添加，补在行间；“松筠庵”之“庵”字，康写为“广”，“广”是当时流行的“庵”字的简写；括号内文字，“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以小字双行写，“无自”之“自”字以某字改，已涂抹不清；“联轨察院前者”之“者”字，诸本皆漏；“四月八日”之“四月”为添加，补在行间；“无从挽回”之“从”字，诸本皆作“法”；“闽人编修黄□曾”，“闽人”为添加，补在行间，“黄”字之后有较大的空，可知康已记不清其全名；“初六七连日大集，初七夕黄”十二字为添加，补在行间，“初七夕”后有一字被抹去，无法辨识；“诸孝廉遂多退缩”后被抹去两字，辨识不清。由此其修改前的文字似为：
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者里许，至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从挽回，却不收。先是公车联章，孙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编修黄□曾者，孙之心腹也，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
再来看第三段：
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孙毓汶与李联英内外恐吓。是日，翁常熟入朝房，犹力持勿用宝，电日相伊藤博文请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曰：“我亦岂不知爱身家，其如国事何？”孙知不能强，乃使李联英请之太后，迫令皇上画押，于是大事去矣。是时降朱谕……
据手稿本，“令北洋大臣”五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王文韶”后删一字，似为“则”字；“内外恐吓”的“内外”两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电日相伊藤博文”七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电日相”三字为再度添加，原为“与”字，删；“我亦岂不知爱身家”之“不知爱”由“无”字改；“乃使李联英”之“使”字，由“请”字改；“于是大事去焉。是时降”共九字为添加，补在行间。由此其修改前的文字似为：
孙毓汶犹虑挠其谋，即先迫皇上用宝，王文韶则诬奏海啸，垒械弃毁，北洋无以为备。孙毓汶与李联英恐吓。是日，翁常熟入朝房，犹力持勿用宝，请展期五日。孙谓：“若尔，日人必破京师，吾辈皆有身家，实不敢也。”常熟厉声责之曰：“我亦岂无身家，其如国事何？”孙知不能强，乃请李联英请之太后，迫令皇上画押。朱谕……
两相比较，虽无重大的改动，但也可以看出来，“令卓如鼓动各省”、“初六七连日大集”、孙毓汶“令北洋大臣王文韶诬奏”三层意思，康有为最初并没有写上去。
当然，我还须说明，根据我的判读，这一段文字在手稿本中当属光绪二十四年冬在日本所写，修改似也在同时完成，因此康有为添加的三层意思，或许会藏有背后的意义，或许什么意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