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大鹏日记中的记录

我在前章《“公车上书”考证补》中较多引用档案，而较少引用当时人的各种记录，主要原因是我写作的角度在于高层而不在于下层，另一个大的原因是其可靠性令人生疑，而我又无力一一与之核对。这一做法现在看来并不妥当。其中有一记录是我应引而未引者，那就是近年来被人引用甚多的刘大鹏日记。

刘大鹏是山西一举人，正好参加了乙未科会试。我没有看到他的日记原本，使用的是乔志强选辑整理的印本，其中有按年排列的日记，也有专门的《乙未科公车日记》。虽说仅是节本，但也可以看出当时许多情事。

刘大鹏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日（1895年3月4日）到达北京，住在三晋西馆中。其第一件事便是拜见座师与同乡京官。其二月十日（3月6日）的日记记：

清晨起来，即与济卿出门，同车拜客、拜同乡京官及同乡商人及二位老师（大主考），天黑乃归。拜老师贽金四两，门敬六千，土仪藕粉二斤。高老师、周老师。同乡京官：左裔堂印崇典，工部主事。贺仰周印勋，吏部主事。曹都老爷印榕字菊农，临汾县人。韩序东印大镛，礼部主事，徐沟县人。张翰卿印西园，刑部主事，平定州人。郝盖臣印秉忠，吏部主事。李兰甫印馨国，户部主事，榆次县人。刘淑衡印秉钧，翰林院检讨。

这是大多数进京会试的举人都要做的事情，而刘大鹏因是第一次参加会试，须得有同乡京官所出印结，方可参加新进举人的复试，更需首先拜见同乡京官。他在二月十一日《乙未公车日记》中称：

新中式举人，必经同乡京官印结，乃能入场复试，若无同乡官印结，则不得复试矣。倘到第三科不能复试，即将举人斥革，故新举人到京，他事犹轻，独求同乡官印结为第一重务。下车伊始，即拜同乡官，职此故耳。

除了印结外，出结的同乡京官在刘大鹏复试时，还送之贡院。 此外，同乡京官中富有者还宴请刘大鹏等公车。《乙未科公车日记》三月二十二日（4月16日）记：

内阁中书渠楚南本翘（祁县人），请同乡公车会饮于云山别墅，余偕济卿、仙洲于未初赴席。云山别墅系山西新会馆。

渠本翘为山西祁县票号富商渠源浈之公子，时任内阁中书，宴同乡公车于会馆。而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又称：“京都俗尚，最重交情，凡同乡来京，一经拜见，必请吃饭，谓有交情故也。若不往拜，异日见之，必谓轻视同乡，非但官场如此，商界亦莫不然。” 在刘大鹏日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入京会试举人居于会馆，与同乡京官有着相当多的交往。

马关议和的消息，刘大鹏是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听到的，在当日《乙未科公车日记》中没有说明其消息来源，只是称言：

倭夷入寇，我军征剿不力，望风溃退，爵相一意立和，不谓官兵懒惰，反谓贼寇精锐，胁制朝廷行其私意，政府诸臣首鼠两端，不许和则拂爵相立和之意，若许和则背皇上立战之意，进退维谷，莫知所以。京中各衙门皆上奏章，谏止和议。和则输倭两万万金，且割台湾一岛畀日本，闻之者莫不扼腕愤恨。

从这一段记录来看，刘大鹏以为，议和仅是李鸿章的主张，反对议和也只是反对李鸿章，刘大鹏对前线军事虽略知一二，但不明细节。 三月三十日（4月24日）又记：

日落时，内阁供事李某持一纸来，祈仲经观之，乃倭人与我议和十二条款。

“内阁供事”本是内阁的吏员，此时多因保举而加衔，大多成为品级不低的官员；“仲经”为刘秉权（1864—？），字仲经，山西太原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小刘大鹏七岁，他与刘大鹏的关系，我还不太清楚，但他为刘大鹏初次到京会试指点一切，刘大鹏日记中对其有多处记载。由此可知是由官署中的人员将消息传到会馆，传到举人中间。四月初三日（4月27日）又记：

和议即起，都下汹汹，皆以许和为非，余闻之心殊不乐，深恐和后天下自此益多事矣。

刘大鹏描写了当时人的情绪，但其本人却并没有卷入上书热潮之中。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四月初七日，他去逛了护国寺的庙会，初八日又去颐和园一带游览。然而，在四月十四日（5月8日）的《乙未科公车日记》中，刘大鹏又称：

都人传言，我与倭和，今日在山东烟台（古登州府福山海边）换约，现付日本五千万金，其余六年分期交付。

五寨谷书堂（如墉）官刑部主事（与刘仲经会试同年）来言，和议已成，莫能挽回，所有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衙门及直省各督抚并各省公车谏止和议等疏，皆留中不发。山西公车奏稿即书堂为之，说得（剀）切详尽，直省章奏推山西第一。

凡公车所上谏止和议之章，均系都察院代奏，御史裕德亲接各省公车之呈，至与公车相对涕泣，人皆称裕公之忠。

除此之外，四月十五日（5月9日）的日记又记：

谷书堂来言：目下和议已成，六部九卿衙门大小臣僚，皆有谏止和议之疏，直省督抚亦来奏章谏止，率皆留中不报。直省公车各县（具？）谏章诣都察院，祈堂官代奏，都察院堂官及各省公车相对而泣，奏章上去亦留中不回报，亦未知之何也已矣。山西公车奏稿即伊为之，说得最剀切详尽，共推直省所上之疏为第一。和议之成，天下率皆不愿，违众而成，恐和议未能久耳，何如不和之为妥也。

谷如墉（1853—1916），字子崇，号阜堂，山西神池人，与刘秉权同为光绪十六年进士，户部主事。 “阜堂”与“书堂”发音相近，神池与五寨是同为宁武府的邻县。从刘大鹏日记来看，他本来不认识谷如墉，因谷与刘秉权为同年而得以相见，记录中出现一些偏差也是可以理解的。刘大鹏此处提到的山西公车上书，即为四月初九日（5月3日）由都察院代奏的山西举人常曜宇等61人条陈，而这一份上书很有可能恰在四月初八日递到都察院（即康有为宣称都察院拒收之日）。刘大鹏在日记中明确提出，山西公车上书的起草人是同乡京官谷如墉；都察院堂官亲接各省公车上书，裕德甚至与公车们相对而泣。

刘大鹏日记中的记录，似可以坚实我在《“公车上书”考证补》的观点，即各省京官动员本省公车，都察院未拒上书。

顺便说一下，刘大鹏日记称：“今科会试通共五千人”，并援引会馆的长班称：“较甲午科会试少二千人，倭贼寇边，南省来者遂少。” 这个数字对分析公车上书的规模，也是有意义的。 lWgp+rdPTUQiRqSjTtbep4ZzCNj6FtkncHHV3oqQf1d4wmDfLKhJbACJgSsHEx7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