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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理衙门章京的上书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95年4月16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见译署申君允,慷慨争和议,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说帖甚壮,惜太迟矣。” 房德邻认为,此中总理衙门章京“说帖”,不是奏折,且也只是上给督办军务处大臣的。

若称“说帖”不是“奏折”,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除了具有上奏权的官员外,其他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须得请衙门代奏。因此他们进呈皇帝的文书,并没有正式的名称,有着多种的说法,比较流行的是“上书”,也有称“呈文”、“条陈”的,更有竟称“奏折”、“奏疏”的。现存的上书,自拟的名称就很多。

总理衙门章京是知晓政治高层操作内幕的人,也有参与督办军务处事务者。他们很清楚,此中的关键在于皇帝,在于军机大臣召见时的朝议。督办军务处初设时名头很大,到了奕入军机处后作用日减;特别于此时,对战局的部署尚有安排,对和战的决策已无作用。他们是要上书给皇帝,以能让军机大臣召见时面诤,而不是给督办军务处大臣上书。“五十六”之数,很可能是总理衙门的全部章京,按额制总理衙门共有章京48人,另有兼行军机处章京8人;当然,也可能不全是章京,而有“供事”等低层官员在其中联署。此处所称的“说帖”,我以为,当为请为代奏的上书,而非为上给督办军务处的。从军机处《随手档》中可以看出,这就是四月初六日(4月30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文等条陈”。

舒文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位于当时四位总办章京之首,由其领衔当是惯例。 而这一份条陈,我先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未能发现,先前所编的各种史料集中也未收入,以为憾事;近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阅档时,在《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光绪二十一年中,发现了该上书的抄件。由于该上书先前未曾发表过,过录于下:

章京、户部郎中舒文等谨呈,为倭人要挟贻害无穷吁恳竭力挽回以维国脉事。窃惟和戎五利,著在六经,乐天顺天,圣贤所与。当强邻虎视、列邦环峙之时,妄意矜张,侈言攻战,此不达时变之言,非智者所肯出也。顾既知睦邻为保邦之本,即当知定约为立国之基,固不能不稍以利益让人,亦断断乎不能尽弃其权利而不顾,此万国之公理,保邦之定法。固堂宪所筹画积年,早作夜思,时时在念者也。章京等随侍当差办事有年,蠡测管窥,亦仰见荩筹之万一。而今观倭人所要索及所以迫我凌我之状,则诚有大不安于中者。

国家不得已而议和,如朝议所许兵费至于一万万,界务至于攻取之地任其占踞,商务至于重修条约,西洋利益一体均沾。尽矣,蔑已加矣。如此而和,我财力已大伤,藩篱已尽撤,竭力经营,非二三年不能挽回元气。如此而犹不肯和,则是倭以战为不足困我,变其名而以和困我也。战之害,不过失地,和之害,至失地而并失利源。揆之遣使之初心,似已大相剌谬。

国家岁入之数,以关税、厘税为大宗,关税之入二千万,尽所有以偿赔款、还洋债,十年且尤不足。厘税之入千余万,如倭条约所索,内地码头并听其以机器制造,则土货悉化为洋货,华商尽并入洋商,转眼之间,江浙楚蜀,厘税尽归乌有。经费有常,征收遽绌。外困于赔偿,内穷于支应。此约一行,公私扫地,可立而待也。

中国与欧人交涉,亏损万端,三十年来,勉强支持,徒以未开割地之端,犹得以广土众民,比肩万国耳。今于蕞尔小邦,轻开此例,此后各国生心,将视同教案之索金,界务之让地,援例而来,动以每省每府为请,海陆相通十余国,二十一省之地,何以给之?法图云、广,已见端倪。章京等供职署中,诚不知后来将以何辞以应付也。

辽南弃而盛京孤露,形同伊、塔;旅顺弃而黄海梗阻,势等龙江。畿辅仰食东南,稍一龃龉,彼一旅之师,即可抗我吭而制我命。台湾之割,万一百姓不服,横生枝节,更不待言。准此以思,恐旦夕苟安,亦仍难得。且战败而赔兵费,虽公法所通行,若赔费而兼以割地,所索为已虐矣。至于既已割地,而(退)不退还攻占之地,又(预)干预其内地商务、税务,虽普之虐法,不至此,独法于越南、英于缅甸有之耳。两国之亡,实基于此,彼以越、缅待我,我岂可自甘于越、缅乎?迫于凶威,咸率然画约,诚不知李钦差有何筹备,有何把握?由章京等愚管所见,则此非剜肉以医疮,乃直饮鸩以止渴也,渴未止而毒已发矣。

自古惟中国判和、战为二事,外人则且和且战,两皆主于利己而损人。章京等去岁于译报之中,已见有必使中国从此分裂,不能报复,而后彼得永安之语。条约果如其愿。彼明目张胆而言之,我俯首惕息而受之,万国腾笑,章京等复何颜面接晤洋人乎?向来署中办事,奉条约为准绳。此约一行,事事皆成损害,将违约以保国乎?抑遵约以敝国乎?约不可违,则国将终敝,是将章京等疾首痛心仍助倭以自贼也!

倭之急和甚于我,我愈急,愈迁就,彼愈急,愈鸱张,试即以彼法还治之,未必无转机于意外。就令立时决裂,百战百败,亦不过如去岁之情形,彼始终不敢离海岸而深入于盛京,于登、莱情事可见,不必惊其恫吓,谓必能犯都城也。以二万万练兵,何兵不精?以二万万购械,何械不足?国家有主之权,约可定,亦可废,崇厚之事,具有明证。仰维我皇上励精图治,委任亲贤,皇太后圣武神功,五洲万国,无不钦仰。今兹小丑跳梁,遂致上勤宵旰,含生负气,痛愤同深。堂宪公忠体国,谋谟密勿,度于筹画,备极周详。章京等蝼蚁之诚,窃犹望将条约中蓄谋如此之毒,贻害如此之远,我中国将无以自立,我君臣且无以自存,垂涕抚膺,直陈黻座,上达深宫,披露丹诚,庶希补救。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责难陈善之日也。章京等冒昧陈言,不胜惶恐战栗之至。伏乞代奏。谨呈。

该抄件未具列联名进呈者的详细人名。从该件形式来看,是写给“堂宪”即总理衙门大臣的“呈文”,然又请求代奏,这是他们熟悉公文格式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是军机处兼行章京。因而这一呈文被翁同龢称为“说帖”,也是有道理的。

正因为总理衙门章京深居要职,知晓内情,对于李鸿章出行议和的谈判底线也是知晓的,即条陈中所称的三点:

国家不得已而议和,如朝议所许兵费至于一万万,界务至于攻取之地任其占踞,商务至于重修条约,西洋利益一体均沾。

然而此中的“界务至于攻取之地任其占踞”之“占踞”二字作何解,还需细辨。 李鸿章在出行谈判之前,清朝内部对割地一事进行了讨论,光绪帝最后决定许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军机处、督办军务处最重要的八位大臣,即奕、奕劻、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刚毅为此联衔上奏慈禧太后请懿旨。 但所割让区域究竟有多大,并无具体的结论,他们当时绝不可能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会索要整个辽东半岛!否则舒文等人条陈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句子:

辽南弃而盛京孤露,形同伊、塔;旅顺弃而黄海梗阻,势等龙江。

即辽东半岛割,而盛京如同新疆的伊犁与塔城那样,成为边城;旅顺割,而黄海如同黑龙江一样,成为界海。此皆为当年外交失败之大害。因此,我一直不认为翁同龢不同意割地,若要割一小块地,他可能会让步,而割到辽东半岛这么大,我不相信他还会同意。因此,房德邻称翁同龢与孙毓汶之间的矛盾是割辽东还是割台湾的说法,仍不能说服我。我还是认为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在内心中倾向于不签或不批准和约,尽管他们此时没有相应的对策,这也是理学家的风范;而孙毓汶、李鸿章等人倾向于签订及批准和约,尽管他们对日本提出的条件也极为愤慨,但害怕战事会继续扩大。当时的言论多以为如此。我从《翁同龢日记》及房先生一再提及的《随手记》阅读中,乃是得出了相同的看法。

总理衙门章京上书的发现,可知其具体态度。而当时的主要情报都由他们掌握,其中最关键的是电报。军机处此时尚无电报房,李鸿章、各使馆及各直省的电报都经由总理衙门而呈军机处。他们的这种态度会否使之将消息外传?

与房德邻指出的比较对象“五四运动”不同,当时的北京并无公众传媒。能够知道内情的仅为政治高层,即军机大臣、督办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 军机章京、总理衙门章京 以及李鸿章和他的随行班子。 督办军务处章京也有可能知道内情。 而军机章京与总理衙门章京为差使,其本职又在内阁、六部、理藩院等部院,而他们的出身与经历也使之与翰林院等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似应予以注意。 kla3WzEWXYK0r6QBs7rPclGPm61mEdhuTMGI1oZOf5ixy2og3kHm8y0cfaXlv35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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