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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1895年4月16日）翁同龢在日记中称：“见译署申君允，慷慨争和议，译署章京五十六连衔说帖甚壮，惜太迟矣。”
房德邻认为，此中总理衙门章京“说帖”，不是奏折，且也只是上给督办军务处大臣的。
若称“说帖”不是“奏折”，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除了具有上奏权的官员外，其他官员并不能直接上奏，须得请衙门代奏。因此他们进呈皇帝的文书，并没有正式的名称，有着多种的说法，比较流行的是“上书”，也有称“呈文”、“条陈”的，更有竟称“奏折”、“奏疏”的。现存的上书，自拟的名称就很多。
总理衙门章京是知晓政治高层操作内幕的人，也有参与督办军务处事务者。他们很清楚，此中的关键在于皇帝，在于军机大臣召见时的朝议。督办军务处初设时名头很大，到了奕入军机处后作用日减；特别于此时，对战局的部署尚有安排，对和战的决策已无作用。他们是要上书给皇帝，以能让军机大臣召见时面诤，而不是给督办军务处大臣上书。“五十六”之数，很可能是总理衙门的全部章京，按额制总理衙门共有章京48人，另有兼行军机处章京8人；当然，也可能不全是章京，而有“供事”等低层官员在其中联署。此处所称的“说帖”，我以为，当为请为代奏的上书，而非为上给督办军务处的。从军机处《随手档》中可以看出，这就是四月初六日（4月30日）由总理衙门代奏的“章京舒文等条陈”。
舒文是总理衙门的总办章京，位于当时四位总办章京之首，由其领衔当是惯例。
而这一份条陈，我先前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未能发现，先前所编的各种史料集中也未收入，以为憾事；近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阅档时，在《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光绪二十一年中，发现了该上书的抄件。由于该上书先前未曾发表过，过录于下：
章京、户部郎中舒文等谨呈，为倭人要挟贻害无穷吁恳竭力挽回以维国脉事。窃惟和戎五利，著在六经，乐天顺天，圣贤所与。当强邻虎视、列邦环峙之时，妄意矜张，侈言攻战，此不达时变之言，非智者所肯出也。顾既知睦邻为保邦之本，即当知定约为立国之基，固不能不稍以利益让人，亦断断乎不能尽弃其权利而不顾，此万国之公理，保邦之定法。固堂宪所筹画积年，早作夜思，时时在念者也。章京等随侍当差办事有年，蠡测管窥，亦仰见荩筹之万一。而今观倭人所要索及所以迫我凌我之状，则诚有大不安于中者。
国家不得已而议和，如朝议所许兵费至于一万万，界务至于攻取之地任其占踞，商务至于重修条约，西洋利益一体均沾。尽矣，蔑已加矣。如此而和，我财力已大伤，藩篱已尽撤，竭力经营，非二三年不能挽回元气。如此而犹不肯和，则是倭以战为不足困我，变其名而以和困我也。战之害，不过失地，和之害，至失地而并失利源。揆之遣使之初心，似已大相剌谬。
国家岁入之数，以关税、厘税为大宗，关税之入二千万，尽所有以偿赔款、还洋债，十年且尤不足。厘税之入千余万，如倭条约所索，内地码头并听其以机器制造，则土货悉化为洋货，华商尽并入洋商，转眼之间，江浙楚蜀，厘税尽归乌有。经费有常，征收遽绌。外困于赔偿，内穷于支应。此约一行，公私扫地，可立而待也。
中国与欧人交涉，亏损万端，三十年来，勉强支持，徒以未开割地之端，犹得以广土众民，比肩万国耳。今于蕞尔小邦，轻开此例，此后各国生心，将视同教案之索金，界务之让地，援例而来，动以每省每府为请，海陆相通十余国，二十一省之地，何以给之？法图云、广，已见端倪。章京等供职署中，诚不知后来将以何辞以应付也。
辽南弃而盛京孤露，形同伊、塔；旅顺弃而黄海梗阻，势等龙江。畿辅仰食东南，稍一龃龉，彼一旅之师，即可抗我吭而制我命。台湾之割，万一百姓不服，横生枝节，更不待言。准此以思，恐旦夕苟安，亦仍难得。且战败而赔兵费，虽公法所通行，若赔费而兼以割地，所索为已虐矣。至于既已割地，而（退）不退还攻占之地，又（预）干预其内地商务、税务，虽普之虐法，不至此，独法于越南、英于缅甸有之耳。两国之亡，实基于此，彼以越、缅待我，我岂可自甘于越、缅乎？迫于凶威，咸率然画约，诚不知李钦差有何筹备，有何把握？由章京等愚管所见，则此非剜肉以医疮，乃直饮鸩以止渴也，渴未止而毒已发矣。
自古惟中国判和、战为二事，外人则且和且战，两皆主于利己而损人。章京等去岁于译报之中，已见有必使中国从此分裂，不能报复，而后彼得永安之语。条约果如其愿。彼明目张胆而言之，我俯首惕息而受之，万国腾笑，章京等复何颜面接晤洋人乎？向来署中办事，奉条约为准绳。此约一行，事事皆成损害，将违约以保国乎？抑遵约以敝国乎？约不可违，则国将终敝，是将章京等疾首痛心仍助倭以自贼也！
倭之急和甚于我，我愈急，愈迁就，彼愈急，愈鸱张，试即以彼法还治之，未必无转机于意外。就令立时决裂，百战百败，亦不过如去岁之情形，彼始终不敢离海岸而深入于盛京，于登、莱情事可见，不必惊其恫吓，谓必能犯都城也。以二万万练兵，何兵不精？以二万万购械，何械不足？国家有主之权，约可定，亦可废，崇厚之事，具有明证。仰维我皇上励精图治，委任亲贤，皇太后圣武神功，五洲万国，无不钦仰。今兹小丑跳梁，遂致上勤宵旰，含生负气，痛愤同深。堂宪公忠体国，谋谟密勿，度于筹画，备极周详。章京等蝼蚁之诚，窃犹望将条约中蓄谋如此之毒，贻害如此之远，我中国将无以自立，我君臣且无以自存，垂涕抚膺，直陈黻座，上达深宫，披露丹诚，庶希补救。此诚危急存亡之秋，责难陈善之日也。章京等冒昧陈言，不胜惶恐战栗之至。伏乞代奏。谨呈。
该抄件未具列联名进呈者的详细人名。从该件形式来看，是写给“堂宪”即总理衙门大臣的“呈文”，然又请求代奏，这是他们熟悉公文格式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本来就是军机处兼行章京。因而这一呈文被翁同龢称为“说帖”，也是有道理的。
正因为总理衙门章京深居要职，知晓内情，对于李鸿章出行议和的谈判底线也是知晓的，即条陈中所称的三点：
国家不得已而议和，如朝议所许兵费至于一万万，界务至于攻取之地任其占踞，商务至于重修条约，西洋利益一体均沾。
然而此中的“界务至于攻取之地任其占踞”之“占踞”二字作何解，还需细辨。
李鸿章在出行谈判之前，清朝内部对割地一事进行了讨论，光绪帝最后决定许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军机处、督办军务处最重要的八位大臣，即奕、奕劻、世铎、翁同龢、李鸿藻、孙毓汶、徐用仪、刚毅为此联衔上奏慈禧太后请懿旨。
但所割让区域究竟有多大，并无具体的结论，他们当时绝不可能想到日本的胃口如此之大，竟会索要整个辽东半岛！否则舒文等人条陈中就不会有这样的句子：
辽南弃而盛京孤露，形同伊、塔；旅顺弃而黄海梗阻，势等龙江。
即辽东半岛割，而盛京如同新疆的伊犁与塔城那样，成为边城；旅顺割，而黄海如同黑龙江一样，成为界海。此皆为当年外交失败之大害。因此，我一直不认为翁同龢不同意割地，若要割一小块地，他可能会让步，而割到辽东半岛这么大，我不相信他还会同意。因此，房德邻称翁同龢与孙毓汶之间的矛盾是割辽东还是割台湾的说法，仍不能说服我。我还是认为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在内心中倾向于不签或不批准和约，尽管他们此时没有相应的对策，这也是理学家的风范；而孙毓汶、李鸿章等人倾向于签订及批准和约，尽管他们对日本提出的条件也极为愤慨，但害怕战事会继续扩大。当时的言论多以为如此。我从《翁同龢日记》及房先生一再提及的《随手记》阅读中，乃是得出了相同的看法。
总理衙门章京上书的发现，可知其具体态度。而当时的主要情报都由他们掌握，其中最关键的是电报。军机处此时尚无电报房，李鸿章、各使馆及各直省的电报都经由总理衙门而呈军机处。他们的这种态度会否使之将消息外传？
与房德邻指出的比较对象“五四运动”不同，当时的北京并无公众传媒。能够知道内情的仅为政治高层，即军机大臣、督办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
军机章京、总理衙门章京
以及李鸿章和他的随行班子。
督办军务处章京也有可能知道内情。
而军机章京与总理衙门章京为差使，其本职又在内阁、六部、理藩院等部院，而他们的出身与经历也使之与翰林院等衙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似应予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