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地拜读了房德邻的论文《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 和贾小叶的论文《也谈刘坤一、王文韶的两件电奏》。 这两篇大作对于前章《“公车上书”考证补》，提出了不同乃至截然相反的意见。 这种学术层面上的直面相对，鲜见久矣，使我感到了欣慰，甚至有一点兴奋。“公车上书”这一重大事件在一般近代史著作中已有多丽的解释，其史实早就有人存疑，却一直没有展开认真具体的讨论。虽说现在稍微晚了一些，似还可以补牢。这真是一件应该张开臂膀来欢迎的好事。

房先生是我的同事兼朋友，很早便承蒙当面提醒，他要写一篇文章来反驳我，写完之后，曾在2006年10月问我是否要先看，我答复称等出版后再看吧。2006年底，编辑部将其稿转来，我因事务过多而未能细读。贾先生是一位年轻的新进，很早就将稿件给我，拜读之后我回信相告，她尚未能说服我。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对于这些批评性的评论需得尽早说明内情并作回复，不然的话，将风生议论，误以为我与房先生、贾先生之间有了缝隙。

在做了以上说明之后，需首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拜读了房先生、贾先生的大作，并没有被他们说服，还是固执地坚持原先的看法。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房先生、贾先生大作中的史料，我绝大多数都看过，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异；尤其是与房先生差别甚大，几乎用同样的史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于是便想到了这么一个题目：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然在展开这一题目之前，还须先说说史料。这毕竟是第一位的。 cyf2ABTdM6t0UW9VxZdtDNUwGvyKqAUI8CfZh6ICZg9CVxKm7qXkS0Um0CeY2T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