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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节我试图证明康有为在《我史》中关于公车上书的叙述多处有误，不甚可靠；而康有为党人对公车上书实际上也另有说法。黄彰健、孔祥吉、林克光、汪叔子、王凡、姜鸣、刘高、欧阳跃峰诸先生皆注意到了《公车上书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与康有为《我史》中的差别，并在著作中予以采信；汤志钧先生更是文献大家，他不仅注意到了，且藏有多种版本，然在其著作中未予采信。在此，我沿着各位研究先进已往的道路，再次迈步。
光绪二十一年夏，《公车上书记》在上海刊行，而该书的具体发行日期尚不可知。汪叔子、王凡两先生1990年论文指出，《申报》上初次刊出该书广告的时间为闰五月十八日（7月10日），且在此后的34天共7次在《申报》上刊登广告。黄彰健先生引证谭复日记，称谭于六月初六日（7月27日）看到此书，该书当为五月刊行（应为闰五月）。汪叔子、王凡两先生1987年论文证明，此次《公车上书记》上海刊行，当属康有为及其党人一手操办。该文引用梁启超致康有为信：
第三书及四上书记前后各事，录副寄上。第四书粤中云已开刻，则无须更写。第一书及朝殿文，南中皆有定本，尤无须更写矣。此间希顾前交与古香阁印，云：本之大小，如《公车上书记》。彼恐不能获利，请改用小本，如《策府统宗》。此则万不可，故提取其稿，商之别家，议复同彼。盖尝询之诸书贾，据云：自强学会败后，《公车上书记》已不能销，恐此书亦不能销云云。当直语之曰：《公车记》已销数万部，度买此书之人，亦不过数万人，人有一部，自无购者矣。而彼执迷如故也。此事或俟之他日，报馆自买机器印之。粤中能刻最佳，刻本必务精雅，若《救时刍言》，则文字减色矣。
从此可见，《公车上书记》是康有为及其党人在上海托书商为之印销的。
上海刊行的《公车上书记》有“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序》一篇。该《序》文并不长，但所叙内容与康有为的《我史》大不相同，兹分四段录于下，并稍作按语。该《序》称：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者，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棠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既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
这一段叙述与《我史》最大的差别，是没有提出公车上书的领导者，仅仅提出梁启超与湖南举人为都察院首递者，而首递的日期为三月二十八日。其余各省似乎是在粤、湘两省的榜样作用之下，闻风而动。由于四月初八日之前都察院代奏的条陈皆是抄本，未署日期，初八日之后各上书所具时间前已说明；两相对照，“未还氏”的《序》文似为大体准确。
我在前文已作分析，公车上书是政治高层暗示或授意、由京官们组织的；而此文却将之称为公车们自发的运动，虽未悉上层密情，但也合乎策动者及组织者之心意。
该《序》又称：
书上数日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者，素有时名，尝以著书被谤议于时，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庵者，前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和款本定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故公呈亦拟定于初十日在察院投递。而七、八、九三日为会议之期。乃一时订和之使，主和之臣，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遽于初八日请将和款盖用御宝，发使赍行。
这一段叙述与《我史》有着很大的差别，须一一细析之。一、文中称“书上数日不报”，当属事实，当时都察院的代奏需用数天或更长时间；又由于当时实行邸抄制度，每日上奏情况皆发抄，举人们很容易知道其上书是否代奏，但公车上书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当时中枢甚忙，所有的上书皆未发下，一些公车也会认为其上书尚未代奏。二、文中称“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则有曲笔。此处“各公车”的概念属康有为及其党人，且康有为集众时，许多省份的举人尚未将其联衔上书递交都察院。若不详加区别，很容易误读为各省公车共同主张联省上书，康被推举“主其事”。三、文中称“集众千三百余人”，与《我史》中“与名者千二百人”有所区别，“集众”者，未必是“与名者”，两者概念不同。四、文中称“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说明初七日“集众”前，康有为的上书已“脱稿”，集众的目的在于“传观”。五、值得注意的是，该段叙述与《我史》的最大区别，是康有为组织集会与准备投递的时间，这是各位研究先进都十分注重之处。《我史》中称“初六七连日大集”，“至四月八日投递”，结果与史实处处不合。此处称“七、八、九三日”会议，“拟定于初十日”递，这一日期可将相关事件串联起来。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康有为在《我史》中修改集会日期，是为了谎称四月初八日“联省公车上书”呈递都察院“被拒”。至于光绪帝批准条约及用宝的情况，我在前文已作说明，“未还氏”的《序》文虽不准确，但也合乎当时京城内许多人的心理。还须说明的是：一、新贡士的放榜日期为四月十二日，也就是说，初十日递交不会影响到十二日看榜。
二、四月初五日礼部上奏“乙未科贡士复试请钦定日期折”，早朝时奉旨：“著于四月十六日复试”
；按照当时的规定，这一消息会刊在邸报上。也就是说，四月初六日举人们已知道，一旦中式将于十六日参加在保和殿进行的新贡士复试。三、“联十八省”是康有为及其党人集众时的愿望，实际与会者可能没有18省，《公车上书记》题名中只有15行省，另有吉林1人。
该《序》又称：
是日天本晴丽，风日暒
，忽以向午后大雨震电，风雹交作，逾刻而止，即其时也。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咸未谂用宝之举，但觉气象愁惨，相对唏嘘，愤悒不得语，盖气机之感召然耶？是夕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此事若先数日为之，则必能上达圣听。虽未必见用，亦庶几以见我中国人心之固，士气之昌。其主持和局者不过数人，而攘臂扼腕，望阙感愤，怀郁国耻如报私仇者，尚千数百辈，未始非国家数百年养士之报也。
这一段记载清楚地说明了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的流产过程。其中值得注意者为以下五项：一、“是时松筠庵坐中议者尚数十百人”。松筠庵本是宣武城南名士会聚之地，每次集会也不过数十人上百人。其地方相当狭窄，1300人是无论如何也挤不进去的。门前的胡同也不宽，若数十上百人各备车马，也必造成交通阻塞。此语与前文相连，可以看出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的方式，即先将上书撰就，然后在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各省举人也是陆续而来，陆续而去，并非为一次千人大聚会。四月初七日、初八日上午来者人数不详，而到初八日下午时，在座者为“数十百人”。前称“集众千三百余人”，是一个虚数，也是陆续来到松筠庵的人数估计，又可知当时并无准确的统计。
《我史》中还有一语可为之旁证，“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点石”为石印，当时康有为还考虑过石印，以让更多的举人不必来到松筠庵，即可“传观”。二、“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此语说明了初八日散归后反对者的态度与理由，就此视之，与当时的情理多能合拍。由此反观《我史》中“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不仅在时间上提前一日，且在理由上也让人感到难以理解，毕竟初八日以后官员、公车的上书并未停止。三、“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是一可疑的细节，此说虽可将“集众千三百余人”之数与题名发表的602人之数相对应，给予一个合适的解释；但初八日晚如有“数百人”返回松筠庵取回知单，其场景的热闹程度将会超过初七日和初八日上午的“集众”场面。四、“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足音跫然”典出于《庄子·徐无鬼》篇一：
夫逃虚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其大意为：流落于空谷之中，鼠类皆不至而杂草侵路，长久面对空野，听到人的脚步声都会很高兴。在此的引申意为，到了初九日，松筠庵中人声寂静，听到脚步来到的声音都感到很高兴。康有为组织的公车上书就在此冷冷清清之中，“议遂中寝”，即中途流产了。五、“此事若先数日为之，则必能上达圣听”。此语说明康有为一派最初总结公车上书流产原因时，只认定时机选择错误，如果能早上几天，就必然成功，并没有牵涉到孙毓汶及“闽人编修黄□曾”等人等因。
该《序》又称：
试事既毕，计偕者南下及沪，为述此事甚悉，且有录得副本并姓名单见示者。为读一过，虽不免有言之过激，及陈义太高，骤难施行者，然煌煌之文，惊天地泣鬼神矣。因为记其始末，刻其文及其姓氏以告天下，其各省分上书之稿尚当汇搜续刻，以存一朝未有之公案焉。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记。
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办理代印《公车上书记》的人员。“试事既毕”一语，有两重意思，对会试未中贡士者，至四月十二日放榜时，试事已毕；而对中贡士者，须到五月初十日光绪帝召见完毕后，方可谓“试事既毕”。此处似指未中式举人回沪，很可能是麦孟华或其他人回上海为康有为办理此事。其二是该《序》的写作时间。“五月朔”，即五月初一日（5月24日），此时离初九日“议遂中寝”，已过二十天，距该书在闰五月十八日《申报》上的第一次广告时间，大约有四十多天的时间。其三是作者。该文作者自称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此人很有可能是沈善登。
该作者为《公车上书记》作序，似为受托，他应当是一位知情者。
由此再查康有为此时的经历，四月十二日中贡士，十六日在保和殿参加新贡士复试，二十一日在保和殿参加殿试，二十八日在保和殿参加选翰林院庶吉士的朝考，一连三次在宫中最高等级的三大殿之一保和殿上为文，天下国家的儒生心情自然慷慨。殿试放榜日期为四月二十六日，康中二甲第46名进士，就其个人的企图心而言，名次不算太高，能否入翰林院还有待于朝考及皇帝的旨意，五月初八、九、十日正是新进士觐见授职之期，而广东新进士定于初十日进见。他此时正将《公车上书》中关于变法自强的部分，改写为《上清帝第三书》，于五月初六日（5月29日）递都察院要求代奏，与此同时，他又将《公车上书》在上海刊行。由此可以看出康有为的企图，一面在北京由都察院递第三书，一面在上海刊行《公车上书》，京沪两处相互配合，康有为及其党人决计登上政治舞台。
《公车上书记》的刊行，当属康有为及其党人聪明且效果彰显的重大决策。据前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云，这一部书销量达“数万部”，果真有此数，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印量。
即使退一步说，该书仅发行数千部，虽不能称是商业上的成功，但也是政治上的巨大成功。这一时期递至御前的三十一件公车上书，正默默地在军机处的箍柜中睡觉，时人难知其内容，后人也只能通过查阅相关档案史料方可稍知内情；更何况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未递都察院，今人在档案中也无从寻觅。《公车上书记》的顺利刊行，使康有为名声一振，也为康有为及其党人此后利用媒体宣传其主张开辟了一条新式道路。在康有为的上书经历中，《公车上书》属《上清帝第二书》，同在此年，康有为又有第三书、第四书。于是，康有为及其党人决定在上海再次刊行康有为的上书稿《南海先生四上书记》。
《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中有康有为的学生徐勤所作《杂记》，以说明始末。对于公车上书，该《杂记》称：
乙未三月，和议将成，颇有争之者，然皆不达于事势，彼以大言主战，不足以折和者之口也。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杨椒山先生故宅），拟上一公呈，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以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也。属草既定，将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递之。执政主和者恐人心汹汹，将挠和局，遂阴布私人入松筠，以惑众志，又遍贴匿帖，阻人联衔。尚惧事达天听，于己不便，遂于初八日趣将和约盖用御宝。同人以成事不说，纷纷散去，且有数省取回知单者，议遂散。然执政主和者实畏之，而请病去，京朝士夫咸以为公车与有力焉，此国朝未有之举也。
这一篇《杂记》较之“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序》，已经有了很大的游移。尽管徐勤也称“将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递之”，也称“同人以成事不说，纷纷散去”，“议遂散”，与“未还氏”的说法相同；但还是增添了许多新的说法：第一，关于康氏组织公车上书的动因。“未还氏”称“书上数日不报，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所强调的是以更大的声势以促动都察院，而徐勤称“大言主战”不能“折和者之口”，于是康有为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强调的是康有为上书的内容。他并未说明“迁都”一度成为京师的重要话题，上奏中有多人言此者，其中包括署理湖广总督湖北巡抚谭继洵，以至于翰林院编修黄曾源、内阁中书王宝田等还专门在上书中提出反对迁都。
他也未说明“练兵”的主张已经实行，胡燏棻的“定武军”（即后来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的“自强军”初具规模，盛宣怀更是向翁同龢提出一项庞大的练兵计划。
至于“变法”者，当属康有为上书的核心部分，但毕竟属战后的事情。第二，徐勤首次提出了“执政主和者”阻挠公车上书的举动，暗指孙毓汶。文中“阴布私人”，“以惑众志”，“遍贴匿帖”，这些细节与后来康有为《我史》的说法一致。我个人以为，在松筠庵集会时，各种议论都会有，然不同意康有为的意见即是“执政主和者”的安排布置，却是大有疑问的。“匿帖”很可能是与康氏意见不同的揭帖，“遍贴”一词似有夸张。第三，徐勤提出孙毓汶的去职与“公车上书”有关。如此之多的官员和举人纷纷上书表示反对和约，对此须有相关责任人出面担当。尽管按照今天的政治标准，光绪帝三月二十日电旨、四月初八日朱批，以证明其是主要责任人；但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此事当由李鸿章、孙毓汶来承担。孙毓汶求退，不能说与官员和公车们的上书毫无关系，但前节已经说明，其主要原因在于官场失势。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尚未呈递，与孙的求退之间并无关系。
徐勤的《杂记》称：“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八月写既竟”，即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未达三个月之后，也是康准备离京之时。从前引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事事皆有报告的做法来看，似可以认定，该《杂记》经康有为看过。
而上海代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一事进展并不顺利；两年后方由梁主笔的上海《时务报》报馆代印。
由此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线索，从“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到徐勤的《杂记》，再到康有为的《我史》，再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最后到了康的诗注以及梁后来的多种说法，已经有了多重的“放大”与“层累”。汪叔子先生、王凡先生1987年的论文即已对此提出了“三阶段”，以说明此中的变化层次。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的事实，被康、梁派一次又一次地涂抹，色彩越来越靓丽，情节越来越戏剧化，也越来越容易引起治史者的兴味。
应当说，康有为有生之年，所受非议甚多，因此康、梁的说法，一直仅被视为谈资，对学界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更何况当时学界还不太认可近代史。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近代史突然崛起为显学，治史者又出于多重原因，经常不加区别地引用康、梁一派的言说，排斥否定康、梁的言说，且又有着多重附丽。康有为组织的“联省公车上书”，现已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被目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宣言。而前节提及的广义概念的“公车上书”，尽管数量多达31件，签名多达1555人次，且已通过都察院而递到御前，却被人忽略，在历史的书写中化作为淡淡的若有若无的背景。康有为就在这一背景中大放异彩。
由此再观姜鸣先生历史散文中的大言：“可以说，‘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对历史的一次成功的大欺骗”，由此再观欧阳跃峰先生在短论中所下的结论：“‘公车上书’是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这些话说得都很不“科学”，也容易引起诸多误解，但从最初的《公车上书记》，到目下流行的各类历史书中激情高昂的说法，可以看出康有为及其党人对历史学家们的巨大影响力。他们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