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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当光绪帝单独处理完政务，从勤政殿前往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时，风暴发生了。从时间的刻度来看，《穿戴档》称光绪帝卯正（上午6时）前往勤政殿处理政务，总理衙门致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公函称，午初刻（约中午11时）在勤政殿召见伊藤博文。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当在这两个时间之间。
从内务府《杂录档》中，可以看到一条特别的记载：
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十日皇上前往颐和园去，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改为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滕进喜传。
与前传对照，原先黄车、青车“在顺贞门外预备”，马匹等“在西三座门外预备”，即光绪帝从宫中动身，此次改为“福华门外”，表示光绪帝将从西苑动身。也就是说，光绪帝不能回宫中去了，将在西苑住到初十日，前往颐和园。
此一改动是什么意思呢？《内务府来文》中有明确的记载：
八月初五日，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还颐和园，今改为本月初十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马匹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各该处照例预备。差首领滕进喜传。
内务府《日记档》同日对此也有记载：
改传引导、跟随杂一件，已交抄，并入事讫。
初十日皇太后还颐和园黄记载，已交抄，已回立（山）、启（秀）、世（续）堂及奎公，已令书吏缮出崇（光）、文（琳）禀帖发公所矣。
皇太后引导、跟随、行步军统领衙门文一件，奏片、引文全分，站班禀帖贰分，均发公所矣。
皇后、瑾妃引导、跟随禀报帖及行文均发公所讫。
据以上记录，可知慈禧太后将初六日回颐和园改为初十日，皇后、瑾妃一同随行。
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将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由此，内务府还依例拟定了慈禧太后初十日回颐和园的各种安排。
由于此一改变还牵涉到颐和园的准备，内务府的一个小档册《车费档》也有记载：
八月初五日，端大老爷赴颐和园，呈回崇（光）大人，为进奉改期及多、桂等道司、堂谕。车费二十吊。
由此可见，因情况紧急，西苑方面立即派人通知正在颐和园值班的内务府大臣崇光，否则他将在颐和园准备接慈禧太后次日回园各种事务。此时正在颐和园的内务府升平署，在其《日记档》也有一补充记载：
又补。初五日敬事房传旨：于八月初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特记。
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完全改变了事情的性质。我在前节说明，慈禧太后初四日去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不是针对光绪帝的，而是为了初五日伊藤博文的觐见，因为初六日到初十日光绪帝还有独自处理政务的空间与时间；此次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也就是说，对光绪帝不再信任，要将光绪帝置于其身边。
慈禧太后的这一决定，其原因为何，当属此日与光绪帝见面时另有一场争论。其争论的主旨及双方的言词，档案中毫无记载，无从得知。如果说是为伊藤博文的觐见，似为不太可能。因为前已说明，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而言，初四日慈禧太后回西苑后当面向光绪帝交代清楚，光绪帝必然会一一照办。
光绪帝的宠臣张荫桓后来被戍，押解其的官员留下了一份记录，称：初五日光绪帝召见伊藤时，“太后在帘内”。
此一说法为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所驳，对此我是同意的。一是勤政殿内一时无法设帘；二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在场，慈禧太后无须亲自出面。还有一个情况也值得注意，在军机处档案中，有当时伊藤博文觐见的文字记录。共两份，一份字迹清楚，有如奏折；一份字迹较草，有如录副。
这两份记录是给谁看的？如果说总理衙门留有此记录，作为以后的备忘录，当属外交中的正常之事；军机处留此记录，则应是为光绪帝或慈禧太后提供的。但档案中对此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两份记录的用处，我以为，很可能是呈送慈禧太后的。
伊藤博文的觐见持续了15分钟。光绪帝在召见时表示了与日本加密关系的倾向，但在实际事务中仅表示了将通过总理衙门向伊藤了解“变法次序”，并没有出现慈禧太后等人最担心的重用伊藤以为“客卿”的言辞。也就是说，慈禧太后若仅为伊藤博文的觐见，第二天便可以放心地回颐和园，可她为什么留下来，到初十日与光绪帝一起回颐和园呢？
由此，问题的要害显露出来了，初四日晚慈禧太后见过光绪帝之后到初五日上午再见光绪帝之前，慈禧太后见过了什么人？得到了什么消息？然清代的档案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有关慈禧太后的档案我一直未见，对此我不能做出答复来。
慈禧太后推迟回颐和园，是否意味着已决定训政开始？对此，我也不能得出结论来。内务府档案中有当天的两份文件：
领侍卫内大臣为知照事。八月初五日由内奏事口传，奉旨：朕于明日办事毕，由勤政殿檐前乘轿出德昌门、西苑门，进西华门、右翼门、中右门至中和殿阅视祝版，毕，乘轿由后左门进乾清门，换轿至圣人前拈香，毕，乘轿出乾清门、隆宗门、西华门，进西苑门、德昌门，还瀛台。更衣，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卯初二刻伺候。钦此。须至知照者。右知照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由侍卫处询得初七日皇上办事后出西苑门，进西华门、熙和门，出午门至社稷坛致祭，毕，仍由旧路还海。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还瀛台。站班人员均穿补褂。堂、司禀、启帖等均办登记。
前一份文件涉及初六日的日程，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是领侍卫内大臣未见到光绪帝，而是由内奏事处太监所传旨，故向内务府行文不用“咨”而用“知照”；其二是光绪帝先在勤政殿“办事”，“卯初二刻”即上午5时半左右前往宫中阅视祭社稷坛的祝版，并为孔子拈香；其三是光绪帝“召见”可能在瀛台，当然也可能在勤政殿，并没有说明；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光绪帝处理完政务后才去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如果将此与前引八月初五日军机处《早事》的记录相比较，可以看出，光绪帝传出此旨，时在见到慈禧太后之后，也有可能是召见伊藤博文之后。后一份文件涉及初七日的日程，由于事关内务府官员的站班，故向侍卫处主动打听，也就是说，侍卫处在八月初五日已知光绪帝初七日的日程安排。从光绪帝这两日“办事”、“召见”后才“请安”、“侍膳”的时间安排来看，他本人还不知道第二天慈禧太后的“训政”；尽管我们还无法知道慈禧太后此时心中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上谕档》载：
内阁奉上谕：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今日始在便殿办事。本月初八日朕率诸王、大臣在勤政殿行礼。一切应行礼仪，著各该衙门敬谨预备。钦此。
《上谕档》在此谕旨上还专门注明“朱笔”，以说明此一重要的谕旨是光绪帝亲写。可是光绪帝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什么情况下写下此一朱谕？为此查宫中《穿戴档》，该日记：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蓝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斋戒牌，戴伽楠香朝珠，束绿玉钩褡线鞓带，挂带挎，穿青缎凉里尖靴。卯初外请至中和殿看阅视祝版，毕，至圣人前拈香，毕，还勤政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见大人毕，还涵元殿。
从这一记载来看，与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的知照有所不同。其一是去中和殿前没有“办事”的记录，且似从涵元殿出发，而不是从勤政殿出发；其二是从宫中看祝版、拈香后没有回涵元殿，而是去了勤政殿。再查《起居注册》，该日记：
卯刻，上诣中和殿阅视祝版，诣圣人前拈香，毕，诣仪鸾殿慈禧太后前请安，驾还涵元殿。
此一记录与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知照的相同处，在于仪鸾殿请安，但请安在勤政殿见大人前还是见大人后，没有明确的记载。再查军机处《早事》，该日记：
刑部、都察院、侍卫处值日。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出使大臣徐寿朋到京请安。李征庸谢授头品顶带。冯汝骙谢授四川知府恩。召见袁昶、徐寿朋、李征庸、冯汝骙、军机。皇上明日寅正至社稷坛行礼，毕，还海办事、召见大臣。 [2]
此一记录同以前一样，没有时间的记录。再查宫中《召见单》，该日在“京官”册中记：“徐寿朋（出使大臣）”；在“外官”册记：“袁昶（江宁布政使），冯汝骙（四川顺庆府知府），李征庸（简放道）。”也无时间的记载，再查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其他档册，皆无时间的记载。
由此，我这里似可以大胆推测出一个时间表：光绪帝这一天早晨可能没有到勤政殿出席早朝，而是直接从涵元殿去宫中看祝版、拈香；从宫中回来去了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然后又与慈禧太后共同来到勤政殿，也就是前引上谕中“今日始在便殿办事”；处理完政务后，光绪帝回到涵元殿。如果按照这一时间表，那么，光绪帝正式交出权力由慈禧太后训政，似在仪鸾殿请安时；而将“训政”朱谕发下军机，似在勤政殿召见时，而且是光绪帝与慈禧共同召见。
如果我的这一大胆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为什么改变了初五日通过内奏事处下达给领侍卫内大臣的时间安排，即先“办事”，再去宫中，再回涵元殿“召见”，再去慈禧太后处“请安、侍膳”？这里面只有一个可能，即光绪帝初五日中午召见伊藤博文回到涵元殿之后到初六日清晨早朝之前，涵元殿与仪鸾殿之间另有接触，或者是光绪帝去过仪鸾殿、慈禧太后去过涵元殿，或者是慈禧太后派人到涵元殿向光绪帝下达了新的指令。可惜我对此不能提供新的材料。
事实上，问题的要害仍是我在前面提出的：慈禧太后到西苑后，见过了什么人？听到了什么事？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称荣禄于八月初四日由津回京，见过了慈禧太后。我以为，此说尚有疑问。从前引荣禄致总理衙门有关山海关、大沽军情的电报可知，八月初二日、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他皆有发自天津电报。这当然也有可能由别人以其名义代发。从袁世凯《戊戌日记》可知，当他于初五日下午到达天津时，荣禄也在天津。仅从时间上来看，荣禄如秘密回京，是难以安排的。假如荣来北京，须乘八月初五日上午的火车返回，如果是骑马的话，八月初四日晚城门关闭前须离开北京。且清代制度，督抚大吏离开职守，需事先请旨。荣禄回京必不敢请旨，而只能是微服私行。考虑到当时光绪帝与荣禄之间不太和谐的关系，荣禄私行，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最重要的是，他冒着风险进京见太后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他从袁世凯处得知康、梁有所发动，冒此风险还是值得的。谭嗣同离开法华寺时已是初三日深夜。如果袁世凯有心告密的话，最佳方法当是请荣禄的折差（袁日记称“专弁遗书”）
带急信回天津，由于此时城门已关，荣禄的折差无论坐火车或骑马，当在初四日一早出行，中午以后方可见到荣禄。荣禄下午赶紧进京，初四日晚可在西苑见到慈禧太后（返回的时间可能过紧）。此时袁世凯尚在北京，按照慈禧太后的性格，当晚西苑应有大事发生，光绪帝不可能在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单独召见袁世凯，而拿捕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也应在初五日进行。黄先生在其著作中已经相当充分地证明了袁世凯告密在其初五日回天津之后，那么，荣禄就没有特殊的理由初四日秘密微服进京。如果是当面劝慈禧太后训政，不太像荣禄办事老练的性格；如果仅是向慈禧太后表示忠诚，他完全可以用书信或其他方法。由此再查黄先生所引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致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的电报，发于八月十九日，当时北京的各种谣言甚多，林本人并无秘密管道，这从当时他所发出的其他电报可知。他的这一说法，很可能是听到了其中的某一传说。称荣禄初四日进京的说法，并不可靠。刘凤翰先生1964年论文提出的荣禄初五日进京说，已被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所驳，对此我是同意的。
王树卿先生1990年著作称：八月初六日早上，慈禧太后“按原来计划返回了颐和园。可是，慈禧太后并没有住下，突然接到荣禄自天津打来的电报，盛怒之下，马上用轻轿快班，急速向北京城里进发”。王先生此处未注明出处，但其确有所依据。先看慈禧太后返回颐和园一事。内务府《杂录档》中记：
八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瀛秀园门、福华门，由西三座门出西安门、西直门，至倚虹堂少坐。乘船至广源闸东马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西马头下轿。乘船至水木自亲马头下船，步行还乐寿堂。圣驾驻跸颐和园。
王先生的著作提到了内务府《杂录档》，其依据可能是此。然此一文件仍是内务府的事先请示，当时的名称叫“记载”或“黄记载”（因为写在黄纸上，故有此名）。其作用是事先拟好行程后请示慈禧太后认可，以便执行。它不是事后的记录。而这一份“黄记载”什么时间发下的呢？为此查内务府《日记档》，于八月初四日中有此记载：“敬事房传出初六日皇太后还颐和园记载一件，已发署粘连。”
由此可见，此一记载仍是初四日慈禧太后去西苑前所定，不能作为初六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的证明。再看荣禄的电报一事。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于八月十四日电告日本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
我从可靠的来源得知，中国皇帝突然被废及康党受惩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归于中国皇帝在9月19日召见袁世凯所给他的秘令，要他率4000军队由小站军营开往宫廷，充作御林军。第二天，袁在回小站的路上向属于后党的直隶总督泄密。消息立即以电报发给慈禧太后，而她立即重出于权坛。
我不知道王先生的电报说是否据此，然郑永昌所称“可靠的来源”，很可能是梁启超，他正护送梁启超、王照由天津去大沽以登日本军舰。而梁启超的消息恰恰是不可靠的。关于荣禄发电给慈禧太后的说法，已被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所驳，对此我也是同意的。
以上分析说明，慈禧太后没有见过荣禄，也没有收到荣禄的电报。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决定重新训政呢？
由此再回到刘凤翰先生1963年论文中提出的问题：袁世凯日记关于初四日凌晨零时至初五日凌晨六时共30小时“只字未提，实在令人怀疑”。我对此有同感。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对此30个小时也有同样的疑问。虽郭先生所称八月初四日一大早袁世凯去海淀告密，导致慈禧太后回西苑发动政变，由于时间与慈禧太后初三日晚的决定不符，而不能成立，但他提到的告密对象庆亲王奕劻，却是此次政变的主角之一。由此而进行思索，郭先生的思路也有其可以伸长的意义。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已如绷紧而即刻可断的发丝，只要听到一点风声，不要太多的证据，即刻会出大事。也就是说，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徐世昌，只要向奕劻等人稍露口风（且不管在城内或海淀的何地），如“康有为将有不利之事”之类的暗示，即可变为慈禧太后先下手为强的实际行动。可是没有材料的怀疑还不能证明任何问题。刘、郭两先生的袁世凯告密说仍然是接不上去的链条。
据此再检视八月初六日的政令，首先是捉拿康有为。《清实录》中称：“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著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著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然该谕旨在军机处的《上谕档》、《随手登记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各档册中均不载。
按照当时的习惯，此旨若由军机处发出，应是交片谕旨，其写法为“交步军统领衙门。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工部主事康有为……”应录于《上谕档》、《交片档》，并在《随手登记档》中留有记录。以上军机处各档册未录，说明此旨未经过军机处。由此再查《清实录》，竟注明此谕旨录自《东华录》！档案中最先出现此旨，为八月十一日以刑部尚书崇礼为首的奏折：“本月初六日，步军统领衙门奉密旨：工部主事康有为……”
崇礼为刑部尚书又兼任步军统领，是慈禧太后的亲信之臣，他可能不是从军机处受旨，而是直接从慈禧太后处受旨。对此郑孝胥在该日日记中称：“长班来报，九门提督奉太后懿旨锁拿康有为，康已出都，其弟康广仁及家丁五人已被拿获。”
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是否为了保密的需要？因为军机处毕竟还有慈禧太后最不信任的新任四章京。我以为似无此必要。因为当天收到了宋伯鲁请与英、日结盟并保康有为的奏折，则由内阁明发上谕：“御史宋伯鲁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其中“滥保匪人”指的就是康有为，而此旨由军机处发下。
我以为，慈禧太后未经军机处命步军统领捉拿康有为，可以说明两点，其一是有人向她报告康有为尚在北京，否则就不会令掌京师治安警卫的步军统领去捉康；其二是很可能她曾命光绪帝捉康，而光绪帝未能及时执行或拒绝执行。前者由逻辑关系可证明；后者完全是我的推测。
我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大胆想像了这样一个场景：即在光绪帝八月初五日接见伊藤博文之后，到八月初六日早朝之前的某一时刻，慈禧太后得到报告，康有为尚未离开北京，康有为、康广仁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甚至听到某种康有为欲有所发动的传闻，她命令光绪帝将康氏兄弟抓起来送刑部审讯。光绪帝对此表示不能从命。于是，慈禧太后出示杨崇伊的奏折，光绪帝见有“仰恳皇太后……即日训政，召见大臣，周咨博访，密拿大同会中人”一语，只能跪请皇太后“训政”。慈禧太后因此密召崇礼捉拿康氏兄弟。我的这一并无材料的大胆假设，只能留待以后证实或证伪了。
消息灵通的内务府官员，很可能听到了什么。初六日清晨，光绪帝由西苑去宫中中和殿看祝版，路过西华门内的内务府衙门，该府官司员照例须在衙门前站班，可这一天居然有许多官员未能出席。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其政策取向还不是完全倒行逆施。除了捉拿康氏兄弟、将宋伯鲁革职外，并无其他停止新政的谕旨。当日收到侍读学士李殿林用机器纺棉的奏折，奉交片谕旨：“著农工商总局酌核办理”；收到侍讲学士秦绶章及由总理衙门代奏的北洋委用道傅云龙的奏折，奉交片谕旨：“北洋委用道傅云龙请设制造银钱总局，又侍讲学士秦绶章奏请由工务总局开铸银元各一折，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归入刘庆汾等前奏内一并妥议具奏”；收到总理衙门代奏郑孝胥保萨镇冰奏折，发出一电旨：“著荣禄详细察看，据实具奏”；收到湖北巡抚谭继洵保举使才奏折，奉明发上谕：“谭继洵奏遵保使才一折，在籍翰林院检讨宋育仁，湖北候补知府洪常，著各该督抚饬知该员来京，预备召见。”
此四道谕旨似乎还给人以新政继续进行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光绪帝虽与慈禧太后同见大臣，但他的朱批权并没有取消。这一天的朱批情况，可见第二天上报慈禧太后的“朱批奏折事由单”：
八月初六日，文光奏成都将军恭寿因病出缺折，奉旨：留中。德寿奏交卸抚篆起程日期折，奉朱批：知道了；又奏张绍华等署藩司各缺折，奉朱批：吏部知道；又奏保荐道府贤员折，奉旨：留中；又奏筹解金陵老湘等营军饷片，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保荐道员贺元彬折，奉朱批：贺元彬著送部引见；又奏劝办息借商款各员择尤请奖折，奉朱批：吏部议奏；又奏查明通商口岸路矿事宜折，奉朱批：该衙门知道。谭钟麟、许振祎奏已革知府卢秉政报效银两请开复折，奉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又奏卢秉政前参未允折，奉朱批：知道了。谭继洵奏解厘金京饷银两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解地丁京饷银两折，奉朱批：户部知道；又奏六月分雨水粮价片，单一件，奉朱批：知道了；又奏遵保使才折，奉朱批：另有旨；又奏遵保人才折，单一件，奉旨：留中。邓万林奏出洋督巡日期折，奉朱批：知道了。
虽说朱批权尚存，但朱批中已无实质性的内容。
八月初七日（9月22日）的谕旨，也还算是平和，尽管已经下旨加强紫禁城、西苑、颐和园三处的禁卫，
并发电荣禄捉拿康有为。
光绪帝继续有朱批权，同样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据这一天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召见了崇礼、洪用舟和军机。召见崇礼，很可能是听取捉拿康有为的汇报；洪用舟是新任山东东昌府知府。又据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选用道陈曰翔、刑部候补主事陈桂芳本应本日觐见，奉旨“明日递牌子”。而陈曰翔、陈桂芳是新任礼部侍郎阔普通武保举的“通达时务人才”。
八月初六日、初七日两天的政令表明，慈禧太后虽开始对光绪帝、康有为进行清算，但仍在权力层面，尚未进入政策层面。
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做出了一个经典性的判断，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发生，而告密加大了政变的剧烈程度，并开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时间表，即八月初五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荣禄的密折于初七日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上奏慈禧太后，初九日逮问张荫桓等7人。黄先生称：“太后于初八日始见到荣禄密折，这自然还需要查北平故宫所藏军机处《早事档》、《随手档》，看是否相合。”为此，我查阅了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皆无荣禄或杨崇伊的奏折。但此并不能证明，荣、杨没有密折，因为该折也有可能未经内奏事处而到达慈禧太后手中。或者根本没有奏折，用书信、口信的方式转达于慈禧太后。
黄先生的袁世凯告密而致使政变加剧的判断，为后来的许多研究先进所采用，但表述不同。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提出袁告密消息于初六日晚传京，初七日慈禧太后开始行动。其主要证据是引用《驿舍探幽录》：
初七日，仍随班朝见，太后在帘内，皇上在炕侧坐，太后令廖寿恒拟拿办康有为羽党谕旨。廖拟就，呈与皇上，皇上转呈太后阅毕，仍递交皇上。皇上持此旨目视军机诸臣，踌躇久之，始发下。
我在前面提过，《驿舍探幽录》是一部可信度不高的著作，此初七日的情节当为编造。首先，张荫桓根本不能“随班朝见”，他不是军机大臣，当日早朝值班的衙门是工部、镶黄旗。张氏为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这一天没有特旨是不能朝见的。
为此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宫中《召见单》根本没有张荫桓被召见的记录。其次，慈禧太后第三次训政未设帘，而是与光绪帝同坐。再次，我查阅了军机处所有记录谕旨的档册，当日并无此一内容的谕旨。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指出，逮捕新任四章京等人的时间为八月初九日，其主要证据为八月十一日崇礼的奏折：
初九日，该衙门（步军统领衙门）续奉上谕：“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钦此。”经该衙门遵将官犯张荫桓等七名，悉数拿获，于初十日，一并解送到部。
为此，我查阅了军机处八月初八日、初九日《上谕档》、《交片档》、《交发档》、《交事》、《随手登记档》等有关记录谕旨的档册，发现的情况与初六日捉拿康有为的谕旨一样，根本没有记录。再查《实录》，注明该旨的材料来源仍是《东华录》！在修纂《实录》时，有关人员是能很方便地利用军机处的各类档案的，可他们也已找不到有关记载，只能转引私修的《东华录》。而《东华录》的材料又来源于何处？我对此尚无证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崇礼八月十一日的奏折刊于《谕折汇存》。我以为，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东华录》的编者是从崇礼奏折中剥下八月初六日、八月初九日两旨，《实录》修纂官再从《东华录》中转引，其来源都是崇礼奏折。以上材料可以说明，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谕旨未经军机处，而是由慈禧太后直接下达给步军统领的。马忠文先生1999年论文证明，八月初八日晨杨锐、刘光第、谭嗣同被捕，林旭于初九日被捕。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何前引崇礼奏折称“初九日该衙门续奉上谕”？对此档案中没有材料可证。
我个人猜测，慈禧太后下达的逮捕张荫桓等人的谕旨，很可能不是一道，而是多道，即其人数一开始不是7人，而到了初九日最后达到7人。八月初十日，步军统领衙门上有一折，军机处《早事档》记录为：“步军统领衙门封奏一件。奉旨：留。”《随手登记档》记录为：“步军统领衙门折，拿获张荫桓等请交部由。”该折可能会记录有关谕旨的情况。由于该折尚未检出，也无法将之核对。
由此再看八月初八日的朝政。这一天是慈禧太后进行训政典礼的日子，其日程安排为：
八月初八日巳时，德昌门外设圣母皇太后仪驾，圣母皇太后在仪鸾殿办事、进早膳毕。午时，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仪鸾殿乘轿，出寿光门，由纯一斋出崇雅殿门，进仁曜门，至勤政殿东暖阁少坐，礼部堂官转传与内监，奏请随。总管一名奏请圣母皇太后升勤政殿宝座。礼部堂官引皇帝至拜褥上立，鸣赞官奏跪拜兴，皇上率领诸王大臣等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总管一名引皇后率瑾妃步行至殿内拜褥上，诣圣母皇太后前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总管二名奏礼毕，圣母皇太后起座乘轿出仁曜门，进崇雅殿门，仍由纯一斋进寿光门，还仪鸾殿。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的“办事”地点在仪鸾殿。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这一天召见的人员为选用道陈曰翔、刑部主事陈桂芳和军机。这一天的诸多事务，很可能使慈禧太后一时还提不出一个完整的名单。在慈禧太后的心中，此时最恨的人是康有为、张荫桓，这一点当时并不是秘密。
其次是未经其同意的新任四章京，八月初三日她已对其限权。至于徐致靖，很可能因其保康有为而对他有印象，至于杨深秀，虽属康党，但其被捕一事，很可能另有原因。
如果真情有如我的猜测，前后有多道谕旨下达，而初九日的谕旨名单最全，我以为，崇礼八月十一日奏折仅引初九日谕旨，是出于省文。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中提出，初九日的谕旨“主要目的不是捕人，而是令提督衙门将已经拿获的谋乱要犯移交刑部收监”，也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分析。
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指出，袁世凯告密消息传京后，“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从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日，慈禧太后“就不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在便殿办事’了”。房先生的依据是宫中《穿戴档》，因为八月初八日起至十一日没有“见大人”的记录，而初九日、十一日没有换衣服。我以为，房先生的这一判断似为有误。
首先，宫中《穿戴档》主要是记录皇帝的穿戴，如果没有换衣服，有些政务活动经常不记。为此，我核对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至八月初七日的《穿戴档》，其中有41天没有“见大人”的记载，而核对军机处《早事》，这些日子没有一天不见军机大臣的。
因此，不能因《穿戴档》中没有“见大人”的记录，来判断光绪帝此日未见军机大臣。
其次，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八月初八日召见陈曰翔、陈桂芳和军机，初九日召见文焕、祁师曾、李稷勋和军机，初十日召见何乃莹、嵩恩、翁斌孙和军机，十一日只召见了军机。其中前已提及，陈曰翔、陈桂芳、祁师曾是阔普通武保举的通达时务人员，李稷勋是陈兆文保举的通达时务人员，文焕是新任四川叙州府知府，何乃莹为新任奉天府府丞兼学政，嵩恩、翁斌孙皆是翰林，且翁斌孙还是翁同书的孙子。如果了解了这些人的背景，很难想像只是慈禧太后一人召见。若是如此，这些人员见不到光绪帝，必会传出消息，而会引起无数猜测，引起政局的很大波澜。
再次，光绪帝的朱批权并未剥夺。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的记录及档案中现存的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朱批折件事由单”，皆可为据。仅是朱批，不见军机，在工作程序上存在一些困难，慈禧太后还需要光绪帝出场。在这里还要特别说明，不管后来光绪帝的境遇如何，他的朱批权一直没有被取消，只不过这些朱批毫无内容，皆是“知道了”、“著照所请，该部知道”之类的空话。
尽管房德邻先生认为八月初八日至十一日光绪帝见军机之权被慈禧太后所夺，其证据是不充分的，但房先生“光绪帝的处境就恶化了”的判断还是正确的。除了八月初八日起逮问谭嗣同等人外；慈禧太后采取一系列的对策：初九日，将原定初十日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改为十四日，
这表明她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而且必须在城里，原定计划时间已经过紧。推迟的时间仅4天，又表明她还没有放弃在颐和园过中秋节的计划。初十日，发下谕旨：“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
此一由内阁明发的谕旨，除了求医外，更重要的是诏告天下，光绪帝从“四月”起即处于病中，有关政策皆是在病中决定的。同日，她电令荣禄来京，决心重组中枢，用其亲信来控制军机处。同日，还对原定八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在颐和园颐乐殿演戏事，也作出了调整：
敬事房传旨：初十日老佛爷驻跸颐和园，改于十四日驻跸颐和园。
奉旨：八月十四日四喜班、十五日福寿班、十六日宝胜和班颐乐殿侍候戏。敬事房传旨：十四日之戏，改十三日纯一斋伺候。十五日、十六日之戏颐乐殿伺候。十五日养心殿月供改紫光阁伺候。奉旨：十四日四喜班改十三日纯一斋伺候。十五日福寿班、十六日宝胜和班颐乐殿伺候。
慈禧太后此时仍不忘看戏，似乎觉得一切已经处于她的重新控制之下。十一日，下旨恢复原被裁撤的詹事府等衙门，取消司员士民上书权，撤销时务官报，各州县小学堂由各地官员酌情办理。也就是说，慈禧太后此时不仅是权力上进行清算，而且在政策上进行了反攻。以上诸事件中，调医入京为光绪帝治病一事，最为各位研究先进所注重，认为是慈禧太后废帝的先声。为此，再作补证于下。
首先是光绪帝确实是有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的内务府《记事珠》中，共有15条这样的记载：“适太医院报上皇上脉案一纸，已缮手折引文给怀堂发宅。原脉案粘档讫。”其中的“怀堂”当指内务府大臣怀塔布，当怀塔布被罢斥后，即改发为“启堂”，即内务府大臣启秀。
而有此记载的时间为：七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五日、初六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十四日、十六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我还没有查到相关的档案，以看看这些脉案中究竟有什么内容，也不知道如此频繁的脉案上报是出于病情还是例行公事，但一个健康的皇帝不应当出现如此之多的脉案并上报内务府大臣。光绪帝当然不是患重病，他的病情我在后面还会具体地加以说明。
其次调医入京的电旨，当时引起了不同的反应。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十一日推荐了山西汾州的朱焜。其次是两广总督谭钟麟，十一日推荐了惠州府卢秉政。再次是在上海的盛宣怀，十二日推荐了青浦人陈秉钧。
当时富有政治经验的封疆大吏，从调医入京的电旨中看出了名堂。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十四日电称：“惟查湖北省良医素少，是以之洞十年以来遇有病疾，皆只自行调理，不敢延医服药。目前实无精通医理之人，不敢冒昧保荐，容各方访闻，如得其人，即奏明驰送赴京。”陕西巡抚魏光焘十四日电称：“陕西现乏良医，仍留心访查保送。”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滑头，他于十七日电称：“前奉电传谕旨，饬令保荐医士。皇上圣躬欠安，莫名企念，当经详加延访，查有在籍郎中陈秉钧医理精通，堪膺保荐。电饬苏松太道蔡钧迅速派人敦劝应召。昨据复称，该郎中料理行装，准于二十四日到沪赴京等因。正在电奏间，准苏抚电知，该郎中业经盛宣怀奏保，奉旨迅速来京等因。除饬蔡钧传知该郎中迅速航海北上外，谨先电陈，并跪请圣躬万安。”他可能听到盛宣怀已荐陈秉钧，如再称江苏省无良医，便无法交待过去，结果也荐陈秉钧。安徽巡抚邓华熙对此的电报，颇见政治技巧，他于十八日电称：“承准贵署初十日电上谕，饬荐精通医理之人，即日驰送来京等因。钦此。圣躬不豫，臣下企念万分，亟应钦遵举荐。华熙素所深知江苏医士马培之精通医理，著有明效，堪膺保送。访查该医士寄居无锡县，电饬该县劝驾。兹据电称，该医士年已八旬，步履跪拜艰难请辞等语。年高既难勉从。此外亦难其选。谨祈鉴察。”
其意是我已尽心，但事未办成，由此了却此一棘手的皇差。最后作出反应的是新任广州将军寿荫，刚从热河都统调任，电报晚了一些，九月十一日电奏推荐了门定鳌。
卢秉政、朱焜、陈秉钧、门定鳌后来都成为光绪帝医疗班子的重要成员。除此之外，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电报，看来众多的封疆大吏一反以往热衷于皇差以显示其忠心，在此关键时刻对此类皇差存有很大的戒心，干脆不表态。
八月初十日（9月25日），康广仁、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8人转到刑部监狱。十一日，崇礼等刑部六堂官上奏请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审讯。当日发下谕旨，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对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严行审讯”；对张荫桓“著交刑部看管，听候谕旨”；并表示“朝廷政存宽大，概不深究株连”，不再扩大范围。十二日，又发下交片谕旨，增派御前大臣参加审讯，并“限三日具奏”。
十三日，发下谕旨，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即行处斩”，派刚毅监刑，崇礼带兵弹压。十四日，发下谕旨，张荫桓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八月十一日崇礼奏折中所引初九日谕旨中的7人名单顺序为张、徐、杨（深秀）、杨、林、谭、刘，当日谕旨中的名单仍相同，只不过去掉了张，增加了康；十三日谕旨名单顺序已稍有变化，康、杨（深秀）、谭、林、杨、刘。谭嗣同与杨锐位置正好互换。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尽管我还不知道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情。
慈禧太后不审而诛六君子及将张荫桓发往新疆的原委，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已经有了完整的评述，称此为英、日干涉的结果，对此我是同意的。然而，六君子不审而诛，留下了许多疑问，其中最重要的是康有为等人“围园劫后”的密谋。杨天石先生1985年论文、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都认为康有为等人有主动的武装夺权的密谋，对此最重要的证据是八月十四日“内阁奉朱谕”中的一段话：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朱谕”中的这段话，不可能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对照已被杨天石先生等人认定为大体可信的袁世凯《戊戌日记》，此中的“乱党”，当属谭嗣同所称的“好汉数十人”，“湖南好将数人”；“谋围颐和园”，即为谭嗣同谋请袁世凯带兵围攻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即为谭嗣同所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这一段话是袁世凯告密的铁证。
袁世凯的告密，使慈禧太后有了“围园劫后”的说法，然此事牵涉到光绪帝，光绪帝对“围园劫后”说又是什么态度呢？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指出，此朱谕非出自光绪帝，而是由军机起草，慈禧太后抄录的，但他对此既无证据也无论证。然从档案来看，黄先生的这一大胆判断又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查八月十四日军机处《上谕档》，有一段很奇怪的记载：
康有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
杨深秀等实系结党，谋为不轨
每于召见时，杨锐等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
因时势紧迫，未俟复奏。又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细思该犯等自知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有株连。是以将该犯等即行正法。又闻该乱党等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这一件记载上有“朱”字，可见是由光绪帝朱笔书写。再查该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同样也有一条很奇怪的记载：
发下朱谕一件 康有为 见面带下 随事缴进
其中“康有为”三字较小。“见面带下 随事缴进”八字，字体更小。这两处记载当属一事。由此可以看出，军机章京收到光绪帝发下的朱谕一件，“康有为”三字，是该朱谕的首三字，即其内容。“见面带下”，是指军机大臣召见后带下，军机章京得此而抄录，“随事缴进”，是指该朱笔随“事”一起由军机大臣缴回。清代制度，朱笔必须缴回。
八月十三日不审而诛六君子，是对清朝审拟定罪一整套制度的极大破坏，
也违背了八月十一日、十二日之谕旨。八月十四日的朱谕，是对这一违制举措的解释。很可能光绪帝奉慈禧太后之命，拟一道朱谕以平息舆论。其中“因时势紧迫，未俟复奏”一语中，“时势”当指英、日两国在张荫桓被捕后所施加的压力，“复奏”当指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与刑部、都察院审讯定拟的复奏。“又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一语，当指八月十一日高燮曾、庆绵、张仲炘、胡孚宸、徐道焜、冯锡仁、穆腾额的联名上奏，八月十二日黄桂鋆一折两片，八月十三日贻谷的奏折，“中变”即外国干涉之事。但光绪帝此时的思绪相当混乱，无明确的思路，苦思冥想，罗掘罪名，只做出这一无头无尾，语多零乱的朱笔，且也无法再写下去，于是由光绪帝或慈禧太后下发军机处，命其拟旨。根据光绪帝的朱笔，军机们拟出了洋洋一大篇谕旨。这一判断，当属推测，但当日由内阁明发的“朱谕”，几乎全部包括了光绪帝的朱笔，可以作为内证。
下引其全文，并将录自朱笔处用黑体标出：
内阁奉朱谕：近因时势多艰，朝廷孜孜图治，力求变法自强。凡所施行，无非为宗社生民之计，朕忧勤宵旰，每切兢兢。乃不意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 潜图不轨。 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 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 ，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畔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理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 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 ，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 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 ，隐图煽惑。 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 。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 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若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奸党均已明正典刑，康有为首创逆谋，罪恶贯盈，谅亦难逃显戮。现在罪案已定，允宜宣示天下俾众咸知。我朝以礼教立国，如康有为之大逆不道，人神所共愤，即为覆载所不容。鹰鹯之逐，人有同心。至被其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嗣后大小臣工，务当以康有为为炯戒，力扶名教，共济时艰，所有一切自强新政，胥关国计民生，不特已行者亟应实力举行，即尚未兴办者，亦当次第推广，于以挽回积习，渐臻上理，朕实有厚望焉。
从对比中可见，朱笔中只有“因时势紧迫”一语，在朱谕中没有出现。绝大多数罪名，皆出于朱笔，军机们只是加以引申或放大，也有一些内容引自八月十一日的两道谕旨，
唯一的例外是“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一节，光绪帝根本没有提到这一内容。也就是说，“围园劫后”说光绪帝未予以认可。以上的内容，可为房德邻先生1988年论文作一补证。
由军机所拟的这一道朱谕，最后由光绪帝抄写，或由慈禧太后抄写，或两人根本未抄，在档案中还查不出结论来，但可以肯定，此一道由军机所拟的“朱谕”，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认可。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请安时，形势急变。先是慈禧太后决定与光绪帝同回颐和园，后又直接训政。这两项决定与袁世凯告密似无关连，但袁告密消息传京后，引发了一系列的震动，尽管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的密谋。如果从政治权力关系而言，光绪帝虽有权见军机，但只是陪衬；仍旧作朱批，但只是传统政治中的那些套话；而在名分上，他还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