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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
正当光绪帝离开颐和园返回宫中时，颐和园内出现了重大事件，这就是慈禧太后决定回西苑。
西苑，又称三海，即今日北海和中南海，位于皇宫的西侧，是一处皇家园林。慈禧太后撤帘后，由宫中储秀宫搬到西苑的仪鸾殿，一般不住在宫中。自慈禧太后住颐和园后，每次回西苑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光绪二十四年中，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进城，共有六次。其中三次是去恭亲王府看病危的奕訢，两次当日返回颐和园，一次回西苑小住数日。另三次回西苑小住，其原因前已述及，即为咸丰帝的生日、光绪帝的生日、咸丰帝的忌日。也就是说，没有特殊的理由，慈禧太后不回西苑。
正如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证明，促发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的原因是御史杨崇伊的奏折。各位研究先进对此已有许多分析和评论，此处无须多言，而在此需要补证的是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
最先肯定杨崇伊奏折在政变时作用的是吴相湘1957年的论文，但将其时间错为八月初二日，吴先生的证据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其错误已由刘凤翰先生指出。1959年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收入杨崇伊的奏折，原件上写明为八月初三日。
此后各位研究者对此并无异议。
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提出，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为八月初四日，其证据为由邓之诚记录的张尔田得知于张仲炘的说法。其中有一段称：“太后曰：‘既然你们意见相同，我今日便回宫。’”房先生又称此可得清宫档案的印证，由此而认为：“她上午接到密折，临时决定回宫，以至回来比较晚了。”
就我所见的档案来看，房先生的论断有误。尽管慈禧太后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但回西苑的决定却是八月初三日做出的。先看内务府《杂录档》（颐和园）：
八月初三日，总管宋进禄等为本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还西苑，所用引导、跟随、关防官员人等照例派出，并所用牵骡甲人等照例预备。现用黄车一辆，备用黄车二辆，红车四辆，青车三辆，引马四匹，格格等用大车三辆，苏拉八名，赏用蓝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东宫门外预备。再妈妈、女子青车十七辆，照例在新宫门外预备。随侍总管、首领、太监等所用连鞍马开后。于八月初六日还颐和园。所传引导、跟随车辆于是日寅初在福华门外预备。
从此条记载可见，慈禧太后于八月初三日决定，初四日还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然回西苑的决定是在八月初三日何时做出的呢？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有记载：
戌刻，总管宋进禄传出，本月初四日皇太后回西苑，初六日还颐和园。引导、跟随杂录一件。初四日还西苑黄记载一件。已回文（琳）、崇（光）、世（续）大人，请示定世大人于初四日带豹尾枪。已给侍卫处、景运门、步军统领衙门文讫。并缮禀帖抄记载，专甲给启（秀）、立（山）堂及奎兰达送宅。堂主政、主政等值信均发往。杂录、黄记载均寄署入事。交抄草底粘档矣。奎、春主政告知，奉世大人谕：“著城内请示启、立堂，带初六日豹尾枪。”已给署中信照办矣。请准何位堂宪时，想著由署备文知照侍卫处、正黄旗护军营。引导、跟随报帖已粘档，并缮出手折二分，已分送世大人、敬事房讫。其初六日引导、跟随报帖，由署中攒要。
毓、梅主政告知，明日皇太后还西苑，大约皇上有跪接，本府衙门外即有站班之差，时刻太近，著约端十昌连夜进城赴启（秀）大人宅请示照拂带班。当约伊进城照办讫。
由此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还宫的决定在戌时，即晚上7点至9点做出。这一时间还可能得到另一条档案材料证明。内务府升平署《日记档》有记载：
补。初三日晚，报传初四日老佛爷由颐和园还海。（此笔未行车马人夫。私记。）
如果联系前引内务府升平署《恩赏日记档》，这一天的演戏于“戌正二刻十分毕”，似乎可以认定，还宫的决定似在晚上8点半至9点做出的。
根据以上档案，似乎还可做出推断，杨崇伊的奏折很可能是在光绪帝离开颐和园之后，也就是下午2点之后送达慈禧太后的。如光绪帝还在园中，那么，慈禧太后依其性格，似会当面向光绪帝发难，也会将其回宫的决定告诉光绪帝，也就是说，光绪帝会排定其次日在瀛秀门跪迎的日程事项。那么，至少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军机处《早事》、《早事档》会有相应的记录。
与此同时，这一天的演戏可能会提前结束，不至于拖至“戌正二刻十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慈禧太后在光绪帝尚在园中时已经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并决定第二天回宫，有意对光绪帝保密，以致第二天使光绪帝措手不及。不过，从前述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来看，慈禧太后有完全的控制光绪帝的权力与能力，她似乎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慈禧太后看到杨崇伊的奏折，为何没有当日回宫呢？这主要是因为时间已晚，太后的仪制，使之出行成为很麻烦的事情。前引内务府《杂录档》中可见，慈禧太后回西苑所用的黄车、红车、青车、蓝车、大车达32辆，而随行的总管、首领、太监及所用的连鞍马匹数目为：
储秀宫总管、首领、太监等三百三十三名，用马三百三十三匹；茶房首领、太监、茶役等三十七名，用马三十七匹，大车四辆，车甲八名，苏拉二十名；膳房首领、太监、厨役等八十四名，用马八十四匹，大车十二辆，车甲二十四名，苏拉六十名；乾清宫总管一名，跟总管太监一名，用马二匹；奏事随侍处奏事太监一名，太监二名，用马三匹；懋勤殿首领、太监六名，用马六匹；匠役六名，用车三辆；敬事房首领、太监十一名，用马十一匹；写字人六名，用车三辆；尚乘轿首领、太监十七名，用马十七匹；营造司首领、太监四名，用马四匹；船坞首领、太监四十一名，用马四十一匹。
此次随行的太监、差役总数为622人，用马538匹，用车22辆。此外，太后的出行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步军统领衙门以及军机处，从前引内务府《日记档》中可以看出，官吏们为太后次日回西苑需在当晚紧急处理各类事务。
除了前引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中所提到及时发出通知外，有关部门还需提前上报办理此事人员的名单。此次慈禧太后回西苑，我看见共七件报内务府堂的文件：
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于八月初四日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派出步引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荣秀，执豹尾枪护军校文绵、顺喜，护军二十三名。为此报堂。呈报护军定连。八月初四日。
正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于本月初四日皇太后由颐和园还海，本旗应有走马引之差。派出执带豹尾枪护军统领通庆，印务参领溥炳，护军校文汇、德志，笔帖式广存，护军二十八名。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护军延纯。
都虞司为报堂事。八月初四日皇太后还西苑，著派前引副参领文龄、锡麟，骁骑校文耀、永旺充当。于八月初六日还颐和园，著派前引事参领满长、德禄，骁骑校文启、舒龄充当。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
关防衙门报。为八月初四日皇太后还西苑，派出前引内管领广厚、双顺，副管领广铨、延仁。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
正白旗护军营为报堂事。于本月初六日皇太后由海内还颐和园，本旗派出代步引之参领松山，护军校英达、得印，护军二十三名。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巴克式恒润。
镶黄旗护军营为报堂事。由堂抄出于八月初六日皇太后由海还颐和园，本旗派出马引代豹尾枪护军统领顺保，参领吉生，执豹尾枪护军校连恩、景年，护军三十三名。为此报堂。呈报护军定连。八月初四日。
关防衙门为八月初六日皇太后前往颐和园，派出前引内管领文龄、广定，副管领继彬、德俊。为此报堂。八月初四日。
由于时间紧迫，各机构都是于八月初四日临行前才报来名单。以往此类名单往往提前数天便报到内务府。
前已提及，从内务府《杂录档》可见，光绪帝每次去颐和园，都是提前3天至8天通知预备车马，同时还通知从颐和园还宫的日期，而光绪帝的随行太监等人要大大少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的出行，不仅是人员多，有时还带上戏班子。据升平署《日记档》，并参酌《内务府来文》，可开列光绪二十四年慈禧太后出动时预告时间，一般为4至10天，最长为29天，最短为第二天。
此次八月初三日晚戌时决定次日一早回西苑，对慈禧太后而言，已是相当急迫，由此来不及通知升平署，因而在慈禧太后出行送驾、接驾时，并无升平署中和乐的演奏。
尽管按慈禧太后的出行之惯例，八月初三日晚决定次日回西苑已是相当仓促的紧急措施，但能将此事放到第二天进行，也说明慈禧太后感到并无燃眉之急。若真有关系其权力和命运的大事，她也会打破一切常规，当晚回西苑的。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会继续述评。
就在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天回西苑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也在京城开始发动，此即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与此事相关的史料为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和杨天石先生、汤志钧先生所发现的毕永年的《诡谋直记》。就人物关系而言，他们都可谓是当事人。对于这些史料，杨天石先生1985年、1998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1年论文，郭卫东先生2002年论文都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分析，尽管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而在此处需要补证者为二。其一是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时间。袁世凯称，谭嗣同来访时，其正在“秉烛拟疏稿”，离去时为“夜深”。
康有为未称谭嗣同去访的时间，仅称梁启超“至金顶庙容纯斋处，候消息”。从其叙事顺序而言，也难判断其准确时间。又称其本人“子刻内城开，吾亦入城，至金顶庙候消息，知袁不能举兵”。从“候”字来看，似乎康有为到达金顶庙时，谭嗣同尚未回来。
梁启超称：“初三日夕，君径造访袁所法华寺”；又称谭离去时为“初三日夜漏三下矣”。
毕永年未称具体时间，只是称初三日“夜，康、谭、梁一夜未归，盖往袁处明商之矣”。
此时康有为主要居住处为宣武门外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和东城三条金顶庙，袁世凯当时在京城内的居所为法华寺。据周育民先生的考证，金顶庙位于东华门外烧酒胡同（今韶九胡同），是一关帝庙。袁所住的法华寺位于东城报房胡同。
从以上记载可见，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的主要商谈地点在宣武门外南海馆，谭嗣同访袁时，梁启超至金顶庙等候消息，康有为至“子刻”也至金顶庙等候消息。而烧酒胡同的金顶庙到报房胡同的法华寺，两地的步行时间大约十至十五分钟。也可以说，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所记录的时间会有不超过十五分钟的差别，以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梁启超与袁世凯记录时间恰是完全相同，即谭嗣同造访时间为傍晚，离去时间为深夜。康有为的记录证实了谭嗣同回到金顶庙的时间，而毕永年的记录证实了谭、康、梁三人当晚的行踪。如果对照前述杨崇伊奏折进呈慈禧太后的时间及慈禧太后下令回宫的时间，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决定回西苑一事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无关系。
其二是光绪帝对康有为、谭嗣同的发动是否知情。尽管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或明示或暗示了谭嗣同与光绪帝之间有联系的管道，康有为更称，谭发动后光绪帝有配合的行动。一些研究者也相信了这些说法，将之写入了论文。对此，房德邻先生1988年的论文进行了反驳。对于房先生的基本论点我是同意的，其分析中的最重要一点是，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自七月二十日之后没有召见过谭嗣同。如果说，康有为及其党人欲与光绪帝通消息，最佳机会是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时，然康有为自称其是八月初三日看到密诏后才决定发动，时间上是错开的。尽管房先生称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回宫后光绪帝即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尚有可商议之处（后将详述），然从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回宫至初五日，我所看到的材料支持房先生的论点，即在此期间光绪帝同康有为及其党人并无直接的联络。谭嗣同若要与光绪帝通消息，只有一个办法，即前引杨锐私信中所指出的，“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而此类绝密事宜，谭嗣同似不便以书信的方式与光绪帝联络，更何况袁并未作出明确肯定的承诺。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在杨崇伊等人策谋下的发动和康有为、谭嗣同策谋袁世凯的发动，光绪帝都是不知情的。他刚从颐和园回来，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平静夜了。然而，对发动的双方来说，这一夜却是不平静的。
各位研究先进已经指出，慈禧太后回西苑是由杨崇伊的奏折所引发。然慈禧太后回西苑的目的为何？
由此再检视杨崇伊的奏折。杨折中请慈禧太后立即训政的主要理由，提到了四个人：一、革员文廷式，其罪名是甲午昌言用兵，以致割地偿款，与康有为、孙文相勾结；二、康有为，其罪名是组织强学会、大同学会，在京讲学，变更成法，并与文廷式、孙文相勾结；三、孙文，其罪名是与文廷式、康有为相勾结；其四是伊藤博文。其中文廷式已是革员，掀不起大的风浪；康有为据八月初二日的谕旨，已被逐往上海；孙文早被清朝通缉，亦已逃往海外。惟一具有现实威胁性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杨折称：
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也有一些研究先进据此而指出，慈禧太后回西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将召见伊藤博文。
这一论点可以得到前引内务府各档案的支持。前引档案已经说明，慈禧太后八月初三日晚的决定是八月初四日回西苑，初六日回颐和园。这一决定的意义就在于，其目的是针对伊藤博文而不是针对光绪帝的。因为慈禧太后在西苑的时间只有八月初四的晚上、初五日一天、初六日早晨。如果是针对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就不会这么快回颐和园，必须始终与光绪帝同住在一处。慈禧太后临行时可能还不知道光绪帝决定于八月初十日去颐和园，十七日还宫，但即使知道，八月初六日至初十日，光绪帝仍有5天单独在宫中行使皇帝权力的时间。如果再进一步设想，称慈禧太后初六日回颐和园的决定，是对光绪帝的烟雾，
我认为也不太像，这里面可以提出两条证据：其一是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离开颐和园时，仍不忘由敬事房传其旨意给内务府升平署：“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颐乐殿伺候戏。”
颐乐殿为颐和园中的演戏场所。慈禧太后这一位戏迷，临行前还在颐和园为其准备了三天的中秋节大戏。后来的时局变化使这几天演戏的时间和地点，一变再变，显得十分麻烦。其二是内务府已经安排初六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的各类事务。（后将详述）
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一事，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此处不做详论。
但在这里可以简要说明的是，根据当时的清朝仪制，光绪帝只接见奉有国书或国电的外国正式使节，而伊藤属“自行游历”的非有官方使命的外国退位政治家，更何况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伊藤本人提出过要求觐见光绪帝的要求。
光绪帝何时决定召见伊藤博文，现有材料不是非常清楚。正式的决定似乎在八月初三日做出。该日总理衙门片行内务府：
总理衙门为片行事。准军机处知会，本月初五日皇上御勤政殿，接见日本侯爵伊藤博文，相应知照贵衙门，于是日敬谨预备可也。
更具体的时间似在该日光绪帝从颐和园回宫前，该日内务府《日记档》（颐和园）记：
毓、梅主政告知，现闻得本月初五日外国使臣在海内勤政殿觐见，本府衙门外有站来回班。已请示定，是日世大人带班等专甲进城，将第三班站班。堂谕：赶紧要来备批等语。当派都甲将堂谕已取，交子嘉、富东手矣。
由于初五日光绪帝从宫中养心殿去西苑勤政殿，内务府官员须得站班，有关事项还是由颐和园这边安排的。次日总理衙门将此时间通知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
然而，新任总理衙门章京、参加接待事务的郑孝胥却早在八月初一日便听说，“伊藤于初五日召见”。
此中的细节现仍不能一一确定。但不管光绪帝接见伊藤博文的时间有无请示，慈禧太后若想知道，完全可以从其亲信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处得到准确的消息。由此似可以认为，慈禧太后由颐和园回西苑时，已知光绪帝召见伊藤博文的时间为初五日中午。
康有为及其党人对于此次伊藤博文的访华，似有着一个完整的计划。这里可以排出一份时间表。一、伊藤博文到北京后，康有为曾于八月初三日下午拜访过伊藤博文，两人有过较长时间的交谈。
二、八月初五日，御史杨深秀奏称：“日本伊藤博文游历在都，其人曾为东瀛名相，必深愿联结吾华，共求自保者也。未为借才之举，先为借箸之筹，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为不美，诚天下苍生之福矣。”
三、八月初六日，御史宋伯鲁奏称：“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
我以为，由此时间表似可大胆地推论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计谋：先由康有为于八月初三日出面探寻伊藤博文的基本态度；然后次日即八月初四日由杨深秀出奏，该折当于初五日早朝时到光绪帝之前，而中午即是伊藤博文觐见之时，使光绪帝在觐见时有印象，以盼其有所行动；又次日由宋伯鲁再出奏，因觐见已经完成，光绪帝不太可能再见伊藤，故请李鸿章再与之交涉，同时推出康有为。然而，康有为及其党人之精心设计，虽不为慈禧太后所预知，但在行动上却被慈禧太后占了先机。
慈禧太后极具政治敏感度，对权力尤其丝毫不放松。但从档案中可以看出，她在由颐和园回西苑前，所得到的有关伊藤博文的正式材料为以下三件：其一是刑部主事洪汝冲的奏折。该折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策，其中“借才”一策称：
近日伊藤罢相，将欲来游，藉觇国是。皇上如能縻以好爵，使近在耳目，博访周咨，则新政立行，而中日之邦交益固。否则无论中国人材，万难收效旦夕。即有一二新进有志之士，亦未必不见嫉老成，事多掣肘，及至身败名裂，而国事已无可挽回。伊藤以敌国旧相，成绩昭然，信任既专，威望自重，无所惮于变革，无所用其排挤，即与欧西交涉，亦当刮目相看，庶阴谋藉以稍戢，中国转贫为富，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机，实系乎此。此借才之不可缓者。
据《随手档》，洪汝冲奏折于七月二十四日由刑部代奏，又据《上谕档》，该折奉旨“留中”，并于当日进呈慈禧太后。
洪汝冲的激烈言论，给慈禧太后留下很深的印象，以致在政变后，对洪有所追查。
其二是八月初一日军机处将总理衙门抄录的与日本伊藤博文问答节略呈送慈禧太后。
其三是前军机章京、新任江苏松江知府濮子潼八月初三日的奏折：
闻伊藤现因游历来都，拟请皇上优以礼貌，饬总理王、大臣密问彼国维新诸政次第如何而分？款项从何而集？条举件系，朗若列眉，然后参以中国情形，拟定办法。上取进止，明诏中外，遵照奉行。
该折于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材料越少，越能显示此事中含有密谋。
杨崇伊的奏折进到慈禧太后前时，现有的材料尚不能确定有何人在场。但若慈禧太后有所垂询，那么任何一个说实话的大臣都会陈明，此时的京城已经弥漫着伊藤博文将被留下重用的传言。各位研究先进对于此时的传言多有叙及，可不再评论，以下仅就档案中的奏折情况做一补证。现存的奏折涉及重用客卿或反对此事者，有以下几件：一、工部营缮司郎中福润奏称：“现闻伊藤博文游历已至天津，如到京时，可否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大学堂管学大臣、农工商总局总办前往面询明治维新一切学堂、矿务、农工商局创办规模，即将接谈得失各情，详晰缮单，恭呈御览，以备采择。”该折上注明是八月初三日，初四日由工部代奏，该折未呈慈禧太后。
二、户部学习主事陈星庚提出“联与国以借人才”，但他的主张是“商请英国政治家数人，聘订来华，以备咨询而资辅理”。该折上注明是八月初三日，初四日由户部代奏，该折未呈慈禧太后。
三、翰林院编修黄曾源提出“借才非现在所宜”。其在奏折中称：“窃臣风闻，道路纷纷，佥谓新政需才，有建议借用日本旧相伊藤者”，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借用伊藤必然受到俄国的反对，“是伊藤之益新政者不可知，而害于邦交者已有不可胜言者矣”。与该折同时并上两片：“伊藤不宜优礼”、“和俄以疑英、日”。黄曾源的奏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四日，同日由翰林院代递，当日奉旨“存”，当日进呈慈禧太后。
四、候选郎中陈时政奏请重用伊藤博文，称言：“伊藤既为日本维新之臣，必能识新政之纲领，知变法之本原，朝廷用人如不及，莫于召对时，体察其情，如才堪任使，即可留之京师，著其参预新政，自于时局更多裨益也。”该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四日，初五日由都察院代递，该折未呈慈禧太后。
五、兵部员外郎祁师曾上奏主张留用伊藤博文。该折称：“应请我皇上博采慎选日、美素有名望之大臣，礼隆高爵延用一二人，或另建议事处，或令在总理衙门，遇有中外大事，悉公照公法辩论，主持清议。”“日本退位大臣侯爵伊藤博文此次来华游历，我皇上宜亲考其联日、美阻俄法之道……可否皇上召见数次，察其可用与否，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无行政之权。”该折上注明为八月初六日，同日由兵部代奏，此日慈禧太后已临朝。
这些只是奏折的情况，而每一件奏折的背后很可能又有众多的故事。政变后，反对康有为等人的前户部主事缪润绂将伊藤博文来华，称之为康有为、张荫桓密定召来，并伴有孙文的密谋。
由此可以大体推测当时传言的广泛和失真程度。
由此而产生一个问题，光绪帝留伊藤博文作为清朝的顾问当时有无可能性？对此可先看看已经进行的事项。首先是聘请日本技术专家。七月初二日，总理衙门大臣兼任矿务总局大臣王文韶、张荫桓发电清朝驻日本公使裕庚：
伊藤节略所言，弥通矿学之堀田连太郎，现矿务总局拟聘请来华，谘访一切，以备筹勘矿务。至应如何延订，及能否即来之处，统希妥酌，询明电复。韶、桓。
此处的伊藤节略，是指伊藤博文面交裕庚的有关日本的矿章，聘用堀田一事因其当选议员而后有变故。
此事说明当时清朝政府准备聘请日本高级技术人才。其次是聘请日本职业外交官。八月十一日总理衙门收到电报：
加藤以既就中国聘请，将离本职，倘有改易，恐两误。愿在此定合同。有草底交来，所列岁金、年限、盘费、职业等条。称皆蒙钧署与林使订明之件。是否可以照办，请速示遵。唐。蒸。
此处的加藤，即加藤增雄，时任日本驻韩国公使，此处的林使，即林权助，日本驻俄国公使，此时代理日本驻清朝公使。此处的唐，即唐绍仪，时任清朝驻韩国总领事。
这份电报透露出，当时总理衙门已与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有过很具体的商谈，聘请日本高级外交官。也就是说，除了技术人才，此时已经考虑聘请政治人才了。
但是，从清朝的政治权力结构来看，难有相应的政治空间以聘留伊藤博文，前引各留用伊藤的奏折，也只是称用高爵厚禄留伊藤以备随时咨询。然清朝当时无法设立可以留用伊藤的政治职位，只不过是我今天的一种判断，而在慈禧太后的心目中，光绪帝会否因其不在而如七月十九日罢免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军机四章京那样，做出一些她无法接受又无权否决的“荒唐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直到此时，应当说，慈禧太后看到的只有一些痕迹，而无任何证据。但杨崇伊奏折称“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很是有煽动性，在她与光绪帝之间已陷于紧张状态的关系中，点着了吱吱作响的火绳。
然而，在八月初三日晚至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并没有显出焦虑和不安。八月三日晚，内务府所拟的第二天行程是：
八月初四日，圣母皇太后在乐寿堂进早膳毕，总管二名奏请圣母皇太后从水木自亲码头乘船至广源闸西码头，下船乘轿至万寿寺拈香，毕，步行至御座房少坐，乘轿至广源闸东码头，下轿乘船至倚虹堂少坐，乘轿进西直门、西安门，由西三座门进福华门，由瀛秀园门还仪鸾殿。
沿途两次休息，两次换船，三次换轿，并中间去万寿寺烧香。
慈禧太后这一行程比光绪帝从颐和园还宫一路坐轿，要舒适得多，悠闲得多，花费的时间也多得多。今天还找不到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慈禧太后此行时的心情，但前引内务府《杂录档》的一段史料可以看出，尽管所用的车马都在寅初，即凌晨3时分别在东宫门、新宫门准备完毕，但她回到西苑却已很晚。《清代起居注册》称，光绪帝于“申刻”（下午3至5时）在瀛秀园门外跪接慈禧太后。
看起来她并不着急，显得一切都在她的掌握之中。我在前面已经分析过，对于年轻的光绪帝，她有绝对的操纵和控制的能力。
慈禧太后回到西苑的时间为初四日的“申刻”，光绪帝很晚才得到庆亲王奕劻报来的消息，依例在瀛秀门外跪接。
从内务府档案中可以看出，尽管这一时间对仪制而言过于紧迫，但还没有出差错。内务府《日记档》（署中）称：“今日本府衙门外站班无误。已向启堂（启秀）发禀。”
这一例外的记录，可见办成此事正属例外。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见面时，双方有何争论，档案中自然没有任何记录，而私家记载的绘声绘色反给人留下不实的印象。根据《清朝起居注册》，光绪帝当晚由养心殿移住西苑瀛台涵元殿。
一些研究者认为，光绪帝从养心殿移居涵元殿是百日维新终结的标志。孔祥吉先生1983年论文以多种档案证明了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起居注》是一个不可靠的抄本，同时认为“慈禧等人于八月初四日晚，由颐和园赶回皇宫之后，立即对光绪帝采取了监禁措施”；并称“众所周知，涵元殿地处瀛台，四面环水，是政变后囚禁光绪之处所”。由此认为八月初四日是戊戌政变爆发的时间。
对于这一说法，我以为还是可以再讨论的。
首先瀛台是否“四面环水”？1980年代，中南海开放，我曾去瀛台参观，见瀛台是一小岛，上有桥梁相通。但观其桥梁制式，似为20世纪以后所建。而在此之前有无桥，仍存疑惑。为此，查证乾隆年间敕修《国朝宫史》称：
由仁曜门而南，渡桥为瀛台。平堤石栏，历级而登，有阁向北，圣祖仁皇帝御笔榜曰“翔鸾阁”……由阁而南为涵元门，门内东向为庆云殿，西向为景星殿，正中南向为涵元殿，御笔匾曰：“天心月肋”……自翔鸾阁至迎薰亭，统名“瀛台”，三面临水。
仁曜门是勤政殿后侧南向之门，瀛台距皇帝的办公区勤政殿很近，故康熙帝之后，皇帝在西苑时常常住在瀛台涵元殿。而从仁曜门到瀛台之间有一桥相通，以使住在涵元殿的皇帝能方便地往来其办公区勤政殿。该书有大量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关于咏瀛台的诗。其中乾隆帝《御制瀛台记》称：“自勤政殿南行，石堤为数十步，阶而升，有楼门向北，匾曰：‘瀛台门’……盖瀛台惟北通一堤，其三面皆临太液。”太液即西苑各海之称。
嘉庆年间敕修的《国朝宫史续编》，关于瀛台的描绘与前完全相同，再次肯定瀛台当时的三面环水。
光绪十五年所出版的《顺天府志》亦称：“（勤政）殿后为仁曜门，门南过桥为瀛台，平堤石阑，拾级而登，正中南向为翔鸾阁……台为趯台陂旧址，即明时所谓南台者。国朝顺治年间，稍加修葺，圣祖时驾幸瀛台，常于此听政……台南为迎薰亭，自翔鸾阁至此，统称瀛台，三面环水。”
曾任翰林院编修、云贵总督的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中称：“瀛台在勤政殿南，为趯台陂旧址，即明所谓南台者。顺治间加以修葺，康熙间驻西苑，于此日讲，今匾额则乾隆年间御书也。台三面临水。”
从以上所引材料可见，瀛台本为三面临水，直至光绪年间一直有桥相通，只不过其桥很可能是“石堤”，大约有“数十步”。
其次是光绪帝此时移居瀛台是否即为监禁？前已叙及，按照当时的惯例，慈禧太后回城后住在西苑仪鸾殿，为了请安等事的方便，光绪帝也移住西苑瀛台。
下以光绪二十四年为例，可以证明光绪帝此时移住西苑瀛台只不过是按例行事。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光绪帝住在宫中养心殿，十六日住在天坛斋宫，十七日起至三十日住在西苑瀛台涵元殿；二月初一日至初三日住在宫中养心殿，初四日起至十六日住在瀛台涵元殿。在此期间，慈禧太后一直住在西苑仪鸾殿。而光绪帝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住在宫中养心殿有其特殊的理由。新正在奉先殿、堂子、慈宁门、乾清宫、大高玄殿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初二日在坤宁宫有进肉之仪；初三日须在寿皇殿行礼；初七日至初九日斋戒三天；初十日祭祖在太庙行礼；十二日在大高玄殿行礼，以求雨雪；十三日在乾清宫赐近支宗藩宴；十四日起又开始斋戒三天；十五日在大高玄殿拈香，在寿皇殿行礼；十六日在太和殿看祝版，然后移居斋宫。当他完成天坛的祈谷后，于十七日立即移居瀛台涵元殿，与慈禧太后同住。二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光绪帝回宫中居住，也是同样有理由。从此日起斋戒三天，初四日光绪帝祭社稷坛并在坤宁宫率王公大臣进肉后，当日移居瀛台涵元殿。二月二十七日，光绪帝跪送慈禧太后还颐和园后，当日回宫中养心殿。
闰三月十三日至十七日，慈禧太后为探望恭亲王奕訢，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随即移住瀛台涵元殿；十八日，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光绪帝一路送回，当晚住颐和园玉澜堂。
六月初八日，慈禧太后为其夫君咸丰帝的生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往瀛台涵元殿；初九日在顺贞门内跪送后，回宫中养心殿。
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为光绪帝生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二十四日慈禧太后移住宫中宁寿宫养性殿，光绪帝移居宫中养心殿；二十七日慈禧太后移住西苑仪鸾殿，光绪帝仍住宫中养心殿，然二十八日又是其27周岁的生日；二十九日，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太后，仍住养心殿。
七月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咸丰帝忌日回西苑，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后移住瀛台涵元殿；十八日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送慈禧太后回颐和园后，回宫中养心殿。
由此可见，八月初四日申刻，光绪帝在瀛秀园门跪接慈禧太后后，移住瀛台涵元殿是正常现象。反过来说，若此时光绪帝回到宫中养心殿，倒显得不正常了。蔡乐苏先生2001年著作对此称：“涵元殿在瀛台，是政变后慈禧软禁光绪帝的地方。政变之前，光绪虽常驻跸涵元殿，不过八月初四日这天晚上，大概是慈禧要他驻跸在这里，这其中包含什么，只好由后人自己去想像了。”这一段话写得并不清楚。其中慈禧太后要光绪帝移住瀛台，很可能是蔡先生的想像。但他后称“慈禧回宫怒斥光绪之后，光绪即失去自由”，可见他还是同意孔祥吉先生的观点，即八月初四日为政变之日。
以上说明，不能凭借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以证明此日即被囚禁；反过来说，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不能以光绪帝按旧例移住瀛台来证明其未被囚禁。然在该日《内务府来文》中有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似可说明光绪帝还处于自由状态：
领侍卫内大臣处为咨行事。奉旨：“朕于明日办事、用膳、召见毕，乘轿至丰泽门下轿，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乘轿回瀛台少坐，至勤政殿升座，见日本国侯相，毕，乘轿还瀛台。午初伺候。钦此。”右咨内务府。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
相同的记载见内务府《日记档》（署中）：
（初四日）适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后，诣皇太后请安，毕，至勤政殿召见日本国侯相，毕，还瀛台。午初侍候，已缮禀帖发公所，并入事、交钞矣。
相同的记载又可见八月初四日内务府奉宸苑《值宿档》：
询得初五日皇上办事、用膳、召见毕，诣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瀛台。午初升勤政殿，见日本侯相，毕，还瀛台。
尽管后来的研究者完全可以想像慈禧太后回西苑后，与光绪帝之间会有相当激烈的冲突；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见后，仍一如以往地向侍卫布置八月初五日的日程安排。从这一日程安排来看，光绪帝不仅没有失去自由，而且是在其完成“办事”、“召见”的政务活动后，再向慈禧太后“请安”。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的夜晚，一定是不平静的。但在第二天，我以为，光绪帝依旧是单独行使皇帝的权力，处理政务。
据该日宫中《穿戴档》：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酱色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褂，戴斋戒牌。束绿玉钩褡线鞓带，穿青缎凉里尖靴。卯正，外请至勤政殿见大人，毕，还涵元殿。寻常褂下来，更换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珊瑚朝珠，挂带挎。午初，外请至勤政殿，朝见外国人等，毕，还涵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
这是一份不完整的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向慈禧太后请安、侍膳的记录。据该日《起居注册》，“上诣仪鸾殿，慈禧皇太后前请安。”特别指明请安地点在仪鸾殿。按照前引领侍卫内大臣的来文，在勤政殿召见大人后，应直接去仪鸾殿慈禧太后处请安，由于没有换衣服，也有可能是从仪鸾殿回涵元殿换衣服，于是负责记录的太监在《穿戴档》中将此事省略了。
又据军机处《早事》、《早事档》，该日为兵部、太常寺、八旗两翼值日。在早朝中，光绪帝批准了兵部的3件议复；批准了太常寺6件关于八月初八日光绪帝亲祭夕月坛等礼仪事务的折片，并对3件派出官员的请示，作出直接的答复；对御前、乾清门、吏部、兵部所奏月折，旨命“换出”，对宗人府、吏部、正白旗蒙古的“述旨”，旨命“是”；
批准了领侍卫内大臣为初六日、初七日光绪帝去宫中、社稷坛而派出前引、后扈、管事的人员；批准了镶黄旗汉军在卢沟桥演炮事；批准了神机营制造火药及训练费用请部拨事；留下了宗人府、翰林院、户部、总理衙门、兵部、都察院代奏的司官士民上书共17件；留下了南书房翰林徐琪、散秩大臣锡光、日讲起居注官陈秉和、御史宋伯鲁封奏共8件。
召见了请训的袁世凯和军机。
又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上谕档》、《交片档》，光绪帝对留下的徐琪的1折2片，有明发谕旨一道、交片谕旨两道；对留下的锡光、陈秉和、杨深秀的5折片，皆下旨“存”；在热河都统寿荫、署理四川总督恭寿、江西巡抚德寿、陕西巡抚魏光焘、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振祎、护理江西巡抚翁曾桂、署理江西布政使张绍华、署理江西按察使刘汝翼、江西学政李绂藻等的40件折片上有朱批。
另有一明发上谕，任冯汝骙为四川顺庆府知府。
以上的档案当然还不能完全证明八月初五日光绪帝是单独处理政务，为此，我在这里补充三项证据。
其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称这一天他是被光绪帝单独召见，而不是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同见。这说明慈禧太后尚未走到前台。袁世凯后来的亲信张一麐称：“次日（八月初五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诇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
也有一些研究先进引此认为光绪帝已被监控。细心地检视这一段记载，可以认定，某侍卫大臣为慈禧太后派来的探子是袁世凯事后的主观推测，此时袁世凯正处在旋涡之中，对任何细微之处都不敢马虎。由此也可以认为是袁世凯主观想像的放大；更何况“好小子”一语，也可有多种理解，比如说对袁世凯超擢的稍带挖苦味的评论。
其二是当日《上谕档》所载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翰林院编修徐琪奏各省州县繁简互调以免偏重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又奏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奉交片谕旨著农工商务总局酌核办理，又奏请于京城设立自来水厂片，奉交片谕旨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归入叶大遒修理河道条陈一并议奏；御史杨深秀奏时局艰危请联与国折，又请开凿窖金片；委散秩大臣锡光奏挑挖沟渠河道折，又请将幼官学改小学堂片；裁缺庶子陈秉和奏大臣滥保劣员折，均奉旨“存”。又七月二十六日都察院代递举人何寿章请严定贩米章程及酌定交涉章程、设立矿务学堂折，八月初一日翰林院代递庶吉士傅增湘奏兴办矿务变通旧章折，初二日代奏编修黄绍第奏编辑近时政书折、请就各省会馆改置中小学堂片，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谨将徐琪等原折片十二件，恭呈慈览，其余各折片俟签拟办法，再行陆续呈递。谨奏。
该奏片明显地说明此日的政务处理原则有如八月初三日，即有上奏权的官员的奏折由光绪帝处理，没有上奏权的司员士民的条陈，由新军机拟出处理意见后呈慈禧太后审定。而且，这是《上谕档》、《洋务档》中所载最后一份此类报告。第二天，八月初六日以后，此类重要奏折当日呈送慈禧太后的制度被停止了，慈禧太后不再需要了。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当日军机处档册《早事》中记：
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版，毕，还海。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
《早事》是军机章京记录的每日早朝、召见、请假等事项的工作底本。以上所录是光绪帝告诉军机处其明天工作日程的安排。其中“办事后”一语，是指其明天仍是单独见军机；“瀛秀园门跪送”一语，是指光绪帝认为慈禧太后会照原计划于初六日回颐和园；“还宫”一语，是指光绪帝初六日跪送慈禧太后之后将移住宫中养心殿。同样的记载又见于军机处《知会簿》：
该班供事禀：皇上明日卯初二刻升中和殿看祝版，毕，还海。办事后至瀛秀园门跪送皇太后，毕，还宫。满头班全知会。八月初五日。
《知会簿》是军机处供事通知当日不当值的军机章京各有关事项的记录本。负责记录的是比军机章京地位还低的供事。八月初五日是军机处二班章京入值，初六日改头班章京入值，由此二班的供事向头班的章京老爷们作此通报。其通报的内容与军机处《早事》军机章京的入记完全相同。这些记载明确无误地说明，此日是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而且，在当日军机处散值前，光绪帝和军机处都不知道风暴已至。
尽管当日光绪帝仍是单独处理政务，但从当日所发的谕旨来看，维新的政令已是色彩暗淡，整个王朝的政治已经开回旧路了。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回西苑后给光绪帝下达了极为严格的指令。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慈禧太后看到杨崇伊的奏折后于八月初三日晚戌时决定回西苑，同时决定于初六日回颐和园。她此行的目的不是针对光绪帝的，而是与伊藤博文的觐见有关。光绪帝依旧例移住瀛台涵元殿，并没有失去人身自由，八月初五日上午仍单独处理政务，尽管维新的道路已被慈禧太后封堵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