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帝前往颐和园。由此至八月初三日，他在颐和园住了5天。光绪帝此次住园的时间安排为七月二十五日所决定的。 此为他从颐和园回来的第二天。光绪帝之所以很早便决定其赴园及回宫的时间，是因为皇帝的仪制。每次出行，随行的太监即有相当大数量， 此外还牵涉到内务府、侍卫处、护军营和步军统领衙门等众多机构与人员。由此，每次光绪帝去颐和园都提前3至8天不等，预先发出通知。

开懋勤殿与七月三十日给杨锐朱谕

光绪帝此次去颐和园，其目的之一是请示慈禧太后批准开懋勤殿。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称：

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下矣。

而在该书的卷六《谭嗣同传》中说法稍有异，“懋勤殿”后称“设顾问官”，“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改称“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并称：“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康有为对此声称懋勤殿一事是其一手策划。 康、梁的这一说法，有其破绽。其中最重要的是，光绪帝当时与谭嗣同、宋伯鲁并未相见。

然而，康、梁所言光绪帝有意开懋勤殿的打算，却是可以证实的。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湖北补用知府钱恂。钱于第二天电告张之洞：“昨召见三刻，上询鄂，为详敷奏，兵为先，蒙许可，议政局必设。” 此中的“议政局”，与懋勤殿功能相同。又据军机处《早事》、宫中《召见单》，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召见北洋候选道严复。严复于八月初一日告诉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 与严复甚有关系的《国闻报》，八月初二日更是登出了消息。 钱恂、严复之所以如此认定此事，很可能是在召见时，光绪帝有所透露。

召开懋勤殿的说法，自然引起各位研究先进的注意和引用，而孔祥吉先生依据康有为的说法，指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七月二十八日宋伯鲁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二十九日徐致靖的《遵保康有为等折》、同日王照的《遵保康广仁等折》为康有为所拟，皆是关于开懋勤殿的文件，并据王照的书信及与犬养毅的笔谈进行考订。 然而，此三折至今尚未在档案中检出，关于懋勤殿的设计及人选，现在仍是无法完全确认。

据《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记：

二十九日庚辰，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景福阁，侍早、晚膳毕，驻跸颐和园玉澜堂。

此一材料说明，光绪帝这一天动身很早，其与慈禧太后见面交谈时间较多，即乐寿堂请安、景福阁侍早膳、景福阁侍晚膳。然而，《清代起居注册》的这一记载似有误。据内务府《记事珠》：七月二十八日“侍卫处来文。为明日皇上办事、用早膳、召见后，诣皇太后前请安、侍膳毕，驻跸颐和园等因”。由此可见，光绪帝此日动身较晚，但仍有请安和侍膳。 此文献所记是事先的安排。而宫中《穿戴档》称：“卯正，上请至乾清宫见大人，毕，还养心殿。……办事后外请至颐和园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 而该档属事后的记录。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也可以于此证实，该日光绪帝“办事后驻跸颐和园”。

由此可以确定，光绪帝是在这一天政务处理完毕后去颐和园的。这一天的政令与慈禧太后没有关系。这一天两人的见面为“请安”，也有可能“侍膳”。然在这一天见面中，光绪帝有没有向慈禧太后请示懋勤殿的设计与人选，以及如何请示，档案中自然无记录。而若孔祥吉先生关于宋、徐、王三折为懋勤殿之设计与人选的考证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光绪帝即使不谈，懋勤殿一事，也已经报告了慈禧太后。据《上谕档》军机处奏片，二十八日宋伯鲁折奉旨“暂存”，二十九日徐致靖折、王照折均奉旨“存记”，当日即将原件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

康有为一直企图在清朝现有政治体制之外，建立由其控制的议政机构，并由此进入政治的核心。先是自己上奏设制度局（二月十九日、五月初四日），后代宋伯鲁上奏设议政处（二月初八日），再后代阔普通武上奏设议院（七月初三日，此处的议院非代议制机构，实为议政机构），又再后代徐致靖上奏设散卿（七月二十日），与徐致靖同时上奏的张元济，多少也受康有为影响，也要求设立议政局。形式虽有多变，然性质大体相同。此时的懋勤殿，最初由梁启超于六月初六日代李端棻上奏时提出，光绪帝交奕劻、孙家鼐议复，结果还是驳回。 可以说，当时高层政坛对康有为的用意看得十分清楚，进行了全面的阻击。光绪帝尽管对康有为的建策有赞同之意，但对康党接二连三的提议，其处理方法仍是按旧制办理，即交总理衙门、军机处或其认为态度比较缓和的孙家鼐等人核议具奏，同时将康党的各种提议作为重要折件上送慈禧太后。由于康党的此类提议在交议时全部被驳或被拆解而失其意，慈禧太后无须直接出面干涉。在百日维新中，康有为及其党人的许多提议都被接受，惟此一条决不让步。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其他高官们似乎同此一心，决不让康有为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

当光绪帝将开懋勤殿一事直接向慈禧太后提出时，对权力十分敏感且权术十二分精深的慈禧太后当然知道此事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出的议政机构的基本特点是，人员不受品秩的限制，设于宫中直接对皇帝负责，表面上为政治咨询机构，实际上将是政治决策机构。原有的负责咨询和议政功能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等机构，将会变成单纯的执行机构。这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若同意开懋勤殿，将对其与光绪帝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大修改，而且会是实质性的修改。也就是说，光绪帝10天前“擅自”罢免礼部六堂，是对其权力的否定，光绪帝此时提出开懋勤殿，将动摇她的权力基础。从她的角度来看，光绪帝已是两次发动“政变”。

尽管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大争论并没有档案记载，但争论的问题及最后的结论，却从光绪帝三十日给杨锐的密诏中清晰地流露出来。

黄彰健先生1970年的著作，对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进行了考证，得出结论：此诏发出时间为七月三十日（9月15日），最好的版本为赵炳麟在《光绪大事汇鉴》所录，康有为对此诏进行了篡改。黄先生考证的方法十分精巧，他用梁启超对康诗的注，否定了康有为发布的各种版本，用光绪帝召见杨锐的时间，确定该诏发出的时间。整个考证过程显得举重若轻，实属技巧高手之为。据此，摘录赵氏所记此诏：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 议政 ，以为恐失人心。……即如 十九日之朱谕 ，皇太后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 朕之权力 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 朕位且不能保 ，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 议政 ，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黑体为引者所标）

在此诏中，光绪帝两次提到了“议政”，即设懋勤殿的核心；两次提到了“通达英勇之人”，即康有为及其党人；提到了慈禧太后的反对理由，即“恐失人心”；提到了“十九日之朱谕”，即罢免礼部六堂官，慈禧太后当面向光绪帝表示其反对意见，即处理“过重”；提到了“朕之权力”，也就是上节所讨论的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最核心的一句是“朕位且不能保”。根据上引密诏的提示，可以想像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争论的场景，并可得出三点结论：一、光绪帝向慈禧太后提出了建立议政机构的意见，也可能提出了由康有为及其党人参加或主持此议政机构的意见，慈禧太后则提出了对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指责；二、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对建立议政机构、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以及罢免大臣，“实有未足”，该项政治权力属于慈禧太后；三、慈禧太后警告光绪帝，若其越出权限，其皇位“不能保”。

光绪帝的密诏显示了政治异动，就慈禧太后的性格及以往的处事方式而言，其一旦提出了对光绪帝皇位的警告，不会只言不做，而将会调整她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也可能在此时她考虑了走向前台。

光绪帝的密诏也显示其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下的退缩。他虽没有放弃全变旧法、罢免老臣、登进新人议政的想法，但以“不致有拂圣意”为前提，然而这一前提又已决定他必然再次后退，直到交出权力。

除了这一密诏外，七月三十日，档案上所反映的政治情况还属基本正常。据军机处《早事》和宫中《召见单》，光绪帝召见了崇礼、杨锐、军机。 宫中《穿戴档》称：“卯正，外请至仁寿堂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由此可见，光绪帝发给杨锐密诏的时间似在该日见慈禧太后之前，由此还可见，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可能发生于二十九日请安时。光绪帝于七月三十日向慈禧太后请安时有何内容，档案中自然不载，但这一天所发出的谕旨数量比前几天为少。

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召见后，光绪帝于当日发下两道谕旨，其一是明发：

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 随时具奏 。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惟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至意。

其二是交片：

交候补侍郎袁。本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袁世凯著于本月 初五日 请训。钦此。”相应传知贵侍郎钦遵可也。 （黑体为引者所标）

光绪帝召见袁世凯一事，许多研究先进已经论及，分析也为深入。但还有一些情况，我以为需要在此进行补证。

其一，袁世凯的提升有无经过慈禧太后的批准？

这里面首先的问题是，袁世凯的提升，属于光绪帝权力范围之内，还是应先行请示慈禧太后。据四月二十七日谕旨：“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著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此中提到的“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当属须经由慈禧太后批准的重要人事任命，而袁世凯的候补侍郎，正在边缘，袁升任后也无谢太后恩折。 也就是说，此事可经慈禧太后，似也可由光绪帝自行做主。

至于此事是否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虽然没有直接的档案材料，但也有一些痕迹值得考虑。一、慈禧太后知道召见袁世凯一事。七月二十六日徐致靖保袁折上，当日发出电旨给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军机处也于当日将徐折及该旨上送慈禧太后。此事的处理符合当时的办事程序。二、此时光绪帝一直住在园中。《清代起居注册》八月初一日记：“上诣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颐乐殿侍早、晚膳，看戏毕，驾还玉澜堂。” 这一天，他与慈禧太后交往的时间超过二十九日和三十日。三、七月三十日光绪帝发出的密诏，承认自己在“登进通达英勇之人”方面“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并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态度。四、也是最重要的，戊戌政变后，荣禄于八月初十日奉到电旨：“著即刻来京，有面询事件。直隶总督及北洋大臣事务，著袁世凯暂行护理。” 由此，八月十二日至二十日新任总督裕禄到达，袁世凯共护理了九天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如慈禧太后对袁有恶感，依其性格，宁可费时费力，也不会将如此重要的职权放在袁手中。也因为以上几点，我以为，袁世凯的晋升很可能光绪帝向慈禧太后面禀过。

其二，袁世凯的晋升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按察使为正三品，侍郎是正二品，从品级上说，袁世凯是超擢。但就当时人的观念来说，实缺要比候补好。当时清朝的候补官数量相当大，正二品虽说是高官，但此衔在当时已滥。若不是袁世凯，其他的实缺按察使升候补侍郎，一般并不认为是太大的好事。

可袁世凯不同，他以浙江温处道“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在甲午战争前夕回国，一度被派往东北清军前线营务处。甲午战败后，仍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光绪二十一年前往小站接练“定武军”，将之改造成有七千之众的“新建陆军”。 光绪二十三年，袁由正四品的道员超擢正三品的直隶按察使，仍专办练兵事务。也就是说，袁世凯的浙江温处道、直隶按察使虽为实缺官，但并不赴任，仅仅是品级而已。他由正三品超擢正二品，是因其本缺是文官。 而侍郎一旦补缺，也可以不上任，各部堂官共有六员，其中有人差使在外，在清朝也是经常之事，如以往的外派学政和此时的外派公使。也就是说，对袁的晋升，只是品级的变化，其事务并无变化。当时驻在直隶的三支主力部队，聂士成为直隶提督，董福祥为甘肃提督，皆为武官的从一品，相较之下，袁世凯的文官正二品，与之相差不多，尽管文官的地位在当时要比武官高出许多。

而袁世凯此次晋升，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谕旨中所称的“著随时具奏”。他获得了上奏权，有了与光绪帝直接文字交流的机会。而在此之前，他的意见需要通过直隶总督荣禄。

其三，袁世凯的晋升光绪帝有无深意？

赵立人先生1990年论文、戴逸先生1999年论文均已证明，康有为及其党人，早就对袁世凯进行工作，以期待在今后的政治变化中袁能拥帝倒后。尤其是戴先生的论文，以徐世昌日记揭示了戊戌年六月徐仁录在天津、小站的活动以及徐世昌、袁世凯的表现。但是，现在还没有史料可以证明，光绪帝对康党的军事策动工作是知情的。由于当时康有为及其党人与光绪帝之间无法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交谈，而此类情节也难以用文字方式上奏，似又可以反过来推断，光绪帝对此一无所知。由此看来，我以为，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可能有几分道理。周传儒先生1980年文章称：“据新会所说，慈禧拟于天津阅兵之顷，实行废立是事实。光绪召袁世凯入京觐见，企图引袁自卫，亦属事实。”梁启超此论的前提是天津废立，并光绪帝发现其谋。今日的各位研究先进，如赵立人先生、杨天石先生对后党的天津废立阴谋，均持否定态度，认为此是康有为的想像或为军事策动而制造。姜鸣先生更是认为，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像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 我同意各位研究先进的说法。就前节所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无论是训政还是废帝，慈禧太后都毋庸跑到天津借荣禄之刀，更何况天津阅操决定于四月二十七日，具体时间决定于七月初八日，当时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政治危机。 但我仍以为，梁启超的说法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即光绪帝召见袁世凯时似有“引袁”之意。对此，也有一些痕迹可供今人思索：其一是，当日谕旨中“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似有鼓励袁有事不必经荣禄，而直接上奏之意。其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八月初二日袁世凯谢恩召见时，据袁世凯的记录，光绪帝对他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 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 后一句话明显地让袁摆脱荣禄的控制。其三是据袁世凯称，他在被召见的当日，要求尽快请训，以便其回天津为阅操准备。而当日发下的交片谕旨是初五日请训，也就是说，光绪帝在召见的当时，知道其后还会再见两次，一次为谢恩，一次为请训，而请训之日，光绪帝已回宫而不在颐和园。

光绪帝“引袁”的目的是否如梁启超所称，所谓“自卫”，即与慈禧太后将来以武力相抗？这似为不可能，因为前一日给杨锐的密诏中还表示了“不致有拂圣意”的想法；但他让袁世凯与荣禄“各办各事”，却透露出其有自己控制武装力量之心，他想摆脱老臣们的包围，用新派人士开出一些缝隙。这里面还有必要介绍荣禄与直隶境内三支主力部队的关系。

甲午战争期间，清朝成立了督办军务处，其督办为恭亲王奕訢，帮办为庆亲王奕劻，会办为户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李鸿藻、步军统领荣禄、礼部左侍郎长麟。在这个名分极高的机构中，其灵魂人物为荣禄。在此期间胡燏棻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隶于督办军务处。袁世凯接任后，其隶属关系并没有改变，尽管他后来超擢直隶按察使，但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韶并不能控制袁部“新建陆军”。随着奕訢和李鸿藻去世，奕劻更多注重总理衙门事务（其为总署领班），翁同龢罢斥，长麟革职，督办军务处成了荣禄的一人天下，其下属的军队也只袁世凯部一支了。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即百日维新开始的第四天，光绪帝根据慈禧太后的意图，进行了人事调整，荣禄替代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也就在同一天，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现在军务各有专司，督办军务处著即裁撤。” 五月初九日，督办军务王、大臣奕劻等上奏，《遵旨裁撤督办军务处折》，奉旨：“知道了”；《袁世凯请归直隶总督节制折》，奉旨：“依议”。 袁世凯部的隶属关系由此转归直隶总督管辖。按照当时人的思考方式，既然督办军务处不再存在，袁世凯部交给其老上级同时又是其驻地的军政长官节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已建立，御史胡景桂参劾袁时，荣奉旨调查而保全之。 荣出任直隶总督后，奉旨保举人才，开列了31人的大名单，袁世凯亦列名其间。 ^[1] 尽管袁世凯与康有为及其党人也有相对频密的政治关系，但他与荣禄的关系似为更深一层，更何况甲午战争后荣一直是其顶头上司。

直隶境内的另一支主力部队是直隶提督聂士成的武毅军共30营，约万余人，驻在天津东北宁河县的芦台镇，这是他长期驻防的地区。按照清代制度，直隶总督有权节制其境内的武力，聂士成部长期归直隶总督管辖；又按清代制度，提督有直接上奏权，聂士成也可以向光绪帝上奏，并由光绪帝直接发下谕旨。但后一种现象，清代很少出现，在档案中也看不到戊戌年聂士成直接请旨的奏折。

直隶境内还有一支主力部队是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甘军共20余营，约万余人。当其镇压河州回民之反叛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底奉命率军东向，驻在山西。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因德占胶澳、俄占旅大、英俄关系紧张时，据督办军务处的提议，光绪帝调董军驻直隶正定府一带，以防不备。 董军入直隶后，当然受直隶总督节制，但董有上奏权，也经常使用此权。

袁世凯获上奏权后，其与荣禄的隶属关系虽不能因此改变，但若其运用得当，也可与荣禄分庭抗礼，即如光绪帝所说的“各办各事”。这当然需要光绪帝的出面支持。清代此类事件也有先例，最为人们熟悉的是，曾国藩以侍郎衔领兵交战于江西，根本就不买江西巡抚的账，不过那是战时。

八月初二日光绪帝口谕袁世凯“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其内心世界究竟为何，今人无可知晓。但他与袁世凯还有一见，时在八月初五日，或许他会说些什么。然至其时，局势已经大变。

其四，袁世凯的晋升是否引起了慈禧太后及后党的警觉？

梁启超称：

谭嗣同荐袁世凯之将才，上乃召袁世凯询问兵事，欲以备参谋部之任，特加其官，令其将应办事宜，专折具奏，俾其独将。……荣禄素怀不轨，知事已急，即日造谣，三电总署云，英俄开战于珲春，英舰七艘泊于大沽，立调袁世凯出津防御……荣禄先调聂士成军于天津，袁世凯五日夕至津，荣禄复留之于天津……

康有为亦称：

荣禄见袁世凯被召，即调聂士成守天津，以断袁军入京之路，调董福祥军密入京师，以备举大事。

苏继祖称：

天津督署调武毅军十营，即日来京，声言用备皇差弹压。实因闻袁世凯赏以侍郎，颇觉骇异，先诈称英俄开仗，调袁回防，预调聂军，防袁有变。袁到津时已晚，即进督署，夜半方出，次日亦未回防。

赵炳麟称：

署直隶总督荣禄调提督聂士成举兵来津，提督董福祥移军长辛店，屡电促袁世凯还营。先是怀塔布、立山等皆至津言宫中事，怀、立久领常侍，太后党也。怀被革，尤怨上，思制之。御史杨崇伊善总管太监李莲英，内事纤悉，报知之。崇伊亦出天津诣荣禄，告曰：“上之用慰亭，欲收兵权也。上得权必先图公，公其危哉。且康有为乱法，臣工怨之，事宜早图也。”编修林开谟，旭（林旭）同族叔也，素恶旭所为，而因旭多知内事，亦在荣禄座上，赞崇伊言。荣禄乃称英俄开仗，珲春英舰七艘窥大沽，调聂士成兵二十营来津，董福祥移军长辛店，三电总署促袁世凯还营。荣禄谓崇伊曰：“尔言官也，可约台垣请太后训政，试归与庆邸谋之。”遂为书与崇伊还京。

以上说法，多为各位研究先进所引用。其基本意思是袁世凯的晋升引起了后党的警觉，荣禄也开始发动，准备以武力来制服袁。对此，袁世凯亦称：

（初三日）将暮，得营中电信，谓有英兵船多只游弋大沽海口，接荣相传令，饬各营整备听调，即回寓作复电。适有荣相专弁遗书，亦谓英船游弋，已调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盼即日回防。

袁世凯证实荣禄有电报来，让其回任；并证实聂士成军已奉命而调动。天津《国闻报》八月初六日称：

聂军门以九月望圣驾幸津阅操，所有武毅军步、马、炮各营队，均须先期移扎天津，闻左右两军计十营，已于初四、初五等日由芦台拔队来津。有见之谓各军士均系行军装束，手挺枪，背负囊，系腰子药包，步骤井井，与别军开差形境，迥然不同。即此行路一端，亦足见军容之整肃矣。

《国闻报》证实了聂军的调动，但称是为阅操而动。然而，此外还有一些疑问尚未证实：一、荣禄的电报是否造谣，即为其制袁提供借口？二、荣禄调军的目的是否为制袁，以配合京中的行动？三、董福祥军是否也同时调动？

首先看荣禄是否造谣英俄开仗。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引荣禄于八月初三日给总理衙门的三封电报，并引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的电报，称英俄开战系依克唐阿提出，由此证明荣禄未造谣。此中的考证应当说是完备的。但黄先生的著作出版后，关于荣禄造谣的说法在各种著述中依旧不绝。林克光先生1987年在《近代史研究》的论文中，引苏继祖的说法后称：

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查《电报档》荣禄确实在八月初三日连发三封电报，伪称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并以此为借口，一面派专弁遗书袁世凯，令“即日回防”；一面进行周密的军事部署……

此处不妨再看看黄先生著作中所引的三封电报。由于黄先生在引证时有若干笔误（虽不妨碍其结论），以下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总理衙门清档》及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电报档》，再次引证如下：

初二日戌刻，接聂提督电称，昨下午六点钟由营口来兵轮七艘，三只泊金山嘴，四只泊秦王岛。风闻系英国兵舰，何以突来如此之多等语。复于亥刻又接该提督来电称，查沽子药库在塘泊［沽］南，现外国兵轮已泊塘泊［沽］口内，系在大沽子药库背后，相去太近，求饬罗镇严加防备各等情。除电饬罗镇不动声色暗为防探，并一面派委黄道建筦密赴塘沽查探。特先电闻，务望询明英使何事，即先电示。一俟黄道查复，再行电达钧署。禄。萧，亥刻。

顷电想达。复于子刻接李镇大霆电称，顷据榆防袁统带飞禀，前电言洋河口、金山嘴来兵轮四艘，距岸二十里，查系英艇，复问来由，直谓俄国意甚不善，英廷特派来此保护中国云云。同时又接该镇来电言，复接袁统带电称，今日来英国鱼雷艇二、兵轮一，连前共计七艘，内有提督座船一艘，齐泊定远炮台前面，离岸约八里许。职镇准于初三日搭车赴关各等情。查俄国现在并未开衅，该兵船所称俄意不善，来此保护等语，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抑或他国捏称英船，均不可知。特此电闻。禄。江，子刻。

昨据聂提督电称，外国兵轮泊入塘沽口内，当派黄道建筦密往探视。顷据复电称，职道已于初二日到塘沽，详查口内并无英兵船，塘沽只泊日本兵船一艘，查系前两月所来。现口外亦无兵船等情。除一面电饬大沽炮台、山海关各口确实查探究竟何项兵轮，共有几艘，现泊何所？俟查复到时，再行电闻。禄转。江，午刻。

以上三个电报于八月初四日由总理衙门呈光绪帝。

从上引电文可见，荣禄的电报虽是初三日收到，但最早的一份却是初二日半夜发出，第二、三份是初三日早晨、中午发出。如果荣禄决心造谣的话，也就是至迟于初二日作出决定。袁世凯晋升的上谕初一日明发，荣禄于初二日得知消息是有可能的。但荣称其开战的消息来源于直隶提督聂士成、通永镇总兵李大霆、在山海关防卫的袁统带，并称聂士成的第一个电报于初二日晚上收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荣与聂、李、袁统带达成攻守同盟，是相当困难的。荣禄的电报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发给总理衙门的，并要求总理衙门向英国公使诘问，若其是造谣，总理衙门很快便可核对，更何况荣已派负责外交事务的天津海关道黄建筦核明，塘沽并无英国军舰，军事紧张的区域在山海关方向。而黄健彰先生1970年著作继续引荣禄初四日两电，指明山海关方向的军事紧张八月初四日到达最高点后，于当日下午6点钟英舰队离开了山海关。也就是说，最晚在初五日早晨，总理衙门已得到荣禄的报告，直隶所辖的大沽、山海关两个防区的军事紧张已经解除。而此时的军事紧张区域转移到了海参崴、珲春一带。

如果说聂士成、李大霆、袁统带均为荣禄的下属有可能助荣生谣，那么，黄健彰先生1970年著作同时引八月初三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给总理衙门的电报，明确指出金州副都统寿长向其报告“日内传闻英、日、俄在海参崴开仗，旅大两口俄人颇形慌乱”，这就是荣禄所不能控制的区域和官员了。 黄先生认为“不能说是荣禄造谣”的结论，应当是正确的。对此我还可补充一条材料，八月初九日，总理衙门收到荣禄的电报：“顷接沪道来电，闻英领事言，英将踞大沽、烟台以拒俄。不知钧署有所闻否？若袭胶澳故智，何以御之？祈荩筹密示。荣禄。青，巳。” 沪道即上海道蔡钧。他也听说了英、俄军事对抗的消息，并因事关大沽，将此消息转告荣禄。

甲午战争后，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争夺，日本采取了联英拒俄的外交方针。三国干涉还辽后，英、日与俄国在中国的争夺相当激烈。就历史真实而言，当时英、俄两国并未开战也无意开战，但英、俄决裂的消息却时有传闻，荣禄只是得到了不正确的情报，报告了不正确的传闻，他并没有造谣。事实上当时此类流言甚多甚广而影响很大。在北京的康有为对英舰到达大沽，英、俄即将开战的消息是认可的，并在其代拟的奏折中以此作为论据。 而在乡间闲居的杨度，也在其日记中称：八月初八日，“电报：英吉利兵船四艘泊大沽口，云俄将不利于中国，故为保护”。十五日，“英俄于海参威开战，又曰广东海面，未知孰是”。

如果认定荣禄并未造谣的话，那么，他调动聂士成的军队，就有可能是针对将会出现的英、俄开战。然此时的荣禄有无乘机调军制袁的打算？现有的材料还是不确切的。

如果荣禄有制袁之意，最佳方案当然是隔绝袁世凯与光绪帝的联系，同时也隔绝袁与其所部的联系，即将袁控制在天津。从前引袁世凯的日记来看，荣禄的方法于此是吻合的，即令袁由京急速返回，而袁到津后，也未让袁立即返回小站。但用这种方法，调军只是防袁从天津脱走回小站掌兵，且以秘密行动为佳，荣就没有必要告诉袁世凯聂军已行动。更何况天津的发动须与北京同时进行，否则调军就不是针对袁而是针对光绪帝了。从北京的情况来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时间似要晚一些，而且一开始的目标也不太确定（后将详述）。

如果说，荣禄仅凭初一日袁世凯晋升，而于初二日就已形成武力制袁的计划并开始实施，且已与北京方面商妥协同动作，同意此论的各位研究先进于此似还无法证明。由此，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称：“聂军的调动固然可能为了应付大沽局势，但也可能是为了防袁”，对此我是同意的，因为黄先生提出了两个“可能”，而对后一个“可能”，我的怀疑程度大于黄先生。

称荣禄调董福祥军进占长辛店乃至进入仪彰门（广安门）之说，档案材料可以证明并无此事。

前已叙及，董福祥军于闰三月由山西移驻直隶正定府一带，其部最南驻在获鹿，最北驻在保定，绵延三百里。四月，董福祥要求其军一部移驻近畿，未能实现。 五月，董军在保定与传教士发生冲突，光绪帝命直隶总督荣禄查办。 六月，荣禄处理完保定教案，提出建议：“此案现虽议结，甘军仍驻保定，既与教士有嫌，日久恐再寻衅。殊难防范。可否饬下董福祥将现驻保定各营，移驻他处，更为妥协。” 光绪帝批准了这一提议。此后董军以正定为中心，分扎各处。 从档案中，我看不到董军在八月初有调动的记录。董福祥此时尚不完全顺从于荣禄，荣若调其军，董必有奏报。

与此恰恰相反，八月初八日董福祥出奏，称其得知光绪帝将奉慈禧太后于九月初五日至二十五日校阅各军，请求担任宿卫。该折称：

伏查奴才所部前经议准移扎涿州，近因查明涿州不便驻扎，奏请仍留正定，毋庸开赴涿州，蒙恩允准。各营自操演外，实皆无事。恭遇銮舆巡幸，奴才岂敢自安。拟敬选派队伍，躬自率赴天津，以备宿卫。如蒙允准，奴才拟早日成行，余营仍留正定，暂且派员经理。

董福祥于此时发出此折，说明他对北京已经发生的政变尚不清楚。但该折清楚地表明，直至八月初八日，董本人尚在正定，其部也未有任何调动。董福祥此折于八月十一日到达，光绪帝已处于无权之地位，在该折上朱批“另有旨”。当日发下的上谕称：“董福祥奏恭遇銮舆巡幸请选派队伍亲赴宿卫一折，该提督应将所带队伍选派在营预备，听候谕旨遵行。” 也就在这一天，荣禄到达北京。第二天，荣禄进见，又下达了一道谕旨：“现在芦台以北山海关以南秦王岛一带地方，颇嫌空虚，著董福祥于所部甘军藉前往演习洋操为名，不动声色，酌拨数营，择要驻扎，以资镇摄。并谕令荣禄知之。” 秦皇岛一带，就是前次传闻英舰队游弋地区，很可能是荣禄根据上次的经验所做的军事补救行动。 八月二十一日，董福祥派何得彪率六营移驻秦皇岛的奏折到京， 当日下发的谕旨称：“董福祥所部甘军，分扎正定、保定、定州一带，形势散漫，不便操练。除何得彪所统六营移驻山海关迤南，其余所部各营均著董督率即行移扎南苑，认真操练，以便简派王、大臣随时校阅，俾成劲旅。” 根据此一谕旨，董军于八月二十五日起陆续开进，董福祥本人于九月初八日率亲军步队从正定出发，移驻南苑。 前引康有为、赵炳麟称董军的调动，很可能他们将事后的调动当作荣禄当时的密谋了。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是，一、荣禄没有造谣；二、荣禄调聂士成军防英、俄开战的可能性大，制袁的可能性很小；三、董军并未出动。当然，前两个结论是由黄先生最先作出，我在此不过稍有补证而已。

由此再检视前引梁启超、康有为、苏继祖、赵炳麟各说，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梁、康因当时对袁有策动，因而对荣的各种行动难免过敏，将荣分散的行动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有预谋的行动；苏、赵是看到了事情的结局，由此将荣禄的行动进行“合理”的推论，而他们当时不若今日历史学家可以占有更充分的材料。

另一位对袁世凯入京十分敏感的局内人是王照。他曾受康党之托运动聂士成，也与闻康党对袁的军事图谋。他回忆称：

七月二十八日（当为二十六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我请袁为御外侮也。”照曰：“虽如此，太后岂不惊？”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于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实为三十日），太后已知之。

王照是根据自己的底牌来推测慈禧太后的思路，也无确据。孔祥吉先生据《随手档》查出王照于七月三十日确有《敬陈管见折》，称王照此说可信，但没有说光绪帝看到这一令人奇怪的奏折有何反应。 在此我还可以再做一点补证，当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称：“本日四品京堂王照等折件，俟拟议办法，陆续恭呈慈览。” 看来光绪帝看到此折尚不明王照之用意，当日未作处理，也未送慈禧太后。又据军机处《上谕档》，王照的这份奏折，后来一直未有处理意见，也一直未送慈禧太后。

八月初二日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

八月初二日（9月17日），军机处《早事》中记载：

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林旭、军机。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召见袁世凯、成勋、周莲、陈春瀛各有其原因。 召见军机是每日的公事。而召见林旭，却是一政治异常现象。同时，军机处也得到了正式的通知，第二天将按原计划由颐和园还宫。也就是说，虽有异常，但非严重。如果当时出现了重大事件，就不会有此回宫时间的确认。 这一天宫中《穿戴档》记：

卯正，外请至仁寿殿见大人，毕，还玉澜堂。……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还玉澜堂。

此一记载与以往几天的日程完全一致。从此记录来看，光绪帝应先召见林旭，后向慈禧太后请安。这一天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记录了光绪帝共收到58件奏折及附片和下达了18道明发、交片、字寄、电寄谕旨。而军机处《上谕档》中由内阁发下的一道明发上谕，却表现出极为异常的现象：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在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开办，毋得迁延观望。

这一道谕旨，正如一些研究先进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发给康有为的，不如说是写给慈禧太后看的。

从谕旨中透露，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有过一场交锋，其中的关键是康有为，结局是光绪帝向慈禧太后让步。此事因何而起？我个人以为，仍是慈禧太后对“懋勤殿”之类议政机构的反应。这一天有两个情况应引起注意：一、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前叙宋伯鲁、徐致靖、王照有关懋勤殿的设计及其人选的三道奏折，于这一天由慈禧太后发下；二、当日吏部代奏主事关榕祚一折，要求重用康有为，“畀以事权，待以不次之位”，而此折当日立即呈送慈禧太后。 争论是否因上述两个原因所引起，我现在还是不能肯定。因为如果称上述两个原因引起争论，那么，光绪帝应在请安后再召回军机撰写上引之旨。这在军机处的流程中是不合常规的。但若称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关于康有为的争论不是发生在八月初二日，而是发生在八月初一日请安时，那么，军机处当日将关榕祚的奏折上呈慈禧太后，岂不是火上浇油。很难想像军机处一面拟命康有为迅速出京之旨，一面将要求重用康有为的奏折上呈慈禧太后，因为关榕祚的奏折属司员士民的上书，按照当时军机处的处理，一般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日收到当日上送也属异常（后将详述）。若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争论发生在八月初二日，也有一个问题，即光绪帝召见林旭的时间。按前引《穿戴档》，“见大人”在“请安”之前，若争论尚未发生，光绪帝召见林旭的用意一下子显得不清晰了。我个人还以为，《穿戴档》所记的目的，是记录光绪帝的穿戴，并非其日常工作的流程，若光绪帝未换衣装，有些活动负责记录的太监是有可能忽略不记的。由此，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关于康有为发生争论的时间以及光绪帝召见林旭的时间，就我所见的史料，尚不能予以确定。

从上引谕旨来看，光绪帝在争论中似未能向慈禧太后当面说清楚，看来只能用明发谕旨的方式，向慈禧太后表示其态度。光绪帝在此谕旨中向慈禧太后表白处有三：其一是他不知道康有为还在北京。光绪帝此处是不诚实的。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于六月初八日发下，七月初五日还有总理衙门代奏康有为的奏折。至于汪康年拒交《时务报》的官司，也因刘坤一的电报，一直打到御前。光绪帝于七月初六日命黄遵宪顺道查办此事，到了八月初三日，也就是命康出京的第二天，黄遵宪才电奏查办《时务报》的情况。可以确认，光绪帝知道康有为尚未离京，但无力向慈禧太后相抗，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其二是强调他召见康有为只是一次。根据当时的谣言，康可以随意出入宫禁，经常与光绪帝密商政务。看来慈禧太后也听到了一些谣言，由此而质问光绪帝。光绪帝不敢当面为自己辩解，只能通过明发谕旨向慈禧太后辟谣。其三是严令康有为离开北京，使用了“毋得迁延观望”的严厉词句，以向慈禧太后表白今后不会再与康有为保持联系。

我个人以为，慈禧太后强令光绪帝让康有为离京，是因其已经觉察到康对光绪帝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此最为警惕。她坚定地认为，能够影响光绪帝的只能是一个人，而且只能是她本人；此外的一切，都应当除掉，就如先前放逐翁同龢一样。然而，赶走康有为，似乎又在表明，慈禧太后反应是有限的，她只是加强了对光绪帝的控制，是由上而下的另一类的“清君侧”，恢复和巩固其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似还没有考虑自己立即走上前台。其中明显的证据是前引军机处《早事》，“皇上明日办事后由颐和园还宫”。

据康有为称，林旭带下了光绪帝的密诏，此即康有为所称的第二道密诏。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称康此处必有篡改；房德邻先生1983年论文据梁启超对康有为诗的小注，称第二道密诏是由林旭传来的口诏，康有为据此伪造；汤志钧先生1985年论文，考证了第二道密诏的版本，认为确有第二次密诏，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新闻报》所刊为其最初的版本，康有为有所改窜；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放弃了口谕的说法，而是采用了汤志钧刊布的《新闻报》该诏言词。

以上各位研究先进，所据资料大体可录于下：一、王照称：“另谕康有为，只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 二、梁启超称：“先生于八月初二日奉朱谕命出京，初四日复由林暾谷京卿传口诏促行，初五日遂行。”三、梁启超又称：“先生当国变将作时，曾两次奉朱笔密诏……第二次由四品卿衔军机章京林旭传出者。两诏启超皆获恭读。……其第二诏末数语云：‘尔爱惜身体善自保卫，他日再效驰驱，共兴大业，朕有厚望焉。’” 在第一条材料中，王照承认有第二诏，但对其内容仅认定了“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而“以待他日再用”六字是该日明发谕旨中所没有的。在第二条材料中，梁启超提到了口诏，也提到了八月初二日的朱谕。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上引该日明发上谕看待，那么就没有密诏，而只是口诏；如果将八月初二日朱谕当作第二次密诏，那么，除了第二次密诏，还另有口诏。光绪帝初四日并未召见林旭，若有口诏，也只能是初二日对林旭所言，此中的“初四日”应是林旭向康有为传口诏之日。林旭于八月初三日随光绪帝由颐和园回到城内，第二天向康有为传口诏也合于情理。在第三条材料中，梁启超称其亲见第二诏，十分委婉地否认康所称“出外求救”等语，但称“共兴大业”一语，汤先生的论文对此表示了疑问，黄先生的著作更是指出，此语与光绪帝的身份不合，不是君主对臣子的口气。

由此，我以为，初二日光绪帝召见林旭，也有可能并无密诏下发，只是让林旭传达他的口谕；如果光绪帝真有第二道密诏，也不能相信梁启超的说法，只能认定王照所称的“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

八月初三日参预新政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

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出现了政治权力的异常，由于该件十分重要，特引其全文：

本日陈兆文奏保举人才片，奉明发谕旨一道。闵荷生奏请将会馆改学堂片、耿道冲奏请设保险公司折，又二十七日胡元泰请清教案呈、宋汝淮条陈矿务河工呈，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总理衙门代递张元济条陈折一件，户部代递闵荷生、耿道冲条陈折各一件，陈兆文条陈折一件，濮子潼条陈折片各一件，均奉旨存。都察院代递柽格等折呈，俟拟定办法，再行签呈慈览。谨交陈兆文等各原折、片、呈并昨日因应行钞录未及呈递之孙家鼐、阔普通武、陈季同、金蓉镜、暴翔云、霍翔各原折恭呈慈览。谨奏。

其中最要害的是“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一语，也就是说，谕旨在下发前，要经过慈禧太后，原来的事后报告制度，变成了事前请示制度。最先注意到这一奏片的是林克光先生。他于1987年写了两篇论文，称此日是戊戌政变发生的实际日期，从这一天起，光绪帝“失去了单独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也支持林先生的看法，称“这种变化表明光绪帝已不能自行处理日常政事，他只能‘拟定办法’，然后向太后请示，待太后同意才能办理，权力已转移至太后手中”。

应当说林先生在此有了重大的发现，但他放大了这一发现，其结论是不正确的。从《上谕档》来看，上引军机处奏片中侍讲学士陈兆文保举李稷勋片，就奉明发谕旨一道，“翰林院庶吉士李稷勋著预备召见”，即没有经过慈禧太后而下发了。而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陈兆文的正折是《请召张之洞入直军机折》，光绪帝甚至就没有上送慈禧太后。

除了八月初三日军机处奏片外，林先生的重要佐证之一是当日《上谕档》仅记李稷勋预备召见一道，“而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却记有派李盛锋（铎）代理驻日公使的上谕，《光绪朝东华录》有记令荣禄切实办理保甲的谕旨，此二道谕旨《上谕档》均无记载，可见非光绪所发，而是慈禧撇开光绪直接下发的。”“光绪帝已于六月二十四日令维新派黄遵宪任驻日公使，这时慈禧以李盛铎代之，证明初三日慈禧已取代光绪帝亲自发布上谕和裁决日常政务。”

林先生在此犯有错误。军机处记录上谕有多种档册，其中《上谕档》只是一种，派李盛铎为代理驻日公使是用电报发给驻日公使裕庚的，而《上谕档》是不记录电旨的，有关电旨则记在军机处另一档册《电寄档》中，同日还记有光绪帝发给四川护理总督文光、广西巡抚黄槐森电旨各一道。此三道电旨皆未经过慈禧太后批准而由光绪帝下发了。 林先生以《上谕档》未记有此电旨，即称是由慈禧所发，是因其对军机处档册制度不熟悉所致。然而，李盛铎的继任，也非因慈禧太后，而是出自驻日公使裕庚的提议。早在六月十七日，总理衙门收到驻日公使裕庚的电报，“庚自上月久病，弱不能步。东西医谓：非内渡不能治。田贝（卸任美驻华公使Charles Denby）到卧室所目睹。使必筋力为礼，岂可卧治，焦灼之至。求早定人，请旨简放，速来接替，以免贻误。” 为此，光绪帝以黄遵宪接替之。可是黄遵宪由湖南起程后，一路生病，多次请假。裕庚见黄接任无期，遂于七月初九日电总理衙门，称其腿疾已不能上楼，“仰求奏明先派员前来代理”。 而七月二十九日，黄遵宪在上海电总理衙门，称患肺炎，难以就道，九月二十日日本天皇诞辰“似须仍由裕使庆贺”。当总理衙门将此意电告裕庚时，裕大怒，回电称：

卅电祗悉。庆贺大典，但能勉强，岂敢有意忽略，惟腿疾非别病可比，众所共睹。九月万不能愈。庚陈知已久，实不敢任贻误邦交之咎。且黄使来既无期，使署公事病躯难以支持。现患已入膏肓，前代奏赏假两个月赴沪调理并请旨派员代理数月，譬如现看学校之四人中似皆可备选择。黄使新病，仰邀格外体恤，庚三年无功，亦无同乡相助，诚不如黄使。惟久病就医，圣朝所曲宥，亦求垂怜万一，幸甚。

此中的“现看学校之四人”即为派往日本考察大学事宜的江南道御史李盛铎、翰林院编修李家驹、翰林院庶吉士寿富、记名御史工部员外郎杨士燮，而李盛铎先期赴沪准备行装。 总理衙门于八月初二日收到裕庚大发怨怒的电报，初三日又收到荣禄帮裕庚说话的电报， 正是在此背景下，光绪帝选择了李盛铎暂行代理。此事与慈禧太后似无关联。

至于称《光绪朝东华录》中有令荣禄切实办理保甲的谕旨，此系林先生之误读，将荣禄奏折中照录六月十二日之谕旨，误为当日下达荣禄的谕旨。且《光绪朝东华录》收入此折的日期也有误。查当日军机处《随手档》并无荣禄奏折，而在七月十九日记有荣禄《办理保甲渔团折》，奉朱批：“知道了，著严饬各属切实办理，毋得徒托空言，仍属有名无实。” 此为收到荣折的准确日期。林先生称《光绪朝东华录》有慈禧太后给荣禄谕旨，是其未细察史籍和档案所致。

林克光先生认为八月初三日光绪帝失去独立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其主要证据是将前引军机处奏片与初二日的军机处奏片相比较，初二日奏片称：“又，本日内阁代递曹广权等条陈，现在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是很明显的事后报告制度。然林先生又称：“必须强调指出，《上谕档》自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有‘恭呈慈览’的记载起，直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止，从行文格式到对奏折的处理办法完全相同，‘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有时仅简单记本日某某折恭呈慈览）。”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沿用了林先生的说法：“自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完全归政后，日常事务就由光绪帝处理，虽然不时向太后请示，但大多是办理后才向其报告。《上谕档》有这种记录，通常记有某日某些奏折‘现拟议办法，均俟分别办理后，再行陆续恭呈慈览’。这种记录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林、房两先生的上述说法，涉及我在前节所言明的重要奏折须 当日 以原件上送慈禧太后的制度，应进行仔细查考。然对照《上谕档》，林先生的提法语意不清，而房先生的提法则是有误。

我虽未查明重要奏折上送慈禧太后的制度始于何时，仅就我所见到的《上谕档》、《洋务档》而言，军机处向慈禧太后报告上送奏折的奏片，大体上如同林先生所称的“简单”方式，即称本日某某奏折及相关谕旨“恭呈慈览”，并无“分别办理后”之类的词句，这里面牵涉到重要奏折上送须在当日的制度。 最初出现“办理后”再呈送慈禧太后的说法，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该日《上谕档》中军机处奏片称：

本日户部奏代递主事宁述俞折一件、王凤文呈二件、彭谷孙呈一件、陶福履呈二件，宗人府奏代递主事陈懋鼎折一件，现在酌拟办法，拟明日再呈慈览。再，二十日总理衙门奏代递知县谢希傅条陈呈一件，谨于今日呈递。谨奏。

该奏片称，当日收到的折件，因来不及立即处理，无法上送慈禧太后，表示“明日”再呈。而前天收到的一折，今日上呈。这是对重要奏折当日以原件上送慈禧太后制度的一个修正。第二天，军机处将上述折、呈及相关谕旨上送慈禧太后。 七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奏片提到了各种折、呈57件，其中14件奉有相关谕旨，“谨将原折恭呈慈览。其余折、呈，俟核议奏明办理后，再行恭呈慈览。”也就是说，另43件折、呈应当上送慈禧太后，因未及时处理而无法上送，且也没有说明处理的期限。该奏片中的“核议”、“奏明”、“办理”三词，也流露出此类折、呈的处理流程。七月二十五日，军机处只上送了本日的奏折，未提及二十四日未上送的各折、呈。七月二十六日的军机处奏片，上送了本日折呈9件，二十四日的折呈23件，并称还有几件折件“俟核议办理”，也未提及处理期限。此后，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的提法是“俟陆续核议办理后”，二十八日的提法是“俟筹议奏明办理后”，二十九日的提法是“俟核议办理后”，三十日的提法是“俟拟议办法”，八月初一日的提法是“现在拟议办法”。由此可见，类似“分别办理后”再上呈慈禧太后的现象出现于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初二日，共计只有8次。这与林克光、房德邻两先生论文中的提法是不吻合的。

自雍正帝建立军机处之后，其办事的基本方法是当日收到的奏折当日处理，只有极个别的奏折会拖上几天；所有的奏折都由皇帝亲拆亲理，一切决定出自圣裁。而上述军机处奏片提到的“酌拟”、“核议”、“筹议”、“拟议”以及“奏明”、“办理”，与军机处的办事规则并不符合，又由谁来进行“酌拟”之类的工作？就“核议”、“奏明”、“办理”的工作程序来看，此一文件处理方式有如内阁的“票拟”。

为此将《上谕档》、《洋务档》、《随手登记档》等档册参核对照，可以看出，凡属于“酌拟”之类的折件，都是没有直接上奏权而由各衙门代奏的司员士民的条陈、折、片、呈。惟一的例外是七月三十日四品京堂王照的《敬陈管见折》，前已说明，此折是王照奏请将袁世凯军调往河南剿匪之折。而有直接上奏权的督抚疆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的奏折，还是按照原来的规则，当日处理当日下旨的，并未进入“酌拟”之类程序。由此可以看出，自七月二十二日后，光绪帝收到的奏折分成两类：有上奏权的衙门或官员之折件，仍由光绪帝朱批、下旨；而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之折件，则交到军机处进行“酌拟”，提出处理意见后，再送光绪帝，有如内阁的“票拟”。而负责处理后一类折件的，我以为，正是于七月二十日奉命“参预新政”的四名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

在杨锐等四人入值前，军机处的构成是，军机大臣6人，军机章京分满、汉各两班共38人。 其班子已经是很大的了。然军机章京的员额数量是固定的，出缺一人，补入一人。每次补人，均由军机处上奏片请旨即可。 杨锐等四人入值，与以往做法有所不同。从档案中可以看到，七月二十日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载：“递保举业经召见人员名单”，《上谕档》中有此名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西候补道恽祖祁、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杨、刘、林、谭名上有朱圈。 由此可见，光绪帝命军机处将已经召见过的被保举人员开出名单来，而当时只有5人，光绪帝在5人中选取4人。 当日下发的谕旨与普通的军机章京授职大不相同：“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杨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杨锐等新章京奉旨“参预新政”，又是如何“参预”呢？对此，梁启超称：

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

康有为对此亦称：

上以枢臣老耄守旧，而又无权去之，乃专用小臣，特加侍读杨锐、主事刘光第、中书林旭、知府谭嗣同，以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上以无权用人为大臣，故名为章京，特加“参预新政”四字，实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阅看拟旨，于是军机大臣同于内阁，实伴食而已。

康、梁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多被引用。由于军机处的工作在当时是保密的，杨锐等人的工作实情，外人并不知晓。“参预新政”四字，并无明确的界定。湖南巡抚陈宝箴显然只是从字面上理解杨锐等人的工作，他于八月初七日电奏称：

近月以来伏见皇上锐意维新，旁求俊彦，以资襄赞。如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皆以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仰见立贤无方，鼓舞人才至意。惟变法事体极为重大，创办之始，凡纲领、节目、缓急、次第之宜必期斟酌尽善，乃可措置施行。杨锐等四员，虽为有过人之才，然于事变尚须阅历。方今危疑等决，外患方殷，必得通识远谋，老成重望，更事多而虑患密者，始足参决机要，宏济艰难。

陈宝箴电奏的主旨是请命张之洞入值军机处。 他对杨锐等四人在军机处的作用显然估计过高。

杨锐等人对他们的工作，也留下了其私人的记录。杨锐于七月二十八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遂奉命与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三人，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即日入直。朱谕云：“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命参预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势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圣训煌煌，祗增战悚。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事体已极繁重，而同列又甚不易处。刘与谭一班，兄与林一班。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当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签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也。

刘光第在八月初一日的私信中称：

二十日得被恩命：“赏给四品卿衔，著在军机章京（即俗称小军机是也）上行走，参预新政。钦此。”（此同杨锐、谭嗣同、林旭共四人，不过分看条陈时务之章奏耳。因有“参预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兄本拟明岁节省余钱为买山之资，便可归田。乃无端被此异遇羁绊，且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但学术不明久矣，上书者多可笑，且有讦告恶习，斯为流弊耳）。汝于交游中，如见有欲上书者，必须真有建白方可，否则不如其已也（盖目下条奏既多，即好者亦多与人雷同，便无足观）。……兄二日一班，每日须于三更后入直，忙迫极矣。

均是杨锐、刘光第在入值之后写给亲人的私信，言词中没有避讳。他们称自己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奏章”，“每日发下条陈，恭加签语，分别是否可行，进呈御览”。而在当时的公文用语中，“条陈”与“奏折”、“附片”是有区别的。前者多指没有上奏权的司官士民进呈之件，后者已有固定的书写格式以及对应的处理方式。从上引私信可见，司官士民的时务条陈并未由皇帝亲拆并伴随旨意下发军机处，而直接下发给新进的军机章京，由其加签语，其工作方式与内阁的“票拟”大体相同。

从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每日的奏折不过十余件至二十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则不同，数量开始增加。四月“百日维新”开始，奏折数量再次上升。六月准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后，又增加了新的部分。而七月王照超擢三品衔四品京堂后，似乎开出了一个登进之门，涌入了潮水般的条陈，军机处每日收到的折件已是正常情况的几倍，其工作不能不受影响。最明显的事例是，此一时期的军机处各种档册，尤其是《随手登记档》，不像以往那样井井有条，而有些零乱。对于数量急增的司员士民的条陈上书，军机处的工作已处于饱和，有点处理不过来了。 在此情况下，由新任“参预新政”的四章京专门处理司员士民的上书，也是很自然的办法。

虽说杨锐等四人入值军机章京是以四品卿衔，地位不低，而当时原有的军机章京，皆由京内衙门得力司员调任，地位也相当高。在当时的滥保下，军机章京的头衔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尽先即选道员、得道员后加二品衔、花翎三品衔、兵部郎中惠兆”。当时的军机章京中，三品衔达14名、四品衔达12名，杨锐等人的品级相比也不算高。杨锐等四人的任职指明“参预新政”，由此并不在原有的军机章京中排班。 他们四人分成了两班。他们的工作与原有的军机章京班底并不混在一起，工作中也有不合拍之处。最明显的是，他们经常将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与代奏的机构搞错。例如，七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代奏章京郑孝胥条陈，当日的军机处奏片称奉旨：“军机大臣议奏”，而因郑的条陈需抄录，只能第二天再呈。第二天的军机处奏片却称郑的条陈上于二十八日，奉旨“存”。诸如此类的错误甚多，我在处理七月二十二日之后的军机处奏片时，常常难以下手，只能与《随手登记档》等档册反复核对，才能查出此类司员士民条陈的实际上奏时间与代奏机构。 以上的差错还出现在军机处附送当日重要奏折给慈禧太后的奏片中，如果不细心核对，一般不容易发现；更严重的是，以光绪帝名义下发的谕旨中也有此类的差错。如七月二十七日，“交农工商总局。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端方等代奏刑部主事杨增荦条陈农政利弊一折，著农工商总局议奏。钦此。’相应传知贵局钦遵办理可也。”查《随手登记档》，杨增荦条陈是由刑部代奏，而农工商总局大臣恰是端方，端方一奉旨，即可发现其中之错。又如八月初二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刑部代奏郎中霍翔呈请推广游学章程等语，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霍翔的本官是刑部郎中，差使是总理衙门章京，霍翔的条陈是于七月二十八日由总理衙门代递的。当总理衙门大臣奉到此道谕旨，很可能是哭笑不得，分明由其代递的条陈交议时却成了刑部代递。 堂堂圣谕竟然出错！在以往的军机处工作中，此类错误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今天之所以能发现其错，也只是将军机处有关档册作一核对。“参预新政”四章京，作为军机处中的新手，出现一些差错也是难免，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原来有经验的军机章京的帮助，如果他们查一下军机处的有关档册，此类的错误就会大大减少甚至避免。反过来说，上呈慈禧太后的条陈，也有在军机处《随手登记档》中未注明代奏时间和机构的，如八月初二日军机处奏片中的“沈博青折一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查出其出处。 造成此类差错的原因，当是新章京与原有章京之间在工作中缺乏配合。这使得刘光第、杨锐都感到卷入旋涡的中心，私信中称“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流露出身退之意。

而杨锐等四人入值后，正值司员士民上书汇成高潮。从军机处《早事档》、《随手登记档》来看，七月二十一日，总理衙门、工部、军机处代递条陈6件；二十二日，户部、宗人府、国子监代递条陈10件；二十三日未有代递；二十四日，内阁、翰林院、吏部、刑部、农工商总局、大学堂、都察院代递条陈共48件；二十五日，总理衙门、户部代递条陈5件、书2种；二十六日，都察院代递条陈12件、图1件；二十七日，内阁、吏部、兵部、翰林院、都察院代递条陈17件、图3件、气枪1杆；二十八日，宗人府、户部、刑部、总理衙门、都察院、农工商总局代递条陈24件；二十九日，神机营、内阁、兵部、户部、工部、翰林院、都察院代递条陈41件、图1件；三十日，宗人府、兵部、户部、内阁、工部代递条陈9件；八月初一日，户部、礼部、都察院、翰林院代递条陈13件；初二日，兵部、内阁、翰林院、吏部、刑部、国子监代递条陈13件。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原本都是候补官员，并没有担负过实际的政治责任，每天遇到如此多的条陈（且这些条陈动辄数千字），而签出供光绪帝参考的处理意见，作为生手，其工作强度是可以想见的。当日不能处理完毕这些条陈，也是很自然的，于是，七月二十二日以后军机处给慈禧太后上报重要奏折的奏片中出现了留待处理的字样“酌拟”、“核议”、“筹议”、“拟议”等等。

对于杨锐等新章京的此类工作，孔祥吉先生在其论文中引用了杨锐、林旭在满人奎彰条陈上的“签拟”条：“所陈是否属实不可知，然揆之情理，必非敢于造言欺罔，所请应候圣裁”；并称：“在清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见是比较多的，然而，笔者尚未见过任何一条签注意见与维新派的主张相左。” 孔先生所称的奎彰是刑部候补笔帖式，其奏折我也找到，但上面并无孔先生所引杨锐、林旭的签拟。孔先生称“在清档中，杨锐与林旭类似的签注意见是比较多的”，此处的“清档”可能是“清代档案”，但我所看见的档案中，军机新章京的“签拟”条并不多见，只发现了14件，且上面也没有注明杨锐、林旭的名字。为此我无法对孔先生的判断进行验证。 然孔先生与我所发现的这些“签拟”条，已经提供了实证可以说明前引杨锐、刘光第在其私信中所谈到的他们实际工作的情形。康有为、梁启超称军机新章京们包办了军机处的拟旨、原有的军机班底不过伴食而已的说法，是为了宣传而在有意说谎。按照清代制度，军机章京不同于军机大臣，即平日无法见到皇帝， 杨锐等四人入值后，仅杨于七月三十日、林于八月初二日为光绪帝召见，刘、谭两人入值后未能见到光绪帝。不能见面又如何拟旨？康、梁与谭嗣同、林旭交密，而完全知其工作性质，他们不负责任的宣传迷惑了当时和后来的许多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对此当时便知情知底。他与杨锐关系甚深，以致杨被称为张之洞的在京坐探。当他得知杨锐被捕后，于八月十一日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让其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援救，其理由是：一、杨锐由陈宝箴所保，与康党无涉；二、“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 前者是言组织联系，后者是谈工作性质。“要事概未与闻”一语，若非知其底里是不可能也不敢随随便便说出来的。

由此再检视本小节一开头所引用的八月初三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可以分析出几层意思来：一、上报了翰林院侍读学士陈兆文的一片，并附告了光绪帝的谕旨（未经慈禧太后批准而已下发）；二、户部候补主事闵荷生、户部学习主事耿道冲的奏折（据《随手登记档》系由户部代奏），内阁候补中书胡元泰、山西介休县附监生宋汝淮（据《随手登记档》系由都察院代奏）的奏折，共4件，已由军机处（即新章京）签拟出办法，呈交慈禧太后审定后再下发；三、侍读学士陈兆文正折、松江知府濮子潼折片各一件、总理衙门代递的张元济、户部代递的闵荷生、耿道冲奏折，共6件，因奉光绪帝旨“存”，即算处理终结了，也只是呈送慈禧太后（不再由其审定下发）；四、本日由都察院代递的柽格等奏折（查《随手登记档》，共有14件），留待军机处签拟出意见后，再送慈禧太后审定。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没有上奏权的司员士民的奏折，其由军机处签拟意见时有实际举措的，才须由慈禧太后审定；而此类条陈若奉光绪帝旨“存”，即没有实际举措，只须上送慈禧太后即可。光绪帝并没有失去单独决策和处理政务的全部权力，而是失去了单独对新军机签注的司官士民条陈的决定权力。至于其他权力，光绪帝一如其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不厌其详地查据军机处《早事》、《早事档》、《随手登记档》、《上谕档》、《电寄档》和宫中《召见单》，以说明八月初三日这一天光绪帝的政务处理情形：在早朝时留下了户部、总理衙门、都察院及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兆文、松江知府濮子潼的奏折共21件，当场批准了户部奏折2件，批准了载濂、钮楞额、李端棻、德寿、锡露、钟亮6人的病假；召见了周莲（新任直隶按察使谢恩）、玉贵（新任福建知府谢恩）和军机；办事时朱批了云贵总督崧蕃、云南巡抚裕祥的3折，朱批了两江总督刘坤一、漕运总督松椿、江苏巡抚奎俊的4折2片2单，独立处理了翰林院侍讲学士陈兆文、松江知府濮子潼、军机章京鲍心增、总理衙门章京张元济的4折2片（其中上递慈禧太后3折2片），独立处理了主事闵荷生、耿道冲奏折各1件（上送慈禧太后）；发出了明发谕旨1道、电寄谕旨3道。只有本日户部代递的主事闵荷生、耿道冲另两件奏折和七月二十七日由都察院代递的中书胡元泰、附监生宋汝淮的两件奏折，由军机处签拟意后呈送慈禧太后，“俟发下后再行办理”；并表示本日收到的都察院代奏的柽格等奏呈等到军机处签拟出意见后，再呈慈禧太后。由此表现在政治权力上，只是原来由军机处签拟意见而交光绪帝决定的司员士民的上书，从此移交到慈禧太后手中。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一下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

本日奕劻等奏编辑约章通行给领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孙家鼐等奏顺天中学堂筹办情形折片各一件，奉明发谕旨一道；孙家鼐奏四川京官设立蜀学堂据呈代奏折，奉明发谕旨一道；御史李擢英奏州县征收钱漕折价浮收片，奉寄信谕旨：著各直省督抚饬属核减，又奏河南州县办理昭信股票扰民片，奉寄信谕旨：著刘树堂查明具奏；徐桐等奏宗室等四学向隶宗人府等衙门请旨饬议片，奉交片谕旨即著该大臣转咨宗人府、内务府议奏，又奏八旗官学改为学堂折，奉旨：依议，又奏参玩视公务之笔帖式片，奉旨：依议；孙家鼐奏河南筹办学堂折，奉旨：依议，又奏酌核大学堂科目片，奉旨：依议；李擢英奏变通武场折、翰林院奏代递编修黄曾源奏借才非现在所宜折、伊藤不宜优礼片、和俄以疑英日片，均奉旨：存。又，二十七日翰林院奏代递阎志廉条陈折，内阁奏代递中书王景沂请训饬大臣折、请州县久任片、请考试部员片，户部奏代递笔帖式周祺请筹饷办团练折、谨拟备敌之策片，兵部奏代递主事梁旭培胪列矿地折、矿务章程三片，笔帖式棠耀请变通时务折，均签拟办法，恭呈慈览，俟发下后再行办理。谨将奕劻等原折片二十六件恭呈慈览。其余各折呈俟拟议办法，再行陆续呈递。谨奏。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初四日签拟办法送慈禧太后审定的，只是由翰林院、内阁、户部、兵部代递司员条陈折共11件，而翰林院代递的编修黄曾源一折两片因奉光绪帝旨“存”，也只是上送。

对于我的这一结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来自林旭的证据。据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五日，林旭、严复来到郑的住处，林旭称：“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 郑记中“今日”的时间有误，但“新章京所签诸件”一语，却说明了八月初三日政治权力异动的范围。由此，我以为，林克光先生1987年两篇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称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已经发动政变，光绪帝失去单独理政权力的结论，是对部分事实的放大，是不正确的。

问题在于慈禧太后为何对司员士民的上书及其处理感兴趣，而对有上奏权的官员奏折及其处理却放在一边？我以为，这是针对“参预新政”新进四位军机章京的。如果说，外间可能对杨锐等四章京的工作性质不知情，而慈禧太后应当是了解内情的。前已提及，有直接上奏权的官员奏折，是由原来的军机班底来处理，那么，所有的军机大臣进退都是经过慈禧太后的，他们拟旨时，一定会感到慈禧太后从远处射来的目光（罢免礼部六堂官是光绪帝的朱谕）。而司员士民的上书，却是先由新进四章京签拟的，有如“票拟”，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不算最为重要，但他们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军机大臣，这是因为军机大臣是奉旨拟旨，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进四章京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且司员士民上书中，什么样的意见都会出现，正如杨锐在私信中所称“万不可行之事”，而一旦形成旨意，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又是难以更改。前节已言明，四位新进的军机章京并未经过慈禧太后的同意，而当时的新旧党争使慈禧太后对之充满了敌意，统统视之为康党，这从后来她不分青红皂白将四位新章京全部抓起来杀头中可看出她的心情。于是，慈禧太后将此类“签拟办法”接手过来。当然这是我对慈禧太后心态的主观推测。如果再放胆一些，前节提到的曾廉奏折已经被研究先进们证明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有预谋的，或许慈禧太后听到了什么，以收集康、梁的罪证。当然，这么说，主观猜测的成分就更大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军机新章京“签拟”意见交由慈禧太后最后决定，出现在八月初三日的军机处奏片上，但慈禧太后让光绪帝交出此项权力却发生在前一天，即八月初二日。 将此与该日下发的令康有为出京的明发谕旨相联系，可以推测到这一天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争论的核心——康有为与康党。

综上所述，可略作数语作为本节的小结。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即光绪帝住园期间，他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异动，首先是慈禧太后否决了光绪帝设立议政机构的提议，并发出了对其皇位的威胁；其次是慈禧太后迫光绪帝赶走了康有为；再次是慈禧太后通过对司员士民上书“签拟意见”的审查，监控了参预新政的新进四章京。光绪帝在此期间表现出“引袁”之意，后党对此似未采取军事行动以制袁。在此过程中，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在缩小，而慈禧太后的权力虽在扩大，但仍未走向前台。作为此一政治异动的外部表征，此一时期维新政令的数量与要求都明显放缓。

八月初三日，是光绪帝预定由颐和园回宫的日子。宫中《穿戴档》这一天记：

上戴绒草面生丝缨冠（缀珠重七分），穿酱色江绸单袍，石青江绸单褂，束绿玉钩褡线鞓带，穿青缎凉里尖靴。卯正，玉澜堂见大人，毕。巳初，寻常褂下来，更换石青江绸单金龙褂，戴伽南香朝珠，挂带挎。办事后，外请至乐寿堂圣母皇太后前请安，毕，至颐乐殿看戏。午初进晚膳。未正，外请还养心殿。朝珠、金龙褂、带挎下来，更换寻常褂。

这是一份完整的记录，时间的刻度很详细。光绪帝早晨6点开始在其寝宫进行早朝，单独进行了当日的政务活动后，来到了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至于在颐乐殿的活动，《起居注册》中还有一项“侍早膳”。 而从内务府升平署的档案来看，这一天演戏是于七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决定的。 内务府升平署演出的戏目是“丹桂飘香”、“昭代萧韶”、“庆安澜”，除了升平署的太监戏，还外请了“义顺和班”演了六出。太后颁下的赏银为403两，与平时相比，也是一个正常的数字。开戏的时间也因为这一天的重大政治变动而显得十分重要，升平署档案称，戏班是卯正二刻进门，“巳正五分开戏，戌正二刻十分戏毕”。 也就是说，上午10点多开戏，当戏结束时，已是晚上8点半了。从光绪帝“侍早膳”的举动来看，他应在10点之前就来到了乐寿堂。据上引《穿戴档》，光绪帝“午初进晚膳，未正外请还养心殿”，也就是中午11点多吃晚餐，下午2点离开颐和园。而慈禧太后这一戏迷，并没有因光绪帝的离去而叫停，仍让戏一直演到晚上。请安、侍早膳、看戏，从表面上看，两者的关系上还飘着一丝亲和的风，而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

光绪帝此时回宫，虽是早在七月二十五日所定，但也是其政务所必须。据清代礼制，每年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坛，八月七日正是戊子，光绪帝须亲祭。又据清代礼制，皇帝亲祭社稷坛，须事先三日斋戒，即初四日开始斋戒。 又据当时的政务安排，光绪帝初四日将接见带领引见人员，其中宗人府带领引见22人，吏部带领引见17人，正白旗蒙古带领引见4人。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将相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此事将引发一场风暴。

回到宫中的第二天，八月初四日（9月19日），光绪帝决定，八月初十日由宫中再去颐和园，十七日由颐和园返回宫中。 Ql7U6nxCUHJKGOg0gNcWdhG9yc8eYHChfnGytuZEUhFel6SjvbJq+u4HXgXChV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