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的二十年中悄然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进展，阅档的条件也不断改善，虽与世界各大档案馆相比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中的进步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是阅档的人数在减少，平时很少见有专业工作者，每到寒、暑两假，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经常多于中国人。上个世纪被称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的“大内档案”，似乎不再光鲜夺目。

在这二十年中，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相反，日渐减少。从拥挤到冷清，我虽目睹了阅档室的变化，但经常找不出此中的答案。

就我从事的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今天，年轻学生经常告诉我，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史实”经不起查证，往往是一考即错。对此我也有同感。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最重要的工作似为“史实重建”。

史实重建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以时下的标准来衡量，投入与产出可能并不那么划得来。这只是从个人的短期的角度来计算，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可能正好相反。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每年中国近现代史要出产数以百计的著作，数达千位的论文。这一数字让我震惊。谁都可以断定，这些著作和论文中的相当部分，几年后可能自然而然地消迹不显，那才真是一种极大的人力牺牲和物力浪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史实重建反而是投入少产出高。我目前的研究兴趣是戊戌变法，有两位史实重建的研究先进，一是黄彰健先生，一是孔祥吉先生。前者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著作中提出了巨大的假设，后者在80年代末的著作中做出回应。他们的成就经历数十年光芒不灭。相对于同时代诸多戊戌变法的研究，他们现在的产出价值远远高于当时的投入成本。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来说，最大的专业优势在于我们不缺乏史实重建的原料，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现在阅档室有了空调，不收调档费，提供开水，代订午饭，中午也可以继续阅档，可人数为什么减少了呢？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

1995年初，在上海的一个座谈会中，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先生建议我研究戊戌变法。此时，我的前一研究项目即将结束，正开始寻找新的研究方向。三年后，到了1998年，我在完成前一研究的扫尾工作，按照潘先生的提议，进入戊戌变法研究的前期准备时，出席了两个纪念戊戌百年的讨论会。前一个会议在香山的一个寺院里召开，朱维铮教授说，时间过了一百年，但对维新一百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仍旧不那么清楚。后一个会议在挂甲屯的一个宾馆中召开，会上关于戊戌政变的原因，各位研究先进再次发生了争论。当我慢慢浸入戊戌变法研究的深水中，我突出的感受是，相关的史实依然眉目不清。

五年多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我总算是做了一点点史实查证的工作。此次结集是为了做一个交代。

尽管人生已有多种际遇，但我在研究方面的运气实在太好。正当我决意研究戊戌变法时，1998年11月恰有机会来到日本，使我看到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日本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对我是一个促动，京都学派的缜密细心使我心向往之。随后我于1999年4月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连三年没有发表论文，但在宽容的环境中我没有受到任何指摘，使我能够静下心来。2000年1月我又有机会去台湾，看到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的总理衙门档案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清代档案，在那里看档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享受。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各位师友更是为我提供极大的帮助。在研究经费上，我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社科部配套资金、985计划明清工程资金的帮助。2000年7月到12月，我在香港大学历史系访问。2002年11月至次年2月，我在剑桥大学远东研究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访问。2003年8月起，我在东京大学文学部访问。域外客舍的宁静，又使我能够摆脱教务与杂务，潜心于百年前的故人旧事。本项研究的最初档案整理工作是在香港完成的，其第五篇关于日本的论文，主体部分是在剑桥和巴黎完成的，其第三篇关于“上书”的论文，是在东京完成的。我写上这些相当私人化的流水账，是为了感谢在上述事情上帮助过我的各位师长友朋：张海鹏教授、卫藤沈吉教授、山田辰雄教授、徐辉琪教授、王天有教授、吕芳上教授、张启雄教授、陶文钊教授、罗曼丽（Priscilla M.Roberts）博士、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博士、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院士、岸本美绪教授、并木赖寿教授、牛大勇教授、杜进教授、枥内精子女士……

感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诸位女士与先生，他们的热情服务使我很快地掌握了大量档案，其中朱淑媛小姐、李静小姐、葛会英小姐、吕小鲜先生、卢经先生等人帮助尤大。感谢曾对本书一些论文进行审查的研究先进：戴逸教授、杨天石教授、房德邻教授、潘振平先生、郭卫东教授、谢维先生、马忠文先生……他们的批评和鼓励对我是鞭策，毫无疑问，本研究的一切错误由我个人负责。感谢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两个机构服务时关心照顾我的诸多前辈，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王庆成教授、曾业英教授、朱东安教授、何芳川教授，而何教授，我几乎从未与他说过话。

我时常怀念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他去世已十五年了。但在这十五年中，我能经常地感到他的存在，尤其是我遇到困惑、困境和困乏的时候。这种情感是无法用感谢之词所能表达的。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郑匡民先生。本书第五篇关于日本的论文是我和他共同完成的，双方的作用也是不分彼此的，但他大度地容我收入我的结集。当然，以后他结集时我也希望再收入。这一个丑媳妇可以更多地见公婆了。

茅海建
2004年1月于西八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