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前，当我决心对戊戌政变做一考察时，以为我的报告大约一两万字就可以结束，且很有可能一无所获；而今完成如此烦琐考证的长文，依例必须做一结论时，却又发现，我虽在细部上多有新见，但在总体结论上，仍是一无所获：首先，我认为，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其中若要明确一个具体的时间，仍是八月初六日。而“过程说”已由骆宝善先生1999年论文、房德邻先生2000年论文相当明确地提出，八月初六日政变说更是传统的结论。其次，我认为，政变起始于七月十九日光绪帝未依当时的政治游戏规则，即先请示慈禧太后，而是独立地决定罢免礼部六堂官。而丁文江、赵丰田的著作于1936年便指出，此事“也是促成守旧派积极运动政变的一大原因”。第三，我认为，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而萧一山先生1963年的报告，便提到了开懋勤殿与戊戌政变的关联。第四，我认为，光绪帝召见和提升袁世凯，似未引起慈禧太后及后党的激烈反应，荣禄并未造谣、调兵以图制袁。而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就对此进行了细密的论证，并得出了稳妥的结论。第五，我认为，八月初三日慈禧太后限制了新任军机新章京的“签拟”权力，并不是于此日政变。而这一命题的提出，却肇因于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的新说及其新发现的材料，由此引发了我的怀疑。第六，我认为，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而吴相湘先生1957年论文就已提出了此说。第七，我认为，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而这一判断，最初由黄彰健先生1970年著作提出，并已作了充分的论证。第八，我认为，慈禧太后进行整肃等行动的时间要比私家著述中的记录晚得多。而当政治权力交割之后，何时开始整肃，已对历史进程并无太大作用。由此看来，我的贡献在于，从细部上清晰了戊戌政变的整个过程，且对先前研究各说进行了一番认知、补证与修正的工作。

我必须说明，在本文中未加详引的诸多先生的论文，是出于我对他们观点的同意或基本同意。他们的许多判断，已被我当作前提而直接写入本文。我在此对各位研究先进表示感谢。而在本文中补证与修正最多的黄彰健、房德邻、林克光、孔祥吉等先生的论文，是因为他们提出重要的新解。由于他们的精彩，促使我的用功用力。其中最突出的是林克光先生1987年论文，有着重要的新说，本该当时即引发出学术的讨论，许多问题即可由此清晰且深化。然我于今用了相当多的时间为林先生做补证与修正时，时间悄然已过去了15年。我在此也对林先生及所有我不知天高地厚而对其评头品足的论文作者们表示感谢。我一直认为，研究的递进，不过是踩着先进者的肩膀往上爬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30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2000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最后，我还要说明，慈禧太后为什么八月初五日决定将回颐和园日期推迟到初十日、为什么于初六日亲政，对于我来说依然像谜一样缠绕在心。我不知道档案中是否还有我未看到的材料足证此事，但我已感到，谜底很可能藏在两位身居要职、知悉内情且有写日记习惯的大臣的日记中，它们现在还未发现，一位是张荫桓，另一位是王文韶。 nEVqxiPrK8O5P/VHMunIxyF+lfbiRks01884rGw7dciRwNDRvp5chXqQeu8jW+D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