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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除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新闻生产的传统价值观外，还有新价值观，而后者是作为约束机制、行动指南和冲突原则存在的。我所提出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建立在数字时代对新兴的新闻价值观的讨论之上的。我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数字时代的这些新价值观正在改变新闻生产的人，但是我的研究通过展示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最知名的新闻编辑室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了这些价值观。进入新闻编辑室内部理解新闻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这么做。以民族志方法研究新闻编辑室，研究者可以实地考察新闻编辑室的各种惯例是如何使新闻制作方法成形并继而模式化的。了解这些惯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观的界定、产生、确立正是基于这些日常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惯例，而由此产生的内部的、外部的、职业的、技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惯例。
我们对新闻编辑室出产的新闻内容已有大量研究，但对其创作动机、决策机制以及创作过程却不甚了解。民族志方法之所以特别适用，其原因很多，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有助于阐明新闻工作中这些我们还不甚了解的方面。
这项研究的基础，来自20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的对新闻编辑室的社会学研究，有时也被称为新闻编辑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或“黄金时代”。但相关研究大多陷入了沉寂，直到2000年之后才苏醒过来，这时新闻编辑室迎来了“第二次浪潮”
，研究的是数字时代一系列新闻工作惯例的普遍转变。
早期的民族志研究关心的是新闻机构更普遍意义上的惯例，不太关注记者的个人体验。学术研究倾向于强调惯例、可预测性以及秩序重建，以此来创建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描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电视节目被三大电视网垄断，日报销量还未大幅下降，但学术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极为准确地廓清了一些仍在规范新闻工作秩序的力量。让这些研究如此了不起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做出与之有同等规模和重要性的研究。
简要回顾一下，新闻传统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两项研究侧重于探讨职业观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比如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新闻记者的社会化、新闻编辑室的规章制度，还有记者对登在报纸上的新闻的筛选（或“把关”）。
之后，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断断续续花10年时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新闻周刊》（
Newsweek
）和《时代》周刊（
Time
）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迄今为止有关新闻编辑室的最有影响的研究中提到的加诸记者身上的一些限制。他指出，内在压力（从职业的社会化，到对可预见的内容的需求）和外部压力（比如人脉关系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记者对其工作的完成。
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对“海滨城市”这种大都市圈的报纸和电视台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新闻编辑室依据其设计的有策略性的程式来开展工作，以确保新闻机构能持续可靠地获得内容；即便是其大肆宣扬的客观性原则也是为了保护记者免遭批评，并确保新闻线索源源不断。能应对突发状况不仅是新闻编辑室的目标，也是其正常运作的保证。 [11] 有些学者则强调制约新闻的经济因素，比如新闻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来完成，新闻编辑室的官僚主义制度（比如强调获胜机制），线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对记者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的制约等。 [12]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至少在组织层面）了解约束和规范新闻工作的力量。
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新闻民族志研究的黄金时代之后，做新闻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与模拟（或前CNN）时代相比，现在做新闻的风险更高了：记者不仅要赶在节目播出和报纸出版前完成工作，还要不断满足网络的新闻需求，满足受众随时阅读或收看的需求。而当下的新闻机构也面临着与此相似的境地，即要努力在日益复杂、微妙的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中生存下来。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制作的考察将提醒人们，在《纽约时报》没有人搞得清怎样才能以可预见的或者顺顺利利的方式完成新闻工作，而新的新闻工作惯例仍未真正形成。
应该说，过去对新闻的约束到今天仍然适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在数字化环境下生产新闻，需要习惯网络式信息环境下快速变化的信息流。事实上，当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Eric Klinenberg）呼吁在这个变革时代多做一些媒介社会学研究时，他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技术是如何让他所观察的那些记者的实践和经历发生巨大变化的。
他认为，记者现在面对的是网络、电视和报纸造成的一天24小时的“新闻气旋”（news cyclone），他们希望自己无所不能，而且理解反复无常的新闻消费者想根据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获得最新的新闻。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在其最近的著述中探讨了新闻编辑室在数字时代的变化，或许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他在第一本著作中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闻编辑室，认为其变革取决于各种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中个人和组织的灵活性来推动的。事实上，他1998年考察了《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原型 Cyber Times ，作为《纽约时报》技术上的前哨站，它只发布原创报道，后来它被关闭，竟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部门。近期，他在其有关阿根廷的新闻编辑室的著作中，列举了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如何互相抄袭，追求报道的速度而非深度的例子，并指出在一个追求新闻即时性的环境下要谨防新闻同质化。
最近的两项足以成书（book-length）的有关美国新闻界的研究，希望建立在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的大量遗迹之上。一个是大卫·莱弗（David Ryfe）2012年发表的，是他对三家中等规模、对全美发行的地方性报纸为期两年半的研究成果。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去体会了新闻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后者不仅要适应网络新闻的需求，还要应对经济上的压力。 [13] 他去过的每个新闻编辑室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创新，最终皆以失败告终。他的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新闻编辑室不可能有所创新，这听上去实在令人沮丧。尽管如此，他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早前民族志研究所注意到的压力，如今依旧在影响新闻工作。
另一个是C·W·安德森（C.W.Anderson）对《费城问询报》（ Philadelphia Inquirer ）和《费城日报》（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的研究。它表明这些新闻机构正处在生死关头，想在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编辑、记者努力争取适应这种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找到一线生机。此外，安德森也意识到报纸已不再是城市新闻生态的中心，因而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博客作者、激进媒体的制作人（radical media producers）、基金会、电脑黑客和社交媒体专家。与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调查类似，安德森在他的《重建新闻》（ Rebuilding the News ）一书中也指出，记者正在一个“受到制度、经济和文化约束”并且会对新闻前景造成切实影响的网络环境中苦苦挣扎，但安德森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大都市的新闻业所面临的挑战。 [14] 我们俩的书都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现状，但安德森提出，有一种方式可以重新解释新闻是如何通过社区进行传播的。
关于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室是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的，已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发表在期刊上或以专著形式出版。这些研究凸显了传统记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新闻编辑室的争论焦点。在我看来，他们的发现可以分为两个核心主题：一是关于专业新闻工作和职业认同的争议性，二是把新技术融入有组织的工作流程的得失成败。从网络记者到多媒体专家，新型记者的出现对传统记者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动摇了传统记者的新闻报道的权威性。供人分享的内容和不断更新转发的博客，进一步迫使记者在新媒体环境中强调自身的专业性。同样，新技术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有关新闻实践变化的讨论。新技术可以被视为外部影响（比如，网页更新得更快），也可以被视为内部影响（比如，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记者为我们的网站写稿），并且新技术所带来的功能围绕网络新闻的即时、互动、参与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讨论空间。
在本书中，我的研究便是建立在这些学者提出的有关新闻的约束、压力和挑战的发展演变之上的，我分析了全新的网络新闻价值观是如何影响记者的日常工作流程的，这种价值观承载了职责、赞誉、争议。对此，我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对《纽约时报》进行了五个月的考察。其间，我每周去新闻编辑室三到五天（通常是五天）。我跟踪观察了来自新闻编辑室各个层级和岗位的30名记者，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采访了超过80名相关人员，并且通常每天至少参加三场新闻会议，参加什么会议主要取决于当天我跟踪观察的对象，偶尔也因为突发情况，整日整夜地待在《纽约时报》观察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制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获允使用具体日期内相关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在谈及一些负面信息时，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使用真实姓名，一般我都会匿名引用他们的话，并略去这些评论所提到的时间，以免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
在本书中，我捕捉到了技术变革时代美国最大的——无疑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的特殊时刻。而我的研究周期，2010年1月至6月，反映的是新闻和《纽约时报》的数字化变革阶段，也正好是新闻编辑室的经济状况和工作惯例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不过，《纽约时报》并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如果要把其中发生的所有变化都依次记录下来，我就得马不停蹄地调查、追踪这个不断变化的对象，研究就会没完没了。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这种易变性增加了分析的难度：主题一直在变，而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性的、经验性的观察，以此了解和比较这些变化（详见本书第八章）。
本书的重点在于记录了我从记者个人的新闻实践以及记者在新闻编辑室的共同经历中观察到的新兴的新闻价值观。尽管如此，这些网络新闻价值观——无论是否与逻辑、框架、压力和约束等有关——可能也是其他新闻编辑室的核心。不仅另外一些新闻学者指出过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大量的报道和一线记者的叙述也认为这些价值观的影响是有充分依据的。因此，尽管我的研究所选取的环境具有独特性，各种研究素材甚而记者的忧虑也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基本的相似性。此外，本书的其余部分明晰了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的日常行动中被建构和理解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在第一章中，我将谈到并强调新闻业——尤其是报业——在我的研究期间所面临的一些主要困境。本书并不是想预言“报纸将亡”，也不是想为受众和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全新合作关系唱赞歌。但是，为当前的讨论以及那些影响新闻工作的外部因素提供相关背景确有重要意义。此外，《纽约时报》现状背后的故事也很重要。它包括报纸网络版的部分发展历程以及财务状况的部分演变过程，这些都为本书后面的章节奠定了基础。了解报纸上线的过程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新出现的问题。同样，报纸的财务状况也有助于从经济角度说明这个特殊时期何以对报纸如此重要。
第二章将开始进入民族志研究的核心。我记录下了《纽约时报》记者日常工作中的三天经历。通过对工作目标和日常工作方式都各不相同的三位记者的近距离观察，反映了新闻编辑室在工作中是如何体现即时、互动和参与的。第一天是一位记者应对突发新闻的经历；第二天观察的记者并不按截稿时间来写稿，而是完全按自己的节奏以及对多媒体工作具有的某种特别且不乏前瞻性的观点来进行；第三天是观察一位博客作者的工作，当时第一代iPad正在上市。这些相比新闻编辑室的日常只能算是沧海一粟，无法全面反映各个价值观是如何清晰地显现出来同时又作为一个整体引起争议的，对此我将在其他章节中展开。相比之下，本章意在聚焦于2010年《纽约时报》的记者究竟是如何工作的，这些将为后续更大范围的讨论打下基础。
第三章关注的是即时，它也是讨论这个话题的两章中的第一章，侧重于数字时代的新闻机构整体上是如何理解（或质疑）即时的。纸媒时代的即时，意味着今天完成明天上市的报纸上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记者们为了准备每天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所经历的精打细算、理性判断、各种讨论会以及策划过程。我们还会小心地注意各种展开的对话以及记者们对报纸头版的各种自夸。但这绝非网络新闻生产的节奏和过程。对网络而言，即时指的是此刻的、越快越好的新闻，目的是使网站看上去始终是“最新的”，不断有新内容，这样才能吸引渴望差异化内容的读者回访网站，获取更多信息，或停留在网页上。因此，第三章着重展现纸质版新闻是如何以一种几乎完全与网络新闻对立的情况存在的。
在第四章中，我们会了解到更多关于即时性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对传统记者的影响，后者如今要在纸质版和网站间奔忙效力。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需求，天然地要求每种媒介都制造出比同行有市场竞争力的需求，不仅是时效上的，还有内容上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越快越好的压力下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可能实际上在抢时间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记者经常被要求写“第二天的新闻”稿，或者写杂志上那种可单独采用的稿子，而在同一天里，他们已经为突发新闻的最新进展写了多轮稿子。由此可见，对于许多记者来说，这是多么筋疲力尽的一天。为了更好地理解对于新闻越快越好的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了数字时代什么时候独家新闻才算是独家新闻：当记者们都急于比其他人更快完成新闻报道时，是否有人在注意究竟谁才是第一位发布者呢？
对于第三、第四章所探讨的即时性的关注，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整个《纽约时报》都是围绕着突发新闻来运转的，而实际上并不是。事实上，《纽约时报》的记者是有时间写长篇报道的（他们或许就是由此开始思考互动的）。《纽约时报》的独到之处在于，有些记者有时候是不受网络新闻需求的影响的。但是，即时性正日益成为《纽约时报》日常现实工作情况的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抵御网络上的需求会变得越来越难。
第五章关注的是互动，或者说是通过声音、图像、网页浏览、网址导航或多媒体各种复杂的分层形式来呈现新闻内容的演变过程。从中可以看到，在记者探究互动对于创造这种新形式的内容有何意义时，互动为什么是一种有争议的价值观。当最高管理层提倡招聘新人，并激励新闻编辑室主动促进互动新闻的生产时是有经济原因的。互动可以转换成收入，能让用户在网页上停留更长时间对广告商来说是个有价值的衡量标准。然而，多数记者并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互动。这一章概述了新闻编辑室的一些新面孔以及他们对网络新闻的看法，然后展示了新闻编辑室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对于互动的各种尝试。由此表明，互动在网络新闻业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对于新闻生产过程来说仍然存在争议。
基于这样一个通过YouTube、脸书、推特以及其他社交媒体来进行参与的时代背景，第六章力求抽丝剥茧地呈现参与在新闻编辑室的意义。尽管前面讨论过的乌托邦式话语不无道理，但本章将举例说明，实际工作中的情况与让“网络用户成为新闻生产者”，或由一人再向众人进行新闻分散传播这样的愿景是大相径庭的。对于新闻记者而言，参与意味着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是这种参与行为的意义及其对记者的影响仍存在争议。自上而下的要求看似是有策略的，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考虑，但高级编辑并不买账，大部分记者也不会考虑经济原因。
如此一来出现了大量的实验性做法，甚至没有固定的道德准则可言，无论是更好的还是更糟的。一些记者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花在推特上，以提升个人品牌或试验报道技巧；另一些人则出于抵触、困惑或担心而害怕使用这些社交平台。我们注意到记者们向彼此学习使用社交平台的一些例子，但还是想强调记者与受众之间一对众的关系，而不是理论家所提倡的那种参与（engagement）。本章探讨了对报纸而言参与所具有的争议性，并揭示出这一价值对于记者——即使是接受这种参与的记者——的工作定义。
在第七章，我将对上述思路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做出某些预测。《纽约时报》1996年有了自己的网站，但仍在努力探索如何在既有纸质版又有网站的情况下平衡工作方面的需求。那么，为什么这种矛盾会仍然存在？如果它的头版对于其绝大多数读者而言已不是头版，这对未来的《纽约时报》意味着什么？随着报纸继续朝着个性化生产、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多的互动和“有黏性”的方向发展，将会发生什么？记者的未来将会怎样？
这些是赌注：到2010年，《纽约时报》充其量仍处在网络新闻生产和制作的试验阶段。但是，如果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定位，没有对报纸数字化怀有信心的文字记者的支持，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报纸可能会发现其大部分内在价值和新闻实践已经与报纸本身越来越无关，或者它专注于做得最好，这可能意味着它将成为行业变革的领头羊。集团倾向于认为《纽约时报》网站每月之所以有3000万人次的访问量，是因为它是最好的新闻网站。但是，如果不把《纽约时报》过去的思维方式与现在的思维方式真正结合起来，很难说《纽约时报》的衰落会何时到来。这让人不由得想起第八大道上的这座伦佐·皮亚诺设计的大楼，想起玻璃幕墙的隐喻。因此，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简要回顾研究的背景和时间，然后从第二章开始，进入《纽约时报》以及更多问题的研究。
[1] Foer, "Source of the Trouble"; M.Carlson, On the Condition of Anonymity .
[2] Talese, Kingdom and the Power , 9.
[3] Tifft and Jones, Trust .
[4] Gray Lady Down ： What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 The New York Times " Means for America .——译者
[5] McGowan, Gray Lady Down .
[6] 具体可参见Emery，Emery & Roberts的媒介史经典教材 Press and America 。
[7] Jackaway, Media at War .
[8] Lasar, "Has the Internet 'Hamsterized' Journalism?"; Waldman, Information Needs of Communities .
[9] de Sola Pool, Technologies of Freedom , 217.
[10] Benkler, Wealth of Networks , 255.
[11] Tuchman, "Objectivity"; Tuchman, "Making News by Doing Work"; Tuchman, Making News.
[12] Epstein, News from Nowhere ; Schlesinger, Putting " Reality " Together ; Fishman, Manufacturing the News ; Sigal,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13] Ryfe, Can Journalism Survive ?
[14] Anderson, Rebuilding the News ,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