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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时代，除了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新闻生产的传统价值观外，还有新价值观，而后者是作为约束机制、行动指南和冲突原则存在的。我所提出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和参与——是建立在数字时代对新兴的新闻价值观的讨论之上的。我并不是第一个指出数字时代的这些新价值观正在改变新闻生产的人，但是我的研究通过展示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最知名的新闻编辑室是怎么发挥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了这些价值观。进入新闻编辑室内部理解新闻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这么做。以民族志方法研究新闻编辑室，研究者可以实地考察新闻编辑室的各种惯例是如何使新闻制作方法成形并继而模式化的。了解这些惯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价值观的界定、产生、确立正是基于这些日常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惯例，而由此产生的内部的、外部的、职业的、技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这些惯例。
我们对新闻编辑室出产的新闻内容已有大量研究，但对其创作动机、决策机制以及创作过程却不甚了解。民族志方法之所以特别适用，其原因很多，归根结底就在于它有助于阐明新闻工作中这些我们还不甚了解的方面。
这项研究的基础，来自20世纪70年代横空出世的对新闻编辑室的社会学研究，有时也被称为新闻编辑室民族志（newsroom ethnography）研究的“第一次浪潮”或“黄金时代”。但相关研究大多陷入了沉寂，直到2000年之后才苏醒过来，这时新闻编辑室迎来了“第二次浪潮”
，研究的是数字时代一系列新闻工作惯例的普遍转变。
早期的民族志研究关心的是新闻机构更普遍意义上的惯例，不太关注记者的个人体验。学术研究倾向于强调惯例、可预测性以及秩序重建，以此来创建一种可以推而广之的描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电视节目被三大电视网垄断，日报销量还未大幅下降，但学术研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它们极为准确地廓清了一些仍在规范新闻工作秩序的力量。让这些研究如此了不起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今天没有几个学者能在数字时代背景下做出与之有同等规模和重要性的研究。
简要回顾一下，新闻传统大约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有两项研究侧重于探讨职业观是如何影响新闻生产的，比如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新闻记者的社会化、新闻编辑室的规章制度，还有记者对登在报纸上的新闻的筛选（或“把关”）。
之后，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断断续续花10年时间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晚间新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新闻周刊》（
Newsweek
）和《时代》周刊（
Time
）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迄今为止有关新闻编辑室的最有影响的研究中提到的加诸记者身上的一些限制。他指出，内在压力（从职业的社会化，到对可预见的内容的需求）和外部压力（比如人脉关系和经济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了记者对其工作的完成。
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对“海滨城市”这种大都市圈的报纸和电视台进行了研究，她认为新闻编辑室依据其设计的有策略性的程式来开展工作，以确保新闻机构能持续可靠地获得内容；即便是其大肆宣扬的客观性原则也是为了保护记者免遭批评，并确保新闻线索源源不断。能应对突发状况不仅是新闻编辑室的目标，也是其正常运作的保证。 [11] 有些学者则强调制约新闻的经济因素，比如新闻工作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来完成，新闻编辑室的官僚主义制度（比如强调获胜机制），线人和记者之间的关系对记者的报道内容和报道方式的制约等。 [12]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确实有助于我们（至少在组织层面）了解约束和规范新闻工作的力量。
然而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新闻民族志研究的黄金时代之后，做新闻所涉及的经济、政治、技术和社会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与模拟（或前CNN）时代相比，现在做新闻的风险更高了：记者不仅要赶在节目播出和报纸出版前完成工作，还要不断满足网络的新闻需求，满足受众随时阅读或收看的需求。而当下的新闻机构也面临着与此相似的境地，即要努力在日益复杂、微妙的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中生存下来。对数字时代的新闻制作的考察将提醒人们，在《纽约时报》没有人搞得清怎样才能以可预见的或者顺顺利利的方式完成新闻工作，而新的新闻工作惯例仍未真正形成。
应该说，过去对新闻的约束到今天仍然适用，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在数字化环境下生产新闻，需要习惯网络式信息环境下快速变化的信息流。事实上，当社会学家埃里克·克莱恩伯格（Eric Klinenberg）呼吁在这个变革时代多做一些媒介社会学研究时，他的目的是提醒大家注意技术是如何让他所观察的那些记者的实践和经历发生巨大变化的。
他认为，记者现在面对的是网络、电视和报纸造成的一天24小时的“新闻气旋”（news cyclone），他们希望自己无所不能，而且理解反复无常的新闻消费者想根据自己的需要、按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获得最新的新闻。
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Pablo Boczkowski）在其最近的著述中探讨了新闻编辑室在数字时代的变化，或许为这个时代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他在第一本著作中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新闻编辑室，认为其变革取决于各种力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中个人和组织的灵活性来推动的。事实上，他1998年考察了《纽约时报》网络版的原型 Cyber Times ，作为《纽约时报》技术上的前哨站，它只发布原创报道，后来它被关闭，竟成了这家报纸的一个部门。近期，他在其有关阿根廷的新闻编辑室的著作中，列举了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如何互相抄袭，追求报道的速度而非深度的例子，并指出在一个追求新闻即时性的环境下要谨防新闻同质化。
最近的两项足以成书（book-length）的有关美国新闻界的研究，希望建立在新闻编辑室民族志研究的大量遗迹之上。一个是大卫·莱弗（David Ryfe）2012年发表的，是他对三家中等规模、对全美发行的地方性报纸为期两年半的研究成果。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去体会了新闻记者所面临的压力，后者不仅要适应网络新闻的需求，还要应对经济上的压力。 [13] 他去过的每个新闻编辑室都引入了各种形式的创新，最终皆以失败告终。他的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新闻编辑室不可能有所创新，这听上去实在令人沮丧。尽管如此，他还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早前民族志研究所注意到的压力，如今依旧在影响新闻工作。
另一个是C·W·安德森（C.W.Anderson）对《费城问询报》（ Philadelphia Inquirer ）和《费城日报》（ Philadelphia Daily News ）的研究。它表明这些新闻机构正处在生死关头，想在报纸发行量急剧下降，编辑、记者努力争取适应这种经济形势的情况下找到一线生机。此外，安德森也意识到报纸已不再是城市新闻生态的中心，因而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了博客作者、激进媒体的制作人（radical media producers）、基金会、电脑黑客和社交媒体专家。与我在本书中提到的调查类似，安德森在他的《重建新闻》（ Rebuilding the News ）一书中也指出，记者正在一个“受到制度、经济和文化约束”并且会对新闻前景造成切实影响的网络环境中苦苦挣扎，但安德森的研究更关注的是大都市的新闻业所面临的挑战。 [14] 我们俩的书都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现状，但安德森提出，有一种方式可以重新解释新闻是如何通过社区进行传播的。
关于报纸、电视和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室是如何进行新闻生产的，已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章发表在期刊上或以专著形式出版。这些研究凸显了传统记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新闻编辑室的争论焦点。在我看来，他们的发现可以分为两个核心主题：一是关于专业新闻工作和职业认同的争议性，二是把新技术融入有组织的工作流程的得失成败。从网络记者到多媒体专家，新型记者的出现对传统记者的存在构成了威胁，动摇了传统记者的新闻报道的权威性。供人分享的内容和不断更新转发的博客，进一步迫使记者在新媒体环境中强调自身的专业性。同样，新技术也引发了更大范围的有关新闻实践变化的讨论。新技术可以被视为外部影响（比如，网页更新得更快），也可以被视为内部影响（比如，我们应该让更多的记者为我们的网站写稿），并且新技术所带来的功能围绕网络新闻的即时、互动、参与的概念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讨论空间。
在本书中，我的研究便是建立在这些学者提出的有关新闻的约束、压力和挑战的发展演变之上的，我分析了全新的网络新闻价值观是如何影响记者的日常工作流程的，这种价值观承载了职责、赞誉、争议。对此，我采用了民族志方法对《纽约时报》进行了五个月的考察。其间，我每周去新闻编辑室三到五天（通常是五天）。我跟踪观察了来自新闻编辑室各个层级和岗位的30名记者，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采访了超过80名相关人员，并且通常每天至少参加三场新闻会议，参加什么会议主要取决于当天我跟踪观察的对象，偶尔也因为突发情况，整日整夜地待在《纽约时报》观察24小时不间断的新闻制作。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获允使用具体日期内相关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但是在谈及一些负面信息时，除非他们自己要求使用真实姓名，一般我都会匿名引用他们的话，并略去这些评论所提到的时间，以免给他们带去任何麻烦。
在本书中，我捕捉到了技术变革时代美国最大的——无疑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报纸的——新闻编辑室的特殊时刻。而我的研究周期，2010年1月至6月，反映的是新闻和《纽约时报》的数字化变革阶段，也正好是新闻编辑室的经济状况和工作惯例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不过，《纽约时报》并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如果要把其中发生的所有变化都依次记录下来，我就得马不停蹄地调查、追踪这个不断变化的对象，研究就会没完没了。必须承认，研究对象的这种易变性增加了分析的难度：主题一直在变，而我在本书中提供的是一种分析性的、经验性的观察，以此了解和比较这些变化（详见本书第八章）。
本书的重点在于记录了我从记者个人的新闻实践以及记者在新闻编辑室的共同经历中观察到的新兴的新闻价值观。尽管如此，这些网络新闻价值观——无论是否与逻辑、框架、压力和约束等有关——可能也是其他新闻编辑室的核心。不仅另外一些新闻学者指出过这些价值观的影响，大量的报道和一线记者的叙述也认为这些价值观的影响是有充分依据的。因此，尽管我的研究所选取的环境具有独特性，各种研究素材甚而记者的忧虑也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些基本的相似性。此外，本书的其余部分明晰了即时、互动和参与这些价值观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的日常行动中被建构和理解的，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他们所遇到的挑战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