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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琳娜·梅纳德（Micheline Maynard），或者说她的推特账号@MickiMaynard，在工作日每隔10到15分钟就会发一条推文。梅纳德是驻底特律记者，经常发一些汽车业信息、航班信息，还有她喜欢的当地运动队的消息。她在推特上约有1万粉丝，她会利用自己在航空业的人脉，让粉丝们了解航班延误信息，甚至早在航空公司正式宣布之前。就像她说的，“有了推特之后，我经常会想，我该怎样在推特上表述某条信息？……这种方式太棒了，能把有关信息的链接推送给你的粉丝和对你的话感兴趣的人。航班动态信息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一旦有暴风雪要来，我就能告诉他们航班延误信息，而博客上可能要等好几个小时才会公布。而且推特的有些特性还真是蛮有意思的”
。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是这么看待推特和脸书（Facebook）之类的社交媒体的。比尔·凯勒（Bill Keller），时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拥有近5万推特粉丝，但他仅发过205条推文，并且通常都是《纽约时报》文章的链接，鲜有评论或比较个性化的内容。
发行人小阿瑟·苏兹伯格谆谆教导记者们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自己并没有身体力行：他没有注册推特账号，而且即便有脸书账号，他的资料也设置成了不对大众公开。
至少从理论上看，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幸亏有了Web 2.0这样一种既有哲学视野又有技术视野的界面，使得普通大众能够制作他们自己的内容并在社交网络上分享，正如学者杰伊·罗森（Jay Rosen）2006年所指出的，“曾经的受众”如今变成了记者打交道的对象。
而新闻界有关参与的讨论，反映出了更广泛的关于社交媒体的兴起的讨论，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所说的“可写网页”（writable web）的重要性以及人们转发信息的潜在方式，从内容传播的中心辐射型（hub-and-spoke）模式转变为内容生产和分享更为网络化（networked）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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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智能手机、脸书和推特之后，普通大众及时捕捉到了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瞬间，从哈得孙河的飞机迫降事件，到伊朗“绿色革命”的现场，再到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围绕“阿拉伯之春”所做的广泛报道，不一而足。这些克莱·舍基（Clay Shirky）所谓的“新闻报道行为”，
表明一部分公众已准备好去发现新闻、获取新闻。塞斯·刘易斯（Seth Lewis）提出了一种“参与的逻辑”（participatory logic），认为媒体的内容生产“在无序发展、传播，并且超出了机构的控制范围”，而事实上，参与已然成为网络新闻工作的一种基本价值观。
参与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为一个报道者，因而对传统的新闻工作规范提出了挑战。如今，当记者和网络用户都能生产出可能具有同等新闻价值的媒体内容时，新闻工作的权威也发生了转变。一些人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的前景，比如伦敦经济学院教授查理·贝克特（Charlie Beckett），他设想了这样一种景象：“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合作，一起寻访真人真事，并且超越各种厂牌的限制及传统的界限，共同分享事实、疑问、答案、想法和视角。”
那么，当现实生活中受众不仅更习惯于获取网络新闻，还生产、参与并和其他人谈论新闻内容时，记者该怎么做呢？新闻编辑室非常鼓励记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接触受众。波因特学院（Poynter）是美国著名的非营利性传媒教育机构，它在社交媒体上开了一个博客，发表像《转发（Retweets）的问题和记者的对策》这样的一些有建议性的文章。
这家机构也开设了相关的培训课程，比如“用脸书来报道新闻和讲故事”，这是付费课程“社交媒体在线研讨系列”的一部分。
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都设有速成课程，以帮助记者尽快适应社交媒体发展的节奏。
例如，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社交媒体战略专家安迪·卡文（Andy Carvin）做了个讲座，谈到了设立社交媒体普利策奖的问题，他在整个“阿拉伯之春”期间对市民发布和转发的推文进行了核实。
同样，多家新闻机构在宣布设立“社交媒体编辑”职位之后，吸引了很多新闻博客（journoblogs）的关注。这一职位的主要职责是把社交媒体和新闻编辑室的工作流程融为一体。2009年，全球有三家新闻机构任命了第一批社交媒体编辑，分别是《纽约时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多伦多的《环球邮报》（
Globe and Mail
）。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一个名为“媒体转型”（
Media shift
）的博客上，这些新型编辑被业界封为为新闻编辑室挺身而战的第一批“勇士”。
紧接着，《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也增设了社交媒体编辑一职。《今日美国》（
USA Today
）和路透社在2011年设立该职位时，才意识到自己这一步已经远远落在了同行后面。不过，大部分新闻机构都得出了同一个重要结论：单靠编辑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带动整个新闻编辑室的参与的，必须形成一定的氛围才能让大家接受“参与”这个理念。
事实上，新闻机构在这之前已经开始利用社交媒体来促进参与，并以此作为它们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之一。在“阿拉伯之春”前夕，半岛电视台英语频道（Al Jazeera English）便已大肆宣扬其对全公司上下进行的社交媒体培训，认为这对他们后续报道此次事件至关重要。
英国广播公司（BBC）拥有一整支记者团队，专门处理公司多个推特账号（包括@BBCWorldservice、@BBCbooks）的内容需求。除此之外，还有一整队人马致力于监测用户在社交媒体上输入的信息以及BBC自己对于用户生成内容的激励。显然，在上述各案例中，用户的贡献对新闻机构是存在一定价值的，就用户所提供的信息在新闻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言，他们都是合作者。
不过，与互动一样，对于参与的理想化叙述最终也会向新闻背后的经济现实让步。参与也涉及一些潜在问题，比如，如何增加收入和提高品牌忠诚度等。像《华盛顿邮报》《卫报》和《华尔街日报》的新闻编辑室，都尝试过发行各种迷你报纸，或者像《华盛顿邮报》那样在脸书上发布一个站内阅读应用
。用户可以在脸书上阅读，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去官网阅读。当时，美国人均每个月花7小时在脸书上，而在新闻网站上却只逗留14分钟。
因此，新闻机构试图通过在脸书上发布新闻内容来吸引用户，提升网络流量。
同样，有关“受众即为生产者”（user-as-producer）和“新闻业网络化”（networked journalism）的理想说法，与《纽约时报》的现实情况也是大相径庭的。在新闻编辑室内部，仍对参与存在各种争议。许多记者意识到了自己与受众之间的这种新关系，但并不认为值得为此多花时间。我想说的是，在《纽约时报》内部，大家基本上都认为参与指的是加入社交媒体平台，但并不包括写评论、写博客、在线聊天或收发电子邮件，也不包括利用用户生产的内容。但或许更重要的是，从新闻编辑室践行参与这一价值观的情况来看，会发现记者在创建和形成对话的过程中确实要比普通人更占优势。至少《纽约时报》的记者对这种双向对话并不怎么买账，在他们看来，需要这种交流的是普通人，而不是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