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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观察，《纽约时报》商业版各种新闻的制作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商业版的人员几乎占据了这层楼的半个楼面，差不多有100位记者在此工作。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记者在为每日出版的报纸写稿，在构思长期报道的系列新闻，在写博客，或者在不断更新网站内容。即时性当头，全天候工作的压力似乎并未使记者感到不安。2010年1月20日，黛安娜·亨里克斯（Diana B. Henriques）要完成一篇当天截稿的有关FBI“死盯”行动
的重大新闻报道，内容是关于美国大型武器制造企业收受贿赂向非洲军阀出售大宗枪支武器的。报道已经定好了要上报纸A1版，因此她可以自由自在地花一整天时间来写稿，而不必去管网上的事。然而第二天上午，当一位线人打电话询问这篇报道在网页上的什么位置时，亨里克斯自己也费了好大劲才找到。在《纽约时报》的网站上，这篇文章早已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商业新闻和国内新闻之下。面对不断涌现出的对最新内容的需求，她的新闻报道成了网站首页上的牺牲品。
另一些记者也完全受制于网络的力量。网站编辑马克·盖茨弗莱德（Mark Getzfred）必须时时刻刻坐在电脑前更新网站上的内容，这使得他几乎连晨会都没时间参加。他的日子通常都是在这样一种恒定的强度下度过的：从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和《纽约时报》记者的报道中，寻找更多更新的、当下正在发生的信息来满足网站的巨大需求；他要确保网站的商业新闻频道的内容实时更新，即便这意味着他有时甚至要在凌晨去更新一则并不重要的欧洲新闻，或者有关美联储的一篇无足轻重的报道。只有到了下午4点，在准备将一组当日要闻群发给《纽约时报》的读者时，他才有时间坐下来整理思路，确定一下当天的重要新闻到底有哪些。
在《纽约时报》内部，对于网络时代的新闻生产出现了许多节奏和惯例上的矛盾。只要涉及网络，即时性，也就是《纽约时报》记者所谓的“新鲜”或“新鲜度”（freshness），就会上升到一个突出的位置。因此，在一个崇尚越快越好的世界，网络新闻的生产过程总是高度紧张。尽管《纽约时报》一直以不做商品新闻（commodity news）或与别人雷同的新闻而自豪，并且致力于提供只有《纽约时报》记者能报道的“有附加值的”新闻，但现实情况远比这要复杂得多。
在记者看来，即时也许确实是新闻的一个核心的、典型的价值，不仅现在是，将来也是。学者马克·迪由泽（Mark Deuze）认为：“从新闻业发轫之时起，它就依赖于某些形态、原型、主题或惯例，使得新闻实践者能在一个又一个纵横交错的给定时间内处理层出不穷的信息量。”
在悠久的新闻史上一直贯穿着即时性的印迹：罗马人和中国汉朝人可以被视为每日新闻的先驱。印刷术出现后，新闻书（newsbooks）以及后来的活页册子得以迅速传播，上面记载了诸如地震、发现新大陆等重大事件。到了17世纪，欧洲商人已经开始每周出版报纸。即便这样，新闻的内容和传播速度都是取决于记者的。一位威尼斯发行人曾抱怨说，他很难跟上每周的新闻更新的需求。
到了近代，记者的工作与即时性更是息息相关。比如，电报发明之后，美联社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在美国内战时期成为第一个可靠且迅速的战时通讯社。电话发明之后，记者可以将重大新闻内容告知编辑，也可以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与新闻当事人取得联系，从而打开了获取信息的潜在渠道，拓展了受众覆盖面。为了保持商业运作上的可行性和相关性，新闻形式（及新闻机构）必须适应信息传播的技术变革。 [6]
无线电的出现，首次将即时的大众传播带进了千家万户，对1938年慕尼黑危机的报道便是最好的例证。那是人们第一次在事发第一时间看到新闻直播，或者说，至少能跟现场记者同步获知新闻的进展。而各大报纸为应对无线电广播的竞争，会在全天当中不断发布新闻的多个版本，努力使其与无线电中的新闻有所不同。 [7] 不同的新闻截稿时间和不同的版本，有助于报纸之间的竞争，但这种情况最终因为郊区之外的报纸配送情况日益复杂而难以为继。事实上，曾经作为持续报道当日新闻的一种形式而存在的晚报，最终都因为晚间新闻播报、各地电视新闻节目的兴起以及郊区格局的变化而消亡。
于是，早报希望凭借两点优势来维持其权威地位，一是数量众多的通讯记者，二是以更长的新闻周期提供更全面的报道。对于报纸而言，即时性（或时效性）具有不同意涵：报纸是记录历史和重大新闻事件的地方，并且希望其在报道上拥有的权威优势能使其在发布上占据先机。而有线新闻的崛起意味着两点：一是人们对实时新闻的需求和渴望，二是有着特殊功能的报纸如今已成为提供有线（电视网）电视所无法提供的背景报道及深度报道的一种方式。每种媒介都有各自的截稿时间、目的以及自己的时间观。
然而，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重大变革和网络化的信息环境的兴起，这一切都随之改变。曼努埃尔·卡斯特斯（Manuel Castells），一位研究网络时代全球趋势的学者认为，高质量的语音通讯技术的出现给信息的交流方式和速度带来了重大变革，即时信息的经济价值也更为突出。与这场技术变革密切相关的包括商业、社会生活和政治之类的领域。从理论上讲，任何人只要能接触到网络化的信息环境，都可以随时获取信息。
那么，这些变化绝对不容小觑：所有新闻机构的截稿时间都变成了“立刻”（NOW）！当所有的新闻机构都有了自己的网站，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使自己看起来与众不同。换句话说，怎样才能让一家新闻机构发布的内容与其他任何一家新闻机构的有所差别？此外，社交媒体平台不仅是人们集聚和讨论新闻事件的地方，更成为突发新闻的消息来源。因此，概括地说，新闻机构本身如今也已成为网络化信息时代中的即时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受众对实时新闻的需求，并不是人们想象出来的，而是确实对新闻机构的潜在收入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因此，在21世纪初，即时性对于记者而言又增加了新的涵义——如今它将成为在线新闻的一个首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一种可以决定和引导新闻实践的价值观，并会在业内和消费者中产生持续的影响。到2010年，在线新闻提速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记者不断为在线新闻服务，如此一来，新闻工作的过程、失误以及其他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短新闻在准备付印或制作播出前，就被发到了网上，这大大缩短了从新闻生产到新闻消费之间的时间。
无论在线新闻工作者愿意与否，即时都已然成为他们工作态度的一部分了。瑞士学者迈克·卡尔森（Michael Karlsson）在研究记者对即时性的看法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与同类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点不同的是，我的研究认为，即时是在线新闻工作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有时还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特质。”
在美国新闻界，记者对于那种似乎要强加给新闻编辑室的职业价值观是抗拒的。这种挫败感的关键在于对新闻权威和新闻自主性的大量讨论——究竟记者有没有能力呈现新闻事件，并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还是说新闻报道本身的节奏和受众的无尽需求有损于记者的掌控能力。
在一味追求即时性的新闻编辑室工作的人，常被比喻为仓鼠，人们说现在“新闻工作就跟仓鼠在转轮上疲于奔命一样”。正如《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
Th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的迪恩·斯塔克曼（Dean Starkman）所指出的，记者越来越像转轮上的仓鼠，“问题并不在于这个轮子的速度，而在于它不得不为动而动。这样的新闻生产为了满足数量而丧失了思想。这是一种新闻恐慌，它缺乏约束机制，无力说‘不’”。
有位编辑说，一味强调多产出新闻，而且要求快上加快，使得“每个人都像到处乱窜的老鼠”。
当然，仓鼠转轮是对数字化时代新闻生产的一种形象比喻，在这个时代，速度远比确认事实重要得多，数量也比质量重要得多。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四年一次的报告中谈到了即时性对新闻生产的影响，它指出，与其说记者在报道高质量的新闻，不如说是在应付周而复始的截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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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克曼认为，一些新闻编辑室之所以产生“恐慌”，是因为记者的强迫性心理——要更快更努力地工作，以避免造成经济损失。在更短的时间内写出更多的新闻报道是有经济回报的：网站访问量的上升，意味着网络广告的价位可以更高。因此，相比那些曾经登在头版的大幅报道或调查性报道，新闻编辑室更倾向于奖掖那些能提升网络访问量的工作。
总体而言，相比同行，《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不特别在乎经济损失，但他们看起来还是像斯塔克曼等人所说的，是一种仓鼠式的东奔西跑、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与此同时，这些记者还不得不在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想在每日的新闻周期中对自己的工作保有最终决定权及权威性的愿望之间进行协调，后两者是《纽约时报》纸质版的重心。因此，可以说，即时性以一些存在争议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新闻生产进行引导和激励，并引发了更大范围的讨论：是抢先／抢鲜报道重要，还是新闻记者的权威性或者新闻质量、长期持续报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