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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是美国民主化进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新闻机构。自1851年创立以来，它已经形成了精英政治讨论的轮廓，提供了来自全美和全世界的反映实质问题的报道。一百多年来，尽管它并不是无可指摘，也有许多错漏可以任人评说，但这位“灰妇人”的权威依旧不减当年。对于新闻业的未来，人们开过大把的玩笑。有人说，新闻业有两条规则：第一，所有关于新闻业的争论都必须参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第二，任何人一旦对想要改变新闻业的项目进行了投资，都必须停止对《纽约时报》的迷信。也有人认为，《纽约时报》正处于数字化变革的阶段，但与其说是对整个组织架构的彻底颠覆，不如说是对2010年的新闻节奏的微调。现在看来，这个有关新闻业未来的故事已经是过时的记述了，但是因为它展示了这个庞大机构在新闻业特殊时期是如何在社会、经济、技术和专业的多方压力之下应对新闻工作的压力的，因而这种记录自有其价值。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关注《纽约时报》呢？从根本上讲，《纽约时报》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它的声望、规模，它在公众印象中的地位，乃至它对自身重要性的认知使它做出的向数字时代转型之举，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其他所有的纸媒相比，《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得主数量最多（迄今已超过100人），发行人小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Jr.）虽然被认为缺乏商业敏感，
但至少从目前来看，他仍然致力于在家族信托基金内维持这份报纸的运转。尽管《纽约杂志》（
New York Magazine
）声称，苏兹伯格家族的第五代会为了公司利益而售出这本杂志，
但正是这种双层股权结构才使苏兹伯格家族掌握住了公司的发展方向，并意味着公司暂时不会出现裁员的情况。苏兹伯格把钱花在新闻业上的意愿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使报纸从中获利（比如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报道），但这至少证明了他还在坚持新闻服务大众的理想。
当然，近年来也不乏与《纽约时报》有关的负面新闻，其中两件丑闻严重损害了《纽约时报》的形象。一件是记者朱迪思·米勒（Judith Miller）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报道，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美国对伊拉克宣战，或者至少推波助澜，使布什政府的声明当时成了最热门的新闻话题。
[1]
另一件则发生在此事之前，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炮制了大量假新闻，最终自食其果，在《纽约时报》周日版发表了长达1.4万字的致歉信（mea culpa）。
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像我一样认为《纽约时报》是一家令人敬畏的新闻机构，拥有无与伦比的新闻权威，并且是决策者、精英人士以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信息来源。
有关《纽约时报》的大量文章中都将其视为一家机构，其中很多都是描写其高层领导和发行人的，声称是他们的远见卓识造就了《纽约时报》。例如，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在《王国与权力》（ 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 ）一书中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质问《纽约时报》的一位高级编辑：“莱斯顿（Reston）以为他是谁，竟敢指导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 [2] 在《信任》（ The Trust ）一书中，苏珊·E·蒂夫特（Susan E. Tifft）和亚历克斯·S·琼斯（Alex S. Jones）从不同视角讲述了作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家族”——《纽约时报》的老板是如何使这份报纸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新闻许可的。 [3]
甚至对评论家而言，《纽约时报》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报纸。威廉·麦高恩（William McGowan）的《灰妇人倒下：〈纽约时报〉的衰落对美国的影响》 [4] 中依时间顺序记录了《纽约时报》是如何被公信力问题所困扰的，还有对小报式新闻的热衷将会如何破坏健全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对优质新闻机构的监督机制。 [5]
由此可见，《纽约时报》在规模、（或更好或更糟的）发行人、声誉以及自我意识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其他所有新闻机构都在面对的，即如何在网络化的信息环境中制作新闻并向读者传播。因此，可以说，我认为正在影响着《纽约时报》的价值观（即时、互动、参与），如今在其他新闻机构也可谓无处不在。但是，鉴于《纽约时报》的社会影响力，其新闻工作者适应这些新价值观并将其运用到职业活动的做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在《纽约时报》的语境中，甚至在对整个新闻业的更大范围的探讨和观察的语境中，深入细致地逐一探究这些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