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比尔顿是《纽约时报》的 Bits 博客的首席技术博主。 Bits 代表着四个词:商业(business)、创新(innovation)、技术(technology)、社会(society)。《纽约时报》网站上对 Bits 是这样描述的:
Bits 将源源不断地提供《纽约时报》撰稿人和自由撰稿人对当日技术行业的新闻报道与相关分析,我们不仅关注初创企业、谷歌和苹果这样的技术领先企业、企业技术、政府政策,也关注互联网对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正在产生的影响。 [1]
比尔顿的职责包括发布突发新闻,还有没有大到需要完整报道的新闻、离奇的新闻事件,并撰写可能引起真正的技术极客(geek)关注的文章。 Bits 无意与技术界所说的那些花哨的博客,比如 Gizmodo 、 Engadget 竞争。相反, Bits 想要提供原创新闻和技术问题的分析。商业版的科技方向的一些撰稿人每周也需要写出2至3篇博文。
比尔顿的背景不同于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他最初是以设计师和艺术总监的身份加入《纽约时报》的,然后调到了《纽约时报》的研发实验室。这里可谓名副其实,程序员和设计师在此创建和测试的产品可能会成为《纽约时报》的未来。研发项目包罗万象,从触屏式新闻“餐”桌,到外聘统计学家仔细讨论数据以了解社会新闻,再到看似奇怪的触摸式新闻镜,还有《纽约时报》的其他各种“秘密”研发项目。 所以,比尔顿既会设计,又会编程,这些技能使得他可以运用影像、文字和图形,而他在研发实验室工作这一点也有助于他把它们用到他的博客中。
比尔顿对媒体消费的变化也很感兴趣。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推销他的新书,讲的是作为一种社会体验的新闻以及媒介消费的多任务性,书名是《活在未来与未来的生活方式》( I Live in the Future and Here's How It Works ),它描述了一个像他一样的媒介消费者,“患有多动症(ADD),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而且必须得这样” [2] 。
纽约总部的技术组(pod)拥有自己的小隔间,尽管它与大多数财经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区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走道。靠近后窗的是技术副主编文杜·戈尔和大卫·加拉赫尔的座位。隔间的中间位置坐的是科技记者珍娜·沃瑟姆、史蒂夫·洛尔、比尔顿,还有(非常古怪的)农业新闻的随队撰稿人威利·纽曼。技术组对面是技术网页的制作人的座位。再往后的靠窗位置是个人科技的编辑山姆·格罗巴特的。 商业版的科技版块有自己的网页制作人,因为科技版和个人科技版是商业新闻部的“verticals”上被点击次数最多的, [3] 因此这两个版块有自己长期而独立的网页。另外,技术网页的制作人还经常致力于为技术撰稿人专设的特殊项目提供支持。
除了纽约总部的那些技术人员之外,还有1名首席科技记者和6名记者,他们在旧金山工作。当时,所有人都用美国在线的即时聊天工具(AOL Instant Messenger)交流,尽管他们工作时都是用Gmail。新闻和博文的审读,记者们商定谁来写什么样的博文发布,想法交流和工作协调等,所有这些都通过美国在线的即时聊天工具的客户端进行。在进行协调的同时,纽约总部和旧金山分部之间每周会开一次电话会议。电话会议是结合媒体部对周一纸质版面的策划进行的,相关版面以科技和媒体新闻为主题。而创作出来的电子作品和实体作品有助于这个部门协调其工作,正如比尔顿在《纽约时报》从事博客工作的极为忙碌的一天所表明的。
我跟了比尔顿一天,这天正好是苹果公司发布第一款iPad的日子。一周前,技术编辑达蒙·达林把这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日子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天”。《纽约时报》打算全力以赴报道这台设备,很多媒体人认为它可能会成为消除新闻业苦恼的一剂良药。 商业版的技术组指派驻旧金山的5名记者报道这一新设备的发布会,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设备的名字。《纽约时报》计划开设一个直播博客,由推特消息(比尔顿也将发推文参与) 、各类文章、科技作家大卫·坡格(David Pogue)的专栏、纽约记者和现场记者之间的视频访谈以及源源不断的照片等向其提供内容支持。这一天让《纽约时报》的记者强烈地感受到了自身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了解如何应对社交媒体,到如何在全新的环境中进行在线报道,再到如何处理即时性的问题等。
比尔顿从这一天上午的10点15分左右开始正式投入工作,想写一篇《究竟什么不是苹果》的文章发到 Bits 上,让读者了解新设备之外的一些信息。他浏览了技术领域的一些博客寻找写作灵感。他的桌上有两台台式电脑,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中一台台式机是为接收推特消息而准备的。他还不断通过即时聊天工具与旧金山的同事及纽约总部技术组的一些同事保持联系,尽管他就坐在技术组的隔壁,可以和他们直接沟通,但他还是选择了即时聊天工具。他开始跟大家一起寻找苹果公司的图片提供给直播博客,并声称:“我是会把自己的图片贴出去的少数几个博主之一。”说着,他把苹果图标插入报道苹果新闻的直播博客软件中。
上午11点半左右,比尔顿带我和他的同事珍娜·沃瑟姆到他曾经工作过的研发实验室。实验室在28楼,工作人员每个人看上去都不到35岁。我们到的时候,他们已经(主动)创建了一个软件程序来监测推特上有关苹果发布会的文字量。他们询问比尔顿哪些关键词是他们应该追踪的,并决定监测所有的词,从iPod,到Apple、iSlate(发布会前流传的新设备名字)、iPhone、iTunes和Apple tablet。实验室的监测结果显示,与这些关键词有关的推文每分钟大约有600条。值得注意的是,根本没人预先知道这个新设备的名字,唯有等苹果公司发布了才能知道。
回到楼下的技术组,比尔顿已经为下午1点的发布会做好了准备。技术团队在隔间的宽木板上摆好了皮塔薯片和水果,好像有打持久战的打算。比尔顿的任务是上网搜索一切有关即将发布的iPad的内容。与全国其他所有新闻机构一样,《纽约时报》的技术团队也计划以直播博客向读者发布突发新闻,直播博客可以一步一步地重播史蒂夫·乔布斯在iPad产品发布会上所说的话。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乔布斯不肯把他的宣讲放到网络直播平台Webcast上,结果只有一小部分记者看到了发布会过程,而焦急万分的大众对这个几个月以后才正式开售的产品充满了好奇。
《纽约时报》的另一些记者也将参与直播博客的工作。但在下午1点之前,比尔顿就开始看竞争对手的博客网站,比如 Engadget 、 Gizmodo 、 GigaOM 、 TechCrunch 等,看看他们是怎么说旧金山会议中心即乔布斯的发布会现场的,以助力《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这些竞争对手的网站正在发布推特上的信息和图片。而《纽约时报》这边决定不通过推特抓取图片,因为图片编辑已经发出最后确认,说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很快,足够发送数码相机存储卡里的高分辨率照片。
用博客现场直播对于《纽约时报》来说并非新鲜事。其实,这些博客本身也并非真的在现场。记者要先写一则短文,经过编辑的修改后才会发布,往往就在事件实际发生后几分钟。而其他进行直播的博客,比如它的那些竞争对手,一般不把编辑修改作为一个正式的环节。《纽约时报》不希望自己的博客像 Engadget 那样直接发送推文,而是想加入更多的“分析”,形成比较正式的博文后再发布。但是这与观众对即时信息的需求产生了矛盾:在最开始的时候,编辑会在直播博客的页面上发送推特消息,这些完全由外人制作的信息顶着《纽约时报》的招牌,但《纽约时报》自己却不能编辑其内容,这实在是一种大胆的尝试。这些外人,包括竞争对手的博客的顶尖技术人员,比如《华尔街日报》个人科技产品方面的专栏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但是,在编辑文杜·戈尔看来,对于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机构而言实在是冒险之举,因为《纽约时报》喜欢先于读者知道其内容究竟是怎样的。
好笑的是,旧金山会议中心的无线网络出了好几次故障。比尔顿给技术团队找到了一段翻录的音频,但声音几乎听不清。
比尔顿把信息大声念给他的编辑们听,但并不清楚如何将它们放进直播博客中。“会议中心的无线网刚刚坏了。”他说。几分钟后,网络恢复,比尔顿继续监看直播。他又喊道:“开始啦!”而此时纽约总部的技术人员还没有从他们这里获得多少讯息。过了一会儿,经过严格编辑的信息才开始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
比尔顿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了新设备的名字:“它叫iPad,他们说了!”并随即发上了推特。网站的首页编辑已经准备好立刻在《纽约时报》的图标正下方用红色醒目字样发布:“乔布斯宣布新的平板电脑将被命名为iPad。”但是,《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花了两分钟时间才把名字登出来。接着,经过一番争执,网站的首页终于放上了直播博客的链接。(起初,《纽约时报》链接的是竞争对手的新闻网站,最有可能的是美联社。)
比尔顿评论说,这个iPad看起来像个大号的iPhone,而同事们注意到苹果最先展示的几项功能中就提到了《纽约时报》。乔布斯说:“我可以非常方便地浏览《纽约时报》网。”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乔布斯将要展示电子邮件的界面。比尔顿又大喊道:“电邮的界面太漂亮了。”当时他正在竞争对手 Gizmodo 上面找图片,而不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上找。编辑没有理会,比尔顿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发上推特。当他看到对手的技术博客贴出屏幕分辨率等信息时,他又叫道:“屏幕美极了。”他点开了维基百科,“太神了,”他说,“维基上已经有了iPad的信息。”
比尔顿仔细地看了iPad的尺寸,然后发推文说:“我迫不及待地想弄到一台在地铁上用#iPad。”
这时,他也开始发即时消息给研发实验室,提醒他们把“iPad”添加到监测的词汇表上,因为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了这台设备的名字。比尔顿注意到,推特上关于这个每秒钟竟然有上万条信息发布,对于像这样的小发明,之前推特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但这让比尔顿一下子对这个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的东西有了更多了解。但是,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内部的:除了比尔顿和研发实验室的人,没有人知道《纽约时报》用户的互动体验是怎样的。
事件还在继续,而比尔顿一收到有用的消息就会大叫,并把他说的话全部发到推特上。乔布斯在台上说了脏话,比尔顿立刻就在他的推特上指出,他刚刚抛出一个F开头的词。但他所有的信息都来自竞争对手的博客。这次现场报道,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靠的是三千英里之外的竞争对手提供的消息。
《纽约时报》的博客上什么现场照片也没有,因为无线网速太慢,摄影师无法把照片发送过来,一如比尔顿之前在会上预测的那样。对此,比尔顿深感遗憾。显然,《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存在即时的问题:由于编辑上的延时和缺少图片,根本无法像竞争对手的博客那样挥洒自如。
比尔顿继续浏览其他博客并通知技术组的同事,《纽约时报》数字运营高级副总裁马丁·尼森霍尔茨正在会议中心现场演示《纽约时报》的应用程序。他谈到了“阅读报纸的妙处”以及这一点如何在网上延续。比尔顿指出,一个用Adobe Flash程序设计的图形看上去并不怎么样,随着iPad的声名鹊起,苹果公司和Adobe公司将在这个问题上一争高下。比尔顿还说,对推特的监测发现每分钟的推文数量已达1600至1700条。
这时,比尔顿又发了条推文:“哇,苹果的iBook商城上线了,要跟Kindle竞争了。”
然后他了解到iPad只能使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网络。“唉。”比尔顿叹道。(当时,由于iPhone用户太多,网络每每拥塞,速度很慢,AT&T的产能已经不堪重负。)但直播博客不会抓取这类意见,只会尽量提供实时信息。根据新闻编辑室的规定,直播博客要坚持传统、客观的报道方式。比尔顿再次通过推特发文:“根据博客上的消息,乔布斯提到要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网络时,整个会议中心响起一片牢骚。”
尽管如此,编辑们还是拒绝摘取此类意见发表。而比尔顿继续发推文谈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困境,说网络此后还会变得更糟。值得注意的是,比尔顿以发推文的方式向他的粉丝发送信息,并只对他认识的科技圈人士的留言予以回应。
产品发布会的最后时刻谈的是定价。比尔顿在推特上问“它会比Kindle还要贵吗?”,并让大家猜。价格当场公布了(毕竟比Kindle的功能多),首页马上更新并以醒目的方式公布,而直播博客这次又花了很长时间更新,尽管大家已在推特上看到了价格。乔布斯以“不可思议”(magical)来形容这个设备,随即结束了此次产品发布会。下午2点37分,在发布会结束后,苹果公司拿出了关于iPad的新闻稿。
科技团队随即迅速地碰了个头,就当天的报道交换意见。比尔顿要写两篇博文,一篇是《还缺什么》( what's missing ),一篇是《人们还想要什么》( what people were expecting )。商业版编辑拉里·英格拉西亚提出想在报纸报道中加入一些推特——请注意,是社交媒体——上的评论,以助力新闻报道,这是我在《纽约时报》的5个月里唯一一次听高级编辑这样建议。英格拉西亚特别喜欢的一个推特账号,是驻旧金山的科技撰稿人约翰·马科夫的:“你没法把这东西绑在跑步的短裤上。”这天头版上的重要新闻很快就应运而生:人们为什么会想要iPad,iPad是否会大获成功。
比尔顿告诉戈尔,他想就推特上的内容做一篇综述,他说:“推特上的东西太多了。”戈尔顺势建议:“为什么不干脆写成一篇博文呢?”这也许说明了在当时的一些编辑看来,博客上的人际交流要比推特上的更为重要。
这时,比尔顿又注意到有人在推特上讨论iPad这个词,还与女性卫生用品扯上了关系。戈尔也在推特上看到很多类似的讨论,但并不认为这样的讨论值得写成报道。比尔顿建议把这些写一篇博文,但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下午5点左右,科技编辑最终相信iPad名字的笑点重要到足够写一篇博文,原因之一是《华尔街日报》刚刚就这个话题写了一篇,于是编辑叫比尔顿来写。但比尔顿认为让女记者写更为合适,于是戈尔找了科技记者克莱尔·凯恩·米勒。尽管比尔顿没写博文,但他还是发了一条推文,称iPad不会赢得女性的青睐。
然后,比尔顿和《纽约时报》驻旧金山记者布拉德·斯通开始用即时通讯工具聊天,讨论苹果到底能否干掉Kindle,这是个不涉及女性主义的争议性话题。最终他俩决定把他们的讨论变成一系列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发到 Bits 博客上。斯通将以《iPad干不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为题,第一篇博文有以下几个小标题:
Kindle的目标客户是阅读爱好者,而iPad不是。
亚马逊将继续改进Kindle。
Kindle商店将继续蓬勃发展。
比尔顿随即对斯通的博文进行反驳,他指出:“Kindle需要重新出发。”不过,当他把这个发给戈尔后,戈尔觉得比尔顿的观点有点“炒冷饭”,并对着我说:“舆论警察(opinion police)会找麻烦的。”比尔顿也转向我,说:“他们认为记者就不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写在博客上也不行。”那么,一个记者到底该有多少发言权,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博客上。这个问题在《纽约时报》仍处于转变过程中,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看到。
比尔顿反驳斯通的博文题为《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并最终确定包含以下几个要点:
内容在变化,但Kindle没有与时俱进。
Kindle的技术革新还不够快。
Kindle功能单一,定价过高。
尽管戈尔提醒比尔顿注意“舆论警察”,但后者的博文中还是出现了以下表述:
Kindle商店和iPhone上的阅读应用程序都向消费者提供了优质而便捷的购书和阅读体验。亚马逊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市场,并能在iPad上轻而易举地销售很多书,多过苹果通过其新推出的iTunes书店所销售的。亚马逊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推荐系统,由此我可以预测一些用户会在他们的新iPad上使用Kindle应用程序。
然后,比尔顿结合研发实验室对当天推特上包含iPad一词及相关说法的监测结果完成了博文,还用电脑上的图片软件从Excel和Adobe Illustrator软件上提取数据,制成了图表。
晚上8点半左右,在发出最后一篇博文并编辑完头版报道之后,技术团队决定一起去喝一杯,庆祝这忙碌的一天终于结束了。截至此刻,比尔顿用自己的推特账号总共发了13条推文,完成了5篇博文,分别是:上午10:29发的《除了“苹果新闻” 你还有哪些选择》,下午4:07发的《博客圈对苹果iPad产品的反应》,晚上7:05发的《iPad能干掉亚马逊Kindle的三个原因》,晚上7:41发的《谷歌搜索加入更多社交功能》,晚上7:56发的《推特上对iPad的评论》(此文采用了研发实验室的数据)。 [4]
比尔顿还主动追溯了推特上的讨论以提醒技术组注意新动向。尽管他的一些见解被忽略了,但也有一些出现在了新闻报道中。比如,《华尔街日报》突然发出一篇快讯,谈及iPad与女性用品的关系,立即引起了很多关注。而比尔顿早在推特上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比尔顿的这天不停在多个任务之间切换,并参与了多场不同的讨论。他随时都在忙,不是在自己的推特上发言,就是在《纽约时报》的直播博客下面留言,或者与远在旧金山或近在咫尺的同事通过即时聊天工具沟通,或与其他同事交流。同时,他还会随时注意推特动态,查看竞争对手的博客,构思新的博文主题。对于这些博文,他所做的不只是发布文字稿,还主动使用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和Excel等工具来增强视觉效果。比尔顿开玩笑说自己有多动症,但他确实是那种可以为多个任务搜索信息,并且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的人,这些他已经在自己的书里承认了。
比尔顿的这一天展示了《纽约时报》的网站在即时性、做报道和内容生产方面的许多尝试。直播博客在其他情况下也用过,尤其是有突发新闻时,有很多合适的办法来搞清楚如何报道好像这样备受瞩目的事件,如何避免发布时间明显滞后的情况。而且连《纽约时报》自己的工作人员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知道会议中心那边正在发生什么,尽管他们做出了不错的分析。事实上,《纽约时报》获知iPad这个名称还是通过二手消息,是比尔顿在一个竞争对手的博客上看到的。
直播博客反映出了《纽约时报》的矛盾——既渴望更贴近新闻事件和确保新闻发布的实时性,又强烈希望获得大众的认可。直播博客的实施过程中要经过从记者到编辑的多个写作修改环节,才能通过慢吞吞的内容管理软件发出去。如此一来,信息甚至不能以最快的速度发到《纽约时报》首页上,并立刻直接链接到自己的报道。编辑认为,对新闻反应较慢意味着能做出更多的描述性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也会更吸引读者的眼球。尽管如此,从我对比尔顿这天的观察来看,这种充满竞争的新闻环境,其特征在于,你得用“最灵活的手指”来完成一场近乎现场直播的报道。
同样,编辑们一直坚持在报道中选用优质图片。但是会议中心的无线网速实在太慢,无法接收《纽约时报》摄影记者发来的高分辨率图片,以致直播博客在这次报道的大多数时间里没有自家的独家图片可用。最后,工作人员只能匆匆忙忙地勉强用一些通过有线传输发来的照片,但是把来自现场的图片传到直播博客上这件事还没有完全摆平,而这个问题原本只需允许记者用低分辨率照片发推文就可以迎刃而解。
比尔顿的这一天还有另一个新奇之处,就是他在即时性要求下采取的报道方式。他靠的是来自其他博客的二手信息和在会议中心现场的人所发的推文,这就是他对新闻报道的理解。这些消息给到《纽约时报》的速度比《纽约时报》自己的记者发来的更快。在整个报道期间,比尔顿的工作就是作为一个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二手信息的记者,时刻关注会议中心那边的情况。这类报道是否可以归为原创报道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iPad这个名字最先是在竞争对手的博客上发现的,然后才出现在《纽约时报》的首页上。而且在新闻编辑室发博客仍是比较新鲜的一种工作方式,但是比尔顿在 Bits 上到底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还是个问题。虽说2005年以来,博客已经成为《纽约时报》网站的固定组成部分,但是其格式和论调仍没有定论,比如博客究竟算不算社论呢?
比尔顿的这一天以各种方式表现出了他是如何参与报道的。在与社交媒体共同进行的实验中,《纽约时报》的科技编辑邀请外来的推特用户加入直播博客(具体位置在侧边栏)。这意味着编辑无法对他们的话进行掌控,尽管这是在《纽约时报》的地盘上。在发布会期间,一位推特用户使用粗言秽语(这有违《纽约时报》的规定),编辑随即将其踢出了推特粉丝的列表。
这种参与,并不是用户变成生产者(user-to-producer)这个意义上的,而是让《纽约时报》加入到与其他新闻生产者的一场更有力的对话中。比尔顿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利用社交媒体,并积极与其他记者和在科技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沟通,但不与他的受众交流。现在看来,这些交流也应该面向受众,并且这对比尔顿和其他记者来说也很容易进行实时控制。但是,社交媒体是一对多的交流平台,比尔顿在使用社交媒体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其发挥这样的作用。应该说,在这些平台上参与是很重要的,但是比尔顿和其他记者所理解的参与并不是新闻领域所希望的那种更为理想化的参与。
此外,我们也发现编辑并不重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即使比尔顿只关注了一些最厉害的科技类账号,但还是从推特上获得了各种不同评论。然而他的编辑们只是勉强同意让他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做一个综述。不过,在iPad名称开始成为一个不雅的笑话并且《华尔街日报》在报道中提到这一点之后,社交媒体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仍属于精英之间的交流。尽管如此,比尔顿的这一天确实在宏观上反映出参与在新闻编辑室产生的影响。
比尔顿的一天没有在互动问题上提供更丰富的细节,而这恰好说明了互动是需要事先计划的。例如,鲍利的一天是由新闻编辑室的另一个部门精心策划的,但是在要求即时性的新闻报道周期里,比如比尔顿报道iPad发布这天,制作多媒体内容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还不太明确。可以说,互动内容可能正好是一个信号,在线新闻无论是实时进行的还是事先策划的,其制作步调各不相同。不管怎样,比尔顿的一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洞察在实时新闻报道的环境中所发生的实验,并对《纽约时报》内部如何理解“参与”这个问题有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