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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我能了解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记者的工作情况，安德鲁·马丁允许我在他推进手头几个项目时跟着他一天。在这一天里，我将看到他是如何准备三篇报道、考查两个新闻选题的可能性、挖掘新信息的，还有他是如何与一位视频编辑开策划会，讨论多媒体应用在新闻报道中的可行性的。这一天的每个部分都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了解数字时代新闻工作的价值观，比如从事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报道的不同工作节奏，即时性实验（experimentation with immediacy），对参与的受众看不出有多大感兴趣。
马丁最擅长的是消费金融
领域的报道：他认为他的作用是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政策向读者做解读，这些读者主要是中产或中上阶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会阅读《纽约时报》的人。（马丁告诉我：“我不太写发薪日贷款方
之类的新闻，但如果确实是个大新闻，我也会考虑写。”）有意思的是，马丁对自己的受众的看法决定了他如何去写报道。他论证说《纽约时报》的读者不太可能会从不靠谱的公司预先贷款去还租金。发薪日贷款方的名声通常不佳，但是如果这个事实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面积的腐败或非同寻常的内情，那马丁就会全力以赴了。我听说个人理财方面的记者也是如此想法。
另一方面，马丁最近在关注借记卡收费和信用卡陷阱的问题，这关系到《纽约时报》大多数读者的腰包。马丁希望他报道中提到的大大小小的银行在个人理财业务上的腐败现象，会引起华盛顿的决策者和公司董事会的切实重视，并由此将信息传递给《纽约时报》读者之外的受众。
在我跟着马丁的这一天中，他在准备三个长篇报道：一个是与驻旧金山的记者约翰·马科夫合作的有关信用卡欺诈的报道，一个是对信用卡透支的立法为何会陷入僵局的报道，一个是与新闻专栏作家格雷琴·摩根森合作的关于美国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Currency）的报道。马丁告诉我，对美国货币监理署这篇报道，他的假设是这个政府部门可能是一个“听任消费者抱怨银行倒闭的机构”。他向我解释说，美国货币监理署的负责人叫约翰·杜根（John Dugan），他是反对金融监管的。《纽约时报》希望在决定是否进行金融监管的投票开始前，公布杜根的个人资料。马丁对这篇报道很感兴趣，尤其好奇金融监管立法是否就意味着美国货币监理署可能会对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一些工作予以规范。根据马丁的说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据传杜根一向与银行交好。此外，马丁还打算考查两个新闻选题，并考虑将多媒体手段用于他对一些企业进行系列报道的可能性。
由马丁的这一天看来，不受截稿时间限制的日子也会非常忙碌，不仅要同时跟进好几个报道，追踪消息来源，还要刻意地思考如何将信息传递给读者。事实上，马丁这一天忙疯了，忙得叫人跟不上节奏，从一个项目迅速切换到下一个项目。在我观摩他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是哪些东西在支配着他对新闻的决定（考虑他脑中所想的是否值得《纽约时报》去报道），不止是决定一个报道是否符合时间表，或者决定是否有必要发到网上。
马丁的一天从早上的信用卡欺诈报道开始。他想了解欧盟为什么打算把信用卡更换成带芯片密码（chip-and-PIN）的卡（即内置微型芯片的塑料信用卡），他关心的是这对美国——尤其是那些在海外的美国人——的潜在影响。马丁说，信用卡要是没有这种微型芯片，就连在巴黎买张地铁票这么简单的事恐怕都不可能。
尽管芯片密码技术的安全性更高，但美国还没有将其应用于信用卡，马丁做这个报道是因为欧洲的一个委员会将提议所有欧盟国家的信用卡都换成带芯片密码的。马丁打电话询问新闻背景以获得更多消息，并给联系人写了邮件，希望对方给他更多有据可查的信息。马丁想弄清楚这件事对美国消费者来说会有多大影响，以及这个委员会对推进此事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
在打这些电话的间隙，马丁向我解释说，他可能是《纽约时报》少数几位仍在使用金属名片簿（Rolodex）的人之一（大多数人都是通过Microsoft Outlook或Gmail与消息来源保持联系的）。在这之后，马丁转向下一个报道，即弄清楚有关建立消费金融保护机构的提议什么时候投票。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诉马丁，如果能联系上金融监管法案的倡导者之一、参议员克里斯·多德（Chris Dodd），他就会得到更多消息。于是，马丁打电话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Senate Banking Committee），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如果这个法案确有涉及消费者保护的重要条款，他可不想自己落于人后，他还想准备一篇报道，以便在法案行将公布时可以回应所有的提议。
他给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打电话，但没打通，之后，他转而去准备另一篇报道，关于信用卡透支的费用的。他在谷歌上搜索手头的电子表格上所涉及的银行名字。这张Excel表上的信息让他基本了解了哪些银行在透支费用这一项上营利最多。其中一些是地方性的小银行，这表明人口较少的地区的人实际上可能比大城市的人支付了更多的透支费用。马丁向我解释说，透支费用是2009年秋的一个热点问题，社区银行在游说当权者不要做出大的变动。而马丁的目标是找出几家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并对高昂的透支费用做出回应的小银行。
马丁开始给这些小银行打电话，寻找愿意和他聊聊的人。在询问是否可以跟行长聊聊时，马丁并没有透露他《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相反，等他跟他真正想找的人开始谈话时，他才告知对方。
最终，在与多家银行的人谈过之后，马丁意识到手上由咨询师提供的数据实际上是错的。根据这些谈话以及自己反复运算手上的数字，马丁发现这些数字的编制方式并不能准确反映出银行在透支费用上究竟赚了多少，只能说明各家银行从消费者那里赚到的数字各不相同。马丁叹了口气，把这项工作搁在了一边。
马丁的一天就这样从一篇报道换到另一篇报道，从一个新闻来源换到另一个新闻来源，通过联系各种各样的人为每一个报道拼凑新的信息。至于他何时打电话、给谁打电话，并没有规律可言，从某种程度上讲，他得以他的采访对象的日程安排为准。与此同时，他常常从与这些人的通话中收集新信息，包括一些趣闻，并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这使他最终和美国货币监理署搭上了线。
比如，当他致电卡罗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议员办公室询问针对透支的立法时，他没有为他的报道获得足够的信息，但是他了解到一则令人浮想联翩的趣闻：是马洛尼的一位反对者的情况，这位女士在摩根大通工作，是最有可能反对马洛尼推动的金融监管的人。在当天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马丁从马洛尼议员办公室获得了更多消息：摩根大通已经为这位女士的竞争对手举行过筹款活动。马丁认为这会是个不错的新闻，并告知他的编辑莉兹·奥德曼：“我不认为它会成为重磅新闻（即头版头条），但对商业版来说会是个不错的头条。”
马丁这天还花了不少时间论证一些新闻选题。第一个是有关小型初创公司Bling Nation的。这次他打电话时开了免提，允许我在边上旁听。那家公司的代表试图说服马丁写一个关于手机一旦安装安全芯片也能被信用卡机读取的报道，其中的技术原理非常复杂，但马丁很感兴趣，因为利用这项技术的商家不必支付交易费。
但是，由于Bling Nation目前只说服了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泉水城（Saratoga Springs）等小城镇尝试，马丁对此怀有疑虑，最终决定放弃这一选题。
稍事休息后，马丁继续关注他的几个报道的进展。再次致电货币监理署后，他请求采访其位于休斯敦的投诉中心办公室，监理署同意了。马丁非常兴奋，开始查询机票价格，但旋即又说：“我可能应该在订机票前汇报一下。”如果你了解大多数新闻编辑室因为费用问题对出差采集新闻规定颇严的可怕情况，就不会认为马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了。可是，马丁没有停下来征求同意，只打算通知他的编辑说他要跟进这一报道。他知道他的出差预算会被批准的，而此时大多数报纸都在削减这类出差开支，除非是特大新闻，显然这是全国性大报才有的奢侈之举。
接着，马丁又论证另一个选题，关于一家公司在应收账款方面做的新尝试。这次他仍允许我旁听他打电话。这是该公司一种新的融资服务，叫“应收账款交易”（receivable exchange）。但马丁并不认可这一称谓，他说：“从小公司采集新闻必须非常小心。有时候他们确实很棒，但一旦我们报道了，就意味着它们得到了我们的认可，然后它们就可以利用这点（去做一些事）了。”
忙了一上午之后，马丁的节奏慢了下来，这时他开始准备与他在视频团队的联系人、高级视频记者布伦特·麦克唐纳会面。马丁提醒我，麦克唐纳不只做商业新闻的视频，其实他刚从刚果回来。马丁建议我一定要看看麦克唐纳拍的视频，不仅有美景，也有苦难，视频风格迥异，展示了大多数人从没见过的地方。这些是商业新闻的视频所无法相比的。马丁曾与麦克唐纳合作过一个关于信用卡的重要系列报道，有很多地方用到了多媒体制作，马丁甚至认为有些视频比他的文字更有说服力。
因此，在启动新项目之前，马丁想通过麦克唐纳讲点故事。互动元素会增加马丁的工作量，也会改变他的工作流程。马丁说：“我很想知道你有没有在拍视频，因为视频会对报道产生些许影响。如果单单是我，决定起来会很快。但如果涉及采访对象，你就得问清楚你是否可以拍他。”马丁说他知道自己过去总是不得不想着照片，但现在不同了，要考虑的是视频：视频是工作惯例的一个变化，几十年来，为一个报道拍照一直是纸质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丁说，如果可以使用多媒体设备，他更倾向于进行面对面的采访而不是电话采访：“与那些西装笔挺的银行人士打交道有点困难。你必须有点新意，因为这些人来自商务中心或董事会，他们拍不出你想要的令人激动的视频和照片。”
马丁仔细检查了他列在表上的13个新闻选题，其中许多并不在企业新闻编辑马库斯·马布里的选题列表上。（这个细节很关键，因为如果某个新闻选题没有进入编辑的列表，网页制作人就更难提出要为它进行多媒体制作。）这只是马丁自己的列表上的选题，由他自己决定何时让他的编辑知晓，通常是在进一步的报道出现，使选题有了更多进展之后。他还想准备得更充分些，让新闻背景更为翔实，这样在下午与麦克唐纳碰面时就可以把这个列表交给他了。
下午4点左右，马丁与麦克唐纳在14楼的自助餐厅见面，我们都在《纽约时报》的咖啡吧（一个供应摩卡、拿铁之类的意式咖啡吧）点了咖啡。和大多数《纽约时报》员工一样，马丁和麦克唐纳用工作证件直接刷卡支付，这些消费将从他们的工资中扣除。
马丁把他列的13个新闻选题交给了麦克唐纳，并谈了些初步想法，他认为货币监理署会是个不错的选题，因为驻休斯敦的部门就是集中处理对倒闭银行的投诉的。麦克唐纳则从视频制作人的角度来考虑如何运用视觉元素来呈现这篇报道：“货币监理署会让我们拍些什么？”
马丁想了想说：“我猜不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有人会在电话那头遥控，然后一个人跑来告诉我们他们会怎么做。但我们可以找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并联合2/3的州检察长查到他们说真话为止，因为货币监理署说过，州政府对全国性银行的分行没有管辖权。”
麦克唐纳说州检察长这条线的想法听上去不错，尤其是如果能够请到一两名在保护消费者问题上曾经受过阻挠的州检察长。他提醒马丁，真实受害者的真切控诉才会真正使视频生动起来。
马丁对这个建议略有顾虑，因为关于州检察长和货币监理署之间的冲突已经写过很多。但麦克唐纳提醒他，视频需要极富个性的人物，否则就不可能拍出好作品。换句话说，拍摄对象可以是任何人，但休斯敦办公室里跟文件打交道的那些人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愤怒的州检察长更引人注目。由此可见，视频制作优先考虑的东西与马丁对纸质版新闻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而视频报道最终与同一主题的所有报纸报道也是不同的。
马丁又推荐了另外两个选题，但麦克唐纳因为它们与他刚刚完成的信用卡系列视频报道太过相似就把它们都否决了。麦克唐纳的理由是，《纽约时报》的视频团队规模较小，在跟进报道的时候需要有所选择，所以他们可以肯定新视频会使《纽约时报》没有报道过的一个主题呈现出巨大价值。
于是，马丁又抛出一个他之前暂缓的、简称为“PREDICT”（预测）的选题，即FICO
是如何通过信用评分来“招揽生意”以决定人们在“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所承担的风险类型的。百思买（Best Buy）是最早采用这种新的FICO评分系统的公司之一，用它来决定在消费者购买电视机之类的商品时是否可以凭个人信用评分不支付全款。百思买方面表示会配合《纽约时报》报道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的相关情况。麦克唐纳说这会是个不错的视频，而且他可能正好要去湾区（Bay Area）为商业版的其他新闻拍视频。
在看完表上列出的全部选题后，麦克唐纳和马丁的会面结束了。麦克唐纳去找关键人物和其他对象。这次会面的一大半时间都是马丁在帮麦克唐纳确认谁才是关键人物，并提供足够的信息使他能决定场景该如何布置，怎样才能用视觉方式讲好这个故事。
在回二楼商业版的路上，马丁向我解释说，他并不总是把他需要用到多媒体来跟进报道的想法直接告诉他的编辑，而是倾向于先与麦克唐纳讨论，如果听起来觉得可行，他才会让编辑参与进来。由此可见，互动往往是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当然也有自上而下当作命令来执行的，比如像 TimesCast 团队来找鲍利那次。
当天下午5点左右，我结束了对马丁一天的观察，准备离去。但马丁仍在打电话，在看LexisNexis
上有关货币监理署杜根的旧文，阅读消费金融保护法案的细节。这一天，马丁主要忙于3个新闻报道，与视频制作人一起讨论了13个需要多媒体参与的选题，并通过可能有用的信息论证了2个选题，还为商业版提供了1个可能会上头版的选题。显然，马丁这一天忙忙碌碌，从这个选题跳到那个选题，根本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节奏。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金融监管法案那篇相对短一点的报道之外，马丁要写的所有报道都不受截稿时间限制。即便如此，马丁也早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工作，以梳理出这一法案一旦进入投票表决环节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的一切影响，因此它的新闻价值是立竿见影的。所以他并不是在为网络写作，尽管他所写的最终会发在网上。
马丁的这一天也凸显出了网络价值观影响——或者不影响——新闻工作的一些方式。在他身上，我们所见到的是新闻编辑室的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即时性显然并不是人们所关心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马丁对于一篇特定报道的价值的呈现，依据的是这个报道在报纸上刊登的位置，并把形态稳定的印刷品作为价值的标记。马丁的长篇报道通常涉及电子表单、出差和大量的采访，而这些都不可能出现在鲍利的日程安排上。
马丁的这一天极好地反映出了互动对于网络新闻的重要性。马丁完全认同多媒体在向读者传播新闻方面所显露出的价值，以至于他在考虑每个报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多媒体。如此积极的态度和注重合作的传统记者是非常少见的。马丁过去的工作经历已经让他看到了多媒体的前景，而他也已经找到了一种途径能将这种新的报道手法融入工作流程。稍后我们将会看到，有些记者还没做到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丁为录制多媒体视频而采取的所有工作步骤都可能会给新闻编辑室的其他人制造麻烦，而他也从没告知他的编辑或网页制作人，他正在谋求以多媒体方式进行报道：这是少有的自下而上的多媒体创作过程，他只不过自然而然地将其变成了自己新闻工作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已经接纳了新闻编辑室的新面孔——视频记者，并在自己的工作流程中与他们合作。
从马丁的一天还可以看出，新闻编辑室尚未形成程序上的惯例，以便记者在互动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可以遵循。但是，没有规范性的惯例和计划性很重要的一点好处是使马丁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他可以和一位对他的工作感兴趣的视频编辑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关系，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意愿来与其会面。没有编辑来要求他必须使用多媒体，他也不需要制订什么大计划，或是参加大型会议、对谁惟命是从，他要做的不过是作为一个记者，确信多媒体将是他完成自己的深度报道的重要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互动的价值观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记者的工作观念中的。尽管马丁显然并不十分明白如何通过多媒体元素来展示他的报道，他需要麦克唐纳帮他弄清怎样才能拍出好的视频，因为衡量好的视频作品的标准与记者用来评估报纸新闻的标准是截然不同的。马丁可以走进一间间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采访那些西装革履的人，麦克唐纳要的却是视觉效果，还有话语掷地有声、不对情绪加以掩饰的人物。可以说，这种合作是值得赞扬的，麦克唐纳推动马丁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此举反过来又会影响马丁对其报道的素材和主旨的最终选择。